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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在伦敦逗留

考茨基



（1）在恩格斯身边


　　恩格斯给我的第一封信的最后一段话，很令人振奋[119]。可是，据李卜克内西说，两位老人对我印象不佳，这当然使我有些扫兴。我不清楚，这只是出于某种猜测，还是两位伦敦人的确对我有所议论。在我去伦敦时，我已经意识到他在向我转告时必定还有一部分对我不利的话没有讲出来，而我也没有显然转向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一想到恩格斯的邀请，我的情绪又高了。最近伯恩施坦就有这样的体会：凡是被我们两位大师看作是诚实的真理探索者和战士，都会受到他们亲切的接待，即使这个人以前因犯有个别错误而受过他们严厉的批判。1881年3月，我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满怀希望地踏上英国的国土，确切的日期我记不清了。3月13日我还在苏黎士，记得那天举行了三月纪念会[51]，会上我们听到俄国亚历山大二世被刺的消息，心情很激动。我们以为渴望已久的俄国革命开始了，甚至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也认为是这样。3月13日一过，我就取道巴黎去伦敦。3月18日，我在巴黎德国工人协会举办的另一个三月纪念会上发表了节日演说，这是非常违背我的意愿的，因为我从不擅长发表这样的演说。几天以后，我抵达布莱顿附近的纽黑文。
　　我是先去拜访恩格斯的。据我所知，恩格斯负责“马克思主义中心”与外界的政治交往，他要使患病的马克思尽可能得到休养，只接见最亲密的朋友。因此我的第一封信也就写给恩格斯，而没有写给马克思。
　　恩格斯盛情地接待了我，和我详细谈论了瑞士和奥地利的党内情况。第一次见面他就邀请我每个星期日晚上到他家去。在这些晚上，我在他那里常常遇见爱琳娜·马克思（她也叫杜西），和她的姐姐劳拉及其丈夫拉法格。遗憾的是我未能结识燕妮·龙格。龙格一家在我到达前不久就移居巴黎。恩格斯的妻子是在1878年去世的，后来她的侄女艾伦·白恩士就代替她担任了家庭主妇，她就是从小住在恩格斯家的彭普斯。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有两位朋友：一位是曼彻斯特大学的化学教授卡尔·肖莱马，另一位是纺织厂厂主赛姆·穆尔。如果他们来伦敦停留，那么星期日晚上也经常是恩格斯家的座上客。这两个人对无产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原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浓厚的兴趣，在政治、经济、哲学方面和我们的两位大师观点相同，并且也同他们一样性格开朗。
　　除了上面这些人，有时也能见到语文教师欧根·奥斯渥特，这位老人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和1849年的巴登起义[13]，是在伦敦有崇高学术地位的侨民，他使我能勤奋地利用英国博物馆的阅览室。他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一个可靠的民主派，这样的人在资产阶级中从来为数不多，当时更加少见。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增加四个新人：除了我，还有已经提到过的卡尔·希尔施，列甫·加特曼以及左尔格的儿子阿道夫。在我们四个人中，希尔施可算得上是老将了。他生于1841年，与倍倍尔的年龄差不多，他曾经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1868年参加德国工人协会纽伦堡代表大会，并按照国际的精神在会上发了言。1870年他在克里米乔（萨克森）创办了第一份党的地方日报《公民和农民之友报》。同年年底，《人民国家报》的编辑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被捕[121]，希尔施接替了他们的工作。十年来他在运动中一直是我的老前辈。他参加运动的时间比伯恩施坦长，并且很有威望。但是在协商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过程中，我觉得他心胸过于狭隘，出尔反尔，对我们苏黎世人易动肝火。因此我对他的态度有所保留。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相处得很好；不过我们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十分亲热。
