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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生活简记
燕妮·马克思
1843年6月19日我们举行了婚礼。我们从克罗茨纳赫经过埃伯恩堡到达莱茵普法尔茨，然后经过巴登巴登又回到克罗茨纳赫，在那里一直住到9月底。我亲爱的母亲和弟弟埃德加尔回特利尔去了。卡尔和我于10月到达巴黎，在那里有海尔维格和他的夫人迎接我们。
在巴黎，卡尔和卢格出版了《德法年鉴》。出版者是尤利乌斯·弗吕贝尔。该杂志只出了一期就停刊了。当时我们住在圣热尔曼郊区田凫路，和卢格，海涅、海尔维格、莫伊勒，托尔斯泰，巴枯宁、安年柯夫，贝尔奈斯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有往来。曾经由于一些小事而产生了许多流言蜚语和争吵。
1844年5月1日小燕妮诞生了。在安葬拉菲特的那天我第一次出家门，后来大约过了六个星期，我和病得快要死去的孩子搭乘邮政马车到特利尔去。我在亲爱的妈妈身边住了三个月。我在那里见到了索菲娅·施马尔豪森和她一岁的女儿小耶特。我也赶上了小罕丽达-马克思的婚礼。夏天，那里盛行穿戴圣衣的宗教活动。
9月，德国保姆陪伴我同小燕妮回到巴黎。那时，小燕妮已经长了四颗牙齿。当我不在家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来访问过卡尔。整个秋天和冬天卡尔写《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一书，该书在法兰克福出版。赫斯和他的妻子，艾韦贝克和李宾特罗普、尤其是海涅和海尔维格都是我们这一伙的。1845年初警官突然到我们家里，拿出普鲁士政府怂恿基佐发出的驱逐令。命令写道：“卡尔·马克思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巴黎。”给我的时间比较长，我利用这个时间卖掉家具和部分衣物，因为搬家需要钱，所以不得不廉价出售。海尔维格一家人让我在他们家寄住了两天。2月初，我带病冒着严寒的天气，在卡尔之后到达布鲁塞尔。我们在那里住在野林旅馆，我第一次见到了海因岑和弗莱里格拉特。5月，我们搬到圣卢万门外同盟路的一所小房子里，房子是布罗伊尔博士租给我们的。
我们在那里刚安排好，恩格斯随后也来了。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当时也在这里，他和他的朋友罗兰特·丹尼尔斯医生还在巴黎的时候就在打听我们。此后不久，赫斯同他的夫人也来了；一个叫塞巴斯提安·载勒尔的人也参加到这一小群德国人中间。他组织了一个通讯社，德国流亡者在这里过得相当好。参加到我们这里来的还有一些比利时人（其中有日果）和波兰人。就在此地，在我们每晚都要去光顾的一个清洁的咖啡店里，我认识了那位身穿蓝色工作服的老列列韦尔。
夏天，恩格斯和卡尔一道写文章批判德意志哲学，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外部动力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的出现。结果写成了一部渊博的著作，这一著作本该在威斯特伐里亚出版的。春天，约瑟夫-魏德迈初次拜访我们。他在我们家里住了一些时候。4月我亲爱的母亲把自己忠实昀女仆派到布鲁塞尔来帮助我。我同她带着十四个月的小燕妮又到我亲爱的母亲那里去了。我在那里住了六个星期，在生劳拉的前两个星期我又回到我们的流亡者小圈子里来了。9月26日劳拉出世了。我的弟弟埃德加尔同我们一起过冬，指望在布鲁塞尔找到一个工作。他进了载勒尔的通讯社；后来，1846年春我们亲爱的威廉·沃尔弗也参加了这个通讯社，沃尔弗以“被囚的狼”闻名，从西里西亚监狱逃了出来，他因为违反出版法曾在那里被监禁四年。他一到我们这里，就同我们产生了亲密无间的友谊，直到1864年5月我们亲爱的鲁普斯[1]逝世为止。冬天格奥尔格·荣克和施莱谢尔博士来拜访我们。1846年2月，突然从特利尔寄来一封信，说我的母亲病已垂危……
