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1979）
杜西在获得父亲的手稿之后，主要考虑的事情就是如何继续他的事业。她把马克思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汇集成册，但她认为出版《资本论》第四卷最为重要。考茨基只辨认了一小部分手稿，他离婚后回到德国，并带走了手稿，此后整整两年，他杳无音信。后来恩格斯在编辑第三卷时需要核实某些问题，要求他把手稿寄回。恩格斯去世后12天，杜西致函考茨基，催促他重新开始这项工作。同时她跟曾出版《新时代》的出版商迪茨进行了商谈。第四卷在杜西逝世后许多年于1905年至1910年间以《剩余价值理论》为题出版。
102．
爱琳娜致劳拉
1896年3月5日于伦敦锡登汉姆
犹太人大道“洞穴”
我亲爱的劳拉：
我无法告诉你考茨基准备在什么时候回伦敦，因为直到目前他还没有来！起初，他着凉得了病，后来发生了一些别的事。现在他信中说来不了，因为要马上出版《革命与反革命》[1]，真荒谬。伯恩施坦和我，我们俩都给这个过于谨小慎微的人写了信，我们随时都在等着他的到来。等他一到，我就通知你。我非常希望你们之中有一位在卡尔·考茨基逗留期间来一下，哪怕呆一天也行。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其中最主要的是出版第四卷。当然最省事的办法是给卡尔翻译版税，象穆尔和爱德华搞第一卷时所得的一样。但卡尔的工作不仅仅是翻译，而他又必须把全部时间或几乎是全部时间花在这上面。在此期间，总得让他生活啊，这不是将来的翻译版税能办到的，因此必须让出版者每月或每周把钱预支给卡尔，以后再结算支出和赢利，计算赢利的分配。我没有把上面的想法明确地写信告诉迈斯纳，因为（1）我不知过去跟他签订过什么合同条款，而我又不愿意使他觉察到我不知道；（2）因为我得知迪茨准备见迈斯纳，和他协商出版第四卷，同时由于分开出版对我们大家都有损害，他准备向迈斯纳赎买前三卷的版权。我们听说迪茨要去汉堡，我们希望他马上去。但他什么也没有做，现在我听说他有些“神经质”，得外出疗养。那么天知道我们何时能办妥这些事情。总之我想这副担子得落在你我的肩上，我认为最简单的办法是索性去汉堡一趟。吉娜·伯恩施坦刚从柏林回来，她是去看她母亲的。她对我说，可怜的老图书馆伤心透了，因为将军在遗嘱中完全把他忘了。他公开说那是因为他和阿德勒和倍倍尔相反，没有对将军“阿谀奉承”。
现在谈谈爱德华和社会民主联盟。作为对我们通知[2]的答复，我们收到一些声明，这样海德门无法再继续反对。其实他是被扒手们[3]欺骗了，他们使他相信，可怜的老将军热切地希望会见他本人——海德门，而我们在从中作梗。看了我们在大陆的所有朋友的来信，其中有倍倍尔，阿德勒，当然还有李卜克内西的信（这些信的份量最重，因为没有来得及跟扒手们作任何协商就写了），社会民主联盟执行委员会星期二一致通过撤回声明。我们握手言和，这样，事与愿违，扒手们对我们和社会民主联盟之间有益的“和解”作出了贡献。几年中，我们跟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们关系很好（这使将军非常失望），现在我们将正式一起工作。你知道这些“正式的”友谊意味着什么。爱德华和海德门之间的友情不比保尔和布鲁斯之间的友谊深厚，但这对运动有利，尤其是为了下一届代表大会[4]。我讲起过印刷工人，因为人们要我搞那里的运动——这些工会的“附属”代表大会非常有用，其证明就是玻璃工人、制鞋工人等的行动。李卜克内西五月份来这儿三周。他15日到，16日在伦敦演讲（整个巡回演说是由代表大会的“苏黎世委员会”组织的），然后他前往南安普敦，布里斯托尔……（信的以下部分残缺）。
[1] 《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参见本通信集1895年10月19日的信，编者注4）。杜西把书寄给劳拉要求她译成法文，把书寄给考茨基要求他译成德文。考茨基抓住这个借口，拖延伦敦之行。
[2] 恩格斯逝世之后，海德门设法使他的党——社会民主联盟——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接近。伯恩施坦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再反对艾威林夫妇重返社会民主联盟。但这个党的执行委员会——尤其是海德门，还有跟弗赖贝格尔夫妇关系很密切的巴克斯——对艾威林的人格持保留态度，他们甚至向各支部发出通知，说什么艾威林曾经企图阻止英德两党之间的接近，并要求各支部不要再邀请他作演讲。艾威林进行反击，他在向大陆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出的通知中驳斥了这些指责，并要求为他作证。
[3] 弗赖贝格尔夫妇。
[4] 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见本通信集第100封信编者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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