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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帕特罗
卡·马克思
一切革命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正当人民似乎临近一个伟大的开端、一个新时代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却让自己沉湎于过去的幻想，自动地把自己好容易才争得的权力、一切影响让给过去时代人民运动的真正的或者冒牌的代表。历史上有这样一些人，人民惯于在社会危机时刻把他们背在自己的背上，而以后就很难摆脱掉他们，就像航海家辛伯达［注：“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的主人公，见“一千零一夜”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2卷第301页。——编者注］很难摆脱掉用两腿夹着他的脖子的凶恶的老头子一样。埃斯帕特罗便是这样一类人。你要是问一个属于所谓进步派的西班牙人，埃斯帕特罗有什么政治作用，那末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埃斯帕特罗是伟大的自由派的统一的化身；埃斯帕特罗之所以深得人心，是因为他来自人民；他的声望完全为进步派的事业服务。”
的确，他是一个工匠的儿子，一直爬到了西班牙摄政的职位；他参加军队时是一个普通的兵士，离开军队时是一个元帅。但是，如果说他也是伟大的自由派的统一的象征，那末，看来也不过是把一切极端中和起来的一个庸材。至于谈到进步派的声望，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它由这个派的广大成员转到他一个人身上时，便再也不存在了。
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够揭穿埃斯帕特罗的成功的妙诀。这个事实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种成功具有不清不白和异乎寻常的性质。虽然他的朋友们用含糊的讽喻来敷衍应付，而他的敌人们也只能暗示他的私生活上的某种特点，说他不过是一个幸运的赌徒。可见，不论朋友或敌人，都不能找出这个人本身与他的声誉和名望之间的某种逻辑联系。
埃斯帕特罗在军事上的功绩之成问题，正像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之不成问题一样。在德·弗洛雷斯先生编著的一部篇幅很大的埃斯帕特罗传记[201]中，谈了许多他在查尔卡斯、拉巴斯、阿雷基帕、波托西和科恰班巴等省在莫里耳奥将军（他的使命是使南美各国回到西班牙国王的统治之下）指挥下作战时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和指挥艺术。然而他本人得到的“艾阿库裘将军”的绰号以及他的党羽得到的“艾阿库裘派”的绰号——影射艾阿库袭会战的失败使西班牙彻底丧失了秘鲁和南美洲[202]，足以说明他在南美洲的武功在他的同胞的易于激动的头脑中所留下的总印象。总之，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英雄，他的这个历史性的绰号不是由于胜利，而是由于失败得来的。在同卡洛斯派的7年战争中，他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类似他的对手纳尔瓦艾斯借以迅速获得铁打勇士的声誉的那样的大胆攻击而使他声名卓著。他无疑具有一种最能利用细小的成功的天才，但是，如果说马罗托把王位追求者的最后的军队出卖给了他，那也不过是一次纯粹的偶然事件，而1840年加布雷腊的暴乱只不过是一次为时已晚的使卡洛斯派的僵尸复活的尝试[203]。当代西班牙的历史学家和埃斯帕特罗的崇拜者德·马尔利安尼先生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7年的战争只可以同十世纪时高卢的小领主之间的封建主义战争相比，那时成功并不是胜利的结果。[204]而且不幸的是，在埃斯帕特罗在西班牙的所有功勋中留下最鲜明的印象的，即使不是真正的失败，至少也是对一个自由的英雄说来是非常奇怪的行动：他以炮击一些城市——巴塞罗纳和塞维尔——而闻名。一位著作家[205]说，如果西班牙人想把他描绘成玛尔斯［注：即古罗马的战神。——译者注］，他们就会赋予这个神以“城墙的摧毁者”的形象。