当时，革命的乌云愈来愈浓密。比利时的地平线也是一片昏暗。当局首先害怕工人以及人民群众的社会性的自发行动。警察、军队，自卫军全都动员起来了，各方面都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当时德国工人决定，他们必须武装起来。他们得到了短剑、手枪等等。卡尔愿意出钱，因为当时他刚得到一份遗产。政府认为这一切都是阴谋、犯罪的打算，因为马克思有钱买武器，所以必须把他弄走。一天深夜，有两个人闯进我们的家。他们说要见卡尔，当他走出来时，他们象警士一样，拿着逮捕和传讯卡尔的命令，当晚就把他抓去了。我惊慌地随着跑出去，找有势力的人打听这是怎么一回事。黑夜里我从这一家跑到那一家。突然，一个巡警抓住我，把我逮捕起来，关进黑暗的监狱。这个地方是专门拘留那些无家可归的穷人．孤苦伶仃的流浪汉和那些陷入不幸深渊的女人的。我被推进黑暗的牢房。我一边啜泣，一边走进去，那里，一个不幸的难友把自己的床让给我。这是很硬的木板床。我就倒在这张床板上。早晨天刚亮，我看到对面窗户的铁栅栏后面有一张苍白的愁苦的脸。我靠近窗户一看，原来是我们亲爱的老朋友日果。他看见我就做手势，指着下面的房子。我随手看去，发现了正在被武装押送着的卡尔。大约过了一小时，我被带到审判官那里。经过两小时的审问（审问时，他们从我这里什么都没有问出来），宪兵把我带上马车，傍晚我回到我的三个可怜的小孩身边。这件事引起了巨大的强烈的反应。所有的报纸都在谈论。卡尔本人被释放得较晚一点，并且带着立即离开布鲁塞尔的驱逐令。卡尔早就打算回巴黎，也曾要求法国临时政府取消路易－菲力浦的驱逐他的命令。他马上收到了弗洛孔的签名信，说临时政府以非常客气的口吻通知命令已经取消。这样巴黎又对我们开放了；那时候有什么地方能比在新的革命的阳光照耀之下更使我们感到自在呢！我们决心到那里去，立刻就去！我匆忙处理自己的东西，把能卖的都卖了，把装了全部银器和比较好的衣物的箱子留给布鲁塞尔的书商福格勒照管，他在我离开的时候显得特别殷勤，并愿意帮助我。我们就这样离开住了三年的布鲁塞尔。那是一个非常阴暗寒冷的日子，我们尽一切办法不让小孩子们冻着，其中最小的一个才刚满一周岁……
5月底[2]卡尔用红色油墨刊印了最后一号《新莱菌报》。这是形式和内容都充满了熊熊火光的著名的“红色的一号”。恩格斯立刻参加了巴登起义，在起义中他当了维利希的副官。卡尔决定再到巴黎去一些时候，因为德国这块土地已经不能再留他了[3]。红色沃尔弗跟他去巴黎。我自己带着三个小孩取道宾根，回我亲爱的故乡，投入我亲爱的母亲的怀抱。为了把刚从布鲁塞尔当铺赎回来的银器换成硬币，我从宾根又到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去了几天。魏德迈和他的夫人非常热诚地招待我，并且在这次典兑交易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这样一来我又有了路费。卡尔在红色沃尔弗的陪伴下先到莱茵普法尔茨，再从那里去巴黎，不久赖德律－洛兰组织的6月13日游行示威在这里结束了短暂的革命美梦。反动势力到处猖獗。
匈牙利的革命，巴登的起义，意大利的革命运动都失败了，在匈牙利和巴登，设立了许多战地军事法庭，为了占领意大利，在1848年底以绝大多数票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的路易·拿破仑任职时，曾有五万法国人进入了这个“七峰城”[4]。“华沙秩序井然”，“战败者遭殃”，这就是自以为胜利的反革命的口号。资产阶级松了一口气，小资产阶级又重新做买卖，自由主义的庸碌之辈敢怒而不敢言，工人被放逐，被镇压，那些曾用笔杆和宝剑争取穷人和被压迫者当家做主的人，如果能在异乡勉强糊口就算是幸运的了。卡尔在巴黎的时候，和许多俱乐部领导人以及秘密工人组织的领导人都有联系。1849年7月我随他到巴黎，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月。然而，就是在这里我们也得不到安宁。有一天，天气很好，一个面孔熟悉的警官带着命令又来到我们这里：“卡尔和他的妻子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巴黎。”他们还好意地建议他到莫尔比昂的瓦讷去避难。我们当然不同意这样的驱逐，我又收拾起自己简单的行李，想在伦敦找一个可靠的安静住所。卡尔比我先到伦敦。在那里他和布林德往来甚密。后来格奥尔格·维尔特也到了那里。我到达伦敦时，是他去接我的，当时我又病又累，还带着三个疲惫不堪的孩子，他把我安置在莱斯特广场一个裁缝家的供膳宿的小房子里。我们很快又在切尔西找到一所比较宽敞的房子，因为我迫切需要找个安静的住处。11月5日，当街上响起了“盖伊-福克斯万岁”[5]的呼声，孩子们戴着奇形怪状的假面具，骑着做得很精巧的假驴子满街乱跑时，我的可怜的小亨利在这一片喧嚣声中出世了。为了纪念伟大的暗杀者，我们把刚出世的小孩叫作小福克斯。在他出生后不久，恩格斯从巴登经热那亚逃到我们这里。在他来到以前维利希就已经来了，并且就住在我们这里，和我们称兄道弟，彼此不分。一清早他就到我们卧房来，活象一个唐·吉诃德，穿一件灰羊毛背心，用一条红布围在腰上代替腰带，象一个真正的普鲁士人那样呵呵大笑，还打算对“自然”共产主义作冗长的理论上的讨论。卡尔立即打消他的念头。我也不理睬他，他还想从我们这里套出人家婚姻方面的隐私。在切尔西初次到我们这里来的还有威·皮佩尔和威·李卜克内西。红色沃尔弗是和卡尔一同到伦敦来的。
