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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1890年11月28日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七十寿辰。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将要在这一天举行庆祝。因此我的朋友维克多·阿德勒博士叫我为《社会民主党人月刊》[2]的读者写一篇短文,谈谈我党的这位公认的领袖。
  要完成这样重要的任务必需具备各种条件,而我勉强可以说只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我出世以来就同恩格斯认识。但是和一个人有长期而亲密的交往,是否就能把这个人描写得比较真实,这还是一个问题。一切人中最难描写的正是自己。
  要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生活和创造紧密交织着的人写传记,就不仅要写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史,而且要写到近半个世纪的整个工人运动的历史,因为他们两人决不是脱离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思想上的领袖、理论家和哲学家,而是实际斗争的战士。他们始终不渝地站在斗争的前列。他们既是革命的战士,又是革命总司令部的领袖。现在还活着而能写这段历史的只有一个人了。我们希望他还能为我们把这段历史写出来。不过,他写的这个传记,同样也将成为他的一本自传。
  恩格斯的一生现在大家都很清楚,也许只要简单地提一下就够了。他在文学和科学方面的著作已家喻户晓,如果我再来对这些著作进行任何分析,那就太放肆了;惟一可以做的只是把这些著作按年代分一分类。但是我想简略地谈一下恩格斯的为人,谈谈他如何生活,如何工作。我想这会使很多人感兴趣的,当然,那些以为这样搞“权威崇拜”会使人堕落因而害怕得要命的先生们不在此例。我认为,研究像恩格斯这样一个人的生平,一定会对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后辈有所帮助,并使我们受到鼓舞。
  1820年11月28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诞生于莱茵省巴门市。他的父亲是一个厂主。请不要忘记,当时莱茵地区在经济方面是远远超过德国其他地区的。恩格斯出生的家庭在社会上极有地位。也许这种家族还从来不曾有过像他那样在生活道路上完全和家世背道而驰的子弟。在这个家庭里,弗里德里希被看做“丑小鸭”是可以想见的。也许他的亲属至今还不了解这只“小鸭”实际上是一只“天鹅”。凡是听过恩格斯讲述他老家的人都很清楚,他那“乐天的性格”是和他母亲一脉相承的。
  恩格斯上过普通学校,他在爱北斐特中学学习过一段时间。起初恩格斯想读到大学毕业,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原因有他本人方面的,也有他家庭方面的。在举行中学毕业考试的后一年,他进了巴门的营业所,后来又在柏林当了一年实习志愿兵[3]。1842年,恩格斯被送到英国曼彻斯特一家他父亲与人合伙经营的企业中去工作。他在那里呆了两年。在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巨大的工业中心居住的这两年,其意义之大是难以估计的。他在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收集材料的同时,也积极地参加了宪章运动[4]的活动,并成为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5]和罗伯特·欧文的报纸《新道德世界》[6]的经常撰稿人,这一点足以说明恩格斯的为人。
  1844年恩格斯在返回德国时途经巴黎,第一次会见了已经同他通信并注定要成为终生朋友的卡尔·马克思。这次会见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共同出版《神圣家族》,并开始写后来在布鲁塞尔完成的另一著作[7],关于这一著作的命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8]中都曾经谈到过。马克思在他那本书的序言里写道:
  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9]
  同年,恩格斯还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这书出版已经四十多年,但是直到今天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几年前英译本出版的时候,英国工人竟以为这是刚写成的作品!此外,在同一时期内恩格斯还写了许多特写、论文等等。离开巴黎以后,恩格斯就回到巴门,但是在那里他只住了很短一段时间。
  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到了布鲁塞尔,他们的合作在这里才真正开始。这两位朋友在尽力创作的同时还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10]。最重要的事是这时他们加入了正义者同盟,后来由这个同盟组成为闻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11],即国际[12]的前身。1847年,当马克思还在布鲁塞尔、恩格斯还在巴黎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成为正义者同盟的理论家和领导者。同年夏天,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恩格斯代表巴黎的盟员出席大会。同盟彻底进行了改组。秋天,同盟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也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产生了目前已闻名全世界的《共产党宣言》。
