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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智识衰退
华金·毛林
1930年10月
来源：《新时代》，第1号
Gabryel 译自 https://www.marxists.org/espanol/maurin/1930_x.htm
一
西班牙的智识危机，它目前的萎靡和无能是与整个经济与政治的崩溃同步进行的。处于腐朽状态的资产阶级的精神贫血，反映在它在思想上的颓废和它在思想活动上表现出的佝偻。
通常所说的文明，即在艺术、科学、精神上的伟大创造，是在一个社会阶层达到其发展的顶峰时产生的。随着这个阶级开始衰落，它的精神也在同步衰落。
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知识界与自己的特色艺术，它的演变与社会变革密切相关。如果我们所说的帝国是指某一阶级的鼎盛期，那么 “文学伴随着帝国”这一谚语就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历史真理。通常情况下，艺术的爆发可以是一个阶级的重要宣告，即这个阶级还没有完全征服权力，但正处于登上权力的前夜。春天的花开预示着秋天的丰收。在现代文明中被称为“黄金时代”的东西，构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下的存在行为。
资产阶级在其艺术的演进过程中有两个时刻：第一个时刻是它开始征服世界的时候——也就是十五、十六和十七世纪，第二个时刻——也就是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末——其力量的全部光芒出现。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和之后都有艺术的照射，就像战斗的黎明和黄昏。
二
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进步和倒退之间的选择，在16世纪和17世纪半叶的西班牙艺术中得到了体现。用一句话来概括，中世纪与现代之间、神与人之间、宗教与活生生的现实之间、封建主义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可怕斗争，就是激励它的精神。
在绘画方面，苏巴朗[1]、穆里罗[2]、里贝拉[3]、卡诺[4]、莫拉莱斯[5]，都被宗教的旋风所吸引。教会在政治领域的巨大力量在绘画和当时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埃尔·格雷考[6]——一位绘画艺术的但丁，尽管他有惊人的创造力，却被宗教封建主义的神秘主义所打败。
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开始变得强大和成功，它以一种充斥着不可抗拒的动力的动态方式表现出来。在崛起的阶级中振动的火热灵魂在艺术中找到了表达方式。十六和十七世纪的西班牙绘画受到宗教动荡的折磨，宗教裁判所的恐怖产生了这种结果。
文学也缺乏资产阶级盛世的特有印记。卡尔德隆在《萨拉美亚市长》[7]中和洛佩·德·维加在《羊泉》[8]中都描绘了国王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他们是社会斗争中仅有的两个被西班牙古典文学选中的重要火花。
然而只有塞万提斯[9]能够令人钦佩地综合阐述这段对西班牙资产阶级来说是巨大的悲剧的时代，塞万提斯从资产阶级的角度出发，欲图嘲笑封建主义苦苦生存的努力。堂吉诃德是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他从被遗忘的角落里走出来，像一个传奇的幽灵一样在西班牙的道路上游荡。这位破产的绅士，年迈而疯狂的贵族，想要打败资产阶级。他有一个盟友：农民桑丘·潘沙。堂吉诃德离开封建城堡之国卡斯蒂利亚——卡斯蒂利亚是城堡的复数，前去征服资产阶级的城市巴塞罗那。在到达城市之前，他结识了强盗队长罗克·吉纳德并与之建立了联盟。这里是战争的前线：封建领主、农民和强盗。堂吉诃德、桑丘·潘沙和罗克·吉纳德组建的联盟希望在巴塞罗那凯旋，并获得全面胜利。然而，堂吉诃德被彻底打败了。这就是西班牙资产阶级的天才塞万提斯的愿景。
但事实上，堂吉诃德、桑丘和罗克·吉纳德在巴塞罗那取得了胜利并统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的西班牙，即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西班牙，受到宗教裁判所式的封建主义压迫，这是那位拉曼恰的绅士的杰作，他饥饿、疯狂，是基督徒，他随意游荡，与鬼魂搏斗，向风车攻击。
如果说在文学方面，塞万提斯是负责将一个决心遏制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的疯狂转化为象征的天才，那么在绘画方面，委拉斯开兹[10]是第一个接受资产阶级灵感的生命气息的伟大西班牙艺术家。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的鲜活肉体中塑造了封建腐朽的西班牙。委拉斯开兹在他的画中结合了那个时代。《小丑身旁的南瓜》和《宫娥》描绘了一个腐朽的西班牙。在委拉斯开兹身上有一种阶级的冲动和力量，他是西班牙第一个伟大的资产阶级画家。