每天都有成千的流亡者到伦敦来。所有这些人都或多或少地在生话上有些困难，只有少数人的生活才有保证。他们无依无靠，需要援助，也在寻求援助。这是我们流亡生活中最不愉快的一个时期。为了援助流亡者，组织了流亡者委员会，举行了集会，印发了呼吁书，制订了纲领，并准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所有流亡者小组中开始出现分歧。不同的党派逐渐完全分离。德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也正式分裂，甚至在工人共产主义者中也发生了明显的裂痕。派别组织的领袖们彼此非常敌视，一帮游手好闲的歹徒亟欲建立“功勋”和有所“行动”，他们向前猛冲，并恶毒地攻击那些洞察时势，认为革命时期早已结束的部分工人及其领袖。其中卡尔被攻击得最厉害，遭到无端的诽谤和诬蔑。就在这个时候，康拉德·施拉姆和奥古斯特·维利希进行了决斗。
1849年秋，卡尔在德国已经谈妥了关于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出版一份评论性刊物的问题。克服了无数困难，该刊物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名字出了六期。这份刊物的成绩非常大，但是，被德国政府收买的书商在经营方面疏忽大意，很不负责，以至不能再继续办下去了。
1850年春，我们不得不离开切尔西的住宅。我的可怜的小福克斯经常生病；日常生活上的忧虑也损害了我的健康。由于受到各方面的迫害和债主的追逼，我们搬到莱斯特广场的一个德国旅馆里住了一星期。我们在那里没有久留。有一天早晨殷勤的老板拒绝给我们开早饭，于是我们只好另找住所。我母亲给的微薄的帮助常常能使我们解脱痛苦的困境。后来我们在一个犹太花边商的家里找到两间小房，在这里，整个夏天我们和四个孩子受尽了折磨。
同年秋，卡尔以及他最亲近的朋友们，同这一帮流亡者彻底决裂了，再没有参加过他们的游行活动。他和他的朋友们退出了工人教育协会，各走各的路了。恩格斯在伦敦找不到能维持生活的写作工作，就动身到曼彻斯特去了，迫不得已只好在他父亲的工厂当了一名办事员。所有其他的朋友都打算靠教书等等来维持生活。这两三年对于我们说来，是生活上的烦恼最多的几年，经常不断的惊恐，形形色色的困难，甚至连最必需的东西都没有。
1850年8月，虽然我的身体很不好，我还是决心丢下我的生病的孩子到荷兰去找卡尔的姨父，希望在那里能得到安慰和援助。我等待着第五个孩子的诞生，怀着悲观失望的心情展望着未来。由于革命给姨父和他儿子的事业造成了不利影响，他对革命和革命者十分抱怨，情绪也很坏。他拒绝给我任何帮助，但在我离开时，却把送给我最小的孩子的礼物塞到我手里，我看到他由于不能再多给我些东西而显得很难过。这位老人想不到我是带着怎样的心情离开他的。我灰心失望地回到家里。我那可怜的小埃德加尔喜笑颜开地跳出来迎接我，我的小福克斯向我伸出了自己的小手。但是我再也不能欣赏他那天真的娇态了。11月，娇弱的孩子由于肺炎引起的抽筋死去了。我是多么伤心啊！这是我失掉的第一个孩子呀！唉，那时我真没有想到后来我还会遭到什么样的痛苦，我只觉得这次的痛苦是超过一切的了！埋葬了亲爱的孩子不久，我们离开了这所小房子，租了同一条街上的另一处住所。
这年冬天，我听说我可怜的妈咪的右臂坏了。这样一来，这双可爱的勤劳的手再也不能操作，甚至连唯一能使她驱散寂寞的写信的乐趣也永远没有了。埃德加尔又一次离开了亲爱的母亲，到得克萨斯去碰运气了。
1851年3月28日，我们的小女儿弗兰契斯卡出世了。我们把这个可怜的小东西交给奶妈，因为我们不能把她同其他人一起关在这三间狭窄的小房子里。这是举行全世界最大展览会[6]的一年，许多人涌进伦敦，春天，弗莱里格拉特从科伦来伦敦找工作。其后鲁普斯从瑞士来到这里，还有德朗克、伊曼特和席利。更早到伦敦来的有载勒尔，而格茨也参加到以卡尔为中心的流亡者小圈子里来了。1851年和1882年对我们说来是各种大小困难最多和最艰苦的两年。
1851年春末夏初又发生了一件事，我不想详细谈，虽然这件事增加了我们对自己和别人的担忧。春天，普鲁士政府控告卡尔在莱茵省的所有的朋友们进行危险的革命活动，并把他们关进牢狱，惨无人道地对付他们。1858年底法庭才公开审理众所周知的共产党人案件，所有被告，除了丹尼尔斯和雅科比，都被判三年至五年的徒刑。
卡尔的秘书最初是威·皮佩尔，后来由我来担任；我坐在他的小房间里转抄他那潦草不清的文章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1851年底路易·拿破仑实行政变，翌年春，卡尔写了《雾月十八日》，该书在纽约出版。他是在第恩街一间小房里，在孩子们的吵闹声和家庭琐事搅扰下写完这本书的。我于3月转抄好手稿，并把它进出去，但书很迟才出版，我们几乎没有拿到什么报酬。
