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妙的十年》片断（巴维尔·安年科夫，1880年）

《美妙的十年》片断

巴维尔·安年科夫

（1880年）

编者注：这是巴·安年科夫在他的1880年4月发表的《美妙的十年》中有关1846年3月30日共产主义者通讯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会议的片断。

　　1846年，我在赴欧途中收到了草原地主^[1]给我的一封会见马克思的介绍信。看来，他和国际的未来首领十分亲密；他向马克思担保，他的整个身心都倾注于马克思的光辉的宣传工作和建立欧洲经济制度的事业，他打算回到俄国，把所有的田产卖掉，带着全部资本投身即将来临的革命。他的热情到此为止，但是我确信，这个大胆的地主在许下这些诺言时是诚恳的。他回到祖国后，先到自己的庄园，然后到莫斯科，根本就没有想起以前说过的那些使马克思吃惊的冠冕堂皇的漂亮话，不久前他在莫斯科寿终正寝，死时仍然是一个热情的单身汉。
　　……然而，我还是利用了这位热心的地主替我写的热情洋溢的介绍信，而且在布鲁塞尔受到了马克思非常友善的招待……马克思是一个有毅力、有坚定意志的人，在外表上很引人注目。一头黑发浓密而蓬松，双手多毛，大衣上的纽扣歪扣着。然而，不论他在你面前是个什么样子和做什么事情，他好像总是一个很有威严的人。他的动作并不灵巧，却豪迈自恃，他待人接物完全不顾人间的烦琐礼节，而且有些骄傲甚至有点轻视别人，他的声音非常洪亮，对人和对事物的判断斩钉截铁，异常坚决。当时他的语气非常严峻，比他的话更引人注意。这说明他有坚强的信念，不愧是人们的首领，是制定准则、左右全局的人。这个人真像是一个民主的专制者，与不久前离开俄国时所见到的那些人迥然不同。
　　第一次会面，马克思就邀请我参加第二天晚上在他那儿和裁缝魏特林（此人在德国曾得到相当一批工人的支持）举行的一个会议^[2]。会议的任务是在可能范围内确定工人运动领袖们的共同行动方式。我立即接受了这一邀请。
　　裁缝鼓动家魏特林长着金色的头发，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穿一身很讲究的大礼服，留着风流的小胡子，与其说他是一个严厉而易怒的工人（我曾以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还不如说他是一个跑腿的伙计。我们很快地互相作了介绍，看来，魏特林这个人是很有礼貌的。我们坐在一张绿色小桌旁边，马克思坐在桌子的一端，手里拿着铅笔，低着他那狮子般的头在看一张纸，同时他的不可分离的同伴、宣传工作上的助手恩格斯这位身材高大、气概轩昂、像英国人那样傲慢而严肃的人，宣布开会。他说，凡是献身于改造劳动的事业的人必须了解彼此的观点，并制定一种共同的理论，作为所有那些没有时间或机会来研究理论问题的后继人的旗帜。恩格斯还没有讲完，马克思就抬起头来，直接向魏特林提出问题：“魏特林，你在德国大叫大嚷地鼓动，请你讲一讲，你根据什么来证明你的活动是正确的？你根据什么来确定将来的活动？”这一尖锐的问题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这个问题在小组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不过据现在想来，讨论并没有继续多久。看来，魏特林是想使会议只停留在一般地清谈上。他带着一种严肃和忧虑的表情，开始解释说，他的目的不是要创立新的经济理论，而是要采用一种更有效的方法，如像法国的经验所提供的那样，使工人们看清自己的可怕处境，识别执政者各种组织对他们的一切不公平的言论，不要轻信后者的任何诺言，而要靠自己的力量建立民主的和共产主义的社团。他讲了很久，但使我惊讶的是，他的讲话与恩格斯的讲话完全不同，讲得既零乱，又粗俗，语无伦次，而且常常修正自己的话，好容易才作出结论，可是又离题太远。这时他的听众不是那些经常在他周围工作的人，也不是那些阅读他的报纸和他抨击现代经济制度的文章的人，他已经不能自由自在地思想和谈话了。要不是马克思皱着眉头愤怒地打断他的话并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大概还会说得更长。魏特林的讽刺性演说无非是想激动民众，但又不给他们以任何可靠的、深思熟虑的行动根据，这完全是在欺骗他们。马克思接着指出，刚才所谈的这种激起人们虚幻的希望的做法，只会把受苦受难的人们引向最终的毁灭，而不能拯救他们。特别是在德国，如果没有严格的科学思想和正确的学说来号召工人，那就等于玩弄空洞虚伪的传教把戏，一方面是一个慷慨激昂的预言家，另一方面只是一些张着嘴巴听他讲话的蠢材……人们没有正确的理论就什么都做不成，事实上，除了喧嚣叫嚷、有害的感情冲动和使事业遭到失败，什么事也干不出来。魏特林的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他又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他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辩驳说，一个为了正义、团结和兄弟般的互助而把几百个人集合在一面旗帜下的人，不可能是头脑空虚的无用之人；他魏特林为了摆脱今天的攻击，会用回忆过去从祖国各地寄来的几百封感谢信来安慰自己；他认为他的平凡的准备工作也许要比抛开苦难的人民来进行批判和空洞的理论分析，更有助于共同的事业。马克思听到最后几句话时，气得再也忍不住了，他使劲捶了一下桌子，桌上的灯都震得摇晃了，他跳起来说：“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我们也都跟着他站起身来。会议结束后，马克思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简直是怒不可遏。我很快就同他和他的交谈者们告别回家，所看到和听到的这一切使我万分惊讶。
　　……我和马克思的联系，在我离开布鲁塞尔以后也没有间断。1848年，我又在巴黎见到了他和恩格斯，他们是在二月革命后就立刻到巴黎的……
　　在此以前，我就和马克思有书信来往，这对我是十分有意义的。1846年，马克思用法文给我写过一封长信^[3]，谈到蒲鲁东的名著《贫困的哲学》，阐明了他对蒲鲁东理论的看法。这封信写得非常精彩，有两个特点超越了当时那个时代：一个是对蒲鲁东的原理的批判，而且还考虑到对批判可能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另一个是对国民经济史的意义提出了新的看法。马克思早就谈到，国家形式、人们的全部社会生活以及他们的道德、哲学、艺术和科学，只不过是人们的经济关系的直接产物，随着这些关系的改变而改变，甚至消灭。问题在于认识和确定那些使人们经济关系改变、造成巨大后果的规律。蒲鲁东自相矛盾，他把一些信手拈来的经济现象和另一些经济现象对比，而历史证明，后者绝不是从前者产生的，马克思从中看出作者打算使资产阶级安心，因为作者把现代经济制度的那些使资产阶级不愉快的事实归结为黑格尔式的不痛不痒的抽象，说成是万物本性所固有的规律。所以马克思才骂蒲鲁东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神学家和彻头彻尾的小资产者。

《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第42页

^[1] 指喀山的地主格里哥里·米哈伊洛维奇·托尔斯泰。

^[2] 指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3月30日召开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同魏特林发生了决裂。

^[3] 指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写给巴·安年科夫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438-4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