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末，西班牙的文化辉煌时期是作为其强大帝国的影子而存在的。随着帝国的消失——与荷兰、意大利、葡萄牙等地区的分离——西班牙的精神活动也消失了。十八世纪，在这一时期，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热衷于哲学和经济科学以发现能使他们最终取得主导地位的道路。而西班牙则默默度过了这段时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整个19世纪。这是相当致命的；封建国家走上了下坡路，并千方百计消灭资产阶级，没有留下任何艺术表达的可能。西班牙是一片中世纪的荒地，宗教裁判所最无情的恐怖被强加在她身上三个世纪，以至于生命被摧毁。克罗齐[11]在他的《美学史》中提到历史上有数以百计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对艺术的阐述做出了贡献。西班牙在这一普遍性的评述中占据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除了塞万提斯、洛佩·德·维加、卡尔德隆、葛拉西安[12]和其他三四个人之外，再没有人可能出现。
在塞万提斯和委拉斯开兹之后出现了戈雅[13]，按照时间顺序，他是西班牙第三位伟大的资产阶级艺术家。他生活在他所信奉的大革命时期。作为一个艺术家和一个人，他是一个革命者。在他身上，当时的资产阶级精神深深地跳动着。在他的绘画中戈雅是在探寻人。他身上有肉体的悸动和天才的心理。西班牙宫廷，卡洛斯四世和费尔南多七世的画像是一首真正的诗。从来没有一个如此不留情面的画家能展现贵族阶级的兽性和堕落，封建的凶残是如此的猛烈，以至于他似乎用的不是画笔，而是手术刀或烧灼器。
戈雅的画在描写封建主义残余时如同是尖锐的漫画。宗教神秘主义在漫长的几个世纪中投下了致命的阴影，在戈雅身上它找到了第一个劲敌。 格雷考的基督和戈雅的基督之间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啊! 后者反而是对十字架神话的一种嘲弄。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约塔舞者[14]。在《幻景》中，戈雅的讽刺打败了“纪实”。他是伏尔泰变成的一个画家，没有什么能逃过他无情的、残酷的批评。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封建社会解体的西班牙在戈雅身上得到了出色的诠释。另一方面，当涉及到代表人民，代表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时，戈雅是另一种情况。他的现实主义有其他形式。于是，他的画就成了对生命的赞歌。他的作品对封建主义的态度变成了深切的同情，对上升阶级的态度变成了深切的崇拜。
三
19世纪的西班牙是激动人心的，是暴风雨般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拿破仑对半岛的入侵产生了一场真正的大灾难。封建主义正在退却，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导致的殖民帝国的丧失更促进了专制制度的削弱。宗教裁判所消失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支持者之间的斗争呈现出广泛的规模。许多年来，内战血染国土。这是一场以神职人员、贵族和地主为一方，以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为另一方的惨烈斗争。随着封建主义在政治上被打败，而资产阶级仍然缺乏真正的经济基础，出现了“兵谏”时期，这是一个从1840年到1874年的激动人心的时期。[15]1868年，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它设法活到了1874年，反动派再次占了上风。从事农业的大地主、君主制和神职人员再次夺取权力，西班牙经历了所谓的“愚蠢的年代”。19世纪的最后一个25年是资产阶级完全被动的时期。阶级分化已经发生了，工人阶级已经与资产阶级分离，资产阶级在盛行的封建主义残余和无产阶级之间不敢动弹。
代表这整个时代特征的作家是佩雷斯·加尔多斯[16]。如果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收集了他那个时代的法国精神，那么佩雷斯·加尔多斯则以比巴尔扎克更完整的精确度为19世纪的西班牙画了像。在他的作品中有两个主题：马德里小资产阶级的真实画像和整个19世纪西班牙生活的小说式历史。《民族轶事》反映了从拿破仑入侵前夕到1874年反革命胜利期间西班牙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君主的阴谋、封建的野蛮、教士的残暴、将军的愚蠢、军事集团的内部运作、“兵谏”、宫廷及它的神秘、民族的躁动和不安、人民的英雄主义、政治危机和革命阴谋，构成了佩雷斯·加尔多斯的《民族轶事》的经纬线。整整一个世纪的战争、野蛮、风俗、特色、风景如画、轶事、烦恼和琐事，都反映在佩雷斯·加尔多斯的作品中。
佩雷斯·加尔多斯一直是西班牙小资产阶级的小说家。在描绘反动的西班牙时，他的笔锋一直很残酷，就像戈雅的画笔一样。小资产阶级和教会之间的持续斗争在佩雷斯·加尔多斯的小说中找到了一个广泛的领域。《格洛丽娅》、《埃莱克特拉》、《卡桑德拉》，这都描写了宗教压迫和蒙昧主义。
佩雷斯·加尔多斯，一个纯粹的西班牙天才，是西班牙当代资产阶级小说的开山者。他不能被归入当时的文学流派。当然，他与巴尔扎克和狄更斯有相似之处，但他的个性力量使他具有自己明确的轮廓。在西班牙文学史上，毫无疑问，佩雷斯·加尔多斯是塞万提斯之后最重要的作家。他们两个描绘了西班牙生活的两个时期。
佩雷斯·加尔多斯这一代人属于瓦莱拉[17]、帕拉西奥·巴尔德斯[18]、帕尔多·巴赞[19]、佩雷达[20]、阿拉尔孔[21]和克拉林[22]，他们的小说几乎都是乡下生活的写照。它们揭露了乡村资产阶级的狭隘、反动的心态。他们身边的佩雷斯·加尔多斯是一位革命者。
四
19世纪末，西班牙目睹了其殖民帝国所剩部分的最后崩溃。菲律宾群岛和古巴在经过痛苦的战争后从西班牙分离出来。在这场斗争中诞生的主要文学作品是古巴诗人、西印度独立的主要英雄何塞·马蒂[23]的作品，以及菲律宾起义的灵魂人物何塞·黎刹[24]的《不许犯我》和《起义者》。