1852年复活节，我们可怜的小弗兰契斯卡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可怜的孩子与死亡搏斗了三天，受了许多痛苦。失去生命的小躯体停放在后面的小房间里。我们都搬到前面房间，晚上我们睡在地板上，三个活着的孩子同我们睡在一起，我们都为停放在邻室的冰冷而苍白的小天使痛哭。这个可爱的孩子在我们生活上最穷困的时期死去了。我们的德国朋友们这时候无力帮助我们。当时经常来我们家的厄内斯特·琼斯曾答应帮助我们，但连他也没有办法。那时躲在我家里、让卡尔修改瑟美列的文稿的匈牙利上校班迪亚，答应暂时给予帮助，但他也是无能为力。当时我迷惘地跑刭一个住在附近，常来拜访我们的法国流亡者那里，求他接济我们。他立刻极友善而同情地给了我两英镑，这样才把我的可怜孩子现在安然躺睡的小棺材的钱付清。小女孩出世时没有摇篮，死后也好久得不到最后安息的一席之地。当我们看到她被送进坟墓时，我们是多么伤心啊！
1852年秋，著名的共产党人审判案终于结束了。为了揭露普鲁士政府的卑鄙无耻，卡尔写了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在瑞士由沙贝利茨刊印的，但在边界被普鲁士政府没收并销毁了。克路斯在美国又重新刊印了这本小册子，后来这个新版本在大陆上传播很广。
1853年，卡尔定期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两篇文章，这些文章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份固定的收入，使我们可以偿还一些旧债，并安静地生活了。虽然我们仍住在狭窄的小房子里，但孩子们长得很可爱，精神饱满，身体健壮。卡尔在伦敦居住期间，和宪章主义者保持经常的联系，并给厄内斯特·琼斯的《人民报》写文章，这年夏天卡尔在该报发表了几篇早先在《论坛报》上登载过的文章。
他特别指出帕麦斯顿在对波兰的问题上同俄国妥协。戴维·乌尔卡尔特让《人民报》转载了这篇发表在格拉斯哥一家报纸上的文章。因此，卡尔这才认识了乌尔卡尔特及其朋友。乌尔卡尔特的报纸的承印人塔克尔把卡尔的文章单独印成传单，散发了数千份。《地球报》和其他一些官方报纸开始注意这些文章，并含沙射影地攻击卡尔本人。约翰·布菜特在下院也多次提到卡尔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
这年夏天，卡尔的妹妹路易莎和尤塔结婚了。这对年轻人要到开普敦经营一家书店，途中来看望了我们，我们在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几天。我们的小屋子经常接待客人，秋天从卢卑克来的彼得·迈耶尔加入了这个亲密无间的朋友们的圈子。迈耶尔唱歌唱得很出色，食量比谁都大，是我们家的知心朋友。
为了答复维利希从美国发出的极其恶毒的攻击，卡尔写了《高尚意识的骑士》。这本小册子也在美国出版，它迫使这个骑士和他凶恶的狐群狗党永远沉默下去。
这一年的圣诞节是我们在伦敦度过的第一个快活的节日。每天残酷地折磨着我们的烦恼由于卡尔和《纽约论坛报》建立了联系而终止了。孩子们几乎整个夏天都在户外，在公园里蹦蹦跳跳；这一年我们有樱桃、草莓甚至葡萄。朋友们给我们三个亲爱的孩子带来了许多可爱的礼物，有玩具娃娃，手枪、食具、鼓和喇叭，德朗克很晚还到我们家里来装饰圣诞树。那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夜晚。过了一星期，在我们亲爱的埃德加尔的身上，显出不治之症的初期迹象，一年后病魔就把他带走了。如果我们当时能够离开那窄小的、有碍健康的住所，把孩子送到海边去，也许他会得救。但事已如此，不能挽回了。1854年夏，三个孩子都得了麻疹……
1855年9月，我们又回到我们在第恩街的老司令部，只要英国小小的遗产使我们摆脱面包房、肉店、牛奶铺、煤铺．卖菜的以及诸如此类的“敌对力量”加在我们身上的锁链和枷锁，我们就坚决离开这个地方。1856年春我们终于得到了一小笔能够救急的款子。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了，银器、衣物等也从当铺赎回来了。我穿上崭新的漂亮的衣服，最后一次同剩下的三个孩子回到了我们心爱的故乡。我们回家不久，我可怜的妈妈就病得很厉害。她还和心爱的外孙女们一起庆贺了她的八十一岁生日。当天她就病倒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起床……