  这两位朋友从伦敦前往科伦后,就立即以全部精力投入实践活动。他们的活动情况在《新莱茵报》[13]和马克思著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均有记载。
  由于报纸停刊,马克思被驱逐,这两位朋友只得暂时分离:马克思去巴黎,恩格斯去普法尔茨。恩格斯参加了巴登起义[14]并在维利希手下当副官。他参加过三次战斗,所有在战火中见过他的人,很久以后都还在谈论他那种非凡的镇静和漠视一切危险的气魄。
  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5]上恩格斯发表了一篇关于巴登起义的特写[16]。起义完全失败后,他是最后离开国土转入瑞士的一个。后来他又到了伦敦,那时马克思在被驱逐出巴黎之后也住在伦敦。
  于是恩格斯生活中的新时期开始了。政治活动暂时已不能进行。马克思在伦敦定居下来,恩格斯回到了曼彻斯特他父亲入股的棉纺织工厂。他重任旧职,成为工厂营业所的办事员,后来一直担任着这一职务。恩格斯迫不得已回到营业所,在那里他足足熬了20年之久!在这20年中,这两位朋友只是偶尔有过几次短暂的会面。虽然如此,他们之间的联系仍然是很紧密的。我童年时代最初的记忆之一就是曼彻斯特的来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差不多每天都有信件往返,记得摩尔(家里都这样叫我的父亲)常常拿着信自言自语,好像写信的人就在面前似的:“嗯,不对,反正情况不是这样……”“在这一点上你对了!”等等。但是特别使我忘不了的是:有时摩尔读着恩格斯的来信,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当然,恩格斯在曼彻斯特还不是绝对孤寂的。首先,沃尔弗就住在那里,他是一个“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7]《资本论》第一卷就是献给他的,我们在家里都叫他“鲁普斯”。后来到那里去的还有恩格斯和我父亲的一位忠实朋友赛米尔穆尔(他同我丈夫一起把《资本论》译成英文)以及当代的一位杰出的化学家肖莱马教授。尽管恩格斯有这些朋友,但是要他这样生活20年,想起来还是很可怕的。这倒不是说他曾经怨天尤人,牢骚满腹。恰恰相反,他平静愉快地工作,好像世界上再不会有什么事比“上班”和坐办公室更为惬意似的。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这时这种苦刑式的工作快要结束了,我才知道这些年对他说来是什么滋味。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早晨他穿上皮靴最后一次去营业所,他喊得多么高兴:“最后一次了!”几小时以后,我们站在大门口等他回来,只见他从门前的一小片田野里走过来,挥舞着手杖,容光焕发地唱着歌。然后我们就像过节一样大吃一顿,喝香槟酒,陶醉在幸福中。那时我还年幼,不懂得什么。可是现在一回想起这些情景,总忍不住流下泪来。
  此后,到了1870年,恩格斯就迁居伦敦并立即担负起国际[18]要他承担的那份艰巨的工作。他是总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比利时的通讯书记,后来又任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通讯书记。此外,恩格斯在写作方面的工作非常多,而且面也很广。1870年至1880年间他写了无数文章、传单等。从各方面来说,1878年出版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是恩格斯最重要的著作。现在,这一著作就像《资本论》一样,要说明其影响和重要性,那完全是多余的。
  这以后的10年中,恩格斯每天都要来找我的父亲。他们常常一同出去散步。但他们也常常留在家中,在我父亲的屋里走来走去——两人各走一边,在屋角的地方转身,他们的鞋跟在地板上磨出了深深的脚印。他们在这里讨论了大多数人不能想象的许多问题。他们时常肩并肩地走来走去,半晌不发一言。有时,又停下来面对面地各自说出自己所想的一套,于是两人就放声大笑,承认刚才半小时中双方所想的问题毫无共同之处。
  如果时间和篇幅容许的话,关于当时的情况该有多少东西可写啊!关于国际和巴黎公社,[19]关于我们的住宅像旅馆一样亲切接待和帮助每一个流亡者的那些年头,该有多少东西好写啊!
  1881年,我母亲逝世了。父亲的健康也远不如前,他离开英国好几个月。1883年,他也逝世了。
  从那时起,恩格斯所做的事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出版我父亲的著作,校对新版和审查《资本论》的译本。无论是这项工作或是他本人的创作,都无须我来评价。只有了解恩格斯的人,才能设想他每天所进行的工作是多么艰巨。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丹麦人、罗马尼亚人(恩格斯精通这几个国家的语言)都来向他请教,要求他帮助;至于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每一个希望为人间造福的人,遇到困难时就向恩格斯请教,而且每次都能得到圆满的答复。他一个人晚年所做的工作,平常人十几个未必能胜任。恩格斯还在工作,因为他知道(正如我们也知道一样):他,而且只有他,才能把马克思遗留下的作品贡献给全世界。今后,恩格斯还要为我们做许多工作,而且他一定能做到!