殖民地残余部分的丧失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反应，它表现在文学上。资产阶级从封建主义里继承了它的海外幻想主义。从美洲的独立到19世纪末，西班牙国家通过盘剥剩下的两个殖民地——古巴和菲律宾得以继续生存。由于这些都被留在了西班牙海盗的领域之外，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向里看。这转化为不安和狂热的活动。资产阶级的西班牙在失去殖民地后不得不为生存而工作，这就如同从漫长的睡眠中痛苦地苏醒过来一样。新状态被投射到文学中是很自然的，因此出现了被称为“九八年一代”的人们，他们表现出了二十世纪前25年西班牙资产阶级的真实反响。他们的杰出人物有巴罗哈[25]、瓦列-因克兰[26]、阿索林[27]、佩雷斯·德·阿亚拉[28]、贝纳文特[29]、米罗[30]、乌纳穆诺[31]、布拉斯科·伊瓦涅斯[32]。所有这些人的普遍特点是强烈的悲观主义和无政府的反叛性最后转化为完全的服从。他们的精神与当时的西班牙资产阶级的精神完全一致。
巴罗哈无可争议地是当今西班牙最好的小说家。如果司汤达在开始写作之前阅读了一些《法典》的片段，这样他的风格就会习惯于精确的措辞而非文学性的转折，那么对巴罗哈也可以这样说。皮奥·巴罗哈缺乏独有的风格。但比起形式，在他的精神里有一种伟大的司汤达式的影响，这种影响与对能量的持续崇拜和对持久行动的崇拜相结合。
巴罗哈的作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是社会小说的尝试，如《生命的斗争》。它恢复了黄金时代的流浪汉小说。他关注社会底层并描绘了其中所有伟大和卑微的东西。巴罗哈是第一个涉足工人阶级环境的西班牙小说家。然而，他选择了贫民无产阶级“红色空气”，它是强盗、挑衅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混合产物。
他作品的第二个方面是历史小说。巴罗哈脱离了他所处的世界，像佩雷斯·加尔多斯一样，在描述19世纪的多事之秋时变得热情洋溢。他的小说中的这一部分名为《行动者回忆录》，也是最有趣、最生动的。它呈现的是上世纪内战中的“游击队”类型。自由派阴谋家阿维拉内塔和“游击队”马丁·扎拉凯恩是永恒的创作。巴罗哈在上个世纪的资产阶级身上发现了活力、激情、胆识以及对于成功的渴望。但是每当谈到当代资产阶级时——这是他作品的第三部分，则恰恰相反，在他最近的小说《世界的漩涡》中，巴罗哈的情绪是悲观的、保守的，他是深深的怀疑主义者，他的作品是一幅战后西班牙资产阶级的画卷。
阿索林是描述资产阶级溃败的卓越作者。他的小说《意志》代表了西班牙青年的“抛物线”。他的主人公以巨大的冲动开始，他带着征服者的信念，然而最后却被打的一败涂地，没有任何能力做出反应甚至没有任何希望。
如果我们在艺术中寻找生命、力量和情感，那么在阿索林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发现这些都是缺失的。它只有寂静的统治，坟墓般的宁静与睡眠般的平和。阿索林的文学创作可以与菲利普二世和埃雷拉的杰作埃斯科里亚尔皇家修道院[33]相比。它们因一个共同的意象而结合在一起：像大草原一样的卡斯蒂利亚、孤立、死亡和绝对静止。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看到被太阳烤焦的西班牙村庄，在教堂的阴影下寻求保护。
米罗是阿索林的延续。他的文学作品充满了色彩，充满了光芒，但缺乏生命力。《患麻风病的主教》是他的代表作，展示了西班牙城市中产阶级的忧虑。牧师、教士、修女、游行、阴谋和快感构成了整个画面。通过阅读米罗和阿索林人们感受到了西班牙农村生存的巨大悲剧。
贝纳文特是一位剧作家，具有很高的代表价值。他的喜剧的平庸之处在于它的对象是生活在马德里的闲散资产阶级，那个轻浮和颓废的资产阶级学习法语是为了与巴黎的布尔歇接触来从那里接受灰色精神的气息。贝纳文特的戏剧呈现出人物病态的多愁善感和悲哀的关切。他的主人公是马德里富人区的居民，是愚蠢和媚俗的完美化身。
贝纳文特的剧作一直是模仿者的学校。今天的西班牙戏剧有很大一部分是贝纳文特式的，也就是说它平淡无奇，缺乏宏伟和激情。马丁内斯·塞拉[34]和利纳雷斯·里瓦斯[35]是它的两位杰出弟子。
毫无疑问，乌纳穆诺是当今时代最典型的西班牙作家。封建和资产阶级的西班牙在他身上走到了一起。乌纳穆诺是复苏的堂吉诃德，有时与狮子搏斗，有时与羊群搏斗。
诗人、小说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剧作家、政治家、记者、煽动家，在西班牙的知识荒原中，乌纳穆诺是一个真正的神童。
资产阶级时期的艺术脱离了封建神秘主义，他们转而去探索人本身。当资产阶级社会进入颓废期时，它的艺术由于加深了人的个性就变成了心理学著作，从那里到宗教神秘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乌纳穆诺是这种融合的一个代表类型。在他身上同时存在着宗教怀疑的煎熬和最透彻的心理学。在他身上，被来世之谜所折磨的诗人和心理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无法区分的。今天的西班牙仍然与16世纪的西班牙紧密相连，在乌纳穆诺的人格中找到了一个令人钦佩的综合体。四百年前，乌纳穆诺会像托克马达[36]一样，成为一名大审讯官。然而在今天，他是一个异端。但在他的精神中，仍然依偎着对判决的怀念。从历史上看，乌纳穆诺是一个流离失所的封建作家，他被迫生活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环境中，他感到不满，他有时用诗句来表达对委拉斯开兹的基督的不满，有时则是对国王的谩骂。
乌纳穆诺最好的作品是《堂吉诃德和桑丘的生活》。这是对塞万提斯小说的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解释，是16世纪的堂吉诃德被20世纪的堂吉诃德所评论。
