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波拿巴的胜利

六

　　秩序党在徒劳无益地力图保持军权和夺回已经丧失的对于行政权力的最高领导权时，不得不去跟山岳党和纯粹共和党人进行联合，这就确凿地证明，秩序党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议会多数。仅仅是日历的力量、时钟的指针，在5月28日发出了秩序党彻底瓦解的信号。5月28日是国民议会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的开始。国民议会现在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原封不动地保存宪法呢，还是把它加以修改。但是，修改宪法就不只是要在资产阶级统治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统治之间，在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无政府状态之间，在议会制共和国和波拿巴之间进行选择，而且是要在奥尔良王朝和波旁王朝之间进行选择！这样，在议会内部就出现了一个引起争吵的原因，秩序党内利益彼此矛盾的各个敌对派别将围绕着它展开公开的斗争。秩序党是各种不同社会成分的结合体。修改宪法的问题造成了一种政治热度，它使这个结合体重又分解为它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
　　波拿巴派关心修改宪法的原因很简单。他们首先想废除禁止再度选举波拿巴和延长他的权力期限的第45条。共和派的立场也很简单。他们无条件地反对任何修改，认为修改宪法是反对共和国的周密的阴谋。既然他们在国民议会中拥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依照宪法又必须要有四分之三的票数赞成才能合法地决定修改宪法和召集修改宪法的专门会议，所以他们只要计算一下自己的票数，就可相信自己必获胜利了。他们当时确实是相信自己一定要胜利的。
　　和这些明显的立场相反，秩序党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如果它拒绝修改宪法，它就会使现存的制度受到威胁，因为这样就会使波拿巴只有使用暴力一个出路，并且会使法国在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这个决定时刻听任革命的无政府状态摆布，那时，总统是失去了权力的总统，议会是早已没有权力的议会，人民则是企图重新争得权力的人民。如果它按照宪法途径投票支持修改宪法，那末它知道它的表决是枉然的，因为按照宪法规定，它的表决一定会被共和派的否决所推翻。如果它违背宪法而宣布说只要有简单多数通过就够了，那末它就只有在自己完全服从行政权力的条件下才能希望制服革命；这样它就把宪法、宪法的修改和它本身一并交给波拿巴掌握了。为延长总统权力而作的局部的修改，将为波拿巴帝制主义的篡夺权力开辟道路。缩短共和国寿命而作的全面的修改，又必然会引起各个王朝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因为波旁王朝复辟的条件和奥尔良王朝复辟的条件不仅各不相同，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议会制共和国已不仅是法国资产阶级中的两派（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即大地产与工业）能够平分秋色地进行统治的中立地盘。它并且是他们共同进行统治的必要条件，是它们的共同阶级利益借以支配资产阶级各派的要求和社会其他一切阶级的唯一的国家形式。作为保皇派，他们又重新陷入他们旧有的对抗状态，卷入地产和金钱争夺霸权的斗争，而这种对抗状态的最高表现，这种对抗状态的化身，就是他们各自的国王，他们各自的王朝。正因为如此，所以秩序党总是反对波旁王族返国。
　　奥尔良派的议员克雷通，在1849年、1850年和1851年曾周期地建议废除放逐王族的法令。议会也按同样的周期表演了保皇派集会顽强地阻挡其被逐国王返国的场面。理直三世在杀死亨利六世以前曾对他说，他太好了，这个尘世容纳不了他，他的位置在天上。保皇派认为法国太坏了，不能把被放逐的国王归还给它。情势迫使他们成为共和派并屡次批准把国王逐出法国的人民的决定。
　　修改宪法（而这个问题由情势所迫又非讨论不可）不仅会使共和国成为问题，而且会使资产阶级两派的共同统治成为问题；不仅会使君主国有恢复的可能，而且会复活曾在君主国中轮流占有特权地位的那些利益间的竞争，复活资产阶级两派间争夺霸权的斗争。秩序党的外交家们希望以两个王朝的结合，即以各个保皇派和它们的王室的所谓融合来中止这一斗争。复辞王朝和七月王朝的真正融合便是议会制共和国，在这一共和国中，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双方的色彩都脱落了，各种形态的资产者都消溶为一般的资产者，消溶为资产者这个类属了。现在奥尔良派应当变成正统派，正统派应当变成奥尔良派。体现着他们的互相对抗的君主国，应当成为他们彼此统一的化身；他们互相排斥的派别利益的表现，应当成为他们的共同的阶级利益的表现；君主国应当完成只有把两个君主国都废除了的共和国才能完成和已经完成的任务。这就是秩序党的术士们绞尽脑汁制造出来的哲人石。