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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黑格尔的弟子


　　（一）柏林的第一年
　　（二）青年黑格尔派
　　（三）自我意识的哲学
　　（四）博士论文
　　（五）《轶文集》和《莱茵报》
　　（六）莱茵议会
　　（七）斗争的五个月
　　（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九）结婚和被逐


（一）柏林的第一年


　　还在卡尔·马克思订婚以前，他的父亲就决定让他到柏林去继续求学了。从保存下来的一份1836年7月1日的正式文件里，我们知道亨利希·马克思不仅允许，而且希望他的卡尔在下学期转到柏林大学继续攻读已在波恩开始的法学和财政学课程。

　　卡尔的订婚不仅没有动摇、反而加强了老马克思的这个决定。他是一个谨慎的人，由于他们的结婚将要推迟到很久以后，因此他认为使这对爱人彼此离得远一些是有益的。他之所以选择柏林，也许是出于普鲁士的爱国主义，也许还由于柏林大学没有旧式大学生生活中那种寻欢作乐的习气，而在这位关怀备至的父亲看来，卡尔·马克思在波恩已经十足地沾染上了这种习气，关于柏林大学，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曾说过：“比起这儿的习艺所来，其他的大学简直就是酒店。”［《L. Feuerbach in seinem Briefwechsel und Nachlass》〔《费尔巴哈的书简和遗嘱》〕，莱比锡，1974年，第183页。］

　　无论如何，这个青年学生自己并没有选择柏林作为进修大学学业的地方。卡尔·马克思喜欢他的阳光明媚的故乡，而对于普鲁士的首都则终生都是厌恶的，黑格尔哲学虽然在它的创立者死后比他生前更加风行于柏林大学，然而它也不能把卡尔·马克思吸引到柏林去，因为当时黑格尔对他来说还完全是陌生的。何况，他还必须同他所热恋着的姑娘分离。不错，他曾经答应过，他要以她同意将来和他结婚为满足，而暂时控制一切感情的流露。但誓言总是“写在水上的”，恋人们的这一类誓言尤其是如此。马克思后来告诉他的孩子们说，由于对他们的母亲的爱，他在那些年里简直如痴如狂，而在他得到允许和未婚妻通信以前，他那青春的热情始终无法平静下来。

　　但是，直到他来到柏林一年以后，他才接到她的第一封信。关于马克思在这一年中的生活情况，我们所掌握到的材料，在某些方面要比以前或以后的任何一年都更为准确和详细。这些材料是1837年11月10日马克思写给父母的一封长信提供给我们的，他写这封信是为了让父母“在过去的一年结束之际，对他如何在这里度过这一年”有一个了解。这个值得注意的文件使我们看到了这个人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了争取真理的斗争。他表现出如饥如渴的求知欲，无穷无尽的精力，无情的自我批评精神，和那种只要情感迷失方向就能压倒情感的战斗精神。

　　1836年10月23日，卡尔·马克思进入柏林大学。但是他对那里的课程似乎并不十分感兴趣。在九个学期当中，他只不过修了十二门课程，主要是法学必修课，而且就是这十二门课程，他大概也很少去听讲。在正式的教师当中，只有爱德华·甘斯一人对卡尔·马克思的精神发展有过一些影响。他听甘斯讲授刑法和普鲁士国家法，而甘斯本人曾证明马克思在听他的课时是“极为勤奋”的。但考语照例总要夹杂一些个人情面的成分。比这样的考语更有说服力的，是马克思在最初几篇论文中跟历史法学派[18]所进行的无情论争。富有哲学修养的法学家甘斯也曾义正辞严地斥责了这个学派的偏狭和愚钝，以及它对法律和立法的发展的有害影响。

　　不过，据马克思自己说，他在大学修法学课程只是次要的；他认为历史和哲学才是主要的课程，但就是这两门课程他也很少去听讲，而仅仅选修了加布勒尔所开的必修课逻辑学。加布勒尔是黑格尔的正统继承者，然而也是黑格尔的所有平庸的附和者当中最平庸的一个。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就已经独立地工作了。他在两个学期中所获得的大量知识，如果按照学院式的喂养方法在讲堂上点点滴滴地灌输的话，就是二十个学期也是学不完的。

　　初到柏林的时候，马克思沉溺在一个“新的世界、爱情的世界”中。“沉醉于爱情而希望渺茫的”他，把自己的感情倾泻在写满了三册的诗篇[19]中，这些诗篇都是“献给我亲爱的、永远爱着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这些诗到达燕妮手里时已经是1836年12月，而她，就像马克思的姐姐索菲亚在寄往柏林的信中所说的，“含着悲喜交集的服泪”读了这些诗。一年以后，作者本人在写给父母的一封长信中，对自己的缪斯的产儿作了十分苛刻的评判：“模糊而不成形的感情；不自然；纯粹是从脑子里虚构出来的；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完全对立；修辞上的斟酌代替了诗的意境……”。要知道，开列这张罪状的正是这位青年诗人本人啊。虽然他也附带声明说，在这些诗中“或许有某些热情和对大胆飞翔的追求……”［《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7页。］，但是如果这些可嘉的品质还能够作为减轻罪状的条件，那也只是就席勒的那些“劳拉之歌”[20]的意义和程度而言。

　　总地说来，这些青年时代的诗作散发着平庸的浪漫主义气息，而很少响彻着真实的音调。而且，诗的技巧是笨拙的，这种情况在海涅和普拉顿之后是不应该再出现的。这样，马克思表现在他的学术著作中的高度艺术才能，一开始就是沿着一条奇特的道路发展的。就语言的气势和生动来说，马克思可以和德国文学上最优秀的大师媲美。他也很重视自己作品的美学上的协调性，而不像那些浅陋的学者那样，把枯燥无味的叙述看成是学术著作的基本条件。但是，在缪斯放在马克思的摇篮里的许多天赋之中，毕竟没有韵文的才能。

　　不过，马克思在1837年11月10日给父母的长信中说，诗歌只能是而且也只应该是一种附带的事。他认为自己的本分是研究法律，而他最追切的愿望是想在哲学方面试试自己的力量。他研究了海尼克修斯、提波和各种典籍，把罗马法全书的头两卷译成德文，并且试图在法的整个领域内创立一种法哲学体系。这部“倒楣的著作”，据他说，已经差不多写到三百印张之多，不过这个数字可能只是一个笔误。最后，马克思看出“这全盘是一个错误”，便投入了哲学的怀抱，打算创立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体系。但是随后他又发现这种努力是徒劳无益的。这期间，他养成了给所有读过的书——例知莱辛的《拉奥孔》、佐尔格尔的《艾尔温》、文克尔曼的《艺术史》、路登的《德意志人民史》——写摘要的习惯，并且在页边空白处批注自己的感想。同时，他还翻译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和奥维狄乌斯的《哀歌》，并且开始自学，也就是说依靠语法书学习英语和意大利语，虽然一时收不到什么效果。他还读了克莱因的《刑法》和他的《编年记》，以及所有的文学新作，不过后者只是顺便读读罢了。到学期终了时，他又一次献身于“缪斯的舞蹈和萨提尔的音乐”[21]这时，一个真正的诗歌王国像遥远的仙宫一样突然在他面前闪现了一下，而他自己所创作的一切便全都化为灰烬了[22]。

　　这第一个学期的结果是，“熬过了许多的不眠之夜，进行了许多次战斗，经受了许多的内部和外部刺激”，然而所得甚少。在这期间，马克思抛开了大自然、艺术和整个世界，疏远了朋友。加之，他的年轻的身体疲劳过度，因此他遵照医嘱迁居到施特拉劳去，这地方当时还是一个安静的小漁村。在那里，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重新开始紧张的精神搏斗。在第二个学期里，他也吸取了极为广博的各种知识，但是在他的学习方面，黑格尔的哲学越来越明确地成为变换不息的现象中的一个固着点。当马克思初次接触到黑格尔哲学的片断时，他并不喜欢它的那种“古怪而粗犷的格调”；但是在又一次生病的时候，他从头到尾地研究了它，并且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在那里，通过思想论争，他越来越接近于这个“现代世界哲学”，不过，他内心的一切丰富的声音当然不免静止下来，而“在这样多的东西遭到否定之后”，他陷入了“一种真正的讽刺狂”[23]。

　　卡尔向自己的父母倾吐了这一切，并且在信的结尾处请求允许他立刻回家，而不要像他父亲以前所允许的那样等到第二年复活节的时候。他希望向父亲诉说他精神上的极度动荡不宁”。只有在父母的“慈颜”之前，他才能平息那些“不安的幽灵”［《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6-16页。］。

　　这封信现在对我们来说是很宝贵的，因为它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了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但是对于他的父母，这封信却产生了很不愉快的印象。那时已经病魔缠身的父亲，又在儿子身上看到那个老早就曾使他担忧的“魔”。自从他把“某人”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钟爱以来，自从一个非常可敬的家族同意缔结一段看来将使爱女遭遇生活的坎坷和暗淡莫测的前途的姻缘以来，他更是加倍地惧怕这个魔影了。他也绝不致于固执到要给儿子规定生活的道路，只要卡尔能够选择一条使自己有可能完尽“神圣的天职”的生活道路。但是这位父亲现在只看见前面是一片波涛汹涌的海洋，而没有一个安全的碇泊之所。

　　因此，尽管亨利希·马克思很“软弱”，——这一点他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还是决定“破题儿严厉一番”。他在12月1日［梅林在这里说得不确切，亨利希·马克思的信的日期是12月9日。］的回信（这是一封以他所特有的方式措词“严厉的”回信）中，就用了一种夹杂着沉痛的叹息的过分夸张的词句。父亲问卡尔是怎样履行他所承担的职责的，接着自已回答说：“让上帝来判断吧！！！毫无秩序；杂乱无章地涉猎各门学问；在油灯的昏暗灯光下胡思乱想；不是拿着酒杯撒野，而是穿着学者的睡衣、蓬头散发地在那里撒野；愁眉不展地落落寡合，不近人情，甚至连自己的父亲也毫不关心。处世之道只局限在肮脏的小屋里。那里，在极端的杂乱无章中，燕妮的情书和父亲的可能是含泪书成的温谕，大概都被当作卷烟纸使用了，当然，这总比漫不经心地让它们落到不相干的人手里要好些。”写到这里，父亲被悲伤压倒了，为了保持严厉无情的态度，他不得不服用医生给他开的药丸来自持。接着他严厉地训斥了卡尔的枉费：“就好像我们是财主一样，少爷一年之内，不顾一切规劝，违反一切习惯，胡乱花了差不多七百塔勒，而有钱人还花不到五百塔勒。”当然，卡尔并不是一个挥霍无度的浪荡儿，但是一个几乎每星期都在创立新体系和摧毁旧体系的人，难道会去注意这些生活小节吗？大概是随时随地都有人欺骗他，随便什么人都把手伸到他的钱袋里去。

　　这封信就这样继续写下去，而在结尾处，他严词拒绝允许儿子回家。

　　“现在就回来是胡闹。我知道，反正你是不会认真上课听讲的，虽然你大概也会照付学费；不过，我希望起码要顾全体面。我不是社会舆论的奴隶，但是我也不喜欢被人议论。”到复活节时卡尔可以回家，甚至可以提前十来天回家，因为他的父亲并不是一个拘泥细节的人。

　　从这一顿牢骚之中，可以看出他是在责备儿子的冷漠无情。后来，马克思也曾多次受到这种指责，但是由于这里是第一次，而且似乎理由最为充足，因此不妨在此地说几句需要说的话。现时流行的所谓“尽情享受生活的权利”这句口号，原是我们的养尊处优的文化为了掩饰卑怯的利己主义而发明的。这个口号当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而旧时关于天才应比常人享受更多的“天才的权利”的说法也是如此。相反，卡尔·马克思对最高认识的不倦的追求，是发源于他内心的最深的情感的。正像他有一次率直地说过的，他的“皮肤不够厚”，不能把背向着“苦难的人间”；或者像胡登所说的，上帝曾经赋予他的灵魂，使他对每一种痛苦比别人感受得更强烈，对每一种忧患比别人感受得更深切。从来没有人比卡尔·马克思做过更多的铲除“人间忧患”根源的工作。他在大海上的航行总是充满了风险：他的船始终穿行在恶风险浪和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虽然他的旗帜永远骄傲地飘扬在桅杆上，但船上的生活无论对于船员或对于船长来说都不是轻松安宁的。