　　我对俄国革命家列甫·加特曼的看法就完全两样。与这种人结识对我来说不再是什么新奇的事了。在苏黎世我已经认识了俄国的许多革命的大学生，也认识了一些经过斗争考验的侨民，其中最著名的是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他可以说是我的志同道合的忠实朋友。当时住在日内瓦的、声誉很高的维拉·查苏利奇也常到苏黎世来。我经常见到她。我从苏黎世经过巴黎到伦敦，在巴黎住了几天，认识了普列汉诺夫。他很快就引起我的注意，尽管我根本没有预料到他对马克思主义事业会起多大的作用。我们是在一个工人大会上相遇的，我在那次会上听了不久前幸遇大赦从流放地归来的路易丝·米歇尔的讲演。她和我们大家一样，也激动地期待着因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而到来的新时代……
　　……加特曼沉静、谦逊，而左尔格的儿子却精力充沛，充满自信，甚至有点夸夸其谈，在各方面都很“精明干练”，并且非常健谈，可是谈的大部分是非政治性的事情。总之，他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企业家。1881年他作了一次业务旅行，走遍了欧洲，在英国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热情欢迎。他们对他的父亲也评价极高。他的父亲参加过1849年巴登起义，后来移居美国，对美国工人运动颇有贡献，1872年国际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到纽约时，被选为总书记。他遵循马克思主义，恪尽职守。
　　左尔格的儿子已经成了一个道地的美国人。遗憾的是，他在事业上只求冒险，不计成败，他的可怜的父亲也有所察。
　　我当然不能确定，在这一群人中我自己是处于什么地位，给别人的印象如何。我只知道，恩格斯有一次笑着告诉我，拉法格在我身上发现了“斯拉夫人的忧郁症”。
　　……在餐桌上，人们随便使用德语、英语、法语这三种世界语言。这也说明他们的国际性。
　　在场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对国际运动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感兴趣。不幸的“彭普斯”（玛丽·艾伦·白恩士）则不然，她对我们的事业，对社会或政治问题，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不感兴趣，她的视野只局限于家庭的小天地。其他的人既关心理论问题，又密切注意现实的社会问题。尽管如此，这些受过各种不同教育的人聚在一起经常讨论的还是现实的问题。
　　除了星期日晚上，我有几次单独和恩格斯在一起。在这几次会面时主要是讨论理论问题，首先是上古史和人种学，说来也巧，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像赫希柏格和我一样，都在钻研这些问题。
　　有时，恩格斯向我讲解军事学，把我引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知识领域，我以前一直轻视这个领域，经恩格斯稍加指点，我就完全被吸引住了。当时我对恩格斯早期发表的军事学著作一无所知。诚然，我从他的《反杜林论》中看到过有关军事和经济相互关系的论述。但是，直到他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才对战争及其条件（在我的历史著作中也写过这些）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虽然也是年轻的恩格斯起步在先，但被年长的朋友马克思所超过。在军事学方面，仍然没有人能和恩格斯相比。可惜他没有能够看到德尔布吕克论述军事和经济相互作用的著作，他的第一篇论文是1886年写的《波斯战争和勃艮第战争》，遗憾的是，直到恩格斯逝世后，他的《兵法史》第一卷在1900年出版时才引起普遍注意。
　　可以说，这是当时恩格斯为我开设的真正的“私人讲座”，在我第三次逗留伦敦期间，这种“讲座”就开得更加频繁了。当然讲授的内容事先并无准备，我们只是长时间地详细讨论在谈话中涉及的那些论点。恩格斯既不教训人，也不摆学者的架子，而是用亲切的语调回答一个求知好学的朋友提出问题。他从不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而是让对方也有机会讲话，使对话不致变成独白。
　　我认为恩格斯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我在公开场合只听过他几次讲话，他的发言总是简短的几条，看不出他有什么演讲才能。但我断定他不是一个吸引人的演说家，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在大庭广众发言的愿望（在这方面可以说我和他不相上下）。而那些善于用自己的言辞赢得群众的人，总是有当众演说的愿望的。