仿佛正统派的君主国可能在什么时候变成工业资产者的君主国，或是资产阶级的君主国可能在什么时候变成世袭土地贵族的君主国一样。仿佛地产和工业能够在一顶王冠下面和平共居一样，可是王冠只能落到一个人头上——不是落到哥哥头上，就是落到弟弟头上。仿佛在地产还没有决心自动变成工业财产以前，工业可以和地产和解一样。如果亨利五世明天逝世，巴黎伯爵仍然不会成为正统派的国王，除非他不再作奥尔良派的国王。但是，从事融合的哲人随着宪法修改问题被提到首位而喊得愈益响亮起来，把“国民议会报”变成自己的正式的机关日报，并且直到现在（1852年2月）还在努力活动——这些哲人认为一切困难都是由于两个王朝派的对抗和竞争。于是，想使奥尔良王室和亨利五世和解的企图，从路易-菲力浦逝世时就已经开始，但这种企图也像只是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在会议休息时、在后台进行的其他一切王朝阴谋一样，与其说是郑重的事情，不如说是对旧日迷信的卖弄风情，这种企图现在已经变成一种隆重的表演，秩序党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把它当作票友戏演出，而是把它当作公开上演的戏了。信使不断从巴黎奔到威尼斯^[82]，再从威尼斯奔到克勒蒙特，又从克勒蒙特奔回巴黎。尚博尔伯爵发表了一个宣言，他在这个宣言中“靠他全家人的支持”，宣布“国民的”、而不是他自己的复辟。奥尔良派的萨尔万迪跪倒在亨利五世脚下，正统派的首领贝利耶、贝诺瓦·达济和圣蒲利斯特等跑到克勒蒙特去劝说奥尔良王室，但是徒劳无功。主张融合者在太晚的时候才觉察到，资产阶级两派的利益虽然在家族利益即两个王室的利益的形态中日益尖锐，但是它们并不会因此更少地互相排斥，也不会因此更多地互相谦让。假定亨利五世承认巴黎伯爵是他的继承人（这是主张融合者在最好的场合所能指望的唯一成就），那末奥尔良王室除了因亨利五世没有后嗣本来就一定能够获得的东西外，并不会得到别的权利，可是它会因此丧失它从七月革命获得的一切权利。奥尔良王室将放弃自己旧日的要求，放弃它在差不多一百年的斗争中从波旁王室长系手里夺得的一切权利，它将要为了宗族的特权而放弃自己的历史特权，即现代君主国的特权。所以，融合无非就是奥尔良王室的自愿退让，为了正统派放弃自己的权利，忏悔地从一种国教后退到另一种国教，从新教后退到天主教。这种后退可能给予奥尔良王室的甚至不是它所失去的王位，而只是它诞生时所占据的王位的一个阶梯。旧日的奥尔良派阁员、基佐、杜沙特尔等人，也赶快跑到克勒蒙特那里去即早筹划融合事业，实际上他们只是表现了七月革命后的醉后的头痛，表现了对资产阶级王权和资产者的王权的失望，表现了对正统派的迷信，把它作为防止无政府状态的最后的护符。他们自命为奥尔良王室和波旁王室之间的调停者，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奥尔良派的变节分子，而茹安维尔亲王就是把他们当作这种人来看待的。然而，奥尔良派富有生命力的、好战的那部分人，如梯也尔、巴兹等，却因此更容易使路易-菲力浦家族确信，既然君主制的任何直接的复辟都要以两个王朝的融合为前提，而任何这样的融合又都要以奥尔良王室放弃自己的权利为前提，那末，暂且承认共和国，等到事变允许把总统的安乐椅变成王位时再说，这样作是和他们家族的传统完全相适合的。起初有人散布谣言说茹安维尔要当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公众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过了几个月，到九月间，在宪法修改案已被否决以后，这个候选人就被公开宣布了。
　　这样一来，保皇派要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融合的企图，不仅遭到了失败，而且还破坏了他们在议会中的融合，破坏了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共和国形式，把秩序党又分解成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但是，克勒蒙特和威尼斯之间愈是疏远，它们之间的关系愈是近于决裂，有利于茹安维尔的煽动愈是加紧，波拿巴的内阁阁员福适和正统派之间的谈判，也就愈加热烈，愈加认真了。
　　秩序党的解体还不止于它分解成各个基本构成部分。这两个巨大派别中的每一派，又都继续分解下去。看来，好像先前在两大营垒中每一个营垒（不论是正统派或奥尔良派）内部曾经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一切旧有色彩，如同干纤毛虫碰到了水一样，又都重新活起来了。看来，他们又重新获得了充分的生命力，能够形成具有互相对立的独立利益的各个派别了。正统派在梦想他们又回到土伊勒里宫和马松阁之间进行争吵、维莱尔和波林尼雅克之间进行争吵的时代^[83]。奥尔良派又重新经历了基佐、摩莱、布洛利、梯也尔和奥迪隆·巴罗之间比武的黄金时代。
　　秩序党中有一部分人赞成修改宪法，可是对于修改的范围，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在这一部分人中，有贝利耶和法卢一方所领导和拉罗什雅克兰一方所领导的正统派，有摩莱、布洛利、蒙塔郎贝尔和奥迪隆·巴罗领导的那些在斗争中疲倦了的奥尔良派；这一部分人和波拿巴派方面的议员一致提出了如下一个含义广泛而不明确的建议：