　　因此绝不能说，马克思对自己的亲人是冷漠的。他的战斗精神能够暂时压低他内心的声音，但是从来不能把它彻底淹没。他在中年时期就常常哀痛地诉说，在他的多舛的命运下，他最亲近的人所受的苦要比他自己所受的更多。这个年轻的大学生对父亲的抱怨并不是无动于衷的；他不但放弃了立刻回特利尔的打算，而且在复活节也没有回去，这一点使他母亲感到伤心，但是却使父亲大为称心，他的怒气和烦恼很快就几乎全消了。虽然父亲在以后的信中仍然发牢骚，但是已经不再夸大其词了。父亲自己承认，在抽象议论的本领上，他确实不是卡尔的对手；而要在进入圣殿之前学习那些术语，他已经是太老了。他写道，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任何超验的东西都无补于事，而正是在这个问题——银钱的问题——上，儿子慎重地保持着高傲的缄默。看来，卡尔还不懂得钱对于一个养家的人的价值。但是，父亲表示，由于疲倦，他“准备放下武器”了。这句话包含着比他这封信里重新流露出来的轻松的幽默更为严重的意义。

　　这封信是在1838年2月10日写的。那时亨利希·马克思刚刚在病卧五个星期之后起来。但是病情的好转并没有保持多久。他的病——大概是肝病——又复发了，而在三个月之后，即1838年5月10日，卡尔·马克思的父亲与世长辞了。死来得正是时候，它使父亲的心免于因痛苦和失望而逐渐破碎。

　　卡尔·马克思终生以真挚的感激心情怀念着自己的父亲。正像父亲曾经把对儿子的爱珍藏在内心深处一样，儿子也把父亲的形象铭记住心中，直到走进坟墓[24]。


（二）青年黑格尔派


　　从1833年春天丧父以后，卡尔·马克思又在柏林住了三年。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同“博士俱乐部”的成员们交往，而这个俱乐部中的精神生活为他开辟了通向黑格尔哲学的道路。

　　黑格尔的学说当时还被认为是普鲁士的国家哲学。文教大臣阿尔坦施泰因和他的枢密顾问官约翰·舒尔采给于这个学说以特殊的保护。黑格尔把国家尊崇为伦理观念的化身，尊崇为绝对合乎理性的东西和绝对的目的本身。因此他认为国家对个人具有无上的权威，而个人的最高义务则是成为国家的一员。这种国家学说极其适合普鲁士官僚的口味，因为它使查究“煽动者”[26]这样的罪恶行为也蒙上了光彩。

　　黑格尔的哲学绝不是伪善的。黑格尔之所以把君主政体（在这种政体下国家官吏必须尽其所能）看做理想的政体，是由于他本人的政治发展水平所致。他虽然认为各统治阶级有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地参与统治的必要，但是这也要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关于现代立宪意义下的全民代议制，他就像普鲁士国王和他的贤哲梅特涅一样，是根本不予考虑的。

　　但是，黑格尔为他自己创立的体系，同他作为一个哲学家所宣扬的辩证方法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存在这个概念同时，产生了不存在这个概念，由于这两者之间的斗争，就产生了变易这个更高的概念。一切事物是存在着的，同时又是不存在着的，因为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逝。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也是一个不断地形成着的、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发展过程。黑格尔想用他的渊博学识在历史科学的各个领域证明这一过程，不过当然他只是在符合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形式之下这样做的。因为，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历史事件不过是绝对观念的不同[44]发展阶段；他认为，绝对观念是整个世界的创造精神，此外，他不曾对它作过其他任何说明。

　　因此，黑格尔的哲学和弗里德里希·威廉王朝的国家之间的联盟只是一种利害打算的婚姻。只要双方认为还有利可图，这种联盟关系就维持下去。在卡尔斯巴德决议［1819年8月在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召开的德意志联邦各邦代表会议上制定的反动决裁，规定对大学实行预先险查、监督，禁止学生会和加紧镇压“煽动者”。］和查究“煽动者”期间，情况大抵就是如此。但是当1830年的七月革命给欧洲的发展以强大推动时，黑格尔的方法就显得比他的体系更加可靠得不可比拟了。当七月革命在德国引起的微弱反响刚一被窒息，而诗人和思想家的园地重新陷入死一般的沉寂时，普鲁士容克地主就连忙重新搬出中世纪浪漫主义[27]这个老朽的废物来反对现代哲学。这一点他们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黑格尔与其说赞扬了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本身，不如说赞扬了较为开明的官僚政治。事实上，黑格尔尽管推崇官僚国家，却丝毫没有帮助维持人民的宗教信仰，而维持人民的宗教信仰正是封建主以至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

　　于是，第一次的冲突就发生在宗教领域内。黑格尔认为，圣经故事应该当作世俗文学来看待，而关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实的知识是同信仰毫无关系的。他的学生，年轻的士瓦本人大卫·施特劳斯非常认真地听信老师的话，他要求对福音书故事进行历史的批判。他以自己的《耶稣传》一书证明了这种要求的合理性；这本书在1835年出版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就通过这部书接近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而黑格尔是曾经轻蔑地把这个运动称做“伪启蒙”的。但辩证思维的才能使施特劳斯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比老雷马路斯即莱辛的“无名氏”[28]深刻得多。施特劳斯已经不把基督教简单地看成骗局，把使徒们看成一群骗子，而是把福音书中的神话部分解释为早期基督教教团的无意识的创作。但是他仍旧承认福音书中的许多地方是关于耶稣生平的历史叙述，而耶稣本人则是一个历史人物。在耶稣生平的一切最重大的事件上，施特劳斯都找到了历史真实性的内核。

　　在政治上，施特劳斯是完全无害的，他终生都不过问政治。《Hallische Jahrbücher》（《哈雷年鉴》）的政治调子却更激烈一些，它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机关刊物，是由阿尔诺德·卢格和泰奥多尔·艾希特迈耶尔在1838年创办的。诚然，这个杂志也讨论文学和哲学问题，而最初它只不过是跟黑格尔右派的发霉生锈的机关刊物，柏林的《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科学评论年鉴》）对抗的东西罢了。在阿尔诺德·卢格的面前，早死的艾希特迈耶尔很快就退居子次要地位。卢格过去曾参加过大学生运动[29]，并在疯狂迫害“煽动者”的黑暗年代里在科本尼克和科尔堡坐过六年牢。但是卢格并没有对自己的命运悲观失望。在获得哈雷大学讲师职位之后，他娶了一位有钱的太太，过起富裕的生活来，这使他不顾一切地宣称普鲁士国家制度是自由公正的。其实卢格并不反对以他本人来证实老普鲁士官僚们的一句恶意的戏言，即在普鲁士，再也没有比变节的“煽动者”能更快地飞黃腾达的了。然而这一点却并未实现。

　　卢格不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更不是一个革命者；但他功名心重，有教养，能苦干，并且具有作为一个学术刊物的好领导人所需要的那种战斗精神。他有一次曾经自称为精神货物的批发商，这并不是不恰当的。他主编的《哈雷年鉴》成了所有那些不安分的学者们的汇集之所；这些人拥有使刊物变得生气勃勃的才能，虽然这种才能从国家制度的角度看来是很不利的。大卫·施特劳斯所吸引的读者，远远多过那些唾沫横飞地捍卫福音书之神圣无谬性的神学家们所能吸引的读者。虽然卢格自己保证说，他的杂志是忠于“黑格尔的基督教和黑格尔的普鲁士”的，但本来就受到浪漫主义反动派［浪漫主义反动派——19世纪上半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把中世纪的制度和风尚加以理想化的派别。］逼迫的文教大臣阿尔坦施泰因，却不信任他的和解诚意，而对于卢格要求国家承认他的功绩并加以任用的不断请求置之不理。于是，明智的《哈雷年鉴》就重新意识到必须打碎那束缚着普鲁士的自由和公道的种种镣铐了。

　　马克思在他青年时代的三年中所与之交往的柏林青年黑格尔分子，也是《哈雷年鉴》的撰稿人。“博士俱乐部”是由一些大学讲师、中学教员和作家组成的。这些人都正当盛年，精力充沛。鲁滕堡——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一封信里称他是自已在柏林“最亲密的”朋友——在柏林士官学校当地理教员。他被开除了，据说是因为一天早晨有人看见他醉倒在水沟里，而实际原因却是，人们怀疑他在莱比锡和汉堡的报刊上写过“恶意的”文章。爱德华·梅因给一个发表过马克思的唯一两首有幸问世的诗的短命杂志撰稿［指马克思在1841年发表在柏林的《Athenäum》（《艺文》）杂志上的《狂歌》。］。当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做学生的时候，在一个女校任教的麦克斯·施蒂纳是否也已经参加了这个俱乐部，还没有弄清楚。也没有直接的材料证明马克思和施蒂纳见过面。这个问题并不十分重要，因为他们两人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精神上的共同性。实际上，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是“博士俱乐部”的两个最杰出的成员：柏林大学讲师布鲁诺·鲍威尔和多罗特恩施塔特实科中学教员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

　　卡尔·马克思加人“博士俱乐部”的时候刚刚二十岁。但是，正像后来所常常发生的那样，每当他加入一个新团体之后，他立刻就变成了这个团体的精神中心。鲍威尔和科本都比他大十来岁，但他们很快就承认了马克思的卓越的才智，认为没有比这个青年更好的故斗伙伴了，虽然这个青年还能向他们学习许多东西并且实际上也学习了许多东西。科本在1840年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诞生[29a]一百周年而写的非常激烈的小册子［指科本的《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seine Widersacher》（《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一书。］，就是“献给我的朋友、特利尔的卡尔·亨利希·马克思”的。

　　科本是一位稀有的天才历史学家，他在《哈雷年鉴》上发表的文章至今还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应当感谢他的是，他是第一个给法国大革命的红色恐怖时期作出了真正历史的评价的人。他非常正确而中肯地批判了和他同时的一些历史学家如利奥、兰克、劳麦和施洛塞尔。他也曾在历史研究的各种不同领域中试过自己的身手——从可与雅科布·格林和路德维希·乌兰德的著作媲美的北欧神话导论，直到关于佛陀的巨著（这本书就连素不赏识这位老黑格尔主义者的叔本华也大加赞许）。如果像科本这样的才智之士都渴望普鲁士历史上最凶恶的暴君的“精神复活”，并且要用冒着火焰的剑消灭一切阻碍我们进入天国的敌人”，那么这就可以想见，柏林青年黑格尔派是生活在一种多么奇特的环境里了。

　　不过，这里不应该忽略两种情况。浪漫主义反动派以及和它一鼻孔出气的一切人都千方百计地抹黑关于“老弗里茨”的记忆。正像科本所形容的，这是“最可怕的群猫大合奏：新旧约的喇叭、道德的口琴、益世的风笛、历史的巴松和其他乌七八糟的响器，其中还夹杂着古条顿人用粗嗄的低音吼唱出来的自由颂歌”。其次，当时对于这个普鲁士国王的生平和事迹，还没有任何批判的科学的研究，哪怕是试图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其实，这种研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能够据以再现他的历史的那些最主要的史料，都还没有公开发表供人利用。弗里德里希被认为是一位“开明的”君主，而这一点就足以使他受到一些人的憎恨，受到另一些人的赞扬。

　　科本在他的这本小册子中所追求的真正目的，是恢复18世纪启蒙运动的精神。卢格在谈到鲍威尔、科本和马克思的时候曾说，他们的特征是同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有联系的。他们是哲学上的山岳党［山岳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民议会中的革命民主集团。］，并且在风雨如晦的德国天空上书下了“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30]一行大字。科本驳斥了那些反对18世纪哲学的“庸俗的赘言”。他证明说，虽然德国启蒙运动者的言论有时是枯燥无味的，但我们还是应当大大地感谢他们。糟糕的只是，他们还不够开明。科本主要是想开导那些没有头脑的黑格尔模仿者，那些“忏悔的思想家”那些“逻辑学的老婆罗门”，他们永远一动不动地盘腿静坐，单调地喃喃自语，反复背诵着三部《吠陀经》[31]，只是不时地向舞妓投以淫荡的一瞥。无怪乎万哈根在黑格尔右派的机关刊物上把这本小册子叫做“令人作呕的”了。特别刺痛了他的是科本对“泥坑的癞蛤摸”的粗暴的批评，说这种害虫没有宗教，没有祖国，没有信念，没有良心，没有感情，不冷不热，无喜无忧，无爱无憎，既不信上帝，也不信魔鬼，是一些徬徨在地狱门口，连进地狱也不够资格的渺小的可怜虫。

　　科本只是把这位“伟大的君主”颂扬成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犯了一个甚至从当时的知识水平说来都不应该犯的大错误。他写道：“弗里德里希不像康德那样具有双重的理性，一种是理论的理性，它相当直率而大胆地提出自己的一切怀疑、问题和否定；另一种是实践的理性，它起着前者的官方监护人的作用，替它弥缝过失，隐瞒它的学生式的胡闹。只有最幼稚的小学生才会认为，弗里德里希的理论的、哲学家的理性比起他的实践的、国王的理性来是极端超验的，认为老弗里茨会时常忘掉桑苏西宫[32]中的隐士。正相反，在他身上，国王是从来不落在哲学家后面的。”［科本：《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莱比锡，1840年，第13—14页。］今天，如果任何人敢于重复科本的这种论调，那么他必定由此而暴露出自己的小学生般的幼稚无知，甚至从普鲁士历史科学的观点看来也是如此。就是在1840年，把康德这样一个人所毕生致力的启蒙工作看得比波鲁西亚［普鲁士的拉丁语名称。］专制君主和那班自甘降低身分做他的宫廷小丑的法国才子们一起玩的启蒙游戏[33]还要低，也是一个很大的失策。

