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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 恩格斯

（1848年）


· 1872年德文版序言
· 1882年俄文版序言
· 1883年德文版序言
· 1888年英文版序言
· 1890年德文版序言
· 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
· 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共产党宣言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人名索引


　　〔来源〕原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共产党宣言（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人民出版社，2018-4-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2022年11月更新。


1872年德文版序言[1]


　　共产主义者同盟[2]这个在当时条件下自然只能是秘密团体的国际工人组织，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委托我们两人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结果就产生了这个《宣言》，《宣言》原稿在二月革命[3]前几星期送到伦敦付印。《宣言》最初用德文出版，它用这种文字在德国、英国和美国至少印过12种不同的版本。第一个英译本是由海伦·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在伦敦《红色共和党人》[4]杂志上发表，1871年至少又有三种不同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5]前不久第一次在巴黎印行，最近又有法译本在纽约《社会主义者报》[6]上发表；现在有人在准备新译本。波兰文译本在德文本初版问世后不久就在伦敦出现。俄译本是60年代在日内瓦出版的。丹麦文译本也是在原书问世后不久就出版了。

　　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7]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19页，那里对这个思想作了更详细的阐述。）〔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95页。——编者注〕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下次再版时也许能加上一篇论述1847年到现在这段时期的导言。这次再版太仓促了，我们来不及做这件工作。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2年6月24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6月24日
载于1872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德文版《共产主义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376-377页



1882年俄文版序言[8]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60年代初〔注：应是1869年。——编者注〕由《钟声》印刷所出版。当时西方认为这件事（《宣言》译成俄文出版）不过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

　　当时（1847年12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国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注：《宣言》最后一章的标题应是《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编者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正好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美国正通过移民吸收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是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反过来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的中小土地所有制，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第一次发展起来了。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作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沙皇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成了革命的俘虏[10]，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

　　《共产主义宣言》〔注：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82年1月21日
载于1882年2月5日《民意》杂志第8-9期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378-379页



1883年德文版序言[11]


　　本版序言不幸只能由我一个人署名了。马克思这位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受到欧美整个工人阶级感谢的人物，已经长眠于海格特公墓，他的墓上已经初次长出了青草。在他逝世以后，就更谈不上对《宣言》作什么修改或补充了。因此，我认为更有必要在这里再一次明确地申述下面这一点。

　　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注：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转载该序言时在此处加了一个注：“我在英译本序言中说过：‘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编者注〕

　　这一点我已经屡次说过，但正是现在必须在《宣言》正文的前面也写明这一点。

　　弗·恩格斯
　　1883年6月28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83年6月28日
载于1883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德文版《共产主义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380-381页



1888年英文版序言[12]


　　《宣言》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的纲领发表的，这个同盟起初纯粹是德国工人团体，后来成为国际工人团体，而在1848年以前欧洲大陆的政治条件下必然是一个秘密的团体。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手稿于1848年1月用德文写成，并在2月24日的法国革命[3]前几星期送到伦敦付印。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5]前不久在巴黎出版。第一个英译本是由海伦·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刊载在乔治·朱利安·哈尼的伦敦《红色共和党人》[4]杂志上。还出版了丹麦文译本和波兰文译本。

　　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这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第一次大搏斗的失败，又把欧洲工人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要求暂时推到后面去了。从那时起，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又像二月革命以前那样只是在有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之间进行了；工人阶级被迫局限于争取一些政治上的活动自由，并采取资产阶级激进派极左翼的立场。凡是继续显露出生机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都遭到无情的镇压。例如，普鲁士警察发觉了当时设在科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一些成员被逮捕，并且在经过18个月监禁之后于1852年10月被交付法庭审判。这次有名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3]从10月4日一直继续到11月12日；被捕者中有七人被判处三至六年的要塞监禁。宣判之后，同盟即由剩下的成员正式解散。至于《宣言》，似乎注定从此要被人遗忘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重新聚集了足以对统治阶级发动另一次进攻的力量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14]。但是，这个协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是要把欧美正在进行战斗的整个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国际必须有一个充分广泛的纲领，使英国工联[15]，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16]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注：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拉萨尔本人在我们面前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学生，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是站在《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在1862-1864年期间进行的公开鼓动中，却始终没有超出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编者注〕[17]都能接受。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他对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充满信心。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为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真正的条件开辟道路。马克思是正确的。当1874年国际解散时，工人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那些很久以前大多数已同国际决裂的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步，以致去年在斯旺西，工联的主席能够用工联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18]的确，《宣言》的原则在世界各国工人中间都已传播得很广了。