当1840年克里斯亭娜被迫放弃摄政职位而逃出西班牙的时候，埃斯帕特罗不顾进步派非常大的一部分人的愿望，接受了议会制范围内的最高权力。他在自己周围安置了一些类似权奸的人物，并且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军事独裁者，实际上不想超出普通立宪君主的水平。他对温和派[206]的宠爱胜过对旧日进步派的宠爱，后者除少数例外，都被撤职了。他既不能平息他的敌人，又逐渐疏远了他的朋友。他既没有勇气打碎议会制的枷锁，又不能接受它，利用它，把它变成行动的工具。在他独裁的3年中，由于无止境的妥协，革命精神逐步受挫折，而谁也不加制止的进步派内部的分歧却变得如此尖锐，以致温和派只要发动一次coup de main〔突然袭击〕，就可以把全部政权夺回去。这样一来，埃斯帕特罗的威望一落千丈，连他任命的驻巴黎大使也串通克里斯亭娜和纳尔瓦艾斯反对他；他变得如此软弱无力，竟至无法对付路易－菲力浦的这些可怜的阴谋和渺小的诡计。他对自己的处境如此缺乏了解，以致舆论正要找寻口实来毁灭他的时候，他竟然轻率地去反对舆论。
1843年5月，当他已经威信扫地的时候，他仍然让林纳赫、苏巴诺和他的军事权奸中的其他一些人员留在他们的职位上，尽管人们强烈要求他把这些人撤职；他解散了掌握着众议院中的大多数的洛佩斯内阁，并且顽固地拒绝对流放的温和派分子颁布大赦，而当时议会、人民和军队本身都一致要求大赦。对大赦的这种要求完全表明了所有的人对他的管理感到厌恶。于是，突然一阵反对“暴君埃斯帕特罗”的政变的风暴震撼了整个半岛；这个运动，就其发展的速度来说，只有目前的运动可以同它相比。温和派和进步派为了摆脱摄政这一共同目的而联合起来了。这个危机使他措手不及，当决定性的时刻来到时，他却毫无准备。
纳尔瓦艾斯同奥当奈尔、孔查和佩苏埃拉一起，带着很少的人在瓦伦西亚登陆。他们一开始就表现出行动迅速、有智有勇、精力充沛和决心很大。而埃斯帕特罗却表现出束手无策、举棋不定、致命迟缓、优柔寡断、懈怠无力。当纳尔瓦艾斯解除了对特鲁韦耳的包围而向阿腊贡进发时，埃斯帕特罗放弃了马德里，在阿耳巴塞特莫名其妙地耽误了好几个星期。当纳尔瓦艾斯在托列杭把塞奥昂奈和苏巴诺所率的一个军争取过来并向马德里挺进时，埃斯帕特罗才最后同范哈兰会合，对塞维尔进行无济于事的和令人愤慨的炮击。然后，他迅速撤离一个个的阵地，每退一步就损失一些部队，一直到最后到达海边为止。当他在加迪斯登船的时候，这个还残存着他的党羽的最后一个城市，也用反对来向它的英雄诀别。在这次灾难期间住在西班牙的一个英国人，对埃斯帕特罗的成功的“活动刻度盘”作了一个清晰的描述：
“这不是一场激战后的倏忽间的大崩陷，而是从马德里到勒阿耳城，从勒阿耳城到阿耳巴塞特，从阿耳巴塞特到哥多瓦，从哥多瓦到塞维尔，从塞维尔到圣玛丽亚港，再从圣玛丽亚港到辽阔的大洋的一步一步的、未经任何斗争的、缓慢的倾倒。他被人们崇拜为神降到热诚拥护，从热诚拥护降到爱慕，从爱慕降到尊敬，从尊敬降到冷淡，从冷淡转为轻蔑，从轻蔑转为憎恨，而憎恨把他抛入了大海。”
埃斯帕特罗怎么会又变成人们所称的国家救星和“革命之剑”了呢？如果不是10年的反动统治使西班牙在纳尔瓦艾斯的残暴的独裁和取代埃斯帕特罗的女王宠臣们的桎梏下备受痛苦，这件事就会完全不可理解。漫长的残酷的反动时期，具有恢复在革命中遭到失败的声名狼籍的领袖们的声誉的令人惊异的特性。一个民族的想像力愈大——哪儿还有比南欧民族具有更大的想像力的呢，——他们用体现革命的人物来对抗体现专制的人物的愿望就愈强烈。因为他们不能马上凭空塑造出这样一个人物，所以他们就让他们过去运动中已经衰亡的英雄们复活。难道纳尔瓦艾斯本人不是差点儿靠萨尔托里乌斯赢得了声望吗？7月29日凱旋地进入马德里的埃斯帕特罗并不是实在的人；他只是一个幽灵，一个虚名，一种回忆。
应该公道地回忆一下，埃斯帕特罗除自命为一个君主立宪主义者以外，从来没有自命过其他什么东西；如果对这点有过怀疑的话，那末在看到他流亡期间在温莎城堡和英国统治阶级那里所受到的热诚接待，这种怀疑也就应当烟消云散了。当他到达伦敦时，以威灵顿和帕麦斯顿为首的全体贵族都成群地到他的寓所去。阿伯丁以外交大臣的身分邀请他去谒见女王；市长和市议会议员们在市长官邸举行盛宴欢迎他；当人们知道这位西班牙的辛辛纳图斯从事园艺来消度余暇的时候，没有一个植物学会、园艺学会或农学会不热心请他当名誉会员。他成了这个首都的真正的红人。1847年底，大赦使西班牙的流亡者回到祖国，而埃斯帕特罗被伊萨伯拉女王下旨任为参议员。但是，他只是在维多利亚女王邀请他和他的夫人赴了宴，同时给了他空前的荣誉，让他在温莎城堡内度了一夜之后，才离开了英国。的确，应该认为，环绕他身上的这种荣光，部分是由于认为埃斯帕特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英国在西班牙的利益的代表者这个看法而来的。有一种看法也是对的，这就是对埃斯帕特罗所显示的尊敬在相当程度上是对路易－菲力浦的示威。