　　科本的这一失策，表现出了对一般柏林青年黑格尔分子发生了不良影响的那种柏林生活的闭塞、贫乏和空虚。这一点也特别强烈地表现在科本所真心诚意地写出的战斗性政论小册子上，虽然他似乎应该比其他人更坚强些。在柏林，资产阶级的自觉还没有得到像莱茵省的高度发达的工业所给予它的那种强有力的支持。而当斗争转到实际问题方面的时候，普鲁士的首都不但落在科伦后面，甚至连莱比锡和科尼斯堡都不如。关于当时的柏林居民，东普鲁士人瓦列斯罗德写道：“当他们坐在咖啡馆里，学着街头无赖汉的腔调，拿大人先生、国王和时事等开心取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享受着多么了不起的自由哩。”柏林主要是一个军人的城市和国王驻扎之所，它的小资产阶级居民用恶意的无聊诽谤来补偿自己在宫廷马车前所表现的那种怯懦的卑躬屈节的屈辱。这类反对派经常聚集的地方就是这个万哈根本人所主持的闲话沙龙，而这人是只要一想到科本所理解的弗里德里希式的启蒙，就要在自己身上画十字的。

　　毫无疑问，年轻的马克思的观点是和这本使他的名字第一次光荣地和公众见面的小册子一致的。他同科本非常接近，并且从这位年长的伙伴学到了不少写作方法。虽然他们不久以后就分道扬镳了，但他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二十年后，当马克思重访柏林时，他发现科本“还是那个老科本”，并且一起欢庆了他们的重逢。此后不久，在1863年，科本便逝世了。


（三）自我意识的哲学


　　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真正首领不是科本，而是布鲁诺·鲍威尔。他是黑格尔的最卓越的弟子，并且被公认为如此，特别是当他以思辩哲学家的傲慢态度抨击了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并受到施特劳斯的猛烈还击的时候[34]。文教大臣阿尔坦施泰因保护了这个大有前途的天才。

　　尽管如此，布鲁诺·鲍威尔却不是一个虚荣心重的人，施特劳斯曾预言他将要老死于正统派[35]首领亨格斯坦堡的“僵死的经院哲学”之中，这个预言却落了空。恰恰相反，1839年夏天，布鲁诺·鲍威尔同亨格斯坦堡展开了一场笔战，因为亨格斯坦堡想把《旧约》里的那个复仇和愤怒的上帝奉为基督徒的上帝。固然，他们的争执并没有超出学院式的论战的范围，但是，衰老而胆小怕事的阿尔坦施泰因却宁可把自己的被保护人调离那些虔诚而又复仇心切的、多疑的正统派。1839年秋天，他把布鲁诺·鲍威尔派到波恩大学去当讲师，准备在一年内提拔他为教授。

　　但是，正像布鲁诺·鲍威尔给马克思的信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鲍威尔当时正经历着思想上的发展，这种发展使他远远超过了施特劳斯。他着手对福音书进行批判，并且彻底扫除了施特劳斯还不曾拆除干净的那座大厦的残垣断壁。布鲁诺·鲍威尔断言，在整个四部福音书中没有丝亳历史的真实，它们的全部内容都是福音书作者的杜撰。他进一步证明，已成为世界宗教的基督教，不是强加于古希腊罗马世界的，而是那个世界本身的产物。这样，鲍威尔就为科学地研究基督教的起源开辟了唯一可能的道路。无怪乎如今那位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粉饰福音书的时髦的宫廷沙龙神学家哈尔纳克，要把按照布鲁诺·鲍威尔指出的方向所取得的进展骂作是“不幸的”了。

　　当这些思想在布鲁诺·鲍威尔头脑中成熟起来的时候，卡尔·马克思是他的不可分离的同伴。鲍威尔本人把这个比他年轻九岁的朋友看成是一个最能干的战友。他刚一在波恩定住下来，就开始坚持要马克思也到那里去。鲍威尔写道，波恩的教授俱乐部比起柏林的“博士俱乐部”来简直是“庸俗鄙陋”，在“博士俱乐部”中精神生活方面的趣味还总算比较丰富。在波恩，他也时常欢笑，但是从来没有像在柏林同马克思一起漫步街头时笑得那样痛快。鲍威尔催促马克思赶快了结他的“无聊的考试”，说为应付这场考试，只要读读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就行了。他说，长期为这种胡闹奔忙，把这种逢场作戏的事情看得过分认真，是不值得的。他写道，波恩的教授们，马克思是能够应付裕如的，而主要的事情是必须毫不迟延地马上开始合办一个激进的杂志。柏林人在《哈雷年鉴》上发表的那些空洞乏味的东西已经变得不能忍受了；他为卢格惋惜，但卢格为什么不把这些害虫赶出自己的杂志呢？

　　这些信的腔调有时候是十分革命的，但是鲍威尔所考虑的从来都只是哲学上的革命，并且他指望的是国家政权的支持而不是它的反对。1839年12月，他写信给马克思说，普鲁士似乎注定要通过一次耶拿战役［在耶拿战役（1806年）中，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的军队打败。这次失败在普鲁士加速了某些资产阶级改革的实行（1807—1812年）。］才能前进，虽然这个战役并不一定要在尸陈遍野的战场上进行。几个月以后，当他的保护人阿尔坦施泰因和老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差不多同时死去时，鲍威尔就开始宣誓效忠于德意志国家的最高观念，效忠于四百年间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在教会和国家之间建立应有的关系的霍亨索伦王朝的家族传统。鲍威尔宣布说，科学将要不倦地捍卫国家的观念，以反对教会的僭越；国家有时也会弄错，会以怀疑的态度对待科学，甚至对科学采取强制手段，但理性是国家所固有的，固而国家的迷误是不会长久的。对于鲍威尔的这种效忠的表白，新国王的回答却是任命反动的正统派分子艾希霍恩为阿尔坦施泰因的继任者；而艾希霍恩则迫不及待地在与国家观念有关的范围内牺牲了学术的自由，即学院的自由[36]，以满足教会的要求。

　　鲍威尔在政治上的不坚定远甚于科本；科本或许会错误地估价一个超过了自己的家族水平的霍亨索伦王朝的人，但他绝不会错误地估价这个王朝的“家族传统”。科本不像鲍威尔那样深深地陷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里。但是不应忽视，鲍威尔在政治上的眼光短浅只是他在哲学上的远见的反面。他看出福音书是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精神沉淀物。从纯思想体系的观点看来，他的下面这样一种看法是合乎情理的，即如果夹带着古希腊罗马哲学残渣的基督教尚且能够战胜古代文化，那么，现代辩证法的明确而自由的批判当然能够更容易地甩掉基督教德意志文化的重担。

　　给了他这种有力的信念的是自我意识的哲学。自我意识的哲学是古代希腊几个哲学学派——怀疑派、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的统称；这些学派产生在希腊国家衰落的时期，并且对基督教的形成起过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些学派在思辨的深度上不能和柏拉图相比，而在知识的渊博上也不能和亚里士多德相比，因此，黑格尔是相当轻视它们的。这些哲学学派的共同目的是解放那些因重大灾变而丧失了他们曾经依以为生的一切的个人，使他们超脱一切外界事物，把兴趣集中于自己的内心生活，并教导他们在精神的宁静中去寻求幸福，这种宁静纵然面对着整个世界的崩溃也是丝毫不为所动的。

　　但是，鲍威尔说，在这崩溃了的世界的废墟上，受苦受难的“自我”这个唯一的力量对自己感到畏惧，并且把自己的自我意识异化出来，把它当作一种异己的全能的力量同自己对立。“自我”给罗马的那个大权在握的世界统诒者、执掌生杀予夺的主宰者创造了一个兄弟——虽然是敌对的兄弟，但仍是兄弟。这就是福音书中的“主”，他吹一口气就能战胜自然规律和自己的敌人，并且已在地上宣布自己是世界的主宰和裁判者。但是，人类在基督教的奴役下经受锻炼，只是为了以后更加彻底地为争取自由铺平道路，并且在终于获得自由的时候更加牢固地保有自由。返回自身、理解自身并认识自己本质的无限的自我意识，是有力量控制它的自我异化的创造物的。

　　如果抛开当时哲学语言中的那些寓意的说法，那么就能够简单明了地说明，究竟是什么东西使鲍威尔、科本和马克思倾心于希腊的自我意识哲学。实际上，他们也是想通过这种哲学同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结合起来的。古希腊的自我意识学派没有产生过像最古的自然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和赫拉克利特或较晚的思辨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那样的天才的代表人物，但是这些学派仍然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它们为人类精神开拓了广阔的视野，打破了希腊文化的民族界限，粉碎了奴隶制度的社会界限，而这种界限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不曾超越的。它们产生了原始的基督教，受苦难和被压迫的人们的宗教，这个宗教只是在它堕落为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宗教之后，才承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尽管黑格尔曾以否定的态度对待自我意识哲学，但他也承认，在罗马世界统治者的暗无天日的压迫下，当个人精神上的一切美好崇高的事物都受到横暴摧残的时候，个人的内心自由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因此，18世纪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就以希腊的自我意识哲学，以怀疑派的怀疑、伊壁鸠鲁派对宗教的敌视和斯多葛派的共和主义观点来武装自己。

　　科本在谈到他的启蒙英雄弗里德里希二世时，就是持着这样的论调的。他说：“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论是古代有机体的神经、肌肉和内脏；它们的自然的、直接的统一决定了古代的美与善，而当这个有机体瓦解时，它们也随着瓦解了。弗里德里希把这三者兼收并蓄，并以惊人的力量驾御着它们。它们构成了他的世界观、他的性格和生活的基础。”而科本关于这三个哲学体系同希腊生活的关系的说法，马克思认为是“有着更深刻的意义的”。吸引着他的年长的朋友们的问题也同样地吸引着他，但是他对这个问题当然是另有不同的看法。他既不到宗教这个歪曲形象的凹镜里，也不到专制君主的无谓的哲学空谈里去寻求“人类自我意识”这个独一无二的“至上的神”、他宁可去迫溯这种哲学的历史根源，把这种哲学看作理解希腊精神的真正历史的钥匙。


（四）博士论文


　　当1839年秋天布鲁诺·鲍威尔催促马克思赶快了结他的“无聊的考试”时，他的这种焦急情绪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因为马克思已经在大学里度过了八个学期。但是他大概不会认为马克思真地会在这场考试面前怯场，否则他就不会断定，他的年轻的朋友一交手就能把波恩的哲学教授们打垮了。

　　不论是在当时，或是在此后的一生中间，马克思的性格的特征都是：不知餍足的求知欲迫使他迅速地投身于最困难的问题，而无情的自我批判精神却妨碍他同样迅速地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工作的话，那么他显然就会深深地陷进希腊哲学了。哪怕单是把那三个自我意识的体系完全研究清楚，也不是在几个学期里能够做到的事。鲍威尔自己写作得非常快，——他写得太快了，以致他的作品都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因此他是不能充分理解这一点的。思格斯是比较能够理解这一点的，但是后来当马克思陷入无止境的自我批判的时候，就连他也有时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

　　此外，在这个“无聊的考试”中出现了另一种复杂情况——如果对鲍威尔来说不是如此，那么对马克思来说却是如此。还在父亲在世的时候，马克思就决定献身于学术，不过当然他仍有必要从事一门实际的职业。但是自从阿尔坦施泰因死后，“教授生涯”中足以弥补它的许多不利因素的最诱人的一面，即大学讲坛上讲授哲学的相对的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关于学院式的假发[36a]别无其他好处这一点，鲍威尔曾在从波恩写的信中绘影绘声地谈到过。

　　不久以后，鲍威尔就第一次亲身尝到了普鲁士教授在学术研究方面的“独立性”的滋味。在1840年5月阿尔坦施泰因死后的几个月当中，曾由办公厅主任拉登堡代理文教大臣之职。他非常尊重自己的老上司，因此打算履行他的诺言，把鲍威尔提升为波恩大学的教授。但是后来艾希霍恩被任命为文教大臣，而波恩的神学系又以这会破坏系内的团结一致为由，拒绝接受鲍威尔为教授。这个拒绝是“理直气壮”地提出的；当德国教授确信上级在暗中赞助他们时，他们总是表现得这样的“理直气壮”。