布拉斯科·伊瓦涅斯的个性非常有趣。他是那种具有征服性和冒险性的资产阶级，他不想屈服于他所生活的国家的被动性当中。布拉斯科·伊瓦涅斯在年轻时是一名革命者，他想改变政权，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因此他拉拢了瓦伦西亚地区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然而他的尝试失败了，他去了美洲，就像埃尔南·科尔特斯[37]和皮萨罗[38]。16世纪的征服者的传说在他身上得到了重生。在阿根廷共和国的广袤土地上，他建立了两个殖民地：塞万提斯和新瓦伦西亚。他想成为一个小国王，一个拥有生命和财产的领主。这个目的也落空了，他这个外交官寻找其他路线。他致力于电影的制造，为美国人写小册子。这也没有让他完全满意。他不安分守己，走遍了世界各地，麦哲伦的冒险在他的精神中得到了重生。在经历了动荡的生活后，他回到了自己的起点：为共和国而战。他是西班牙资产阶级中极少数站出来反对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统治的人之一。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布拉斯科·伊瓦涅斯梦想着成为西班牙民主共和国的总统。
然而，布拉斯科·伊瓦涅斯的艺术上的实力在他所属的西班牙统治阶级中并没有找到足够的框架。半岛的资产阶级坚忍而被动，他们没有动力，不符合他暴烈的精神，这就是为什么他被迫寻找另一种媒介而不是他自己的媒介。他是我国社会小说的先驱，在他的作品的第一部分中，介绍了一个迄今为止被忽视的西班牙的不同方面。农民和其悲剧性的生活和他的英雄气概，主要是布拉斯科·伊瓦涅斯在他开始时的小说的主题。《窝棚》和《芦苇和泥巴》, 是巴伦西亚田园的生动写照。农民的斗争已经在《酒窖》中呈现。在充满大庄园的安达卢西亚，压迫性政权产生的犯罪团伙，被剥削者的反抗，所有这些都以一种娴熟的方式描述出来，其背景是色彩和如画的音符，使人感到生动和出众。
布拉斯科·伊瓦涅斯试图在他的小说中囊括民族生活的所有表现形式。但当他远离社会斗争时，他就失去了自己的价值。他的作品变得很媚俗，它缺乏他作品的第一个时期的激情和毅力。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布拉斯科·伊瓦涅斯致力于历史小说的创作。在离开了他已经开始启动的社会斗争领域之后，在资产阶级小说中经过长期的试验没有找到足够的视野，他的笔锋离开了现代，选择往回看。这是大多数当代西班牙小说家的特色现象，现实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一个巨大的空白。他们逃离了它，他们更喜欢生活在过去，就像布拉斯科·伊瓦涅斯的同名小说“死人的统治”一样。
另一位西班牙作家同时也是社会小说的先驱，是小说家和剧作家迪森塔[39]。他的戏剧《胡安·何塞》代表了来自马德里的工人，他因激情犯罪。胡安·何塞是本世纪初马德里工人的忠实写照，当时的社会斗争还没有获得巨大的活力。迪森塔的其他戏剧，如《封建先生》、《丹尼尔》、小说《野蛮人》，也都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生死之战的细微差别。
毋庸置疑，迪森塔一直是20世纪西班牙无产阶级最喜爱的作家。他的文学作品努力尽可能地接近那些受苦和挣扎的人。目前西班牙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特点是与人民保持距离，系统地封闭在象牙塔里。迪森塔是对这一切的反应。不幸的是他的继承者很少。
瓦列-因克兰在他的作品中提到了仍然存在封建的西班牙。像巴罗哈一样，像佩雷斯·加尔多斯一样，他觉得有必要复活上个世纪的内战，但有一点不同：他是站在反动派一边作战。瓦列-因克兰成为君主专制主义的捍卫者和绞刑架与刀的封建主。
但他身上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转变。巴罗哈和阿索林起初是无政府主义者，最后陷入最绝对的悲观主义，在暴政面前受尽屈辱，而瓦列-因克兰则走了一条相反的路，他从贵族式的、庄重的小说，转向了革命式的产物。他的最新作品引起了真正的轰动。《暴君的旗帜》幻想了美洲革命的笔触，这是一个真正的杰作，有一种令人惊讶的革命活力。暴君的垮台，平民的最后胜利是一首真正的乐观主义赞歌，是对来自下层的人的胜利的肯定。在《伊比利亚的边界》中，瓦列·因克兰在嘲笑1868年革命之前的资产阶级政治的同时对安达卢西亚乡村的生活作了出色的描述。
佩雷斯·德·阿亚拉的主题很保守，但却能在实质上、在形式上、在风格的完美上、在他精心雕琢的西班牙语上脱颖而出。佩雷斯·德·阿亚拉是少数西班牙作家的主要代表，他们没有内容，只翻译资产阶级生活的某些微不足道的表现，但通过纯粹的形式达到某种文学上的重要性。当一门艺术为了维持自身的发展，需要诉诸于礼仪的精炼，因为它找不到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就清楚地证明它处于颓废状态。由于缺乏能够表达的生命，它只能求助于外部服装，求助于纯粹的装饰部分。佩雷斯·德·阿亚拉的作品和西班牙文体家的作品，包括早期的瓦列-因克兰的作品，若翻译成司汤达的语言就什么都不是，将是一堆废墟。克罗齐说：一种文化和一种文学不是因为外部原因而衰落，而是因为亲密的原因，当旧的思想被耗尽，旧的情感的来源干涸而没有形成足够活力的新的情感时，人们继续在精神真空中对那些已经过时的东西进行创作，用技巧、智慧和努力取代智力和诗意的自发行为。这就是佩雷斯·德·阿亚拉这些人的情况。他们文学的全部价值就是意大利哲学家所说的技巧和形式上的努力。
五
在现实中，要掌握卡斯蒂利亚语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它是一种干涸的语言，它僵硬到甚至没有任何灵活性。要让一个病人站起来并强迫他通过一系列所需的动作来表达他的感受和精神关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文学评论家说，西班牙的大师级作家非常少，这是实话，瓦列·因克兰、阿索林和佩雷斯·德·阿亚拉是仅有的几位。
语言和其他事物一样，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在中世纪，西班牙的封建主义有自己的语言：“雅言”——拉丁语。资产阶级在诞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即“俗语”。两种语言的斗争，也就是贵族的语言和资产阶级的语言，遵循着阶级斗争的变化，“俗语”的兴起与资产阶级的发展齐头并进。
