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于伦敦]）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1871年4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你的信按时收到了。现在我的事情很多。因此只能写几句话。你怎么能把1849年6月13日之类的小资产阶级的示威游行^[1]同日前的巴黎斗争相提并论，我简直莫名其妙。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它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列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录入者标记黑体。这段话对共产主义运动分子极具启发意义）

　　这一次，起决定作用的不利的“偶然情况”，决不应该到法国社会的一般条件中去寻找，而应该到普鲁士盘踞法国并濒临巴黎城下这样一种情况中去寻找。这一点，巴黎人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但是，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们也是懂得这一点的。正因为如此，这些恶棍才要巴黎人抉择：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录入者标记黑体）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

　　再见。

卡·马·

^[1] 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派遣法国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革命，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该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证实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

　　以上这两封信［马克思致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致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具有宝贵价值，因为它们表现了马克思所具有的可贵的精神——极端重视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何以如此说？因为就在半年前即1870年9月，马克思曾通过第一国际公开警告法国工人说如果实行起义就会是一种“狂妄”举动（参见1870年9月9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然而，当法国工人举行起义时（注意，马克思写信时巴黎公社正在进行中、还没有被镇压下去！）——在伦敦的马克思则立即以运动的亲身经历者身份，是高度评价、而不是污蔑这个起义，并且采取了建设性的批评态度。而就在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却做痛心流涕的悔过状：“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列宁在反击普列汉诺夫时指出：“当他（马克思）自己在九月间日呢为毫无希望的这件事情已于1871年3月开始实现起来的时候，他又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马克思是否利用这一点（好象普列汉诺夫利用十二月事变那样）来专门‘伤害’过自己的敌人，即那些领导了公社的蒲鲁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呢？他是否好象一位女学教师那样咕噜着什么‘我曾经讲过，我曾经警告过你们，而现在你们看，你们用这种浪漫举动，用你们这种革命幻想弄出怎样的乱子来了呀’呢？他是否也像普列汉诺夫用自满自足的庸人态度教训十二月起义的战士那样，用什么‘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这一说法来训诫过公社社员呢？不。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给库格曼写了一封表示欢欣的信，——我们希望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每个俄国识字工人把这封信当作座右铭。”

——录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