　　鲍威尔是在柏林渡过了秋季休假之后正要返回波恩时获悉系里的这个决定的。当时在他的朋友们当中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否表明宗教和科学之间的无可挽回的破裂，一个从事科学的人属于神学系是否与良心相容。但是鲍威尔本人却坚持对普鲁士国家制度抱乐观主义态度，拒绝了要他从事著述并领取国家津贴的半官方的建议。他斗志昂扬地回到波恩，希望同不久就随着他前来的马克思共同掀起一场风波。

　　他们两人都没有放弃合办一种激进报纸的打算，但是马克思在这个莱茵省的大学里任教的希望却非常渺茫了。他必须事先估计到，波恩的教授们会对他怀有敌意，因为他是鲍威尔的朋友和同道；而按鲍威尔所建议的那样去向拉登堡或艾希霍恩求情，又绝不是他肯做的事，因为在这类问题上，马克思向来是特别严格的。即使他有意走上这条泥滑的道路，也可以预料，他将会在这条路上摔倒。艾希霍恩不久就原形毕露：为了彻底打垮那些已经衰朽僵化了的黑格尔分子，他把当时竟然相信启示的老头子谢林请到柏林大学去，并且下令惩诫那些向作为校长的国王上书请求任命施特劳斯为哈雷大学教授的哈雷大学学生。

　　在这种远景之下，具有青年黑格尔派观点的马克思完全放弃了在一个普鲁士的大学里通过考试的念头。他不愿意让一个什么艾希霍恩的唯命是从的帮手们作弄他，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放下了武器，放弃了斗争。恰恰相反！他决定在一所较小的大学接受博士文凭，同时发表自己的博士论文，作为自己的才学和勤奋的证明，并附上一篇大胆的挑战性的前言，然后在波恩定居下来，同鲍威尔一道出版拟议中的报纸。这样，波恩大学就不能完全向他关门；根据大学的章程，他只要取得一个“外邦”大学的Doctor promtus［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身分，再办理某些手续，就可以取得在大学里做讲师的权利。

　　马克思把这个计划付诸实行了。1841年4月15日，耶拿大学根据他的一篇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论文，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授他以博士学位。这篇论文只是一部更大的著作的第一部分，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打算全面论述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同整个希腊思辨思维的关系，在这里，他只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关系，而且只谈到同较古的思维体系的关系。

　　在最古的希腊自然哲学家当中，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最为彻底。没有任何东西是从无中产生的；没有任何存在着的东西会化为乌有。一切变化都仅仅是各个部分的结合或分离。没有偶然发生的事物；一切事物都有其原因而且是由原因必然地产生出来的。除了原子和虚空之外什么都不存在，其他的一切都是臆想。原子的数量是无穷的，形式是无限多样的。当原子在无限的虚空中永恒地降落时，较大的原子降落得较快，撞击着较小的原子；由此而产生的偏离的运动以及漩涡，就成了世界形成的基础。数不清的世界在同时地和依次地形成着和崩溃着。

　　伊壁鸠鲁从德谟克利特那里承受了他的自然观，但是作了某些改变。在这些改变当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原子的偏斜”的理论。伊壁鸠鲁断言，原子不是垂直降落的，而是稍许偏离直线而降落的。对于伊壁鸠鲁的这个在物理学上不可能的论断，一切批评者，从西塞罗和普卢塔克到莱布尼茨和康德，都曾无情地加以嘲笑；他们认为他一味模仿德谟克利特，却又歪曲了他老师的面貌。

　　但是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另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把伊壁鸠鲁哲学看作古代最完善的唯物主义体系。这是因为，伊壁鸠鲁哲学在卢克莱茨的教育诗[37]中保存流传了下来，而德谟克利特的哲学则在经过许多世纪的风暴之后，流传至今的只是所余无几的残篇了。同一个康德，在斥责原子偏斜说为“无耻的”臆造之后，又认为伊壁鸠鲁是和最卓越的重理智的哲学家柏拉图相反的感觉论的杰出代表人物。

　　马克思决不否认伊壁鸠鲁的学说在物理学上是不合理的。他承认伊壁鸠鲁“在解释某些物理现象时表现出一种极端疏忽大意的态度”，但他解释说，在伊壁鸠鲁看来，只有感性知觉才是真理的准绳。例如，伊壁鸠鲁认为太阳的直径是两尺，因为视觉告诉他是如此。但马克思并不是用一两句贬词打发掉这些显然是荒诞的东西，而是竭力在伊壁鸠鲁的物理学说的不合理中去探求哲学上的合理。他遵守了他自己在博士论文的一个附注中提出的捍卫先师黑格尔的一段良言。他在这个附注里说：当一个哲学家有了某种牵强附会的缺点时，他的门徒不应当责备老师，而应当用产生这种缺点的根源——原则之不完善——来解释这个缺点，从而使看来是良心上的收获变成学术上的收获。

　　在德谟克利特看来是目的的东西，在伊壁鸠鲁看来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对伊壁鸠鲁来说，重要的不是认识自然，而是可以支持他的哲学体系的一种对于自然的观点。古代的所谓自我意识哲学分为三派；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伊壁鸠鲁派代表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斯多葛派代表抽象的普遍的自我意识；这两派都是片面的独断论，而怀疑派则反对这两派的片面性。或者，这种关系就像现代的一位希腊哲学史家所下的定义：在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葛主义中，主观精神的个别的方面和普遍的方面，即个体的原子性的孤立和它在整体中的泛神的溶合，以同等的权利不可调和地互相对立着；而这种对立则被中和于怀疑论中。

　　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尽管有着共同的目的，却由于出发点不同而越离越远。溶合于整体，使斯多葛派变成了哲学上的决定论者。在他们看来，一切存在物皆有其必然性，这是自明之理。在政治上，他们则成了坚决的共和主义者。但是，在宗教方面，斯多葛派还没有摆脱迷信的神秘主义。他们接近于赫拉克利特。在赫拉克利特学说中，溶合于整体这一点采取了最鲜明的自我意识的形式；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对待赫拉克利特却像伊壁鸠鲁派对待德谟克利特一样，是颇为不恭的。反之，伊壁鸠鲁派的孤立的个体的原则，使他们变成了哲学上的非决定论者。他们承认个人的意志自由，而在政治方面则极端容忍。圣经上的一句格言“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从他”[38]，就是伊壁鸠鲁的遗训。然而在宗教方面，他们却摆脱了一切束縛。

　　马克思通过一系列辉煌的研究阐述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解释说，德谟克利特注重的是原子的物质存在，而伊壁鸠鲁则还说明了原子的概念本身——它的质料和形式，以及它的存在和本质。他不仅把原子看作现象世界的物质甚础，而且也看作孤立的个体的象征，抽象个别性的自我意识的形式原则。德谟克利特从原子的垂直降落得出一切存在物都是必然的这一结论；伊壁鸠鲁则认为原子的降落稍许偏离直线，因为否则就全像卢克莱茨（伊壁鸠鲁哲学的最优秀的解释者）在他的教育诗中所提出的那样：哪里还会有自由意志，不受命运摆布的、生物的意志？作为现象的原子和作为本质的原子之间的这种矛盾，贯穿着伊壁鸠鲁的全部哲学，并造成了在古代就传为笑柄的对物理现象的极端牵强的解释。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切矛盾只是在天体中才得到解决，然而天体的普遍而永恒的存在又破坏了抽象个别性的自我意识的原则。因此，伊壁鸠鲁摒弃了一切物质的假面，而作为一位像马克思所称的“最伟大的希腊启蒙者”，他对那从天空高处以凶恶的目光恫吓人类的宗教进行斗争。

　　就在这第一部著作中，甚至在他对伊壁鸠鲁所做的解释的一些细节上尚可商榷的地方，并且特别是在这样的地方，已经显示出了马克思的创造性智慧。因为，可以提出异议的实际上只有这一点，即马克思比伊壁鸠鲁本人更深入地思考了伊壁鸠鲁的基本原理，并且从中得出了更明确的结论。黑格尔曾说伊壁鸠鲁的哲学总地说来是肤浅的。这种哲学的创始人，像所有的自学者一样，非常重视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因而当然不会使用马克思在解释伊壁鸠鲁主义时所用的那些黑格尔哲学的玄妙语汇。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成了这位黑格尔的学生授给自己的毕业证书，他熟练地运用着辩证法，他的语言表现出那种为黑格尔所特有而他的学生们早已失去了的活力。

　　但是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还完全站在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立场上。乍读起来，现代的读者会对马克思关于德谟克利特的不以为然的评判感到惊奇。马克思说，德谟克利特只是提出了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是经验的结果，而不是经验的能动的原则，因此始终没有实现，并且将来对自然界的实际研究也不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同他对待德谟克利特的这种态度相反，马克思推崇伊壁鸠鲁，说尽管他随意地解释物理现象，尽管他宣扬了抽象个别性的自我意识，他还是创立了原子论的科学，虽然马克思自己也承认，这种抽象个别性的自我意识取消了真正的科学，因为个别性并不是事物本性中占统治地位的本原。

　　原子论作为关于不可分的单位物质的学说和关于一切现象通过它们的运动而发生的学说，是现代科学研究的基础；它被用来解释声、光、热传播的规律以及物体的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就这一点而言，这门科学的创始者是德谟克利特，而不是伊壁鸠鲁，这在今天已是无须证明的了。但是对于当时的马克思来说，哲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思辨哲学，还是一门科学；这一点使他当时的观点，如果不是表现出他的性格的最重要的特征，就很难为今天的我们所理解。

　　在马克思看来，生活永远是工作，而工作永远是战斗。他所以对德谟克利特有反感，就是因为后者缺乏“能动的原则”；像他后来所说的，这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卷，第3页。］。德谟克利特对于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形式、直观的形式去加以考察，而不是主观地，作为实践、作为人的感性活动去加以考察而在伊壁鸠鲁那里，吸引着马克思的正是使这位哲学家大胆地奋起反对宗教压力的“能动的原则”：

“不惧神威，不畏闪电，

也不怕天空的惊雷……”［参阅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8页。］

　　马克思附在这篇献给他岳父的博士论文前面的序言，充满着烈火般的不可抑制的战斗热情。他说：“只要还有一滴血住哲学的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中跳动着，哲学就永远会像伊壁鸠鲁那样向着它的反对者喝道：‘那摒弃庸众所信的神灵的人，不是不敬神灵的人；那附和庸众关于神灵的意见的人，才是不敬神灵的人。’”哲学公开地赞同普罗来修斯[39]的自白：

“说老实话，我痛恨所有的神灵。”

对于那些抱怨哲学在社会上的地位似乎日益恶化的人，哲学像普罗米修斯回答诸神的仆役海尔梅斯一样地回答道：

“你要知道：我宁肯忍受痛苦，

也不愿受人奴役。”

　　“普罗米修斯是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参阅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页。］——马克思用这句话结束了他的斗志昂扬的序言。这篇序言甚至使他的朋友布鲁诺·鲍威尔都大为吃惊。但是，被鲍威尔看成是“火气过旺”的地方，实际上正是这个在自己的斗争和苦难中注定要成为普罗米修斯第二的人的自白。


（五）《轶文集》和《莱茵报》


　　马克思还没有来得及把他新得到的文凭放进口袋里，他寄托在文凭上的全部生活计划，便由于浪漫主义反动派的新的迫害而被打破了。

　　1841年夏天，在艾希霍恩的压力下，各大学神学系对布鲁诺·鲍威尔开始进行可耻的攻讦，因为他批判了福音书。除了哈雷大学和科尼斯堡大学以外，所有的大学都背叛了新教的讲学自由的原则，而鲍威尔终于被迫屈服。这样一来，马克思插足于波恩大学的一切可能性就都消失了。

　　同时，出版一个激进报纸的计划也落空了。新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以出版自由的“捍卫者”闻名，根据他的指示，制定了一道温和的书报检查令，于1841年底颁布。但是这个国王却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出版自由不得超出浪漫主义情绪的范围。就在同一个1841年夏天，他表明了他是怎样理解出版自由的。按照他的敕令，卢格在莱比锡由维干德出版的《年鉴》应接受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的检查，否则他的杂志将被禁止在普鲁士境内发行。这就使卢格充分认清了“自由公正的普鲁士”，因而迁居到德累斯顿去，并从1841年7月起在那里以《Deutsche Jahrbücher》（《德意志年鉴》）为名出版他的杂志。从这时起，他的刊物的论调变得比以前激烈了，因此，过去正是嫌这个杂志不够激烈的鲍威尔和马克思，便决定给这个杂志撰稿，而不再创办他们自己的杂志了。

　　马克思没有发表他的博士论文。它的直接的目的已经失去了意义；而且，据作者后来表示，要等到这部著作发展成为一部综述伊壁鸠鲁哲学、斯多葛派哲学和怀疑派哲学的著作之后再行出版。但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政治工作和哲学工作”阻碍了马克思完成自己的这个计划。