  这一切仅仅是他的生活的一个轮廓;可以说,这是一个人的写照,而不是人本身。为了使这写照更为生动,必须另请高明,因为这是我力所不及的,也许也是我们中任何人都力所不及的。此外,由于我们同他过于亲近,也许反而不能窥见他的全貌。现在恩格斯已经70岁了,但是这样的高龄对他来说绝不是一种负担!他依然身体健康,生气勃勃。他身高6英尺以上,但是他的举止使你根本感觉不出他是那么高。恩格斯的稠密而奇特地斜生的连鬓胡子开始灰白了。可是他栗色的头发没有一点斑白的地方,即使仔细察看也找不出一根白发。如果从头发看来,恩格斯比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年轻。从外表看来,恩格斯很年轻,而他的内心却比外表更年轻。他的确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据我的记忆,在最近20年的艰苦岁月中,他并没有衰老。
  记得1869年我曾经同他去爱尔兰游历;由于他当时打算为爱尔兰这位“民族的尼娥贝”[20]写一部历史,同他一道参观这个国家就特别有趣。1888年我们还游览了美洲。就在1888年的时候,也同1869年一样,恩格斯到处都很活跃,无论在少数人中或大群人里,他都是中心人物。
  在横渡大西洋的邮船“柏林号”和“纽约号”的船舷上,不管天气多么不好,他总喜欢在甲板上散步,喝啤酒。原来,他有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在前进的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障碍,决不回避,要跳过去或者爬过去。
  这里我应当谈谈我父亲的一个特点,同时也是恩格斯的一个特点,其所以要着重谈一下,是因为外界对这一点还不知道,而大多数人又认为不合事实。有人一再地把我父亲描写成一个尖酸刻薄的丘必特,对朋友或敌人都严厉得像雷神一样。但是,只要看一眼他那漂亮的淡褐色眼睛,他那锐利而温柔、充满诙谐和慈祥的目光,听一下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爽朗的笑声,就会知道,所谓尖刻而冷酷的丘必特纯粹是无中生有。恩格斯也是如此。有人把他描写成一个专制君主、独裁者、尖酸刻薄的批评家。这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也许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对待别人温柔,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乐于助人。他对青年的无限慈爱,用不到我来谈论。每个国家中都能找到不少的人来证明这一点。我想讲的是我经常看见恩格斯搁下自己的工作,亲切地帮助青年人;为了帮助某一个新手,他曾不止一次地把自己的工作拖到以后去做。惟一不能得到恩格斯宽恕的就是虚假。对一个不老实的人,尤其是不忠实于党的人,恩格斯是决不留情的。在他看来这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每次谈到别人,除了这个罪恶,他不承认还有什么别的罪恶。这里我必须指出他的另一个特点。恩格斯比任何人都一丝不苟,他的责任感,特别是党员的纪律性比我所知道的一切人都强。他丝毫没有清教徒的那种拘谨。他通情达理,因此,他能痛快地原谅我们的缺点。
  除了朝气蓬勃、和蔼可亲,恩格斯的多方面的才能也是令人惊异的。他样样在行。他精通自然科学、化学、植物学、物理学、语言学(70年代《费加罗报》曾经这样说:“他能结结巴巴地说二十种语言。”)、政治经济学,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以及军事艺术。1870年普法战争[21]期间,恩格斯在《派尔-麦尔新闻》[22]上发表的论文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因为他准确地预先指出了色当战役和法军的覆灭[23]。这里还应该顺便提一下,他的“将军”这一绰号就是在这些论文发表以后获得的。我的大姐说他简直就是总参谋部。于是这个绰号被叫开了,从那时起,恩格斯就成了我们的“将军”。但是现在这个绰号却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因为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无产阶级大军的将军了。
  恩格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干而善良。《自由思想家报》出版者富特博士被判了一年监禁,由于当时没有人愿意接手这份报纸,我丈夫[24]就接了下来。为了帮助艾威林博士和既未见过面、而且观点也不相同的富特博士,恩格斯为富特博士的《进步》[25]月刊写了一篇非常出色的关于约翰启示录的文章。[26]
  恩格斯还有一个特点,可能是他最突出的特点,也有必要指出。这就是他毫无保留的自我牺牲精神。说到马克思在世的时期,恩格斯曾经这样说:我“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27]现在恩格斯已经担任乐队指挥,但是他还是那样谦逊、朴质,好像仍然是在,照他自己的说法,“拉第二小提琴”似的。关于我父亲和恩格斯之间的友谊,我和其他许多人都已经谈过。这种友谊将来一定也会像希腊神话中达蒙和芬蒂亚斯[28]的友谊那样,成为一种传奇。在结束这篇短文之前,我还必须提一下恩格斯的另外两种友谊,这两种友谊也是由于马克思的关系而产生的,而且对恩格斯的生活和工作也都有影响。
  我现在要讲的这两种友谊,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很有价值的。
  第一种是同我母亲的友谊,第二种是同海伦德穆特(她已于今年11月4日逝世,和我父母亲葬在一起)的友谊。
  关于我的母亲,恩格斯在她的墓前是这样说的[29]