　　“下面署名的议员建议把宪法加以修改，目的在于把完全实现国民主权的可能性还给国民。”

　　可是，这些议员又通过自己的报告人托克维尔一致声称：国民议会无权建议废除共和国，这个权力只能属于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议会。此外，他们声称，宪法只能在“合法的”基础上，就是说，只有在按照宪法规定的四分之三的多数票赞成修改时才能修改。经过六天的激烈讨论之后，7月19日，宪法修改案果然被否决了。赞成修改的有四百四十六票，反对修改的有二百七十八票。极端的奥尔良派梯也尔、尚加尔涅等人在表决时和共和派及山岳派采取了一致行动。
　　这样，议会的多数表示反对宪法，而宪法本身却表示拥护议会的少数，拥护必须执行议会少数决议的原则。可是，秩序党在1850年5月31日和1849年6月13日岂不都曾经把议会多数置于宪法之上吗？它以前的全部政策岂不都是以宪法条文服从议会多数决定为基础的吗？它不是曾经让民主派以迷信旧约的态度去对待法律的字眼，并因为这种迷信而处罚了民主派吗？可是目前，修改宪法无非就是要延长总统掌权的期限，而延长宪法的寿命无非就是要罢免波拿巴。议会表示拥护波拿巴，但是宪法表示反对议会。所以，当波拿巴撕毁宪法时，他的行动是合乎议会精神的，而当他解散议会时，他的行动又是合乎宪法精神的。
　　议会宣布了宪法，同时也就是宣布议会本身的统治是处在“多数之外”；议会以自己的决议废除了宪法，延长了总统掌权的期限，同时也就是宣布说，当它本身还继续存在时，宪法既不能死亡，总统的权力也不能生存。它未来的掘墓人已经站在门前了。当议会正忙于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时，波拿巴撤销了表现得不坚决的巴拉盖·狄利埃将军第一师团指挥官的职务，任命马尼扬将军继任该职，这位将军是里昂的胜利者，十二月事变的英雄，波拿巴的爪牙之一，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就由于布伦远征事件因拥护波拿巴而多多少少地出了丑。
　　秩序党关于修改宪法的决定表明，它既不能统治，又不能服从；既不能生，又不能死；既不能和共和国调和，又不能把共和国推翻；既不能捍卫宪法不受侵犯，又不能废除宪法；既不能和总统合作，又不能和总统决裂。它究竟是期待谁来解决一切矛盾呢？期待日历，期待事变的进程。它不再控制事变了。这样，它就把自己交给事变支配，交给这样一种力量支配，对于这种力量，它在反对人民的斗争中已经一步一步地让出了各种权力，直至它自己在这种力量面前变得毫无权力为止。为了使行政权力的首脑能够更顺利地定出对付它的战斗计划，加强自己的进攻手段，选择自己的工具和巩固自己的阵地，秩序党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决定退出舞台，使议会从8月10日到11月4日休会三个月。
　　不仅议会政党分裂为原来的两大集团，不仅其中的每一个集团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议会外的秩序党也分裂了。资产阶级的演说家和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一句话，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
　　外省的正统派，由于眼界狭小和过分热情，责备他们的议会领袖贝利耶和法卢投奔波拿巴阵营和背叛了亨利五世。他们的百合花的头脑只相信造孽行为，不相信外交手腕。
　　商业资产阶级和它的政治家之间的分裂，更加不可挽救，更具有决定的意义。正统派责备自己的政治家背弃了原则，而商业资产阶级却正好相反，责备自己的政治家忠实于已经变得无用的原则。前面我已经指出，自从富尔德加入内阁以来，那一部分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握有绝大部分权力的商业资产阶级，即金融贵族，已经变成波拿巴派了。富尔德不仅在交易所中维护波拿巴的利益，而且也在波拿巴面前维护交易所的利益。关于金融贵族的态度，最好是从他们的欧洲机关刊物即伦敦的“经济学家”^[84]杂志中引一段话来说明。这个杂志在1851年2月1日那一期上发表了如下的巴黎通讯：