　　在这些工作当中，首要的一件是要证明，不仅老伊壁鸠鲁、而且老黑格尔都是地道的无神论者。1841年11月，维干德出版了一本“最后通牒”，题名为《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这本匿名小册子的作者伪装成一个正统派教徒，用一种圣经里的先知的腔调哀叹黑格尔的无神论，并且以摘引黑格尔的著作的方式十分令人信服地证明黑格尔确实是个无神论者。这本小册子引起了轰动，这特别是因为最初谁也猜不出，甚至连卢格也猜不出，在这个假面具下面隐藏着的是谁。实际上，《末日的宣告》是布鲁诺·鲍威尔写的。他同马克思一道打算继续对黑格尔进行批评性的分析研究，并且根据黑格尔的《美学》、《法哲学》等著作来证明，继承了导师的真正精神的不是黑格尔右派，而是黑格尔左派。

　　这时这个小册子被禁止出售了，而维干德也给续篇的出版制造了困难。而且，马克思本人害病，他的岳父也在卧病三个月之后，于1842年3月3日逝世了。这种种情况使得马克思没有能够“做出任何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在1842年2月10日他仍旧给卢格寄去了“一篇小稿子”，并且表示愿意尽力为《德意志年鉴》效劳。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评论根据国王敕令重新制定的并且放宽了的书报检查令[40]。马克思就以这篇文章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他一步步地证明了这道新法令在浪漫主义的夸张词句掩盖下的逻辑上的荒谬，从而对它作了毁灭性的批判。这和那些“伪自由主义的”庸人、甚至许多青年黑格尔分子的欢呼雀跃是针锋相对的，这些人为检查令中表现出来的“国王的意旨”而欢欣鼓舞，以为“太阳正在天空高照”。

　　在随稿附上的一封信里，马克思请求尽快刊发这篇文章，“除非检查机关查禁了我的检查”。他的预感并没有错。2月25日，卢格写信回答他说，《德意志年鉴》受到了最严峻的检查，“你的文章不可能发表了”。卢格又说，他那里有许多篇这样的被迫不能采用的稿子，他有意把它们编成一本“精彩而辛辣的东西”的集子，用《Anekdota philosophica》（《哲学界轶文集》）[41]为名在瑞士出版。马克思在3月5日的复信中对这个计划大为赞同，他写道，由于萨克森式的书报检查的突然复活，我的《论基督教艺术》显然是完全不可能出版了，这篇文章本来是应该作为《末日的宣告》的第二部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卷，第493页。］他建议把这篇文章改写后载入《轶文集》，并且还答应给这个文集写一篇批判黑格尔有关国家内部制度的自然法的文章，以反对君主立宪制这个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卢格欣然同意了他所有的建议，但是，除了那篇评书报检查令的文章外，他什么也没有收到。

　　马克思在3月20日的信中说道，他希望使论基督教艺术的文章摆脱《末日的宣告》的那种夸张的语调和黑格尔的沉重拘谨的文体，而代之以更流畅、因而也更透彻的叙述方式。他答应在4月中完成这件工作。4月27日他写道，文章已“将近完成”，并请求卢格再宽候几天；他还补充说，将要寄去的文章是大为压缩了的，因为在写作过程中它已几乎发展成为一本书了。以后，马克思又在7月9日写道，他简直不想为自己辩解，即使他是由于“不愉快的外务缠身”。同时他保证，不把给《轶文集》的文章写完，决不做别的事。最后，卢格在10月21日的信中写道，文集已经编好了，就要寄交苏黎世的“文学社”去出版；他还保留着篇福等待马克思的文章，虽然直到这时为止马克思只是让他怀着希望，而没有满足他的希望；不过他很清楚，马克思是只要决心去做一件事，就能够做出很大的成绩来的。

　　卢格比马克思大十六岁，但是他也像科本和布鲁诸·鲍威尔一样，非常敬重这个年轻人的才能，虽然马克思曾使他这个当编辑的人的耐心受到严重的考验。无论对于合作者或是对于出版人，马克思从来都不是一个与人方便的作者，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把这种迁延归咎于疏忽或怠惰，因为这种情况只是由于马克思的思想过于丰富和不知餍足的自我批判精神而造成的。

　　这一次，在卢格看来，还有一种情况可以为马克思辩解，这就是：马克思已经被一种远比哲学更强烈的兴趣吸引住了。自从他写了评书报检查令的文章以后，他就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现在他在《Rheinische Zeitung》（《莱茵报》）上继续进行这个斗争，而不再到《轶文集》上去纺他那哲学的线了。

　　《莱茵报》于1842年1月1日在科伦创刊。它最初并不是一个反对派报纸，而宁可说是政府的机关报。自从30年代科伦发生主教风潮［指普鲁士政府和天主教会之间就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结婚所生子女的宗教信仰问题发生的冲突。这个冲突开始于1837年科伦主教的被捕（他由于拒绝服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要求而被控以叛国罪并被逮捕），而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时普鲁士政府的投降告终。］以来，拥有八千订户的《Kölnische Zeitung》（《科伦日报》）捍卫着教皇至上论派[42]的主张；这一派人士在莱茵地区拥有非常强大的势力，给政府的宪兵政策造成不少麻烦。《科伦日报》的这种做法并不是出于神圣的热忱和对天主教的忠诚，而是出于生意经上的考虑，是为了讨好那些根本不愿理睬“柏林的圣上”的读者。《科伦日报》的垄断地位保持得异常巩固；它的出版人排挤了它所有的竞争者，收买了他们的报纸，甚至当他们领取柏林的津贴的时候。同样的命运也威胁着《Rheinische Allgemeine Zeitung》（《莱茵总汇报》）。这家报纸在1839年行月得到了出版许可证，而许可它出版的目的正是为了打破《科伦日报》的独占。但是，在最后关头，由科伦的富户组成了一个股份公司来根本改组该报。政府鼓励这一步驟，并且给这个易名为《莱茵报》的报纸暂时保留了给予它的前身的许可。

　　对于那仍被莱茵省居民视为一种外来政权的普鲁士政府，科伦的资产阶级并没有想使它为难。生意进行得很顺利，于是资产阶级忘记了他们对法国的同情，而当关税同盟［确立了共同的关税边界的德意志各邦的同盟。在同盟中起领导作用的是普鲁士。同盟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德意志各邦，并在以后促进了德国的政治统一。］成立的时候，他们甚至开始要求普鲁士统治全德意志。他们的政治要求是极其温和的。居于首要地位的是旨在促进莱茵省当时已经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经济要求：节约国家财政开支、扩大铁路网、降低诉讼费和邮费、参加关税同盟各邦采用共同的旗帜和派遣共同的颁事，以及资产阶级的其他普通愿望。

　　但是，两个负责物色编辑人员的青年人，高等文官格奥尔格·荣克和陪审官达哥伯特·奥本海姆，都是热诚的黑格尔分子，并且受了莫泽斯·赫斯的影响。赫斯也和他们一样，是莱茵省商人的儿子。他除了通晓黑格尔哲学以外，还熟悉法国的社会主义。他们在自己的同道（包括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当中征求撰稿人。其中，鲁滕堡甚至加入了编辑部，负责主编国内政治版。他是马克思介绍进去的，而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次推荐并没有给他增光。

　　马克思显然从一开始就同《莱茵报》很接近。3月底，他决定从特利尔迁居科伦，但是他感到科伦的生活太喧闹，于是他在波恩定居下米。这时布鲁诺·鲍威尔已经离开了波恩，因此马克思说：“……如果这里不留下一个人来惹那班圣人们生气，那将是一件憾事。”［《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46页。］马克思开始从波恩给《莱茵报》写文章，很快就压倒了所有其他的撰稿人。

　　《莱茵报》最初显然是由于荣克和奥本海姆的私人关系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工具的。但是如果说这种情况未经报纸股东们的同意，甚至不为他们所细悉，那也是难以设想的。应当认为，股东们是相当精明的，他们能够看到在当时的德国再也找不到更有才能的撰稿人。青年黑格尔派是亲普鲁士的，而他们的文章中的那些在科伦资产阶级看来是不可理解的或值得怀疑的地方，很可能被资产阶级看成是无害的怪癖了。不管怎样，当报纸创办的头几个星期中柏林方面不断抱怨该报的“颠覆倾向”，而在第一季度末该报受到查禁的威胁时，股东们也不曾表示过任何异议。当鲁滕堡进入该报时，柏林的圣上特别惊恐。这人被公认为一个危险的革命家，受到严格的政治监视。甚至在1843年三月革命的时候，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还害怕这个人，认为他是革命的主谋。如果说《莱茵报》暂时还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那首先是由于文教大臣的关系。艾希霍恩尽管反动，却主张必须设法对抗《科伦日报》的教皇至上论倾向。也许他认，为《莱茵报》的倾向“更不可靠”，但是他想，它不过是在玩弄思想，而这些思想是诱惑不了那些在生活上站稳了脚跟的人的。

　　在这方面，马克思为《莱茵报》写的那些文章当然是最无可非难的人他对待每个问题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显然比布鲁诺·鲍威尔或麦克期·施蒂纳的文章更能使报纸股东们容忍青年黑格尔主义。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几个月以后，在1842年10月，股东们就请他做了该报的主编。

　　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显示了他那善于从实际出发，能使僵死的生命活动起来按照他自己的旋律翩翩起舞的无比才能。


（六）莱茵议会


　　马克思写了五篇长文，来分析一年前在杜塞尔多夫开了九个星期会的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各省的省议会都是无力的、虚设的代议机构，是普鲁士国王企图用来掩盖他背弃1815年的立宪诺言[43]这一事实的。它们关着门举行会议，只是在一些琐碎的地方性事务的讨论上发生过某些微不足道的影响。自从1837年在科伦和波兹南同天主教会发生冲突以来，省议会就根本没有再开过，在莱茵和波兹南的议会中，可能比其他议会更早出现一个反对派，虽然那只是教皇至上主义的反对派。

　　这些可敬的机构是保险不会产生自由主义情绪的，因为拥有地产是当选议员的一个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议员的半数是贵族地主，三分之一是拥有地产的城市居民，六分之一是农民。然而，这个体面的原则并不是在一切省份都充分得到贯彻的，例如在新收复的莱茵省，就必须对时代精神作某些让步。但就是在那里也可以看到，贵族在议会中控制着三分之一以上的票数；由于决议必须有全体议员三分之二的多数才得通过，因此，违反贵族的意志就什么也做不成。城市地产资格还受到下列条件的限制，即必须拥有土地十年以上的才得以当选。此外，政府还有权不批准任何城市公务人员的当选。

　　这些议会理所当然地受到世人的轻视，但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却在他即位以后，在1841年重新召开了议会。他甚至把它们的权利稍加扩大，但这只是为了哄骗那些国债的持有者，因为早在1820年，政府就向他们保证，只有得到以后召开的等级会议的同意和担保才能另借新债。约翰·雅科比曾在他那著名的小册子[44]里向各省议会呼吁，奉劝它们把宣布国王所约许的宪法看成是自己的权利。但是各省议会对他的呼吁充耳不闻。

　　甚至莱茵省议会也毫无作为，而且正是在政府最担心的教会政治问题上毫无作为。它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否决了一个无论从自由派观点还是从教皇至上论派观点看来都完全合情合理的提案——或是把非法逮捕的科伦夫主教提交法庭审判，或是把他送回他的主教区。省议会根本没有触及宪法问题。科伦市民向省议会提出了一份有一千多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允许公众自由到议会旁听，每天全文发表会议记录，在报刊上自由讨论省议会辩论的内容和一般省内政治问题，并制定出版法以代替书报检查制度。省议会用最卑怯的方式对待这份请愿书：它只乞求国王准许在省议会会议公报中发表发言人的姓名，并不要求废除书报检查并代之以出版法，而只要求一个可以遏制检查官的专横的书报检查法。省议会的卑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国王连这一点也拒绝了。

　　省议会只是在涉及地产的利益的时候才活跃起来。当然，要恢复封建的威势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方面的一切企图都遭到莱茵省居民的痛恨。从东部各省派到莱茵的官员也向柏林报告说，居民不会容忍这种做法。莱茵省居民特别坚持保有自由划分地产的权利，他们既不为“贵族阶层”的利益、也不为“农民阶层”的利益而放弃这个权利，虽然正像政府不无理由地警告的，这种无限制的划分已经使全部土地面临支离破碎的危险。政府提出的对地产划分加以某种限制“以保持一个强大的农民阶层”的提案，以四十九票对八票的多数被否决了。但是，省议会却在通过政府提出的林木盗窃法和偷猎法（森林、狩猎和牧场“违禁”法）方面得到补偿。这样，立法权就寡廉鲜耻地和丧尽天良地为大地主的私人利益服务了。