冬天我们是在十分僻静的地方度过的。我们的朋友几乎都离开了伦敦，留下的少数人住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而且我们那间可爱的小屋（虽然面积很小，但比起过去的房子却是我们的皇宫），人们几乎没有办法走近它。屋前没有一条好路，周围都在大兴土木，必须走过垃圾堆，下雨天，又厚又粘的红泥牢牢地粘在鞋底上，我们往往是经过疲劳的搏斗，脚上带着非常沉重的粘土才能回到家里，同时这个荒凉的地方又十分黑暗，晚间人们宁愿坐在暖和的壁炉旁边，不愿去和黑暗、垃圾、粘土以及石堆搏斗。我一冬都病得很厉害，经常服用各种各样的药物。过了很久，我才习惯这种十分孤独的生栝。我时常怀念在西头热闹街道上的漫步，怀念各次的聚会，怀念我们的俱乐部以及我们喜欢的小酒馆，在那里倾心的交谈常常能使我把生活上的苦难忘记一会儿。我幸亏每星期还继续给《论坛报》抄写两次文章，因此可以经常了解世界大事。
1857年年中，美国工人又面临严重的商业危机。《论坛报》表示再不愿意付每周两篇文章的稿费。这样一来，我们的钱袋又空了。幸而这时德纳要出版《百科全书》，请卡尔写几篇关于军事和经济问题的文章。由于这不是一件固定的工作，而正在成长的孩子们和宽敞的房子又需要更多的开支，所以这个时期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富裕的时期。当时虽不能说是极端贫困，不过手头总是不宽裕，要处处操心，精打细算。尽管我们节衣缩食，但钱总不够用，因此债务就连年逐月加重了。为了“不失身分”，我们单独住一幢房子。于是债务越来越重。颠沛流离的生活结束了，过去在流放时，我们无时不在同贫困作斗争，现在却要维持至少是表面上的尊严。我们鼓足风帆，驶进了市民生活的圈子。我们还象以前那样感到有些压力和烦恼，暗中去找那“三个救命的球”[7]——这个词已经没有任何幽默诙谐的意味了，在我们受人尊重的市民生活的最初阶段，我才感觉到流放的真正压力。可是这种转变是必要的，必须同过去决裂。即便为孩子们着想，我们也不得不选择这条正常的，受人尊重的市民生活的平坦大道。我们每个人都尽量使自己象一个市民，尽量去适应环境。当我们每人都成了庸人，就不能再象流浪汉那样生活了。但是这样做就象冒险翻空心筋斗一样，使人感到太困难了。7月6日，我们的第七个孩子出世了，但一生下来就断了气，和三个亲爱的兄姐葬在一个墓地。我生病时，丽娜·舍勒尔来看过我，从1855年11月13日起她就在英国当家庭教师了，她刚从德国来的时候，曾在我家住过两个月，后来才在埃尔上校家里找到职业，不过，她在1856年秋天又换到富裕的安格尔施坦先生家里去工作了。
1857年夏，我们慈祥的老康拉德·施拉姆也从美国回来，但可惜病得非常厉害，一见面我们就知道他没有希望了。施拉姆在德国医院里住了六个星期，然后就到泽稷岛去了。在那里他遇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恩格斯已经患了一年的重病，正在那里设法医治和疗养。同年10月，卡尔到岛上拜访这两个朋友，回来时带了很多水果，胡桃和葡萄。1858年初我们从泽稷岛的报纸编辑朱利安·哈尼那里得知我们亲爱的朋友施拉姆逝世的消息。
1858年过得既不好又不坏：每天都是一个样。饿了吃，渴了饮，写写文章，读读报纸，散散步，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这年8月，我们单调平静的生活起了一点小小的变化。我到兰兹格特去了四个星期，后来，三个孩子和琳蘅也跟着来了。在兰兹格特我住在拉贝特先生家里，他可爱的女儿给我安排的住处非常舒服。在那里我们还认识了克林厄姆夫人的妹妹安娜·贝拉·卡莱尔小姐。我们早就同克林厄姆夫人有来往，因为我们这两个姑娘同她的女儿爱琳娜和艾丽丝很要好。卡莱尔小姐在兰兹格特之行前夕出版了两本引起相当轰动的小说。克林厄姆夫人也是一位作家，她正在写几篇回忆英国和苏格兰的文章。1858年9月到11月，丽娜-台勒尔和我们住在一起。11月，她在帕拉雷特夫人那里找到了一个新的工作。
这年冬天卡尔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好多年来他一直在为这本书收集材料。从1848年就和卡尔建立友谊的拉萨尔，在柏林给这本书找到了出版商弗兰获·敦克尔。1859年春，卡尔把我转抄的手稿送出去，而校样是从柏林陆续送来的，因此刊印自然就非常缓慢了。但刊印所以这样缓慢，还因为拉萨尔非常急于发行他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这部“激动人心的作品”，而敦克尔又是他的亲近的朋友，他吩咐要先印这个剧本后印卡尔的书。1859年夏所谓神圣之路[8]，即法国和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战争爆发了。恩格斯发表了《波河和莱茵河》的小册子，拉萨尔看到这本书的成功眼红了，也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意大利战争》。