　　这样，《宣言》本身又重新走上了前台。从1850年起，德文本在瑞士、英国和美国重版过数次。1872年，有人在纽约把它译成英文，并在那里的《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19]上发表。接着又有人根据这个英文本把它译成法文，刊载在纽约的《社会主义者报》[6]上。以后在美国又至少出现过两种多少有些损害原意的英文译本，其中一种还在英国重版过。由巴枯宁翻译的第一个俄文本约于1863年〔注：应是1869年。——编者注〕在日内瓦由赫尔岑办的《钟声》[9]印刷所出版；由英勇无畏的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文本[20]于1882年也在日内瓦出版。新的丹麦文译本[21]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新的法文译本于1886年刊载在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报》上[22]。有人根据这个译本译成西班牙文，并于1886年在马德里发表[23]。至于德文的翻印版本，则为数极多，总共至少有12个。亚美尼亚文译本原应于几个月前在君士坦丁堡印出，但是没有问世，有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出版人害怕在书上标明马克思的姓名，而译者又拒绝把《宣言》当做自己的作品。关于用其它文字出版的其它译本，我虽然听说过，但是没有亲眼看到。因此，《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可是，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即英国的欧文派[24]和法国的傅立叶派[25]，这两个流派都已经降到纯粹宗派的地位，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凭着各种各样的补缀办法，自称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病而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只有工人阶级中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公开表明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那一部分人，只有他们当时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且在工人阶级当中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空想共产主义，在法国有卡贝的共产主义[26]，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27]。可见，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28]，那么，在这两个名称中间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就是毫无疑义的了。而且后来我们也从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拋弃。

　　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注：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译，1888年纽约-伦敦拉弗尔出版社版，威·里夫斯发行。”——编者注〕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

　　现在我从我们共同为1872年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引录如下一段话：

　　“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1848年以来大工业已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组织也跟着有了改进和增长，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7]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伦敦1871年特鲁拉夫版第15页，那里把这个思想作了更详细的阐述。）〔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95页。——编者注〕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

　　本版译文是由译过马克思《资本论》一书大部分的赛米尔·穆尔先生翻译的。我们共同把译文校阅过一遍，并且我还加了一些有关历史情况的注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1月30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88年1月30日
载于1888年在伦敦出版的英文版《共产主义宣言》一书

原文是英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382-387页



1890年德文版序言[29]


　　自从我写了上面那篇序言〔注：指1883年德文版序言，见本书第7-8页。——编者注〕以来，又需要刊印《宣言》的新的德文版本了，同时《宣言》本身也有种种遭遇，应该在这里提一提。

　　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了由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文本[20]，马克思和我曾为这个译本写过一篇序言。可惜我把这篇序言的德文原稿遗失了[30]，所以现在我只好再从俄文译过来，这样做当然不会使原稿增色。下面就是这篇序言：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60年代初〔注：应是1869年。——编者注〕由《钟声》[9]印刷所出版。当时西方认为《宣言》译成俄文出版不过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在《宣言》最初发表时期（1848年1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首先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向美国境内移民吸收着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是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的农业生产能够大大发展，这种发展通过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反过来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美国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自耕农场主的中小土地所有制，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第一次发展起来了。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当时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他们把沙皇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已成了革命的俘虏[10]，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

　　《共产主义宣言》〔注：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

　　那么试问：俄国农民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大约在同一时候，在日内瓦出版了新的波兰文译本：《共产主义宣言》〔注：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随后又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了新的丹麦文译本。可惜这一译本不够完备；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大概是因为译者感到难译而被删掉了，并且有些地方可以看到草率从事的痕迹，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从译文中可以看出，要是译者细心一点，他是能够译得很好的。

　　1886年在巴黎《社会主义者报》上刊载了新的法译文；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译文。[22]

　　同年又有人根据这个法文本译成西班牙文，起初刊登在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报》上[23]，接着又印成单行本：《共产党宣言》，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马德里，社会主义者报社，埃尔南·科尔特斯街8号。

　　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件奇怪的事。1887年，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出版商收到了亚美尼亚文的《宣言》译稿；但是这位好心人却没有勇气把这本署有马克思的名字的作品刊印出来，竟认为最好是由译者本人冒充作者，可是译者拒绝这样做。

　　在英国多次刊印过好几种美国译本，但都不大确切。到1888年终于出版了一种可靠的译本。这个译本是由我的友人赛米尔·穆尔翻译的，并且在付印以前还由我们两人一起重新校阅过一遍。标题是：《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经作者认可的英译本，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校订并加注，1888年伦敦，威廉·里夫斯，东中央区弗利特街185号。这个版本中的某些注释，我已收入本版。