　　“现在各方面都有人声明法国首先要求安宁。总统在他致立法议会的咨文中声明了这一点；国民讲台上也有人响应了这一点；报纸上再三重复说到这一点；教堂的教坛上也宣扬这一点；国家证券对于最小的危害安宁的事件的敏感以及它们在行政权力每次胜利时的稳定，也证明这一点。”

　　“经济学家”杂志在1851年11月29日那一期上以自己的名义宣称：

　　“在欧洲所有的证券交易所中，总统现在已被公认为秩序的卫士。”

　　可见金融贵族指责秩序党对行政权力进行的议会斗争是破坏秩序，而把总统每次对它那些看来是自己的代表们的胜利当作秩序的胜利来欢呼。这里所说的金融贵族，应当了解为不只是那些巨大的国债经纪人和国家证券投机者，这些人的利益当然是和国家权力的利益相吻合的。全部现代金融业，全部银行业，都是和国家信贷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有一部分银行资本必然要投入容易兑现的国家有息证券。银行存款，即交给银行并由银行在商人和工业家之间分配的资本，有一部分是从国家债权人的红利中得来的。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们来说是摩西和先知，那末现在，当任何洪水都有把旧的国家连同旧的国债一并从地面上冲去的危险时，又怎能不是这样呢？
　　狂热地渴望秩序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因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行政权力发生争吵而感到烦恼。梯也尔、昂格勒斯、圣贝夫等人在1月18日因尚加尔涅退职事件投票以后，也受到选民们（而且正是工业区的选民）的公开谴责，特别是他们跟山岳党成立联盟的行为被指斥为背叛秩序。如果说，像我们所已经看到的，秩序党和总统的斗争不过是些言过其实的嘲弄和琐屑无聊的攻讦，而这些行为是不配受到好的待遇的，那末，另一方面，对这部分要求自己的代表们顺从地把军权从自己的议会手中奉送给冒险的王位追求者去掌握的资产阶级，就连那些曾为它的利益而采用过的攻讦手段也不值得采取了。这部分资产阶级表明：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
　　当波拿巴巡游各地时，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显贵、市政官员、商业法庭的法官等等，到处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以极卑屈的态度迎接他，甚至当他在第戎无情地攻击国民议会，特别是攻击秩序党的时候，也是这样欢迎他。
　　当商业情况良好的时候（1851年初还是这样），商业资产阶级狂暴地反对任何议会斗争，生怕这种斗争会使商业吃亏。当商业情况不好的时候（从1851年2月底起已成为经常现象了），商业资产阶级就抱怨议会斗争是商业停滞的原因，并要求为了活跃商业停止这种斗争。关于修改宪法的讨论恰好发生在这种不好的时期。既然当时问题是关于现存国家制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资产阶级就更有理由要求它的代表们终止这种痛苦的过渡状态，同时又保持现状。这里面没有任何矛盾。它所了解的终止过渡状态，正是延长过渡状态，将最后的解决拖延到遥远的将来。保持现状只能有两种方法：一是延长波拿巴掌权的期限，一是让波拿巴按照宪法退职，选出卡芬雅克来。一部分资产阶级倾向于后一种解决方法，可是他们除了叫他们的代表对这个迫切的问题保持沉默，不去触动以外，就提不出更好的建议。他们以为，如果他们的代表不出来讲话，波拿巴就不会行动了。他们希望有一个为了不使人看见而把头藏起来的鸵鸟的议会。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希望让已经坐在总统位子上的波拿巴留任总统，一切照旧不变。他们感到愤慨的，是他们的议会不愿意公开违背宪法和率直地放弃权力。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从8月25日起召开的各省委员会（大资产阶级的地方代议机关），几乎一致表示赞成修改宪法，即反对议会，拥护波拿巴。
　　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著作界的代表和自己的报纸所表现的愤怒，比它跟议会代表们的破裂更为明显。只要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稍微抨击一下波拿巴篡夺权力的欲望，只要报刊企图保护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不受行政权力侵害，资产阶级法庭就判处数额异常巨大的罚款和不光彩的监禁，这种情况不仅使法国，而且使整个欧洲都感到惊愕。
　　前面我已经指出，议会内的秩序党由于叫嚣需要安宁而陷自身于无所作为的境地，它在反对其他社会阶级的斗争中亲手取消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即议会制度的一切条件，并且宣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同资产阶级的安全和生存是不相容的，而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却对总统奴颜婢膝，诋毁议会，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从而促使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资产阶级中讲话和写文章的分子，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它能够在不受限制的强硬的政府保护下安心地从事他们私人的事情。它毫不含糊地声明说，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以便摆脱和这种统治地位相连的麻烦和危险。