　　尽管如此，恩格斯仍不失为一位语言大师，不仅在笔头方面（这是公认的），而且在言谈方面。这一点从在他家里的争辩和讨论中就可以看出来。他谈吐流畅，简洁生动，根据话题时而热情奔放，时而“饶有风趣”，我不说他“才华横溢”，因为他讨厌这种说法，同时也讨厌“情操高尚”之类的说法。他的叙述方式总可以和内容媲美。他选用的那些恰如其分的词句，那些关键性的事实依据，真是信手拈来，脱口而出。他那非凡的记忆力蕴藏着多么丰富的事实！他好象无所不晓。但是，如果他对某件事不了解，就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而这种场合实在是太少了，所以给人的印象就格外深刻。
　　恩格斯对于那些未经他研究过内在联系的事实，根本不屑于了解。他用轻蔑的态度谈论百科全书。我在他家里就没有看到过一本。如果有人说他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那就是侮辱了他。要知道，一部百科全书只不过是把一些毫无联系的事实堆积在一起罢了。但是，不妨把恩格斯的知识称为百科全书式的，把他本人称为博学之士，在那个时代，除了马克思，几乎再也没有别人像他那样同时掌握经济、历史、自然科学和军事这么多知识。
　　我离开他家的时候，每次都感到满载而归。1880年，我脱离当时十分狭窄的维也纳党内生活的小圈子，投入了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广阔天地，真是大开眼界。而当我跨进恩格斯的家门，我的科学和政治视野又豁然开朗。如果说我从维也纳到侨居苏黎世这段时间的进步，可以比作从乡村到了大城市，那么，我在苏黎世的眼界与我在伦敦所打开的眼界相比，就好象从大城市到了全世界。
　　然而，恩格斯也并不总是为探索深奥的人类问题而冥思苦想，他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他对每一个受苦的人都寄予无限的同情，对每一种卑鄙行为都深恶痛绝。他是一位伟大的救助者和战士，也是一位乐天的哲学家。就连战斗，他也喜欢为它加上明快的色调。他说过，嘲笑敌人的卑鄙可怜，更能表明自己的优越性。恩格斯满意地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报》通讯员发自德国的不是悲戚的哀歌，而是对卑鄙无能的德国当局的嘲笑。这使他为德国无产者感到骄傲。
　　恩格斯也喜欢善意的大笑，他的朋友们爱笑的也不少。他愿意讲自己的过去，特别愿讲诙谐的一面。他也喜欢唱几句或者请别人唱一曲。恩格斯最喜爱的是一首叫做《布雷的牧师》的英国歌，他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翻译了这首歌。歌词风趣地鞭挞了政治上奴颜婢膝的英国国教会的教士们。恩格斯也很喜欢唱一些完全非政治性的歌曲，尤其喜欢唱具有欢快情调的饮酒歌曲。我常常听他唱过去大学生唱的那首烧酒歌。
　　除了他，还有一个爱唱欢乐歌曲的赛姆·穆尔，他唱的那些英国歌曲特别吸引我，因为我听来觉得很新奇。
　　后来，当我更进一步融合在这个家庭里的时候，为了助兴，我也不得不唱几句，献献丑，经常点唱的是那首《切希市长之歌》[124]。这当然是1885年我第三次逗留伦敦期间的事了。也直到那时我才领略了恩格斯家里的欢乐气氛。1881年，这种欢乐被马克思家里传来的不幸消息破坏了。

（2）马克思和恩格斯


　　我发现，马克思家里的气氛与恩格斯家迥然不同。
　　这多少也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某些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当然，作为理论家和政治家，他们是同心同德的。这样两位思想深邃、具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这两位满怀激情的战士，从成年开始一直到死，在精神上完全一致地结合在一起，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他们的一致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感情上，他们大公无私，乐于助人，敢于蔑视一切压力，百折不挠，疾恶如仇，同时又都乐观豪放。
　　可是，虽然有这么多的一致性，差别也不少啊！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外表就很不同：恩格斯身材颀长，而马克思的身材虽说不小，但与恩格斯相比则显得矮小粗壮些。这当然无关紧要。但是，这种外表上的不同也与不同的生活习惯有关。恩格斯一直到生命结束前还坚持在户外做操和运动。他常常劝我不要忽视体育锻炼，并且埋怨马克思，说他总是很难下决心离开书房。恩格斯比马克思虽然只小两岁，可是马克思看上去要比恩格斯老得多。
　　恩格斯还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他在德国不是这样，到了曼彻斯特，由于职业关系，他已经成了一个交易所的常客。他甚至养了一匹马，并且参加猎狐。他总是穿着讲究，颇有英国绅士的派头，他也注意把办公室整理得井井有条，活像一个地道的商人。而马克思看上去像一个威严的但又毫不计较小事的家长。他不讲究衣着，在书房的写字台上和椅子上，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书籍和稿件。