人们注意到，随着大革命的胜利，法语取得了巨大的飞跃。占据上风的资产阶级，润色了它的语言，给它注入了本阶级的生命，使它成为自己的肉体。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法语是一种可塑性很强的语言，它有着丰富的细微差别，同时在文学上又很容易使用。
西班牙语则完全相反。它缺乏资产阶级革命的生命气息，封建主义的负担正如它摧毁了艺术繁荣的所有生活可能性一样摧毁了语言。今天的西班牙语是干燥的、坚硬的、停滞的、难以成型的。泰纳[40]曾经说过，要很好地掌握一种语言，需要15年的工作，然而掌握西班牙语不需要15年或30年的努力，而是要真正享有特权。
资产阶级完全的权力会赋予它今天所缺乏的能量和方式。美洲的西班牙语正是因为它与资产阶级的联系更紧密，适应能力更强，因此比西班牙的西班牙语更活泼。
如果西班牙不发生一场社会革命彻底改变现有秩序，赋予语言以新的生命，那么西班牙语将逐渐改变，直至消亡。届时，要掌握好西班牙语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文学将经历新的挫折。
语言与产生它们的阶级共存。西班牙文在其演变过程中一直停留在中间阶段，这正是因为资产阶级在其年轻时期被斩断了。
西班牙语的吸引力不足，也就是说，它缺乏内部的潜力，这一点可以从加泰罗尼亚语、巴斯克语和加利西亚-葡萄牙语在半岛上的长期存在中看出。强大的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加泰罗尼亚的经济发展，伴随着加泰罗尼亚语使用人口的增加和卡斯蒂利亚语使用人口的逐渐减少。
当代诗歌是西班牙人的这种痛苦的另一个证明。在葡萄牙可以找到半岛最好的诗人·盖拉·洪凯洛[41]；在加利西亚有库罗斯·恩里克斯[42]；在加泰罗尼亚有贝达格尔[43]和马拉加尔[44]。而如果西班牙人想在抒情诗中展现自己的风采，他就必须去美洲广袤无垠的热带丛林捕捉一个桀骜不驯的印第安人，在他的内心深处蕴藏着一个胜利的资产阶级的所有勇敢和创造力量，譬如鲁本·达里奥[45]，或者古巴起义的英雄何塞·马蒂。西班牙在自己的收获方面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
西班牙的艺术表现要么被纯粹的形式所支配，要么被过去的影响所支配。历史是沉重的。菲利普二世和托克马达的幽灵仍然在马德里走动。堂吉诃德仍然在草原上驰骋，赢得战斗。
艺术可以让这个巨大的地平线浮出水面，但在经济探索方面胆怯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精神活动方面也是胆怯的，它不敢把自己投入到对新世界的征服中去。西班牙人的懒惰是众所周知的，它存在于昨日，并且在现在仍然存在，所有的变化都让它感到恐惧，这样一个阶级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塑造出被创造性冲动所感动的天才艺术家。安达卢西亚和加利西亚农民的悲剧，去美洲征服面包的移民的阴郁生活，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巴塞罗那的恐怖分子和警察黑社会，构成了新艺术的不竭源泉。然而，没有人敢于以持久的方式接近这些地区。巴罗哈和布拉斯科·伊瓦涅斯一直写的都是单纯的随笔。
矿井一直是一个主题，它给左拉的《萌芽》和厄普顿·辛克莱[46]的《煤炭大王》带来了美丽的篇章，矿工们像巨人一样在地底耕耘并穿行其中。西班牙文学也曾关注过矿井，但总是以一种可怜的方式。帕拉西奥·巴尔德斯所写的《失落的村庄》是对采矿业开始之前宁静山谷的快乐的赞美，同时也是对矿工和与工业进步同时进行的社会转型的憎恨。帕拉西奥·巴尔德斯希望阿斯图里亚斯继续保持平静、沉默，它的树林和透明的水面在低吟，就像一个世纪前甚至就像五个世纪前一样，他欲图捍卫一个农业的、父权制的西班牙对抗工业的进步。孔查·埃斯皮纳[47]在《死亡的金属》一书中，假装以一种感伤、催人泪下的方式表现1920年的里奥廷托矿工罢工[48]。在帕拉西奥·巴尔德斯的作品中，矿工是可怕的怪物；而在孔查·埃斯皮纳的作品中，他们是没有活力的生命，就如同委曲求全的祈祷者。然而在西班牙矿工身上有一种史诗般的宏伟值得更好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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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西班牙的智识衰退问题，意味着要公开解决其在经济社会危机层面上的原因。
有一个异常重要的事实将变得更加尖锐：西班牙的知识生活由于拉丁美洲而存在。随着美洲获得了自己的个性，西班牙的作用将逐渐减弱，它的衰退将更加突出。
西班牙在文化方面的救赎与改变目前政治和经济状况的变化密切相关。
[1] 弗朗西斯柯·德·苏巴朗（Francisco de Zurbarán，1598年11月7日－1664年8月27日），西班牙画家，成名于宗教画。擅长描绘僧侣、修女、殉道者以及静物。
[2] 巴托洛梅·埃斯特班·穆里罗（Bartolomé Esteban Murillo，1618年1月1日－1682年4月3日），巴洛克时期西班牙画家。尤以宗教题材画著名，如《圣灵怀胎》与《丽贝卡与以利亚萨》（Rebecca and Eleazar）。他还画肖像画和许多日常生活场景画，如《少女和她的家庭教师》。
[3] 胡塞佩·德·里贝拉（Jusepe de Ribera、José de Ribera或Giuseppe Ribera，1591年11月12日－1652年9月2日），属于西班牙紫金色黑暗派、卡拉瓦乔主义画家及版画家，他是西班牙的最具领导力的画家之一。出生于克萨蒂瓦，1616年移居西班牙帝国治下的那不勒斯王国，并再没有返回过西班牙。
[4] 阿隆索·卡诺（Alonso Cano，1601年3月19日—1667年9月3日），才华横溢的雕塑家，画家和建筑师，被誉为“西班牙的米开朗基罗”。、