朋友们:
  我们现在安葬的这位品德崇高的女性,在1814年生于萨尔茨韦德尔。在她出生以后不久,她的父亲便调到特里尔任政府顾问,在那里和马克思一家有了亲密的交往。两家的孩子在一块儿长大。这两个天赋很高的孩子情投意合。当马克思进大学的时候,他们两人就已经决定把未来的命运永远连结在一起。
  1843年,在马克思主编过一段时期的旧《莱茵报》[30]被查封以后,他们就结婚了。从那时起,燕妮马克思不仅和她的丈夫共命运、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投身于其中。
  这对年轻夫妇自愿流亡前往巴黎,但是很快自愿流亡就变成真正的流亡了。甚至在那里,马克思也受到普鲁士政府的迫害。亚历山大·冯·洪堡竟然为促使下令驱逐[31]马克思而效力。马克思一家被赶到了布鲁塞尔。
  二月革命[32]爆发了。布鲁塞尔也随着发生了骚乱,在这期间,比利时警察局不仅逮捕了马克思,而且还毫无理由地执意把他的妻子也投入监狱。
  1848年的革命高潮到第二年就低落了。新的流亡开始了[33],起初到了巴黎,后来由于法国政府再次干涉,便搬到伦敦。这一次对于燕妮·马克思说来是真正的流亡,她经受了重重苦难。物质上的困苦,她本来还可以忍受,虽然由于这种困苦,她眼看着自己的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相继被送入坟墓。但是,政府和资产阶级反对派,从庸俗的自由派到民主派,沆瀣一气,策划了一个大阴谋来反对她的丈夫;他们用大量最卑鄙最下流的诽谤来诬蔑他;所有报刊都拒不登载他的文章,他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一切可能,在敌人面前一时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对敌人,他和她只有蔑视——这深深地伤害了她。这种状况持续了多年。
  但这并不是没有尽头的。欧洲无产阶级重新获得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独立活动的生存条件。国际[34]成立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席卷了一个又一个国家,而她的丈夫就战斗在先进战士队伍的最前列。部分地补偿她所经受的艰难痛苦的时刻来到了。她生前终于看到,曾经像密集的冰雹一样落在马克思身上的那些流言飞语已经烟消云散了,他的学说曾经遭受封建派和民主派等所有反动党派的百般扼杀,如今已经在各个文明国家用各种文雅的语言广为传播了。她生前终于看到,与她毕生血肉相连的无产阶级运动,已经从根本上震撼了从俄罗斯到美洲的旧世界,并冲破一切阻力,越来越充满胜利的信心,奋勇向前。最后使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德国工人在最近一次帝国国会选举[35]中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自己不可摧毁的生命力
  这位女性有着极其敏锐的批判的智能、巨大的政治上的机警、充沛的精力和热情的性格、为自己的战友甘于奉献的精神,她在差不多40年中为运动所做的事情,是社会公众看不到的,现代报刊的年鉴里也没有记载。这一切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感受得到。但是我深信:那些巴黎公社流亡者的妻子们还会时常回忆起她,而我们也将时常为再也听不到她那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丝毫不损尊严)感到若有所失。
  我用不着说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最大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36]