埃拉尔德·比斯康普在伦敦出版了一份周报，名为《人民报》。卡尔参加了该报的出版工作，恩格斯也为该报写了许多文章。卡·福格特利用《人民报》上转载的后来由李卜克内西转交给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卡·布林德写的传单，恶毒攻击卡尔。福格特发表了一本小册子，给卡尔造了一些无耻的谣言。卡尔在1860年收集了材料，以便粉碎所有鼓吹所谓“新纪元”光辉的德国刊物在城乡殷勤传播的谰言。他还必须“一举全歼”。1859年秋，我同两个小女孩到沃尔顿海滨疗养了十四天，秋末，我们客客气气地让比斯康普在我们家里住了两个月。
1880年春，恩格斯的父亲逝世了。恩格斯的处境这才大为改善。由于早先签订的，到1864年才满期的不利的合同，他和欧门仍有联系。从那时起恩格斯作为股东主持营业。
1860年8月，我和孩子们又到哈斯廷斯过了两个星期。回来以后，我开始抄写卡尔写的那本批驳福格特及其同伙的书。该书在伦敦刊印，经过多方面的奔走于1860年12月底问世了。当时我恰好患天花，病得很厉害，不过已经稍有好转，所以还能用半瞎的眼睛读完了《福格特先生》一书。这是最倒霉的时候。三个孩子都避到忠实的李卜克内西的家里并受到殷勤的照顾。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不久在春天爆发的伟大的美国内战的征兆。美洲对于旧欧洲及其微不足道的过时的小型战斗已经不感兴趣了。《论坛报》通知卡尔，说由于财务情况它不得不取消所有的通讯，因此暂时不需要马克思撰稿。这个打击是沉痛的，因为其他一切收入的来源全都枯蝎了，想尽各种办法也都毫无结果。最难堪的是这种贫困状况恰好发生在我们几个大女儿的黄金的青春年代。我们又回到十年前那种痛苦、忧愁和贫困的日子，所不同的是，那时她们是不懂事的五六岁的孩子，而十年后，她们已经是完全懂事、正在发育的十五六岁的姑娘了。事实使我们相信了这句德国谚语：“孩子小操心少，孩子大费神多。”1860年夏，我们把埃卡留斯接来住了两个月，因为他病得很厉害。
1861年春，卡尔到德国去了，因为他迫切需要弄到钱。所谓“英明的”普鲁士国王在圣诞节逝世了，把王位让给了“漂亮的威廉”。[9]这位伍长宣布大赦，卡尔便借此机会路过德国，了解那里的新形势。在柏林他住在拉萨尔家里，常常见到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他又从柏林前往荷兰去找他的姨父菜昂·菲力浦斯，他确实慷慨．拿出一笔钱来，还不要利息。卡尔和雅克·菲力浦斯从博默耳回来的那天正好是小燕妮十七岁的生日。幸亏有了这笔贷款，我们这艘破船才从搁浅中脱险，虽然我们往往在混水中，在岩石和沙滩之间，在息拉和哈利勃达[10]之间乱转，但我们到底愉快地向前航行了一个时期。1860年夏天，大女孩们中学毕业，开始选修专科学校为非中学生开设的个别课程。她们跟科尔姆先生和马卓尼先生继续学习法文和意大利文；燕妮在1862年以前还同时向奥尔德菲尔德先生学绘画。丽娜·舍勒尔从1861年4月到9月，整个夏天都在我们家里。秋天，大女孩们开始跟亨利-班纳先生学唱歌。
这年9月，由于安·德纳的调解，卡尔又和《论坛报》建立了关系，还象以前那样，每周寄一篇文章。同时他通过拉萨尔的一个表弟的介绍认识了维也纳《新闻报》的编辑，并被约请为这家“自由派的”报纸撰稿。可惜这两件事都只继续了一个冬天。1862年春，为《论坛报》所作的一切工作都停止了。卡尔在《新闻报》上的撰稿也逐渐停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花了为期三周的时间到兰兹格特去漫游，在那儿，我们与班纳夫妇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日，可是这短哲而美好的时光一过，接踵而至的便是长时间的忧虑、拮据、贫困和疾病。为了暂时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困境，1862年圣诞节时我去巴黎，试图向那儿的一个老熟人求援，这人过去一直比较富裕，待人也厚道。我冒着严寒，忧心忡忡地到了这位好朋友家里，他由于曾受到意外的打击，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丁。我去后不几天他就死了。我失望地返回家里，一进门就听见一个可怕而痛心的消息。琳蘅的妹妹，我们可亲可爱的忠实的玛丽安娜，在我到家的几小时之前，由于患心脏病，象一个大孩子一样安然与世长辞了。这个可爱、忠实，勤劳而善良的姑娘五年来一直在我们身边。她爱我，我也非常喜欢她。她的逝世使我内心感到深深的悲痛。我失去了她这样一个忠实可靠的朋友，她使我永远难以忘怀。圣诞节的第二天，她被送到了最后安息的地方。1861年小燕妮已是处于青春时代的少女了，从这年秋天起，她变得越来越憔悴，几年来，使我们忧虑万分。她患了一种非常讨厌而顽固的咳嗽症，并且常常不断复发，她的身体垮得很厉害。小爱琳娜也失去了朝气勃勃容光焕发的神采，一天天消瘦下去，终于在1861年秋天，正当她要开始上小学的时候，那种极其危险的、往常只有成年人才患的黄疸病的症状却在她这样一个小孩子身上显现出来。