[5] 路易斯·德·莫拉莱斯（Luis de Morales， 1509年？月？日—1586 年5月9日），活跃在16世纪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画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涉及宗教题材，包括《圣母玛利亚》，《孩子》和《激情》等许多作品。
[6] 埃尔·格雷考（El Greco，1541年？月？日—1614年4月7日），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画家、雕塑家与建筑家。生于当时为威尼斯共和国所治理的后拜占庭艺术时期的克里特。他原受传统绘画教育，26岁时，动身前往威尼斯旅行后，画风大变。1570年，迁居至罗马，在当地经营一间工作坊继续从事创作。1577年，他转往西班牙托雷多发展，在该地接受了许多重要的委托，并创作出了他最著名的画作，直到逝世。
[7] 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a，1600年1月17日—1681年5月25日），西班牙剧作家，诗人。曾入萨拉曼卡大学学神学，1623年写出第一部剧作《爱情、荣誉和权力》，从此开始剧作家生涯。1637年从军，参加了卡塔卢尼亚战争。1642年退役，1652年出家作教堂主持，并写作宗教戏剧。他与维加齐名，是西班牙黄金世纪戏剧两大派之一的代表人物。他所开创的戏剧新风格，一直影响了从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的黄金时期后期文学。
《萨拉美亚市长》（El alcalde de Zalamea）是他改写的一部悲剧，讽刺了当时的贵族，赞扬了平民的荣誉感和坚忍。
[8] 菲利克斯·洛佩·德·维加·依·卡尔皮奥（Félix Lope de Vega y Carpio，1562年11月25日－1635年8月27日），西班牙剧作家、诗人，西班牙黄金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之广度更使其跻身世界文学多产作家的行列。洛佩·德·维加被一些人称作“天才中的凤凰”（Fénix de los ingenios），而塞万提斯则叫他“大自然的精怪”（Monstruo de Naturaleza）。他创定了西班牙巴洛克古典戏剧的准则，至今其作品仍在古典戏剧节里被排演。他同时也是一位西班牙语界的伟大的抒情诗人，他对于西班牙文化的影响一直持续着。
《羊泉》（Fuente Ovejuna），改写自1476年发生在西班牙卡尔瓦多省农民为反抗领主苛政，高举历史上的贤王旗号，揭竿而起的故事。
[9]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韦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年9月29日——1616年4月23日），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诗人，被誉为是西班牙语文学世界里中伟大的作家。评论家们称他的小说《堂吉诃德》是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现代小说，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之一。堂吉诃德、桑丘·潘沙、罗克·吉纳特都是该书中的人物。
[10] 迭戈·罗德里格斯·德席尔瓦-委拉斯开兹（Diego Rodríguez de Silva y Velázquez，1599年6月6日－1660年8月6日），文艺复兴后期、巴洛克时代、西班牙黄金时代的一位画家，对后来的画家影响很大。
[11] 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年2月25日—1952年11月20日）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有时也被认为是政治家。他在哲学、历史学、历史学方法论、美学领域颇有著作，也是一位杰出的自由主义者。他最有成就的哲学观点写在三本书中：《美学》（1902）、《逻辑学》（1908）以及《实践活动的哲学》（1908）。
[12] 巴尔塔沙·葛拉西安（Baltasar Gracián；1601年1月8日—1658年12月6日）是一位西班牙耶稣会教士、巴洛克散文作家和哲学家。他出生于阿拉贡的贝尔蒙特村。他的作品受到叔本华和尼采的称赞。
[13] 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1746年3月30日－1828年4月15日），任西班牙皇室宫廷画家的西班牙浪漫主义画派画家。
[14] jota，一种来自西班牙北部的民间舞蹈，以快三拍子成对跳舞。
[15] 西班牙1886—1874年革命，又称西班牙第五次革命。1868年9月18日，爆发了加的斯海军起义迅速席卷全国，9月底女王伊萨贝拉二世逃亡法国。10月8日自由派联盟组成临时政府。1869年2月召开制宪议会，6月6日公布宪法，宣布西班牙为君主立宪国家，1870年11月16日议会选立意大利萨伏依王族的阿马德奥为国王。1873年2月11日国王被迫退位后，议会宣布成立西班牙共和国。1874年1月3日首都卫戍部队司令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推翻共和国。1975年1月伊萨贝拉二世之子阿方索十二世回国即位。