　　从两个人的来往信件中我们还知道，恩格斯不仅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一个精确的计算者，在私人经济学方面也是如此，而马克思在私人经济学方面则始终表现得漫不经心，就这方面而言就像一位豪放不羁的艺术家。
　　即使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恩格斯也有超过马克思的地方：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有亲身的实际。当然，在其他方面，马克思在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对每一篇重要经济文献的透彻了解方面，也超过了恩格斯，甚至超过了同时代所有的经济学家。威廉·罗雪尔或许阅读过更多的书籍，但他不过是囫囵吞枣而已。
　　马克思学识之渊博已经达到神乎其神的地步，而恩格斯却更加富于幻想，在精神方面的兴趣更加广泛。马克思对事物持批判态度，比较审慎；因此他工作起来就缓慢些，艰辛些，而恩格斯则轻率多了。恩格斯亲口告诉我，他过去最大的缺点是草率，在马克思的帮助下他克服了这个缺点；对于一种思想，马克思不经过全面缜密的考察和追根究底的研究，是不会放过的。
　　当恩格斯向我坦率地谈起这一点时，我扪心自问，不得不承认自己也有这个毛病，就是说，对于一种新发现，我往往未经深入研究就已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是恩格斯帮助我克服了这个缺点。
　　除了研究方面他们有差别，在政治实践上也有差别。在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根据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一切——比恩格斯更懂得待人接物的艺术，这种艺术对于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取得成就是非常重要的。
　　看来，这两个人都不善于识别人。例如：恩格斯长期没有看透杜西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这个终于堕落的坏家伙。在所有英国社会主义者中，恩格斯十几年以来最赏识的就是他，这对英国的马克思主义事业极为不利。而马克思在流亡期间也有一件事干得不太高明：1852年，马克思特别信任匈牙利革命者向他推荐的匈牙利新闻记者班迪亚，甚至交给他一份描写各种类型的“流亡中的大人物”的手稿。后来发现，这个班迪亚显然是为普鲁士政府效劳的密探，显然已把马克思的手稿偷偷交给了普鲁士政府。
　　当然，最善于识别人的灵魂的人也难免会信任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这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有正确对待自己的合作者的艺术。
　　一个学者可以离群索居，这样做往往是为了集中思想。他必须经过严格的逻辑推理，毫无顾忌地得出自己全部的认识结论，果断地杜绝任何思想上的妥协、任何折衷主义和调和主义。
　　一个政治家就不同了。单枪匹马则势单力薄。有人说，单枪匹马的强者最有力，这只不过是诗人的想象，而且是人民群众毫无行动自由、专制制度盛行的德国诗人的想象。但是在有政治生活的地方，凡是长期参加政治生活的人都知道，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前提是：唤起民众，步调一致，向着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可见，政治家的任务和学者的任务截然不同。如何对待与自己打交道的人，这对学者来说，无关紧要，而对政治家来说却起着决定作用。对于这种艺术，马克思显然比恩格斯懂得多。不过，我说不出亲身体验，因为我没有机会观察马克思和别人交往的情况。但是我听杜西说，马克思全家都认为马克思比恩格斯更善于跟同志们合作。科伦的《新莱茵报》编辑部，比如说，在1848年，在马克思的领导下，曾经工作得非常协调。有一次马克思到维也纳去几个星期，恩格斯代替他在编辑部工作。当马克思回来时，编辑部里一片混乱，编辑们纷纷起来反对恩格斯。很快马克思又使编辑部恢复了和睦的气氛。《新莱茵报》的前编辑们也当着恩格斯的面向威廉·李卜克内西讲过这件事（《纪念卡尔·马克思——生平和回忆》1896年版第110页）。