1863年整个春天，小燕妮病得很厉害，经常要请医生看病。卡尔也感到非常不舒服。从恩格斯那里回来以后（他从1850年起每年定期去看恩格斯）也不见好转。我们又在哈斯廷斯海滨过了三个星期，和亨·班纳在一起过了十二天，卡尔到那里来接我们，但看起来他非常难受，一直感到不舒服，到这年11月终于出现了可怕的病症——痈病。11月10日可怕的脓包破了，此后很久卡尔的生命仍处在危险中。沉重的疾病整整闹了四个星期，引起了最剧烈的肉体痛苦。除了肉体的痛苦，还加上其他一些不痛快的事和各种精神上的痛苦。正当我们濒临深渊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我的婆母逝世的消息。医生建议改换一下气候条件，认为这对卡尔是特别有效和有益于健康的办法。根据医师的建议，卡尔还没有完全复原，就在冬季最冷的时期动身到德国去，到特利尔去清理他母亲的遗产；我们为他很担心，衷心地希望他顺利。他在妹夫康拉第和妹妹埃米莉处住了不久，就到法兰克福的姑母家。从那里他又到博默耳去看望姨父，受到姨父和小南尼达特别细心的照顾。很可惜，因为这时他又需要医药和照顾了。他刚到博默耳，还未痊愈的病就又发作，而且比以前更厉害，因此，从圣诞节直到2月19日他不得不留在荷兰。这个孤独、凄凉的冬天多么可怕啊！卡尔带回来的不大的一份遗产，使我们摆脱了债务和当铺等等的锁链。很幸运，我们找到了一所十分好而又宽敞的房子，房子布置得十分舒适而雅致。1864年复活节，我们就搬到这座新的．舒适的、向阳的、宽敞而且光线充足的房子里。
5月2日我们收到恩格斯的一封信，告诉我们忠实慈样的老朋友鲁普斯病重的消息。卡尔急忙赶去，忠实的朋友立刻就认出是他。5月9日鲁普斯逝世了。在他的遗嘱中除了其他一些人可以得到一小笔钱外，他指定卡尔，我和孩子们为主要继承人。这时我们才知道，这位俭朴节省度日的人，由于非常勤勉和努力，积存了一千英镑这笔数目可观的财产。他并不想在晚年安稳地和无忧无虑地来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他给了我们帮助，减轻了我们的负担，使我们过了一年不再操心的日子。卡尔的身体仍旧很虚弱，夏天必须去海滨。他和燕妮先去兰兹格特，劳拉和杜西随后也去那里。我去布莱顿住了两周，那儿我有几个非常相好的熟人，10月12日，我们在新居举行了首次小型舞会，此后，几个小房客也来了。8月，奥古斯特·菲力浦斯来看望我们。圣诞节时，妹夫尤塔从开普敦突然到来，使我们感到非常意外。奥古斯特·菲力浦斯照样在除夕晚上又来了一次。尤塔是因周游各大洲于2月23日到伦敦的，要在这里住八天，以便乘船再去开普敦。他把卡尔姐姐索菲娅的女儿卡罗琳·施马尔豪森也带到了我们这儿，索菲娅的丈夫已于1862年11月去世。卡罗琳在我们这儿待了四个星期，然后卡尔把她带回荷兰。在那儿卡尔又见到了他阔别十六年的姐姐。同样，他还去亚琛看望卡尔·菲力浦斯和在博默耳的姨父。
卡尔在这一年内给自己巨大的经济著作找到了出版者。迈斯纳答应在汉堡以比较有利的条件发表这部著作。现在卡尔正尽全力来完成这部著作。5月16日，恩格斯从曼彻斯特突然来了一封电报，说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要到我们这里来。第二天晚上，我们就见面，我紧紧地拥抱了亲爱的弟弟——我孩提时代一起游戏的伙伴，我青年时代的朋友。我有十六年没有和他见面了。他拖着重病的身子从美国战争的战场上回到了老家。他被迫在南军打了三年仗，同这支队伍历经千辛万苦，克服了重重困难。六个星期以来他得到很好的休养和照顾，又能够每天早上顶着炽热的阳光，迈着大步走遍整个伦敦公园了，这种散步常常唤起他对北美大草原和得克萨斯荒野的回忆。
1862年7月，斐迪南·拉萨尔来拜访我们。他吃力地肩负着学者、思想家．诗人及政治活动家所获得的荣誉。新鲜的桂冠还戴在他的奥林帕斯神的额头上和芳香的卷发上，或者不如说戴在他那黑人的粗硬的头发上。他刚刚胜利地结束了意大利的进军——活动的伟人们准备了新的政变。剧烈的斗争折磨着他的灵魂。他没有探索的科学部门还多着呢！埃及学至今还没有人去研究，“我现在应该作为一个埃及学者而震动世界呢，还是作为一个活动的人物，一个政治家，一个斗士，一个兵士而表现自己多才多艺呢
？”真让人左右为难！他在思想和感情之间犹豫不决，而这种内心的斗争往往表现得非常激烈。他象旋风一样在我们的房间里打转，大喊大叫，指手划脚，而且往往把音调提得很高，我们的邻居被这种不寻常的叫喊吓坏了，跑来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伟大”人物内心斗争处于尖锐矛盾的表现。他父亲病重的消息使他留在伦敦。他和他的叭儿狗——洛塔尔·布赫尔就此分手。洛塔尔·布赫尔在1862年博览会[11]期间曾把为他跑腿，打听消息、传递信件、安排娱乐活动的全部事务包了下来。我不能不说在那次我们大家组织的去温莎和弗吉尼亚海滨旅游时，布赫尔的确非常“听使唤”，他无愧于他“大总管”的光荣称号。