　　这个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甚至对于为它本阶级的统治而进行的单纯的议会斗争和文字斗争，也曾表示激愤，并且出卖了这一斗争的领袖人物；但是现在它却敢于在事后责备无产阶级没有为它这个资产阶级进行流血斗争，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资产阶级时刻都为最狭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阶级的利益即政治利益，并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样的牺牲；但现在它却哀叫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牺牲了它这个资产阶级的理想的政治利益。它装得好像是个好心肠的人，被社会主义者引入歧途的无产阶级不了解他，并且在紧要关头抛弃了他。它的这种哀叫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中得到了反响。自然，这里我不是指德国那些小政客和浅学之辈。我指的是“经济学家”杂志一类的东西，这个杂志在1851年11月29日，即政变前四天还宣布波拿巴是“秩序的卫士”，而梯也尔和贝利耶是“无政府主义者”，在1851年12月27日，在波拿巴驯服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之后，它又大叫大喊，说什么“无知的、没有教养的、愚蠢的无产阶级群众”背叛了“社会中等和上等阶层的才能、知识、纪律、精神影响、智力源泉和道德威望”。其实，愚蠢、无知和卑鄙的一群，正是资产阶级本身。
　　的确，法国在1851年是遭受了一次小小的商业危机。2月底，输出比1850年减少了一些；3月，商业衰落，工厂相继关闭；4月，各工业省的情况好像和二月事变后一样令人失望；5月，情况还没有好转；6月28日，法兰西银行还是以存款数量大增和贴现数量大减表明了生产的停滞；直到10月中旬，情况才逐渐好转。法国资产阶级把这种商业停滞说成是纯粹由于政治原因，由于议会和行政权力间的斗争，由于临时的治理形式的不稳定，由于1852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的可怕远景。我并不否认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巴黎和各省的某些工业部门的衰落有影响。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政治局势的影响只是局部的，而且是很微小的。对于这一点的最好的证明，就是商业开始好转正是在10月中旬，恰好是在政治局势恶化、政治的地平线上笼罩着乌云、每分钟都可能从爱丽舍宫打来霹雳的时候。虽然法国的资产者所具有的“才能、知识、洞察力和智力源泉”越不出他自己的鼻尖，但是他在伦敦工业展览会^[85]整个会期内总能用鼻子触到自己的商业情况不利的原因吧。当法国工厂相继关闭的时候，英国爆发了商业破产。如果说法国在4月和6月两个月达到顶点的是工业恐慌，那末英国在4月和5月两个月间达到顶点的则是商业恐慌。无论是在法国或英国，毛织业和丝织业的情况都很不妙。虽然英国的棉织工厂还在继续生产，但是它们所获得的利润已不像1849年和1850年那样大了。不同点只在于法国发生的是工业危机，而英国发生的则是商业危机；法国是工厂相继关闭，而英国则是生产扩大，不过是在不如前几年那样顺利的条件下扩大罢了；在法国，情况最糟的是输出，在英国是输入。其共同原因（当然不应在法国政治地平线的范围内去寻找）是显而易见的。1849年和1850年是物质繁荣和过度生产程度最高的年度，这种过度生产的结果直到1851年才显露出来。这年年初，过度生产因工业展览会即将举行而特别加重了。除此以外，还有下面一些特殊情况：起初是1850年和1851年的棉花歉收，然后是人们确信棉花的收成会比预期的好，棉价起初是上涨，后来突然降低，——一句话，就是棉价涨跌不定。生丝产量至少在法国是低于中等产量。最后是毛织业自1848年以来飞速发展，使得羊毛的生产跟不上去，而羊毛的价格比毛织品的价格高得非常不相称。这样，在上述三个世界性工业部门所需的原料方面，就包含有引起商业停滞的三重原因。而且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以外，1851年的表面上的危机，无非是在过度生产与过度投机还未用尽所有力量疯狂地跑过工业循环的最后阶段并重新回到自己的出发点——即回到普遍的商业危机去以前，在工业循环中经常和它们相伴而生的一种暂时停顿。在商业史上的这种间隙时期中，英国发生了商业的破产，而法国却是工业本身陷于停顿，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法国工业已经经受不住英国的竞争而被排挤出所有的市场，另一方面是由于法国工业是生产奢侈品的工业，它对商业方面的任何停滞都特别敏感。这样一来，法国除了受普遍危机的影响之外，还经受自己本国的商业危机，这种商业危机为世界市场一般情况所决定和制约的程度，比它受法国地方情况决定和制约的程度要大得多。这里不妨把英国资产者的推断拿来和法国资产者的偏见对比一下。利物浦的一家巨大的商行在1851年度的商业总结报告中写道：

