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马克思从来没有谈过他为革命而遭受的牺牲。相反地，再也没有比庸人们的温情怜悯更使他愤怒的了。但是，如果要对付那些恶棍、庸人和流氓，我们认为反而辱没了我们的事业，我们不能沉默不语。如果说马克思这位工人的朋友每天以自己的“声望”、以这种廉价的东西去应付各种行会欲望，那么党至少也应当知道，他受到了多少人身攻击。
　　1843年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许多报刊无偿地工作。例如欧文的《新道德世界》^[178]、奥康瑙尔的《北极星报》^[179]、哈尼的《民主评论》^[180]、《红色共和党人》^[181]和《人民之友》^[182]、琼斯的《人民报》^[22]和《寄语人民》^[183]、革命前巴黎的《改革报》^[184]以及比利时和巴黎的许多报纸（《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0]）。他们宁愿默默无闻地给各国真正的革命政党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徒有其名的影响……临时政府的委员弗洛孔表示愿意不惜任何代价资助他们两人，他们都拒绝了。
　　不仅如此，我们知道，马克思在二月革命初期还从他私人款项中拿出了几千塔勒。其中一部分用来武装正在进行革命的布鲁塞尔工人，而他们夫妇因此就遭到比利时当局逮捕；另一部分用来遣送朋友到德国进行革命活动；剩下来的钱，马克思用作《新莱茵报》的创办费。为了这份报纸和革命的宣传工作，在1848年和1849年中马克思用了将近七千塔勒，其中一部分是他们夫妇的现款，一部分是他所得的遗产的凭单。
　　报纸是怎样耗费掉这一大笔投资的呢?起初，股东的人数相当多。但是在六月革命开始后，在德国，《新莱茵报》首先站在起义者方面，那些资产阶级股东当然就脱离了这家报纸。
　　科隆宣布戒严以后，小资产阶级分子也纷纷退出。因此马克思就把报纸作为自己的“私产”从股东那里接收过来，这就是说，他承担了该报的“全部债务”。等到报纸能够偿付债务时，又被迫停刊了。1849年5月，马克思从汉堡旅行归来，他的妻子已经接到了驱逐他的命令^[108]……
　　报馆被查封。报馆的财产共计有：（1）蒸汽印刷机，（2）新安装的排字机，（3）邮局代收的预订户的报费1000塔勒。马克思已经用这一切来偿还报馆的债务……
　　马克思用借来的300塔勒给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给编辑们作为安身之用。他自己则分文未留……
　　为了旅行和日常的家庭开支，马克思在法兰克福典当了他的全部银器和那个古老的苏格兰辉格家族遗留给他夫人的银壶、烛台等等。
　　总之，马克思到伦敦的时候，“景况是悲惨的”，他凭自己的毅力，摆脱了这种景况。如果说他到伦敦时已经一贫如洗，那是因为革命使他破产了。如果说他没能很快的恢复“元气”，那是由于他宁愿免费为工人阶级授课而不愿向资产者乞讨金钱……
　　当他的一个孩子死在伦敦的时候，他甚至没有钱来埋葬他。的确，这也是因为他并没有把革命当作摇钱树……
　　科隆的逮捕^[185]……对马克思（他对那些“善意的”人来说，大概是“笔头辛辣”的）产生的作用是：
　　海尔曼·贝克尔曾打算出版一本马克思的文集^[186]，第一册出版了，正像科隆审判案^[113]中所说的，有15000名买主。此外，贝克尔还着手在列日出版一份评论月刊。但这两件事都因贝克尔被捕而遭到破坏，从而也破坏了马克思“至少一年的写作收入”。另外还有一个法兰克福的书商也打算出版马克思的《经济学》（90个印张）^[187]。可是此人被共产党人审判案吓坏了，这对马克思来说，是一笔资本的损失。

　　马克思一生真诚坦率，一家大小穷得几乎生活不下去，可是却遭到一些“体面的资产者”的阴谋陷害。
　　如果德国的工人政党允许一切混蛋诽谤像马克思这样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而在旧《莱茵报》时期又受到热情颂扬的作家，这样一个不仅为党贡献了毕生的劳动而且牺牲了地位、财产和全家安宁的人，那么这个党应当受到每个人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