他一回到西班牙，就被一个又一个的代表团，一个又一个的祝贺弄得应接不暇，而巴塞罗纳市还派出一个特使去取得他对巴塞罗纳1843年的不当行为的谅解。但是从1846年1月到最近事变的这一段灾难时期内，有谁听见过提到他的名字？在备受侮辱的西班牙的这个死寂的时期，他是否曾坚决说出自己的主张呢？谁知道他有过哪怕一次的爱国抵抗行动呢？他非常泰然地隐居在他在洛格罗尼奥的庄园内，裁花种菜，等待时机。直到革命本身找到他的时候，他才投奔了革命。他所作的超过了穆罕默德。他等待山岳向他走来，而山岳也果真走来了。不过，有一件例外的事必须提一下。当二月革命［注：即1848年的二月革命。——编者注］爆发，欧洲的普遍动荡随之而来时，他怂恿德·普林西佩先生和另几个朋友出版了一本名为“埃斯帕特罗，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207]的小册子，其目的是提醒西班牙，它仍然是这个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的栖身之所。由于法国的革命运动很快低落下来，这位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又被人遗忘了。
埃斯帕特罗生于拉曼彻省的格腊纳土拉，而且像他的赫赫有名的老乡［注：即拉曼彻的唐·吉诃德。——编者注］一样，他也有他的固定观念——宪法，和他的托波索之达辛尼亚［注：即唐·吉诃德给他意中人起的名字。——译者注］——伊萨伯拉女王。1848年1月8日，当他从英国流亡回到马德里的时候，受到了女王的接见，他向女王告别时说：
“当您无论是需要一只手来保护您，或者需要一颗心来爱您的时候，请陛下召唤我。”
现在女王陛下召唤他了，她的游侠骑士也真一叫就到，他出来平息革命的浪潮，以欺骗性的镇静麻痹群众的热情，在宫廷里给克里斯亭娜、圣路易斯和亲信们以避难之地，并大声宣传他对天真的伊萨伯拉所说的话坚信不移。
大家知道，这位非常可敬的女王——据说人们发现她的容貌和留下不好印象的斐迪南七世的容貌一年比一年更加惊人地相似——是在1843年11月15日宣布成年的。同年11月21日，她才满13岁。受洛佩斯之命做了她3个月监护人的奥洛萨加，组成了一个为权奸和在纳尔瓦艾斯初次胜利的影响下刚选出的议会所不喜欢的内阁。他想解散议会，并且争取到了一道由女王签署但没有签具日期的授予他这样做的全权的敕令。11月28日晚间，女王亲手把这个文件交给了奥洛萨加。29日晚间，他又和女王会谈了一次；但他刚一离开她，一位副大臣便来到他的官邸，通知他说他已被撤职，并且索回据说他是强迫女王签署的敕令。奥洛萨加原是一个律师，为人极其狡诈，他是不会这样轻易上当的。他只在第二天，当他把敕令至少给100个议员看过，证明女王签署的字迹是正常的以后，才把这个文件退了回去。12月13日，新任首相冈萨勒斯·布腊沃召集两院的议长、马德里的主要名流、纳尔瓦艾斯、桑塔·克鲁斯侯爵和其他人去谒见女王，使女王陛下得以就11月28日晚间她和奥洛萨加的会见经过作了一次说明。这位天真的小女王把他们带进她接见奥洛萨加的那个御室，并且为了训诫他们，非常生动地但有些过火地表演了一幕小剧。她模拟奥洛萨加怎样闩上门，怎样扯住她的衣服，怎样逼她坐下，怎样执着她的手，怎样强迫她在敕令上签字，一句话，怎样侵犯了她的帝王的尊严。冈萨勒斯·布腊沃在她表演时记下了她的叙述，在场的人都仔细看了上述的敕令，敕令的签字看起来是由一只颤抖的手签上的，而且有涂改的痕迹。因此，根据女王的庄严的声明，应判奥洛萨加以laesa majestas〔侮辱皇上〕的重罪，不是处以四马分尸之刑，至少也得终身流放到菲律宾群岛。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奥洛萨加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接着就是17天的议会辩论，辩论所引起的轰动，比英国有名的卡罗琳娜王后诉讼案件[208]所引起的轰动还要大。奥洛萨加在议会里的辩护词有这么一段话：
“如果有人对我们说，女王的话应当毫无怀疑地相信，那我就回答说：不！罪状也许有，也许没有。如果有，那末女王的话像其他任何话一样是证词，而我也可以用我的话来加以反对。”