　　“很少有哪一年像过去这一年这样辜负起初对它所寄托的希望了。这一年不但没有大家一致预期的大繁荣，反而成了最近二十五年来最令人沮丧的年头。这自然只是对商业阶级，而不是对工业阶级而言。可是，在这年年初，无疑是有足够的根据使我们预期会有相反的情形：商品贮藏很少，资本充足，食品价格低廉，丰收在望；在欧洲大陆有不受任何破坏的和平，在本国又没有任何政治上或财政上的困难，——的确，看来商业是完全可以展翅高飞的……这一不幸的结果究竟应归罪于什么呢？我们以为应归罪于输入与输出的贸易额过分庞大。如果我们的商人自己不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较狭小的范围内，那末，除了三年一度的恐慌以外，什么东西也不会使我们保持均衡。”

　　现在我们想像一下法国资产者在这种商业恐慌中的情形：他那患着商业狂热病的头脑每天都被这样一些东西所折磨、搅扰和震聋了耳朵，这就是关于政变和恢复普选权的种种谣传、议会和行政权力的斗争、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攻讦、法国南部共产主义的密谋活动、涅夫勒省和舍尔省臆想的农民起义、各个总统候选人的自吹自擂、报纸上各种大肆宣扬的口号、共和派要以武力保护宪法和普选权的威胁、流亡in　partibus〔国外〕的英雄们预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将是世界末日的文告，——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在这种融合、修改、延期、宪法、秘密活动、联合、亡命、篡权和革命等难以形容的喧嚣的混乱中弄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就疯狂地向自己的议会制共和国喊道：“没有终结的恐怖，还不如令人恐怖的终结！”
　　波拿巴懂得这种喊声。由于债权人急躁难耐的情绪日益增长，他的理解力更加敏锐了，这些债权人觉得，太阳每一落山，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即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愈益接近了，天上星辰的运动就表示反对他们的地上期票有兑现的效力。债权人变成了真正的占星家了。国民议会使波拿巴丧失了靠宪法来延长其掌权期限的希望，茹安维尔亲王的候选人资格已不允许再犹豫动摇了。
　　如果说有过什么事变在它尚未到来时老早就把自己的影子先投射过来的话，那末这就是波拿巴的政变了。波拿巴早在1849年1月29日，即在他当选刚过一个月的时候，就已向尚加尔涅提出了这种建议。关于政变的政策，他自己的内阁总理奥迪隆·巴罗在1849年夏天以隐蔽的方式谈到过，而梯也尔在1850年冬天公开地谈到过。1851年5月，培尔西尼曾经再度企图取得尚加尔涅对于政变的赞助，而“国民议会通报”^[86]公布了这些谈判。每逢议会发生风波时，波拿巴派的报纸就以政变相威胁；危机愈是接近，它们的声调就愈放肆。在波拿巴每夜和时髦的男女骗子举行的狂宴上，一到午夜，当豪饮使他们畅谈起来并激起他们的幻想时，政变总是指定在第二天早晨举行。剑拔出来，酒杯相碰，议员被抛出窗外，皇袍加在波拿巴身上，而一到早晨，幽灵便又消失，吃惊的巴黎从直率的修女和不慎重的武士们的口里才知道它又度过了一次危险。在9月和10月两个月间，关于coup d'état〔政变〕的谣传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影子像彩色的照像底片一样已蒙上了各种色彩。只要翻一翻9月和10月两个月份的欧洲报纸，就可以找到这类情况的报道：“巴黎到处流传着政变的谣言。听说首都今天夜间就要被军队占领，而明天早晨就会有解散国民议会、宣布塞纳省戒严、恢复普选权并向人民呼吁的法令出现。听说波拿巴正在寻找阁员来执行这些非法的法令。”这些报道总是不变地以“延期”一语结束。政变始终是波拿巴的固定不移的观念。他是抱着这个观念重回法国的。他为这个观念所控制，以致经常流露于言谈之间。他十分软弱，因此经常放弃自己的观念。巴黎人十分习惯于像对待幽灵一样地对待这个政变的影子，以致最后当这个政变有肉有血地出现时，巴黎人还不愿意相信它。可见，政变之所以成功，根本不是由于十二月十日会的头子严守秘密和国民议会惊慌失措。这个政变是不管波拿巴怎样随便泄露秘密，以及在国民议会完全知悉内情的条件下成功的，因为这是先前的事变进程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