[16]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Benito Pérez Galdós，1843年5月10日－1920年1月4日），西班牙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一生写有小说78部，剧本和其他作品30多种，被誉为“西班牙的巴尔扎克”， 更有“继塞万提斯之后西班牙最伟大小说家”的赞誉。1869至1873年间，开始在各种报纸上发表包括音乐评论，文学评论等评论文章，共约2000篇，1897年当选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1911年因为眼疾左眼白内障被摘除，两三个月后右眼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因治疗无效，1913年双目失明。1920年1月4日卒于马德里，享年76岁，终身未婚。
《民族轶事》，长篇历史小说，共5辑46卷，第1辑写反对法国侵略的独立战争。第2辑写斐迪南七世归来后对自由派的镇压，第3辑写第一次查理战争到阿方索十二世的婚礼，第 4辑写伊萨贝尔二世的统治与第二次查理战争，第 5辑写第一共和国之亡，16岁的国王阿方索十二世登基，“复辟时期”开始。每一卷都是一部独立的小说。每辑以一个中心人物的生活，反映一个时期的历史。从19世纪初开始长达70余年的西班牙民主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在这部巨著中得到了艺术的再现。
《格罗利娅》，写了一对青年男女因宗教信仰不同而不能继续他们的爱情。
《埃莱克特拉》，写了一个十八岁的少女因追求真爱被教权分子逼迫，隐居于埋葬其母的修道院，最终随爱人出走。
《卡桑德拉》，写了一个侯爵私生子的妻子为了避免丈夫为了继承遗产而接受侯爵夫人要求其与友人之女结婚的要求谋杀了老妇人，并在她阴魂不散的情况下继续继承遗产的诉讼，但最终仍然失败。
[17] 胡安·瓦莱拉（Juan Valera y Alcalá-Galiano，1824年10月18日—1905年4月18日），西班牙作家、外交官和政治家。
[18] 阿曼多·帕拉西奥·巴尔德斯（rmando Palacio Valdés，1853年10月4日—1938年1月29日），西班牙小说家和评论家。
[19] 艾米利亚·帕尔多·巴赞伯爵夫人（Emilia Pardo Bazán y de la Rúa-Figueroa，1851年9月16日—1921年5月12日），是西班牙小说家、记者、文学评论家、诗人、剧作家、翻译、编辑和教授。她以将自然主义引入西班牙文学、对现实的详细描述以及她开创性地将女权主义思想引入她那个时代的文学而闻名。她对妇女教育权利的看法也使她成为著名的女权主义者。
[20] 何塞·玛丽亚·德·佩雷达（José María de Pereda y Sánchez Porrúa，1833年2月6日—1906年3月1日），西班牙著名风俗小说家和卡洛斯派政客。
[21] 佩德罗·安东尼奥·德·阿拉尔孔（Pedro Antonio de Alarcón y Ariza，1833年3月10日—1891年7月19日），诗人、记者、自由派政治家、剧作家、外交官和西班牙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作家。
[22] 利奥波多·阿拉斯·克拉林（Leopoldo Enrique García-Alas y Ureña，1852年4月25日—1901年6月13日），是西班牙作家和法学家。
[23] 何塞·马蒂（José Julián Martí Pérez，1853年1月28日-1895年5月19日），古巴诗人、民族英雄、思想家。他从15岁起就参加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革命活动，42岁便牺牲在独立战争的战场上，他短暂的一生完全献给了争取祖国独立和拉美自由的事业。
[24] 何塞·黎刹（Jose Rizal，1861年6月19日—1896年12月30日），菲律宾民族英雄、革命者、国父。
《不许犯我》，又译《社会毒瘤》，长篇小说，书名取自圣约翰福音中的“不要碰我”。主人公伊瓦腊留学欧洲7年，满怀爱国热情回国，在家乡兴建学校，试图通过启蒙教育、逐步改革，达到祖国富强、人民幸福的目的。然而西班牙殖民者使他接连遭到诽谤、打击和陷害，甚至企图谋杀他。他的名誉被破坏，理想被践踏，爱情被玷污，甚至被诬组织暴动而锒铛入狱，在将被处死的危急关头，世仇埃利亚斯反而帮他越狱逃跑。恋人玛利亚绝望地进了修道院。
《起义者》，为《不许犯我》的续篇，伊瓦腊从美洲归来，化名席蒙，公开身份是珠宝商人和总督顾问。此时，他清楚地认识到菲律宾参加西班牙议会毫无用处，如果将祖国和西班牙联系在一起，那就是给她套上枷锁。他认为应“以暴抗暴，以牙还牙”，使菲律宾独立成为一个国家。为此，他鼓动总督为非作歹，希图加速殖民集团内部的溃烂，迫使人民起来反抗殖民统治；同时，他偷运军火，制造爆炸事件，采取恐怖冒险手段使无辜的菲律宾人与西班牙殖民者同归于尽。最后，伊瓦腊在敌人追捕下，只身逃至一个荒岛服毒自杀。他的未婚妻玛丽亚也在修道院中死去。
[25] 皮奥·巴罗哈（Pío Baroja，1872年12月28年—1956年10月30日），20世纪西班牙著名小说家，九八年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一生共创作了近百卷各种体裁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六十六卷，中篇小说五卷，短篇小说四卷，散文九卷，传记三卷，剧本两卷，诗歌一卷，回忆录八卷，其中以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代表作是《冒险家萨拉卡因》和《种族》三部曲。
[26] 拉蒙·德尔·巴列-因克兰（1866年10月28日—1936年1月5日），是西班牙剧作家、小说家和九八年一代的作家之一，他被认为是20世纪初最值得注意、最激进的剧作家，致力于颠覆西班牙戏剧界的传统主义。他的戏剧对后世西班牙剧作家的影响更加重要。
[27] 何塞·马丁内斯·鲁伊斯（José Augusto Trinidad Martínez Ruiz，1873年6月8日—1967年3月2日） ，化名阿索林（Azorín），西班牙小说家、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