　　马克思按照预先拟定的庞大计划，开始同莱茵省议会打起了笔墨官司。第一篇论文——分六次连载——分析了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会议记录问题的辩论。国王曾准许公布会议记录而不发表发言人的姓名，这总算是国王试图用以鼓励省议会的一个微小的改革。但是这个改革却在省议会本身遇到了极其强烈的抵抗。固然，莱茵省议会还不像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的省议会那样，干脆拒绝公布会议记录。但是，它也表现出那种愚蠢的自负，把议员看成高人一等的人，首先是可以不受自己选民批评的人。“省议会见不得阳光。在私人生活的黑晴中，我们感到更舒服一些。既然全省那么轻信别人，以致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个别人物，这些个别人物自然也就宽厚大方地接受省的信任。省刚刚以信任他们这一事实表明了对他们的判断，但是，如果要求他们也以同样的态度报答省，以充分的信任把他们自己、他们的劳动、他们的人格交给省去判断，那就十分荒诞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56页。］。马克思用十分动人的幽默的语调嘲笑了他后来称之为“议会迷”并且为他终生所厌恶的那个东西。

　　马克思用来捍卫出版自由的剑，比他以前和以后的任何政论家的都更为光彩夺目和锋利。卢格曾毫不妒嫉地承认，“关于出版自由，以及在捍卫出版自由方面，从来没有、甚至也不可能有比这说得更深刻更透彻的了。在我们的时论中，出现了这样有真才实学、有气魄、善于理清普通的概念混乱的文章，真是值得我们庆幸。”马克思在这篇文章的一处地方谈到了他的故乡的温和宜人的气候，而这篇论议会的文章至今还闪耀着莱茵河两岸满是葡萄园的丘陵上的夏阳的光辉。黑格尔曾谈到“一个坏报纸的可怜的、败坏一切的主观性”，而马克思则回到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在《莱茵报》上论证了康德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100页。］。但是他在返回这个问题时，他的政治和社会眼界已经为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所打开而大大地丰富了。只要把他在《莱茵报》上的文章同雅科比的《四个问题》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前进得多么远。雅科比一再强调国王在1815年所作的实施宪法的诺言，把它看成是整个宪法问题的基石，而马克思却认为它抱本不值一提。

　　马克思颂扬自由的报刊——人民的敏锐的眼睛，把它拿来同受检查的报刊对比；后者的根本缺陷是伪善，而从伪善又产生其他一切缺点，包括从美学观点看来也是令人厌恶的消极性。但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忽视自由报刊也可能遇到的危险。城市代表当中的一个发言人要求把出版自由当作行业自由的一部分来争取。马克思反驳他说：“难道降低到行业水平的出版物……是自由的吗？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

　　…………

　　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把出版物贬为单纯物质手段的作家应当遭受外部不自由——检查——对他这种内部不自由的惩罚；其实他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对他的惩罚了，［同上书，第87—88页。］马克思用他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他向作家要求的东西：作家的写作永远是目的本身，对于他自己或别人都不是一种工具；必要的时候，作家可以为作品的生存牺牲他个人的生存。

　　第二篇评莱茵省议会的文章，如他给荣克的信中所说的，是关于“大主教事件”的。整篇文章都被检查机关删去而始终没有发表，虽然卢格曾建议把它收入《轶文集》。1842年7月9日，马克思写信给卢格说：“不要以为，我们在莱茵省是生活在一个政冶理想国里。办《莱茵报》这样一个报纸，需要最坚强的毅力。我的关于省议会的第二篇论文，即谈到教会纠纷问题的论文，被书报检查机关查禁了。在这篇文章里，我说明国家的捍卫者怎样站在教会的立场上，而教会的捍卫者又怎样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由于愚蠢的科伦天主教徒中了圈套，而捍卫大主教的言论又可以招引订户，因此这件事对《莱茵报》来说就更加不利。但是，您不能想像那班当权的人物卑劣到何等程度，以及他们在同正统教派的愚人打交道时行为何等可耻。不过事情好歹总算是结束了：普鲁士当着全世界的面吻了教皇的鞋子，而我们政府的那些没有头脑的人又恬不知耻地在大街上走来走去了。”［《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48页。］最后这句话是指下面这个事实而言的：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同罗马教庭进行了和平谈判，而罗马教庭则为了表示答谢，按照梵蒂冈的策略常规着实把他愚弄了一番。

　　马克思给卢格的这封信，不应该理解为马克思是在为了笼络科伦的天主教徒而认真地掉卫大主教。他无可辩驳地解释说，大主教因有关教会事务的行为而遭到非法逮捕，以及天主教徒要求把他们的非法被捕的主教交付法庭审判，是因为国家的捍卫者站在教会的立场上，而教会的捍卫者则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他的这种解释是合乎逻辑的。在一个颠倒混乱的世界里采取正确的立场，对《莱茵报》来说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因为，正如马克思在这封信的下文中所说的，《莱茵报》所激烈反对的教皇至上论派是莱茵省最危险的势力，而反对派又太习惯于在教会范围内反对政府。［《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48页。］

　　第三篇论文分成五个大段落在报上连载，是评论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不得不“回到人间”。他自已承认，他由于必须谈到黑格尔思想体系中所没有考虑过的物质利益问题而感到为难。当时，他对于这个法令所提出的问题，还不像晚年时处理得那样明快。这里，问题是在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和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最后残余之间的斗争，在于剥夺人民群众的所有权所引起的残酷战争。在1836年一年中，普鲁士国内经法庭审理的二十万零七千四百七十八件刑事案件中，约有十五万件即将近四分之三，是关于盗窃林木，侵占牧场、违犯狩猎法和森林违禁法的案件。

　　在莱茵省议会中讨论林木盗窃法时，土地私有者最无耻地通过了自己的剥削方案，甚至超过了政府所提出的法案。这时，马克思挺身而出，为保卫“政治上和社会上倍受压迫的贫苦群众”而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不是从经济方面，而是从法律方面加以论证的。他要求保存贫民的习惯权利，并且认为这种权利的甚础是某些性质不确定的占有形式，这些占有形式既不完全是私人占有形式，也不完全是公共占有形式，而是我们在中世纪一切体制中所看到的那种私权和公权的结合。理智废除了这些中间的、不确定的占有形式，而把从罗马法中拿来的抽象的私权这一范畴应用于这些形式。但是在最贫苦阶级所保持着的习惯权利中，却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权利感。这种权利感的根源是实在的，合法的。

　　从历史观的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的这篇文章还带有“某种不稳定的性质”，但尽管如此，或者更正确地说，正因为如此，它却显示出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马克思成为一个保卫“最贫苦阶级”的伟大战士。他描写了那些践踏逻辑和理性、蹂躏法律和权利、在很大程度上也侵害了国家利益的林木占有者的卑鄙无耻，描述了他们怎样牺牲贫民而发财致富；在这些描写中流露出了他的深切的愤怒，因为，“为了保证自己对森林条例违反者的控制，省议会不仅打断了法上的手脚，而且还刺穿了它的心脏”［《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178页。］。马克思想通过这个例子来说明，如果认真委托这种代表私人利益的等级代议机构去从事立法，可以期待它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在这里，马克思仍然遵循着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学说。但是他不像黑格尔的正统派门徒那样颂扬普鲁士国家，把它奉为理想。他的黑格尔主义观点是在于：他用从黑格尔的哲学前提中引伸出来的理想国家来衡量普鲁士国家。马克思认为，国家是一个伟大的机体，在这个机体中体现着法律的、政治的和精神的自由，而每个公民在遵守国家的法律时，仅仅是在遵守自己的人的理性的自然规律。马克思用这个原则很好地处理了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讨论反偷猎法的第四篇文章大概也是根据同样的精神来处理的。但是在提出地产分割这个“地地道道的人世问题”的总大成的第五篇文章中，这种观点似乎已不再适用了。

　　马克思和莱茵省的资产阶级都主张土地的自由分割。限制农民分割土地的自由，就等于在他们的物质贫困之上再增添一层法律的贫困。但是法律观点并不能解决问题。法国的社会主义早就指出，土地的无限制的分割产生着贫苦无依的无产阶级，并且把这种土地分割同手工业的原子式的孤立置于同等地位。既然马克思想要研究这个问题，他就必须说明他对社会主义的态度。

　　马克思当然意识到了这种必要性，而且，如果他在《莱茵报》的全部写作计划得以实现的话，他当然也不会避开这个问题。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实现。当他的第三篇论文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时候，他已经是该报的主编，而在他能够从理论上解决社会主义之谜以前，他已经在实践中面对着这个谜了。


（七）斗争的五个月


　　在夏季期间，很可能是在赫斯的倡导下，《新莱茵报》在社会问题的领域内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远游。一次是转载了魏特林的杂志上的一篇论柏林住宅问题的文章，作为论“当前重大问题”的一篇论文。另一次，在发表斯特拉斯堡学者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也讨论了社会主义问题）的报告时，《莱茵报》附加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按语，说如果无产者要求占有中等阶层的财产，那么这就可以和1789年中等阶层反对贵族的斗争相比；但是这一次问题将通过和平的途径解决。

　　但甚至这样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都被奥格斯堡《Allgemeine Zeitung》（《总汇报》）用作借口来指责《莱茵报》，说它向共产主义送秋波。其实在这方面，《总汇报》自己也是心亏理短的：它发表过海涅论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更成问题的文章。《总汇报》是唯一具有全国意义甚至国际意义的德国报纸，而《莱茵报》对于它的统治地位是一个威胁。虽然它进行猛烈攻击的动机绝不是高尚的，但它的攻击却是恶毒的和相当巧妙的。它挖苦地说什么富商子弟虽然幼稚地玩弄社会主义思想，却决不打算把自己的财产分给科伦的手工业者和搬远伕。此外，它还提出了更严重的谴责。《总汇报》证明说，在德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拿1789年法国贵族的命运来吓唬刚刚开始自由呼吸的中等阶级，那是小孩子的想法。

　　在马克思做了主编以后，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反击这些恶意的攻击，而这个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他一点也不想庇护那些在他看来也是“浅陋的”著作，而且，他甚至不能说出，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究竟是怎样的。因此，他尽可能地把战火引到敌人的阵营里去，指责《总汇报》本身在偷运共产主义。但同时他也老实地承认，《莱茵报》不应该单靠空话来解决两个民族所力求解决的任务。他写道，《莱茵报》甚至不承认现今形式下的共产主义思想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因此更不能希望这些思想在实际上会实现，或有实现的可能，但是它仍旧准备“在不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对这些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因为像勒鲁、孔西德朗这样一些人的著作，特别是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是不能靠灵机一动的肤浅的想像来批判的[45]。

　　的确，后来马克思说，这种论争使他对《莱茵报》的工作失去兴趣，于是他“贪婪地”抓住重新回到自己的书房的机会[46]。但是，正像人们住回忆往事时所常发生的那样，他把原因和结果纠缠在一起了。当时马克思还是全心全意地从事于自己的编辑工作的，他把这个工作看得那样重要，以致为了它而不惜同所有在柏林的老朋友们决裂。自从“精神生活方面的趣味还比较丰富”的“博士俱乐部”因书报检查令的缓和变成了一个所谓“自由人”的团体以后，同这些人往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在这个“自由人”[47]的团体中，几乎汇集了所有住在普鲁士首都的三月革命以前的文人。这些疯疯癫癫的庸人在那里扮演着政治革命家和社会革命家的角色。还在夏天时，“博士俱乐部”里发生的事情就便马克思深感不安；他说，宣布自己的解放是一回事，这是正当的；但为自己大肆宣扬则是另一回事，这就有些自我吹嘘的意味。不过他想，幸亏布鲁诺·鲍威尔在柏林，他会设法至少不让他们搞出“荒唐事”来。

　　可惜马克思的判断错了。看来，科本倒是没有参与“自由人”的胡闹，但布鲁诺·鲍威尔却同他们混在一起，甚至不耻于在他们的滑稽戏里充当一名旗手。他们在大街上列队行乞；他们在酒楼妓院里胡作非为；他们下流地侮辱毫无防卫的牧师：布鲁诺·鲍威尔在施蒂纳的婚礼上从自己的编织的钱袋上解下一对铜环交给牧师，说用它们来代替结婚戒指是再好不过的了；——这种种行径使“自由人”变成了胆怯的庸众半惊半惧的对象。但同时，这也无可挽回地糟踢了他们自称为之效力的事业。