　　在国际总委员会，马克思待人接物的艺术可以说表现得最为出色。在国际中，使各派工人运动和各派社会主义和衷共济，比使各个国家和衷共济更难。何况，在该组织里代表马克思这一派的人寥寥无几。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这些自行其是的分子维系在一起好些年。据担任国际书记多年的海尔曼·荣克说，自从1870年秋天恩格斯从曼彻斯特移居伦敦并进入总委员会以后，马克思过去所做的一切才失败了。是恩格斯影响了马克思，他主张驱散国际中的各式各样的分子。
　　这种说法肯定是不对的。巴黎公社的起义促成了国际的瓦解。人民把这次起义归罪于国际，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被这次起义吓破了胆，怒气冲冲地把矛头指向这个伟大的工人组织。英国工联的自由派从这时起就再也不想与被放逐的革命者有任何联系了；另一方面，落后的罗曼语区国家中的巴枯宁分子则认为，公社开辟了武装起义的新时代，他们完全忽视马克思所推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
　　这就是使国际终结和必然瓦解的根本原因。然而荣克所讲的也不是毫无道理的。在公社失败后的艰难处境中，恩格斯的军人气质和易怒的性格可能比善于外交的马克思更加得罪了某些英国工联分子。除了英国工联分子，当时最难应付的还有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们中间巴枯宁分子占据优势。而在总委员会中又正是恩格斯负责同他们联系。
　　荣克在回忆中，把与英国工联分子、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巴枯宁分子的意见分歧归咎于恩格斯的落落寡合，这是不奇怪的，但并不公正。然而，恩格斯缺乏待人接物的艺术，有时很可能促使某些不可避免的事情提早发生。
　　对于英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我从1881年起就亲自观察它的发展，可是有人抱怨恩格斯对这个运动的态度。马克思逝世后，世界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公认住在伦敦的恩格斯为理论上的领袖，他受到了普遍的尊敬。而在1881年以后，他同英国社会主义者并没有更进一步的联系[126]，同他们中间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包括他们的领袖亨·迈·海德门，也没有联系。这位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同住一个城市，把捍卫同一事业视为自己终生使命；尽管如此，他们却从未见过面。
　　在理论上恩格斯与马克思具有完全相同的信念，认为必须把所有参加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人，不管他们的哲学合理论有多么不同，都团结在一个具有统一策略、共同目标的统一整体中。可是实际做起来，恩格斯往往感到比马克思困难。
　　马克思早就与海德门决裂了，这是我第一次逗留伦敦期间的事，起因是他那本著作《大家的英国》。这本书——正如所看到的那样——有些地方剽窃了《资本论》的思想。如果海德门干脆提一下他所复述的思想出自哪个作者，马克思或许还会高兴地赞同呢！海德门并没有想剽窃。他在序言里明确地说，“至于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思想和大部分实际资料，我要感谢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有创见的作家的著作。”他在一封信中请马克思原谅没提作者的名字，他解释说，他担心一旦指出名字，读者就知道他引用了那个令人憎恶的德国人马克思的经济学观点，这将有损于他的著作的效果。
　　海德门这样做是否适当，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马克思本人显然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怎么了不起。至少海德门讲过，在马克思逝世前不久，他们已经和解了（《冒险生涯纪实》1911年伦敦版第251页）。恩格斯正相反，一直不愿和解。只要读一读他写给左尔格的那些信就会看出，他是怎样一贯尖锐地批判海德门的行动和为人的。要知道，这本书信集的出版者在付印时删掉了对海德门以及在书信集出版期间还在运动中起作用的人物的最尖刻的词句。
　　由于恩格斯的拒绝和蔑视，海德门对恩格斯的憎恨越来越深，这种憎恨有时竟然十分荒唐怪诞。两个人的敌对态度是不可调和的。这使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早期传播受到很大的损失。


载于《弗·恩格斯和卡·考茨基通信集》

摘译自《弗·恩格斯和卡·考茨基通信集》1955年维也纳版第1卷第7-18、19-21、22-28页

《智慧的明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四），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