　　10月10日，波拿巴向内阁阁员们宣布他决定恢复普选权；10月16日内阁阁员辞职；10月26日巴黎知道了托利尼内阁组成的消息，同时，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已由莫帕代替，而第一师师长马尼扬已把最可靠的团队调到了首都。11月4日国民议会宣布复会。国民议会除了把它已学过的课程按简单扼要的提纲复习一遍并表明它只是在死后才被埋葬之外，是别无他事可作了。
　　国民议会在和行政权力斗争时所失掉的第一个阵地就是内阁。国民议会不得不以完全承认纯系虚构的托利尼内阁而庄严地承认这个损失。当日罗先生以新内阁名义向常任委员会作自我介绍时，常任委员会报之以嘲笑。这么一个软弱的内阁竟敢来执行像恢复普选权这样强硬的措施！可是，全部问题正是在于什么事情也不要通过议会去做，一切事情都要和议会背道而驰地做。
　　国民议会在它复会的当天就接到了波拿巴的咨文，在咨文中他要求恢复普选权和废除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当天他的部长们就提出了这种内容的法令。国民议会立即否决了部长们关于必须立即颁布这个法令的建议，而法律本身在11月13日以三百五十五票对三百四十八票被否决了。这样，议会就再度撕毁了自己的委任状，又一次证实它已从自由选出的人民代议机关变成了一个阶级的篡权议会，再度承认它自己割断了连结议会头部和国民身体的肌肉。
　　如果说行政权力建议恢复普选权是表示从呼吁国民议会转向呼吁人民，那末立法权力通过议会总务官提出法案就是表示从呼吁人民转向呼吁军队了。国民议会是想通过这个法案来确立自己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力，确立自己创建议会军的权力。国民议会就这样一方面指定军队来充当自己和人民之间、自己和波拿巴之间的仲裁者，承认军队是国家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它也不得不肯定，它自己早已放弃统率这种力量的要求了。它不是立刻调动军队而是把自己调动军队的权利当成讨论的题目，这就暴露了它对于自己的力量的怀疑。它否决了议会总务官提出的法案，于是就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无力。这个法案因为只得到一百零八票的少数而失败了：山岳党决定了它的命运。当时山岳党所处的地位就像布利丹的驴子［注：十四世纪法国经院哲学家布利丹在论述意志自由问题时曾讲了一个驴子的故事：一头驴子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草堆之间，无法进行选择，结果只好饿死。——译者注］一样，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不是要在两袋干草之间决定哪一方诱惑力更大，而是要在两顿棒打之间决定哪一方打得更痛。一怕尚加尔涅，二怕波拿巴：老实说，这种处境决不是英雄好汉的处境。
　　11月18日，有人对秩序党本身提出的市议会选举法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规定市议会选举人在选区内居住的期限不是三年，而是一年。这个修正案被仅仅一票的多数否决了，但是立刻就发现这一票是计算错了。秩序党由于分裂成各个敌对的派别，早就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的议会多数。这时它表明，议会内根本没有什么多数可言了。国民议会丧失了通过决定的能力。它的各个构成部分已经没有任何联结的力量使其相互结合在一起了，它已经断了气，它已经死了。
　　最后，在大难临头的前几天内，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又一次庄严地证实自己已与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决裂。梯也尔这个议会英雄特别严重地患了议会迷的不治之症，他在议会死后还协同国务会议想出了一个新的议会阴谋把戏——制定责任法，把总统牢牢地约束在宪法范围之内。波拿巴在9月15日巴黎的新的集市大厅举行奠基典礼时，简直像马赞尼洛那样有力地把那些爱跑市场的太太和卖鱼女人迷惑了一番（不错，一个卖鱼女人的实际力量等于十七个城官）；在议会总务官提出法案之后，他曾使他在爱丽舍宫设宴招待的那些尉官们喜出望外，同样，这时，11月25日，他又把聚会在马戏场想从他手中领取伦敦工业展览会奖章的工业资产阶级吸引过来了。现在我把“辩论日报”上他的演说中最典型的一段话引录如下：