  关于海伦·德穆特,恩格斯在安葬她时说:

  马克思同海伦德穆特不仅商量困难而复杂的党的事务……至于我,马克思逝世后我所做的一切工作之所以能够进行,主要是由于她在我家里,给了我欢乐和帮助。[37]

  海伦·德穆特对马克思及其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只有我们才能评价,但是就连我们也很难用语言来表达。自1837年[38]至1890年,她一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最忠诚的朋友和助手。




[1] 这篇文章是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90年为庆祝恩格斯70寿辰而撰写的。

[2] 《社会民主党人月刊》——奥地利的一种杂志,1884-1890年在维也纳出版。

[3] 恩格斯并没有参加毕业考试,他在期中考试后就离开了学校。他不是在巴门,而是在不莱梅进了一家营业所,他没有当实习志愿兵,而是在柏林当了服役期为一年的志愿兵。

[4]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至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其 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对宪章运动的支持。

[5] 《北极星报。全国工联的报纸》(The Northern Star, and national trades’ journal)——英国的一家周刊,宪章派的机关报;1837年由菲·奥康瑙尔在利兹创刊,名称为《北极星报。利兹总汇报》(The Northern Star, and Leeds General Advertiser);1843年9月乔·朱·哈尼参加报纸编辑部;1844年11月起用现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1843-1849年报纸曾刊登恩格斯的文章、短评和通讯;哈尼离开编辑部后报纸逐渐转向宪章派右翼的观点;1852年停刊。

[6] 《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的报纸》(The New World:and Gezette of the Rational Society)——英国的一家周报;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由罗·欧文创办;1836年起曾几度更换副标题,最初在利兹出版,1841年10月起在伦敦出版;1843年11月-1845年5月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

[7]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左右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11-640页)。

[8] 指恩格斯于1886年初撰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14-258页)。

[9]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34页。

[10]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即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

[11]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办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

[12] 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创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 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

[13]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任务;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

[14] 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即维护法兰克福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帝国宪法,但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惟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掀起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巴登和普法尔茨起义在这一运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地当时已经成立了临时政府,并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力量。1849年5月初,两个普鲁士军队约6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实行武力干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不作任何援助,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于1849年7月被镇压下去。维利希于1848年11月在法国贝桑松组织的志愿部队,后编入维利希军团,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期间,于1849年5-7月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战斗行动,恩格斯作为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参加了这次起义。

[15]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杂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1850年1-10月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和纽约印刷,共出6期。