[28] 佩雷斯·德·阿亚拉（Ramón Pérez de Ayala y Fernández del Portal，1880年8月9日—1962年8月5日），西班牙小说家、记者、诗人、外交官和评论家。
[29] 哈辛托·贝纳文特（Jacinto Benavente y Martínez，1866年8月12日—1954年7月14日），20世纪最重要的西班牙剧作家之一，1922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30] 加布里埃尔·米罗（Gabriel Miró Ferrer，1879年7月28日—1930年5月27日），西班牙现代主义作家。
[31]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1864年9月29日—1936年12月31日），著名作家、诗人、哲学家，“九八年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32] 布拉斯科·伊瓦涅斯（Vicente Blasco Ibáñez，1867年1月29日—1928年1月28日），西班牙记者、政治家和小说家。
[33] 圣洛伦佐·德·埃斯科里亚尔皇家修道院是一个，包括皇家宫殿，大教堂，万神殿，图书馆，学校和修道院的综合体。
由西班牙帝国的缔造者菲利普二世（Felipe II de España，1527年5月21日—1598年9月13日），提议，于1563年起建，至1584年完工。数学家、地质学家、大建筑师胡安·德·埃雷拉（Juan de Herrera de Maliaño，1530年？月？日—1597年？月？日）负责了该建筑的主体工程建造。
[34] 马丁内斯·塞拉（Martínez Sierra，1881年5月6日—1947年10月1日），西班牙作家、诗人、剧作家和戏剧导演，是20世纪初西班牙戏剧前卫复兴的关键人物。
[35] 曼努埃尔·利纳雷斯·里瓦斯（Manuel Linares-Rivas y Astray-Caneda，1866年2月8日—1938年2月3日），西班牙剧作家、保守派政治家和学者，西班牙皇家学院的成员。
[36] 托梅斯·德·托克马达（Tomás de Torquemada，1420年10月14日—1498年9月16日），西班牙15世纪末天主教会同质化宗教习俗运动中的第一位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大审讯官，因广泛使用酷刑逼供，并鼓吹焚烧那些被认为有罪的人和排犹而臭名昭著，并成为了残忍、宗教不容忍和狂热的代名词。
[37] 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1485年年？月？日—1547年12月2日），，出身西班牙贵族，大航海时代西班牙航海家、军事家、探险家、殖民者，阿兹特克帝国的征服者。
[38]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 González，1478年3月16日—1541年6月26日），西班牙殖民者，侵略并几乎征服了印加帝国，建立起了西班牙对安第斯山脉地区的统治。
[39] 华金·迪森塔（Joaquín Dicenta Benedicto，1877年2月3日—1917年2月21日），西班牙记者、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和左翼共和派政治家。
[40] 依波利特·阿道夫·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年4月21日—1893年3月5日），法国哲学家、文艺评论家、历史学家。
[41] 盖拉·洪凯洛（Abílio Manuel Guerra Junqueiro，1850年9月17日—1923年7月7日），葡萄牙政治家、作家、诗人、记者。
[42] 曼努埃尔·库罗斯·恩雷克斯（Manuel Curros Enríquez，1851年9月15日—1908年2月7日），加利西亚语的作家和记者，被认为是加利西亚文化和身份的领军人物之一。
[43] 哈辛特·贝达格尔（Jacint Verdaguer i Santaló，1845年5月17日—1902年6月10日）， 19 世纪最重要的加泰罗尼亚语作家，也是加泰罗尼亚文艺复兴的领军人物。
[44] 琼·马拉加尔（Joan Maragall Gorina，1860年10月10日—1911年12月20日），记者、诗人、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诗歌之父之一。
[45] 鲁本·达里奥（Félix Rubén García Sarmiento， 1867 年1月18日—1916年2月6日），尼加拉瓜诗人、记者和外交官，被誉为“卡斯蒂利亚的文学王子”和“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无可争议的父亲”。
[46] 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1878年9月20日—1968年11月25日）美国作家，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家，“社会丑事揭发派”作家。
[47] 孔查·埃斯皮纳（María de la Concepción Jesusa Basilisa Rodríguez-Espina，1869年4月15日—1955 年5月19日），西班牙著名女性作家，1927年获得西班牙国家文学奖。1926、1927和1928年3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
[48] 1920年6月的西班牙矿区，11000名以上的工人和雇员为了争取合理的薪水而发起了大罢工，两大工人组织全劳联和工总也普遍参与。1921年1月9日，公司做出妥协，增加了工人和雇员的薪水，同时要求地方政府打压胜选的工社党市长，运动最终失败。
感谢 闲汉 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