　　这种街头顽童式的恶作剧，对于“自由人”的精神活动当然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不得不费很大力气来处理他们投到《莱茵报》的稿件。许多这种稿件都被检查官的红笔勾掉了，但是，正如马克思给卢格的信中所说的，“我自己淘汰的文章也不比检查官淘汰的少，因为梅因那一伙人寄给我们的是一大堆毫无意义却自命能翻转乾坤的废料；这些文章都写得极其草率，只是点缀上一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其实这些先生对共产主义从来没有研究过）。在鲁滕堡负责的时候，由于他毫无批判的能力，又缺乏独立处理事务的才能，‘自由人’已习惯于把《莱茵报》看成是自己的唯命是听的机关报，而我则决定不容许他们再像以前那样高谈阔论下去。”［《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51页。］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柏林上空阴云密布”的第一个原因。

　　最后的决裂是在1842年11月海尔维格和卢格来到柏林时发生的。海尔维格当时正在作他的有名的周游全德的凯旋旅行[48]。在科伦，他结识了马克思，并且立刻和他建立了友谊；在德累斯顿，他会见了卢格，并和他一道前往柏林。在柏林，他们自然看不惯“自由人”的那些胡作非为。卢格同他的合作者布鲁诺·鲍威尔争吵起来，因为鲍威尔“要他相信荒谬绝伦的东西”，例如，应该把国家、私有财产和家庭作为概念来加以扬弃，至于在现实中它们将是怎样的，那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事。海尔维格也不喜欢“自由人”。于是“自由人”就对这位诗人的不恭进行报复，尽情地嘲笑他觐见国王的有名事件，以及他同有钱的女继承人订婚一事。

　　双方都想在《莱茵报》上展开争论。海尔维格在卢格的同意下，要求《莱茵报》刊登一项声明，其中说，“自由人”作为个别的人，大部分都是优秀人物，但是，正如他自己和卢格曾对他们坦率地说过的，他们的政治浪漫主义、恃才傲物和狂妄的自我吹嘘，却危害了自由的事业和自由的党派，马克思在自己的报上刊登了这个声明，接着，梅因就代表“自由人”接二连三地给他寄来一些粗暴的信。

　　最初，马克思实事求是地回信，力求把“自由人”对《莱茵报》的投稿引上正路。“我向他们提出了要求：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说些漂亮话，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声明说，像他们这种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即新的世界观的手法，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彻底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局势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冶局势，因为这样做才更加符合报刊事业的本质和广大读者的水平。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而随着那以宗教为理论的被颠倒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最后，我向他们建议，如果真要谈论哲学，那么最好少卖弄无神论这块招牌（这使人想到小孩向任何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保证他不怕妖怪），而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52—253页。］这些话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编《莱茵报》的。

　　但是，在他这封劝告的信寄到以前，马克思就接到梅因的一封“蛮横无礼的信”，信中恰恰是要求《莱茵报》不要“表现得稳健持重”，而要“以最极端的方式”来行动，换句话说，就是要《莱茵报》为了迎合“自由人”而让自己遭到压制。这终于使马克思忍无可忍，他写信给卢格说：“这一切都显示出梅因的那种难于置信的虚荣；他不懂得，为了挽救一个政治机关报，是可以牺牲几个柏林吹牛家的；而他所考虑的只是他那个小集团的事情……

　　由于我们现在从早到晚都要忍受最可怕的书报检查的折磨，忙于同部里的书信往来，应付省长的牢骚、省议会的指责、股东的怨言等等，而我坚守在岗位上，只是因为我认为我有义务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让暴力实现自己的计划，——因此您可以想见，我是有点被梅因的信激怒了，并且回了他一封措词相当尖锐的复信。”［《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53页。］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同“自由人”的决裂。“自由人”从布鲁诺·鲍威尔到爱德华·梅因在政治上都落得不同程度的悲惨下场：鲍威尔后来给《Kreuzzeitung》（《十字报》）和《Post》（《邮报》）撰稿，梅因则终老于《Danziger Zeitung》（《但泽报》〉的编辑任内。梅因也牢骚满腹地揶揄自己虚度的一生，说他只能嘲笑新教的“正统派公牛”[49]了，因为报纸的自由派股东们为了怕得罪天主教徒的订户，不许他批评教皇的圣谕。“自由派”的其他人士则到半官方的甚至官方的报刊里去混事，例如，鲁滕堡在几十年后就是在担任《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普鲁士国家通报》）的编辑时死去的。

　　但是在那时，在1842年秋天，鲁滕堡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可怕的人，政府要求他离开《莱茵报》。整个夏天，政府都在用吹毛求疵的检查刁难这个报纸，但是还没有封闭它，为的是希望它自行死去。8月8日，莱茵省省长冯·沙培尔向柏林报告说，《莱茵报》的订户减少到了八百八十五户。但是10月15日马克思接任主编，11月10日沙培尔就报告说，订户数目不断上升，从八百八十五户激增到一千八百二十户，而报纸的倾向也变得更加放肆和敌视政府了。恰好那时《莱茵报》编辑部得到了一份极其反动的婚姻法草案，把它刊栽了出来。国王对于事先公布这个法律草案非常恼怒，尤其是因为这个法案将增加离婚的困难，因而引起居民的很大不满。国王勒令《莱茵报》交代出给它这份草案的人，否则就要立刻封闭该报。但是部长们事先就知道，该报是不会这样屈服的，并且他们也不愿意把殉道者的花冠戴在他们所痛恨的这家报纸头上。他们只打发鲁滕堡离开科伦，并且作为一种惩罚而要求任用一个负责的主编，要他代替出版者伦纳德签发报纸。同时，任命候补法官维塔乌斯为检查官，来代替以偏狭出名的多里沙尔。

　　11月30日，马克思写信给卢格说，鲁滕堡已经被解除了在德国栏负责的职务（他在那里做的事情主要是加加标点符号），而且只是由于我的请求，才把他暂时调到法国栏去。正是这位鲁滕堡，由于的圣上极度昏庸，却有幸被当成是一位危险人物，尽管除了对《莱茵报》和对他本人之外，他对任何人都不是危险的。当局向我们提出了解除鲁滕堡职务的断然要求。普鲁士的圣上——这个despotisme prussien， le plus hypocrite， le plus fourbe［最伪善、最狡猾的普鲁士专制主义。］——使出版负责人摆脱了一件麻烦事，而这位新的受难者鲁滕堡则学会了用相应的表情、举止和语气相当巧妙地表现了受难者的意识，正在利用这个大好机会。他写信遍告全世界，写信到柏林，说他是《莱茵报》的被逐的原则，而《莱茵报》在对待政府的态度上已开始采取另一种立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51—252页。］马克思是在谈到他同柏林“自由人”的分歧的尖锐化时提起这件事的，不过他对“殉道者”鲁滕堡的嘲笑也许有点过火了。

　　马克思所说的“断然勒令”开除鲁滕堡并且使出版人伦纳德摆脱了一件“麻烦事”等话，只能这样来理解，即编辑部迫于“威势”，放弃了保留鲁滕堡的任何尝试。这样的尝试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使出版人摆脱一件“麻烦事”也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这个不懂政治的书商是不适合于写报告书的。而只是由他签字的一份反对封闭该报的威胁的抗议书，根据科伦市档案馆保存的手稿看来，却是马克思起草的。

　　这份文件里说，《莱茵报》“迫于威势”，同意暂时辞退鲁滕堡并任命一个负责的主编，同时准备在符合于一个独立报刊的尊严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使它免于毁灭。它保证在内容容许的范围内在叙述形式方面尽量缓和。抗议书写得这样谨慎和富于外交词令，这在作者一生中是找不出第二个例子来的。但是如果说在个别词句上挑毛病是不公正的，那么，说年轻的马克思在起草抗议书时特别违反了他当时的信念也同样是不公正的。这样的情况，就是在他关于该报的亲普鲁士情绪的说法里也不存在。除了同敌视普鲁士的奥格斯堡《总汇报》进行论争和鼓吹德国西北部也加入关税同盟外，该报的亲普鲁士情绪首先表现在它不断提到北德意志学术的功绩，来同法国和南德意志的肤浅理论相比。抗议书中宣称：《莱茵报》是莱茵省和整个南德的报刊中第一个致力于把北德精神移植到南方并因而促进了分散的各族的精神团结的报纸。

　　省长沙培尔的回答是相当无情的，他表示，就是马上辞退鲁滕堡并且在他的位置上安插一个更适当的主编，对《莱茵报》的出版是否给予最后的许可，也还要看该报今后的表现如何而定。给报纸物色一个新主编的期限是到12月12日为止，但是事情并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因为到12月中又爆发了新的战斗。两篇来自柏恩卡斯特尔的关于摩塞尔农民的困苦状况的通讯，引起了沙培尔的形式粗暴而内容空洞的更正。《莱茵报》试图再一次逆来顺受，称赞这个更正的“平静而尊严的口吻”说这足以使警察国家的走卒们感到羞愧，并且大大有助于“消除猜疑，增强信任”。但是，在预先搜集了必要的资料之后，《莱茵报》在1月中旬一连发表了五篇文章[50]，其中引用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政府残酷地压制了摩塞尔农民怨愤的呼声。莱茵省的最高长官被这件事弄得声名扫地。可以告慰他的是，1843年1月21日的内阁御前会议已决定查封这个报纸。1842年年底发生了几件终于惹恼国王的事件：海尔维格从科尼斯堡给他寄来一封激动而傲慢不恭的信，而《Leipziger Allgemeine Zeitung》（《莱比锡总汇报》）未经作者知悉和同意就发表了它；最高法院在约翰·雅科比被控叛国和悔辱圣上的案件上宣布他无罪；末了，《德意志年鉴》在新年宣言中宣称它拥护“民主制及其实践任务”。《德意志年鉴》立刻被查封了，《莱比锡总汇报》也被禁止在普鲁士境内发行。接着，又决定顺便也查封“它在莱茵的淫乱的姐妹”，特别是因为它曾强烈地抗议前两家报刊的查封。

　　查封《莱茵报》的形式上的理由是该报没有许可证。如马克思所说的，“就好像在普鲁士这个没有警察局发的号牌连狗也不能存在的地方，《莱茵报》不履行法定手续也能出版一天似的”。“实际的原因”则是新老普鲁士关于什么可恶倾向的滥调，亦即马克思所嘲笑的那种“关于什么思想恶劣、空谈理论的一派胡说和共他鬼话。”当局为了照顾股东们的利益，允许报纸在三个月的期限内照常出版。马克思写信给卢格说：“在执行死刑以前的这一段时间，报纸要受到双重的检查。我们的书报检查官，一个还算不错的人，还得再受这里的行政区长官，一个唯命是从的蠢货冯·盖尔拉赫的检查。我们印好的报纸必须送到警察局去，让他们在那里嗅一嗅，只要警察的鼻子嗅出什么非基督教、非普鲁士的气味，当天的报纸就休想再问世了。”［《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53—254页。］陪审官维塔乌斯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他辞去了检查官的职务。为了这一点，科伦市的合唱团为他唱了一首夜曲以示敬意。从柏林派来了内阁秘书圣保尔来接替他的职位。由于这人热心地执行刽子手的职责，所以双重检查制就显得不必要而在2月18日被取消了。

　　《莱茵报》的查封，被看成是对整个莱茵省的侮辱。订户数目一跃而增加到二千二百户，同时有几千人签名向柏林请愿，要求停止即将来临的打击。股东们也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柏林去，但是国王没有接见。居民的请愿书如果没有使那些敢于在上面签字的官史受到严厉斥责，那就会统统被扔到内阁的废纸篓里去了。但最可悲的是，股东们希望用降低报纸的格调的办法来达到他们用请愿没有达到的目的。这是促使马克思在3月17日就辞去主编职务的主要原因，当然，这并没有妨碍他搅扰检查官到最后一分钟。

　　圣保尔是一个年轻的“浪荡子”。在柏林时，他和“自由人”一起狂饮作乐，到科伦后又同妓院门口的守夜人打架。但他是一个饱经世故的老油子，很快就发现了《莱茵报》的“理论中心”和它的理论的“活的源泉”。在他写给柏林的报告里，他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马克思的敬意。马克思的智慧和品德显然使他深为折服，尽管他自以为发现了马克思的“思维上的大错误”。3月2日圣保尔向柏林报告说，马克思“鉴于目前状况”已决定脱离《莱茵报》并且离开普鲁士。柏林警察机关的智囊们在自己的文件里指出，这对于普鲁士并不是一个大损失，因为“马克思的极端民主观点是根本不符合普鲁士国家的基本原则的”。这一点确实无可争议。3月18日，这位可尊敬的检查官欢呼道：整个报纸的Spiritus rector［精神领导者。］马克思博士昨天终于离开了编辑部，接替他的是奥本海姆，这是一个极其温和而又平庸的人物。……我对这种情况成到十分高兴，因为现在我在这份报纸上所花费的时间还不到先前的四分之一。”他甚至写信到柏林说，既然现在马克思已经离去，就可以安心地让报纸照旧出版了，这是对离去的主编的赞扬。但是，圣保尔的上级却比他更加卑怯，他们教他秘密收买《科伦日报》的主编，一个叫海尔梅斯的人，并且教他恫吓它的出版人（他早已成到《莱茵报》的成功是一个危险的竞争）；而这个奸险的勾当居然成功了。