[16] 指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3-109页)。

[1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5页。

[18] 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创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 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

[19] 巴黎公社是巴黎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1871年3月18日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是世界历史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巴黎公社从起义胜利之日算起共存在72天,终被资产阶级反动派淹没在血泊中。

[20] 尼娥贝是古代神话中失去了孩子的母亲。这里是用她来比喻爱尔兰,因为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爱尔兰因饥荒、破产和流亡,丧失人口200余万人。

[21] 普法战争是1870-1871年法国和普鲁士为争夺欧洲大陆的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法国为阻止德国统一并夺取莱茵河左岸地区,于1870年7月19日对普鲁士宣战。战争过程中,法军接连败北。1870年9月2日拿破仑第三三在色当投降后,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普军长驱直入占领大片法国领土后,巴黎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夺取政权建立巴黎公社。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在普鲁士帮助下镇压了公社。1871年5月10日双方签订了法兰克福和约,普鲁士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及50亿法郎的赔款,通过普法战争,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22] 《派尔一麦尔新闻。晚报和评论》(The Pall Mall Gazette. An Evening Newspaper and Review)——英国保守派的一家日报,1865年2月-1920年在伦敦出版,为晚刊;编辑为弗·洛林伍德(1865-1880年)、威·托·斯特德(1883-1889年);1870年7月-1871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报纸有联系,在此期间报纸刊登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摘要)和恩格斯的关于普法战争的一组文章《战争短评》,以前还刊登过有关国际的代表大会的报道;巴黎公社失败后,鉴于报纸对公社的攻击日益增多,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

[23] 色当会战是1870年9月1-2日在色当(法国东北部城市)附近进行的普法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这次会战中,法军全部被击溃,按照法国司令部1870年9月2日签字的投降书,以拿破仑为首的10余万名官兵全部成为俘虏。法军在色当会战中的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灭亡,促使法兰西共和国于1870年9月4日宣告成立。

[24] 爱德华·艾威林。——编者注

[25] 《进步》——英国一家科学、政治和文学月刊;1883年至1887年在伦敦出版;一度接近社会主义团体;爱琳娜·马克思和爱·艾威林曾为该杂志撰稿。

[26] 指恩格斯的著作《启示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第10-16页)。

[27]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667页。

[28] 达蒙和芬蒂亚斯是叙拉古的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家,两人友情深厚,堪称生死之交。有一天,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要杀芬蒂亚斯,后者要求安排一下家事再回来受刑。这时达蒙挺身而出,声明如芬蒂亚斯到期不回,他愿代为受刑。后来芬蒂亚斯果然如期归来。暴君见此情景,深为感动,遂赦免了芬蒂亚斯。

[29] 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夫人燕妮逝世。12月5日燕妮的遗体安葬仪式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举行,马克思因身患重病未能亲自参加。恩格斯在葬仪上用英语发表了讲话。

[30] 《莱茵报》,即《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在科隆出版;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报纸撰稿,同年10月马克思成为报纸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报纸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并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反对派报纸之一;1843年4月1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

[31] 马克思由于参加《前进报》的编辑工作而被驱逐出法国。驱逐令是法国政府在普鲁士的压力下在1845年1月发布的。1845年2月3日马克思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

[32] 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原定于1848年2月22日在巴黎举行的反政府宴会和示威游行遭到禁止是二 月革命的直接原因。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33] 政府利用马克思于1845年放弃普鲁士国籍,于1849年5月把他当作违犯“外国人待遇法”的外国人“驱逐出普鲁士”。

[34] 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创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 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

[35] 指1881年10月27日的帝国国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得到了30多万张选票。

[36]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这里引用的是恩格斯1881年12月4日写的悼念马克思夫人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541-543页。)第一句和最后一段是引自恩格斯《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见同上面第544/545-546页)。

[37] 《关于弗·恩格斯在海伦·德穆特葬礼上的悼词报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733页。

[38] 海伦·德穆特是1845年4月到布鲁塞尔马克思家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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