在议会讨论这个问题时，奥洛萨加的话比女王的话更有分量。后来他逃到葡萄牙，以躲开被派去谋杀他的刺客。这就是伊萨伯拉在西班牙政治舞台上的初次的entrechat〔轻跃舞步〕，是她的诚实的初次证明。也就是同一个女王，现在埃斯帕特罗呼吁人民相信她的话，并且他这位“革命之剑”在经过11年的“扬恶学校”［注：即谢里敦的名喜剧的剧名。——编者注］的熏陶之后，表示愿意向她献出“援助的手”和“爱慕的心”[209]。
卡·马克思写于1854年8月4日
作为社论载于1854年8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16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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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201] 西班牙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历史学家霍赛·塞贡多·弗洛雷斯的四卷集著作“埃斯帕特罗。他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以及他当前的巨大成就的历史”（《Espartero．Historia de Su vida Military Politica y de los grandes Sucesos contemporàneos》）于1843年在马德里出版。马克思引用的是这部著作的第2版；第2版的第1卷和第2卷出版于1844年，第3卷和第4卷出版于1845年。——第402页。
[202] 艾阿库裘平原（秘鲁）会战是在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1810—1826）中最大的一次会战，发生在1824年12月9日。在这次会战中，哥伦比亚和秘鲁的军队几乎全部消灭了西班牙军队。结果建立了独立的玻利维亚共和国并保证了南美洲的独立。——第402页。
[203] 1839年8月31日，卡洛斯派军队总司令马罗托将军和王国军队的统帅埃斯帕特罗在韦尔加拉签订了协议，结束了西班牙内战。当时卡洛斯派的军队被解散了，而唐·卡洛斯则在1839年9月14日迁居到法国。由于卡洛斯派的加布雷腊将军企图继续顽抗，1840年7月卡洛斯派被彻底击溃。——第402页。
[204] 马克思显然是指1840年在巴塞罗纳出版的马尔利安尼“现代西班牙的政治史”（《Historia politica de la Espa?a moderna》）一书。——第403页。
[205] 马克思引证的是休斯的匿名书“1845年西班牙真相。一个久居西班牙的英国人的作品”1845年伦敦版第1卷第14页（《Revelations of Spain in 1845．By an English resident》．London，1845，v．I，p．14）。后面马克思引自同书的第15—16页。——第403页。
[206] 温和派（moderados）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一派，它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利益，出现于1820—1823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初期。四十—五十年代，该派的领袖之一是1843年反革命军事叛乱（见注187）的组织者和后来为西班牙事实上的独裁者的纳尔瓦艾斯将军。在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854—1856），温和派反对任何资产阶级改良并同最反动的势力妥协。——第403页。
[207] M．A．Principe，R．Giron，R．Satorres，A．Ribot．《Espartero：su pasado，su presente，su porvenir》．Madrid，1848．——第406页。
[208] 指1820年在英国发生的国王乔治四世和被控告为对丈夫不忠实的卡罗琳娜王后的离婚案。——第408页。
[209] 下面原有“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一句话：“让我们的读者来判断一下，西班牙革命是否会有积极的结果。”马克思在1854年11月10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这句话是编辑部加的。——第4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