拉萨尔的自大狂在我们这里找不到同情，他急忙离开我们去瑞士。在那里，在“伟人”群里，他找到了他的灵魂所渴望的东西：对自己更多的同情和崇拜，他同那些谄媚者和食客混在一起，彼此气味相投。他回到柏林，不再说他要作一个埃及学者、兵士．政治活动家、诗人或者思想家，他选择了还没有走过的道路——工人救世主的道路。舒尔采－德里奇领导工人储钱箱的运动已经很多年了。他受到攻击，于是就开始了一个“工人解放的新纪元——欧洲人没有见过的．只有通过直接选举和普遍平等才能解放被压迫阶级的伟大运动”。拉萨尔作为救世主和传教士周游德国，小册子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工人运动产生了，并得到政府的默认，这样也就得到了间接的支持，因为政府在对付它十分恼火的进步党的政治斗争中，这一运动对它是求之不得的。
至于“拉萨尔学说”，这是对卡尔二十年来所制订的学说的无耻的剽窃，再加上他自己的一些完全反动的东西，结果，就把真理和臆造骇人听闻地混为一谈。然而这仍旧受到工人阶级的欢迎。优秀的工人正确地了解事情的本质，而其余那些还渗透着行会习气的庸人市侩，却狂热地醉心于新学说，被新学说的虚伪的光辉照花了眼睛。他们迷恋于新的救世主，对救世主产生了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崇拜。这些人所焚烧的圣香使半个德国如醉如痴。现在，拉萨尔已经躺在布雷斯劳的犹太人墓地（他在日内瓦决斗时被一个瓦拉基亚的青年打死），还有不少人对他崇拜、奉承和歌颂。拉萨尔留下遗嘱，指定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为他的主要继承人，并把巨额财产留给其他“瑞士的新朋友们”。他的母亲和姐姐声明不同意这个遗嘱，关于这件事的诉讼还没有结束。同时他指定伯恩哈特·贝克尔继续替他领导工人运动。圣诞节，由施韦泽和霍夫施泰滕发行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即“拉萨尔派的报纸”出版了。卡尔和恩格斯答应为它撰稿。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必须同这些完全出卖给政府的反动报纸断绝关系。这一声明的结果就是对卡尔的又一次迫害；就是今天，小资产阶级集团仍然咬牙切齿，在他们的各种刊物和小册子上声嘶力竭地狂吠怒嚎。威廉·李卜克内西于1862年9月住在柏林时和这帮人来往甚密，曾被这帮人以及和他们狼狈为奸的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所愚弄，因而现在不得不为自己的轻信付出很高的代价。
[1] 德文“Wolf”意思是狼，发音为“沃尔弗”，而在拉丁文中“狼”是“lupus”，发音为“鲁普斯”。——编者注
[2] 1849年。——编者注
[3] 政府利用马克思于 1845年放弃普鲁士国籍，于1849年5月把他当作违反“外人待遇法”的“外国人”驱逐出普鲁士。——编者注
[4] 指罗马，因罗马城内有七座小山峰。1849年法国军队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目的在于恢复教皇的世俗权力。——编者注
[5] 11月5日——英国历年纪念的“火药阴谋”日；在这一天暗杀者（盖·福克斯是其中之一）打算轰炸议会大厦，炸死两院议员和国王。——编者注
[6] 指1851年5月1日在伦敦开幕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展览会——编者注
[7] 指当铺，当时英国当铺门前常挂三个球。——编者注
[8] 神圣之路（via…）是指古罗马获胜而归的军队凯歌行进的道路，后来“神圣之路”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泛指一般胜利的战局或胜利的进军。——编者注
[9] 弗里德里－威廉四世于1861年逝世，他的继承者是威廉一世。——编者注
[10] 希腊神中的两个怪物，他们盘踞在窄长的海峡的峭壁上，危害所有路过的航海人。这里的意思是指处在两面夹攻的危险中。——编者注
[11] 指1862年5月伦敦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工业博览会——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