　　马克思自己早在1月25日，也就是查封《莱茵报》的消息到达科伦的那一天，就写信给卢格说：“我一点也不惊奇。您知道，我从一开始就对书报检查令抱着怎样的看法。这件事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把《莱茵报》的查封看成是政治意识上的某种程度的进步，因而我便辞职不干了。而且，在这种空气里，我简直感到窒息。就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粗暴的专断使我感到厌倦，委屈求全、周旋应付和字斟句酌地对忖吹毛求疵的生活我也过够了。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

　　在德国，我已再没有什么可为。在这里，人们自己作贱自己。”［《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54—256页。］


（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在同一封信里［梅林在这里说得不确切：关于收到文集的事，马克思是在1843年3月13日、而不是在1月25日通知卢格的；文堞出版的日期不是在1843年3月初而是在2月。］，马克思告诉卢格说他已收到刊载着他的第一篇政治论文的文集。这个文集分两卷出版，名为《Anekdota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它是在1843年3月初由苏黎世的“文学社”出版的。这家出版社是尤利乌斯·弗吕贝尔为逃避德国书报检查的作家们建立的一个避难所。

　　在这本文集里，青年黑格尔派的老卫士们又作了一次进军，尽管他们的队伍已不整齐。在他们当中，那位埋葬了黑格尔的全部哲学的大胆的思想家也出现了。他宣称“绝对精神”就是神学的死去的精神，因而就是一种纯粹的鬼魂信仰；他认为，哲学的全部奥秘的解决就在于对人和自然界的直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轶文集》上发表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51]一文，对于马克思也是一个启示。

　　后来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对青年马克思的精神发展的巨大影响，是从早在1841年就出版了的费尔巴哈的名著《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开始的。思格斯说，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理解；他说，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下子都成了费尔巴哈派了。”［参阅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页。］但是，在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那些文章里，还看不到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只是在《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德法年鉴》）上才第一次表示“热诚地欢迎”这个新的世界观，虽然也作了某些批判性的保留。《德法年鉴》是在1844年2月出版的，从名称就可以看出它同费尔巴哈思想过程的某种联系。

　　《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的思想无疑地已经包含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之中，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恩格斯的记忆有错误，那也是非本质的。但是他的错误又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它模糊了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之间的思想联系。虽然费尔巴哈只是在乡村的隐居生活中才感到恰然自得，但他仍不失为一位战士。他像伽利略一样，认为城市对爱好沉思的性情来说是一所监狱；相反地，自由自在的乡村生活却把大自然这本书展开在每个善于读它的人的眼前。费尔巴哈总是用这样的话来抗御对他在布鲁克堡的幽居生活的攻击[52]。他爱乡居的幽静，并不在于这个词的老式的含义：生活在幽静中的人是幸福的；而是因为在孤独和幽静中，他汲取了进行斗争所必需的力量。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感到需要集中精神，远离日常生活的喧嚣扰攘，以便不受干扰地对自然界——生活及其奥秘的伟大本源进行沉思。

　　虽然生活在幽静的乡间，费尔巴哈却仍然站在参加当代伟大斗争的人们的前列。他发表在卢格的杂志上的论文，使得这个杂志具有真正的锋芒。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证明，不是宗教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宗教；我们的幻想所创造的最高本质，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虚幻的反映。正当费尔巴哈的书问世的时候，马克思走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这使他陷入了社会生活的纷扰之中。但是这场斗争是不能用费尔巴哈在论基督教的书中所打造的那种武器来进行的。就在这个时候，当黑格尔哲学已经无力解决马克思在《莱茵报》所遇到的那些物质问题的时候，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发表了。它致命地打击了黑格尔哲学——神学的最后的避难所和合理的支柱。这个《纲要》给马克思的印象很深，虽然他当时就保留了批判它的权利。

　　他在3月13日给卢格的信中写道：“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注重自然界，而过少地注重政治。然而，唯有把二者结合起来，现今的哲学才能成为真理。如果像在16世纪时那样，除了醉心自然界的人之外还存在着醉心国家的人，那么一切就会走上轨道了。”确实，费尔巴哈在他的《纲要》里只是附带地提了一下政治，而且与其说比黑格尔前进，毋宁说比他还要后退。马克思抓住了这一点。他像费尔巴哈研究黑格尔的自然哲分和宗教哲学一样彻底地研究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学说。

　　在马克思于3月13日给卢格的信里，还有一处道出当时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多么强烈。马克思刚一认清他不能在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压迫下写作，不能在普鲁士的空气中呼吸，他就立刻决定带着未婚妻离开德国。早在1月25日，马克思就写信问卢格，他是否可以参加海尔维格当时准备在苏黎世出版的《Deutsche Bote》（《德意志信使》）的工作。但是海尔维格的计划并未实现，因为他被逐出了苏黎世。这时卢格就向马克思提出其他一些合作的建议，包括共同编辑那个经过改组和更换了名称的《年鉴》，并且请马克思在结束他的“编辑工作上的苦恼”之后到莱比锡去，以便面洽“我们复兴的地点”。

　　在3月13日的信中，马克思接受了去莱比锡的建议，而“暂时”只就“我们的计划”表示了如下的意见：“当巴黎被攻陷的时候，有些人主张拥立拿破仑的儿子为君主，同时任命一个摄政；另一些人主张拥立别尔纳多特；最后，还有一些人主张拥立路易—菲力浦。作是达来朗回答说：‘不是路易十八，就是拿破仑。这是原则，其余的一切都是阴谋。’

　　同样地，我也想说，除了斯特拉斯堡（或万不得已时，瑞士）以外，几乎其余一切地方都不是原则，而是阴谋。篇幅超过二十印张的书，就不是以民众为对象的书。至多，这里能够做出的决定是，它应该是一个月刊。

　　即便《德意志年鉴》重新获准出版，我们至多也只能得到那个已故出版物的暗淡无光的翻版，而这一点现在已经不够了。相反地，《德法年鉴》，这才是原则，是能够产生后果的事件，是能够唤起热情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55—256页。］这里可以听到费尔巴哈的《纲要》的回响，与生活和人水乳交融的真正的哲学家，必须具有高卢——日耳曼的血统。它的心脏必须是法国的，头脑必须是德国的。头脑要改革，心脏要革命。只是在那有运动、热潮、激情、血性和感性的地方，才有精神存在。只有莱布尼茨的睿智，他的富有血性的唯物而又唯心的精神，才第一次把德国人从压制着他们的学究习气和经院哲学的统治下解救出来[53]。

　　卢格在3月19日的回信中表示完全同意这个“高卢——日耳曼原则”，但是这件事情的事务方面的安排还是拖了几个月。


（九）结婚和被逐


　　在初次登上社会斗争舞台的狂风暴雨的一年里，马克思还不得不同某些家庭困难作斗争。他不愿意谈这些事情，而总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谈到它们。同那些为了个人身边琐事而忘掉世界的庸人的可怜命运相反，马克思能够为了“人类的伟大目的”而超然于最痛苦的不幸之上。生活给于他的锻炼这种能力的机会太多了。

　　从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第一次提到这种“私人琐事”的那些话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他对待这类问题的态度。在1842年7月9日写给卢格的信中，他为了不能如约寄去几篇给《轶文集》的文章而向卢格表示歉意。他列举了他所遇到的种种障碍，接着说：“余下的时间都浪费在最不愉快的家庭纠纷上了。虽然我的家庭是相当富裕的，但它给我设下的重重障碍有时使我陷进了极困难的境地。我决不想用谈论这些私人的琐事来打搅您。所幸的是，公众的琐事使一个性格坚毅的人根本不致为私人的琐事所困恼。”［《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47页。］那些惯常“为私人的琐事所困恼”的庸人，早就把马克思的这种异常坚强的性格的表现说成是马克思的冷漠无情”的证明。

　　我们不清楚这些“最不偷快的家庭纠纷”究竟是什么；马克思只是在和卢格商议出版《德法年鉴》的问题时再一次提到这些事，而且也只是泛泛地提到，他写信对卢格说，在出版这个杂志的计划一经确定之后，他就要到克罗茨纳赫（他的岳母自她丈夫死后就住在那里）去，并且在那里结婚；他打算婚后在岳母家里再住几个月，因为“在着手工作以前，莪们无论如何得做一些准备工作……

　　我可以毫不带浪漫主义意味地对您说，我已经从头至脚陷进了情网，而且陷得极深。我订婚已经七年多，我的未婚妻为我进行了极其激烈的、几乎摧毁了她的健康的斗争：一方面是反抗她的虔诚主义的贵族亲属，这些人把‘天上的君主’和‘柏林的君主’同样看成是崇拜的对象；另一方面是反抗我自己的家族，其中坐守着几个牧师和我的其他敌人。因此，多年来我和我的未婚妻经历过许多不必要的严重冲突，甚至比许多年龄三倍于我们并且经常谈论自己的‘人生经验’……的人所经历的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期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56页。］。除了这个简短的暗示以外，关于马克思在结婚以前所不得不经历的那种斗争，我们就一无所知了。

　　新杂志的出版不是没有困难的，但它还是相当快地出版了：马克思甚至用不着到莱比锡去。在相当有钱的卢格以六千塔勒的投资入股“文学社”以后，弗吕贝尔就决定负责出版该杂志。马克思被聘为编辑，年薪五百塔勒。有了这样的前景，他就在1843年6月19日同他的燕妮结了婚。

　　《德法年鉴》的出版地点仍然没有确定下来。在布鲁塞尔、巴黎和斯特拉斯堡三个地方的选择上举棋不定。亚尔萨斯的城市[54]对于青年的马克思夫妇最具有吸引力，不过，在弗吕贝尔和卢格到巴黎和布鲁塞尔去初步了解过以后，终于选定了巴黎。诚然，在布鲁塞尔比在巴黎有更多的出版自由，因为巴黎实行着保证金制度和九月法令[55]。但是，在法国的首都，编辑部可以比在布鲁塞尔更接近德国的生活。卢格写信鼓舞马克思说，在巴黎，只要有三千法郎或者再多一点，就能过得很舒服了。

　　接照原订计划，马克思在岳母家中度过了新婚的最初几个月，而在11月间这对新夫妇就到巴黎去了。他在祖国的生活的最后音讯是1843年10月23日［马克思给费尔巴哈的这封信的日期是1843年10月20日。］从克要茨纳赫寄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请费尔巴哈为《德法年鉴》创刊号写一篇批判谢林的文章。他写道：“看到您的《基督教的本质》的再版序言[56]，我差不多可以有把握地得出结论说，您在写一本关于谢林的详尽的著作，或者至少在打算关于这个腹中无物的吹牛家再写点什么。实际上，这将是一场初次上演的好戏！

　　谢林先生多么巧妙地使法国人——开始是使懦弱的折衷主义者库辛，后来甚至使天才的勒鲁——上了钩。要知道，比埃尔·勒鲁之流一直认为，谢林是一个用理性的现实主义代替了超验的唯心主义，用有血有肉的思想代替了抽象的思想，用世界哲学代替了行帮哲学的人！……

　　因此，如果您马上给创刊号写一篇评论谢林的文章，那您就是为我们所创办的事业、尤其是为真理，做出了一个巨大的贡献。您正是最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因为您是谢林的直接对立面。现在谢林为要实现他青年时代的真挚的思想，——即便是我们的的敌人，我们也应该承认他的一切优点，——已经除了想像以外再也没有其他能力，除了虚荣以外再也没有其他力量，除鸦片以外再也没有其他刺激剂，除了妇人般的多愁善感以外再也没有其他库官了。谢林青年时代的这个真挚的思想，在他那里只落得一场青春的幻梦，而在您那里却成了真理，现实，男子汉大丈夫的严肃事业……因此，我认为您是自然和历史的权威所指派的，谢林的必然而自然的对手。”［《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58页。］这封信的口气是多么亲切，它多么清楚地流露出对伟大斗争的欢欣的希望啊！

　　但是费尔巴哈踌躇起来了。他最初曾向卢格表示赞助他的新杂志，但是后来却拒绝为它撰稿。甚至援引他自己的“高卢——日耳曼原则”，也没能说服他。他的著作曾经比其他一切著作更强烈地触怒了掌权者，于是，警察的大棒就打杀了德国仅存的哲学思想自由。而哲学反对派如果不想怯懦地投降，就只有逃亡国外以自保。

　　投降，费尔巴哈是不情愿的，但是勇敢地投入那荡涤着死寂的德意志土地的浪涛，他又没有决心。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热情召唤作出了虽然是友好的和关怀的、但终究是否定的回答的那一天，对他来说是一个阴暗的日子。从此以后，他在精神方面也必然离群独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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