　　“这样出乎意料的成绩使我有权再说一遍，如果法兰西共和国有可能关心自己的实际利益和改组自己的机构，而不是一再容忍蛊惑者和君主主义幻想所惹起的骚扰事件的损失，那末法兰西共和国该是多么伟大啊。（看厅里到处响起雷鸣似的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君主主义的幻想妨碍任何进步和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结果是没有进步，只有斗争。我们看到，从前热烈拥护国王的权威和特权的人，现在如何以国民公会的精神行动，只求削弱从普选权中产生的权力。（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们看到，从前吃革命的苦头最多和最怨恨革命的人，现在怎样煽动新的革命，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要束缚国民的意志……我保证你们将来能得到安宁”等等，等等。（“好！好！”暴风雨般的叫好声）

　　工业资产阶级就这样卑屈地鼓掌欢迎了12月2日的政变，欢迎了议会的灭亡，欢迎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毁灭和波拿巴的独裁。12月4日轰隆的炮击声报答了11月25日轰隆的鼓掌声，而鼓掌鼓得最起劲的萨兰德鲁兹先生的房子挨炮弹也最多。
　　克伦威尔在解散长期议会时独自一人进入了会场，从口袋里拿出表来，为的是不要让议会比他所指定的期限多存在一分钟，接着就以愉快的幽默的嘲笑把每一个议会议员赶出会场。拿破仑虽然比他的原型要小一点，但他毕竟在雾月18日跑到立法议会去向它宣读了（固然是以断断续续的声调）它的死刑判决书。第二个波拿巴所拥有的行政权无论和克伦威尔或拿破仑所拥有的比起来都完全不同，他不是在世界史册中，而是在十二月十日会的史册中，在刑事法庭的史册中为自己寻找榜样。他从法兰西银行窃取了二千五百万法郎，用一百万法郎收买了马尼扬将军，用十五个法郎加烧酒收买一个士兵，他偷偷地、像夜间的贼一样去跟自己的同谋者相会，命令他们闯入最危险的议会首领们的住宅，把卡芬雅克、拉摩里西尔、勒夫洛、尚加尔涅、沙尔腊斯、梯也尔、巴兹等人从床上拖下来押进监狱，用军队占领巴黎各重要据点和议会大厦，第二天一早就在首都各处张贴告示，宣告国民议会和国务会议已被解散，普选权已经恢复，塞纳省宣布戒严。稍后，他就在“通报”上登出了一个伪造的文件，说什么在他周围已聚集了许多议会权威人士，他们已组成一个非常的国务会议。
　　议会里剩下的人，主要是正统派和奥尔良派，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内开会，在再三高呼“共和国万岁！”的情况下通过决议罢免波拿巴，毫无成效地向站在市政厅门前张望的人群呼吁，直到最后被非洲猎兵押送到多尔塞兵营，然后又装进囚车从那里送进马萨、阿姆和文森等地的监狱。秩序党、立法议会和二月革命的结局就是如此。
　　在作结论之前，我们且把二月革命的历史作个简括的概述。
　　Ⅰ．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2月24日起到5月4日止。二月时期。序幕。普遍联欢的喜剧。
　　Ⅱ．第二个时期，共和国成立和立宪国民议会时期。
　　（1）从1848年5月4日起到6月25日止。一切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在六月事变中遭受失败。
　　（2）从1848年6月25日起到12月10日止。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起草宪法。宣布巴黎戒严。资产阶级专政因12月10日波拿巴当选为总统而废除。
　　（3）从1848年12月20日起到1849年5月28日止。立宪议会对波拿巴以及和波拿巴联合起来的秩序党进行斗争。立宪议会灭亡。共和派资产阶级遭受失败。
　　Ⅲ．第三个时期，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议会时期。
　　（1）从1849年5月28日起到6月13止。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受失败。
　　（2）从1849年6月13日起到1850年5月31日止。秩序党实行议会专政。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而完成自己的统治，但失去议会内阁。
　　（3）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2月2日止。议会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
　　（ａ）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月12日止。议会失去军队总指挥权。
　　（ｂ）从1851年1月12日起到4月11日止。议会在企图重新支配行政权力时遭到失败。秩序党失去独立的议会多数。秩序党和共和派及山岳党联合。
　　（ｃ）从1851年4月11日起到10月9日止。企图修改宪法，使两个王朝派合并并延长总统掌权的期限。秩序党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报刊同资产阶级群众最后决裂。
　　（ｄ）从1851年10月9日起到12月2日止。议会和行政权力公开决裂。议会处于垂死状态，它被自己的阶级、军队以及其余各阶级所抛弃而复灭。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复灭。波拿巴获得胜利。帝制复辟的拙劣可笑的翻版。

注释：

^[82] 威尼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正统派的法国王位追求者尚博尔伯爵的驻在地。——第194页。

^[83] 指复辟时期正统派阵营中在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路易十八和维莱尔主张比较小心地采取反动的措施，而达尔图尔伯爵（从1824年起为国王查理十世）和波林尼雅克却完全忽视法国的局势；主张完全恢复革命前的秩序。
　　巴黎的土伊勒里宫是路易十八的皇宫；马松阁是宫里的建筑之一，在复辟时期是达尔图尔伯爵的官邸。——第196页。

^[84]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是英国经济、政治方面的周刊，1843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198页。

^[85] 伦敦工业展览会是第一次全世界工商业展览会，于1851年5—10月展出。——第203页。

^[86] “国民议会通报”（《Le　Messager　de　l’Assemblée》）是法国反波拿巴派的日报，于1851年2月16日至12月2日在巴黎出版。——第205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