　　《宣言》有它本身的经历。它出现的时候曾受到当时人数尚少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锋队的热烈欢迎（第一篇序言里提到的那些译本便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不久它就被随着1848年6月巴黎工人失败[5]而抬起头来的反动势力排挤到后台去了，最后，由于1852年11月科隆共产党人被判刑[13]，它被“依法”宣布为非法。随着由二月革命[3]开始的工人运动退出公开舞台，《宣言》也退到后台去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又强大到足以对统治阶级政权发动另一次进攻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14]。它的目的是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因此，它不能从《宣言》中提出的那些原则出发。它必须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15]，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16]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注：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拉萨尔本人在我们面前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学生’，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当然是站在《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的那些信徒却不是如此，他们始终没有超出他所主张的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并且把整个工人阶级划分为国家帮助派和自助派。”——编者注〕[17]拒之于门外的纲领。这样一个纲领即国际章程绪论部分，是马克思起草的，其行文之巧妙连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者也不能不承认。至于说到《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进行斗争的人们明白自己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使他们的头脑更容易透彻地了解工人解放的真正的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1874年，当国际解散的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罗曼语各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特有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当时极端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步，以致1887年在斯温西，工联代表大会的主席能够用工联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18]而在1887年，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因此，《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1848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国家的千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

　　可是，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24]和法国的傅立叶派[25]，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缩小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相反，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则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往往有些粗陋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26]，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27]。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地认定“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28]，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拋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42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阶级带着自己的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1864年9月28日，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固然，国际本身只存在了九年，但它所创立的全世界无产者永久的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任何时候更加强固，而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第一次动员起来的战斗力量，他们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大军，在一个旗帜下，为了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由1889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度宣布的在法律上确立八小时正常工作日[31]。今天的情景将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看到：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联合起来了。

　　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

　　弗·恩格斯
　　1890年5月1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0年5月1日
载于1890年在伦敦出版的德文版《共产主义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388-393页



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32]


　　目前已有必要出版《共产主义宣言》〔注：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波兰文新版本这一事实，可以引起许多联想。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因此，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发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

　　因此，《宣言》波兰文新版本，标志着波兰工业的重大发展。而且从10年前上一版问世以来确实已有这种发展，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俄罗斯的波兰，会议桌上的波兰[33]，已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巨大的工业区。俄国的大工业分散于各处，一部分在芬兰湾沿岸，一部分在中央区（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一部分在黑海和亚速海沿岸，还有一些分散在其他地方；波兰的大工业则集中于一个比较狭小的地区，这种集中所产生的益处和害处，它都感受到了。这种益处是竞争对手俄国工厂主所承认的，他们虽然拼命想把波兰人变成俄罗斯人，同时却要求实行对付波兰的保护关税。至于这种害处，即对波兰工厂主和俄国政府的害处，则表现为社会主义思想在波兰工人中间的迅速传播和对《宣言》的需求日益增长。

　　但是，波兰工业的迅速发展（它已经超过了俄国工业），又是波兰人民拥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的证明，是波兰人民即将达到民族复兴的新的保证。而一个独立强盛的波兰的复兴是一件不仅关系到波兰人而且关系到我们大家的事情。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1848年革命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是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这次革命也通过自己的遗嘱执行人[34]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至于波兰，虽然它从1792年以来对革命所作的贡献比这三个国家所作的全部贡献还要大，可是它于1863年在十倍于自己的俄国优势下失败的时候，却被拋弃不管了。波兰贵族既没有能够保持住波兰独立，也没有能够重新争得波兰独立；在资产阶级看来，波兰独立在今天至少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然而这种独立却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需的。这种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且在波兰无产阶级手里会很好地保持住。因为欧洲所有其余各国工人都像波兰工人本身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

　　弗·恩格斯
　　1892年2月10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2年2月10日
载于1892年2月27日《黎明》杂志第35期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394-395页



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35]

致意大利读者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可以说正好碰上1848年3月18日这个日子，碰上米兰和柏林发生革命，这是两个民族的武装起义[36]，其中一个处于欧洲大陆中心，另一个处于地中海各国中心；这两个民族在此以前都由于分裂和内部纷争而被削弱并因而遭到外族的统治。意大利受奥皇支配，而德国则受到俄国沙皇那种虽然不那么直接，但是同样可以感觉得到的压迫。1848年3月18日的结果使意大利和德国免除了这种耻辱；如果说，这两个伟大民族在1848-1871年期间得到复兴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获得独立，那么，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镇压1848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34]

　　这次革命到处都是由工人阶级干的；构筑街垒和流血牺牲的都是工人阶级。只有巴黎工人在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实最终必然被资本家阶级拿去。在其他国家，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工人从一开始就只限于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但是在任何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离开民族独立都是不行的。因此，1848年革命必然给那些直到那时还没有统一和独立的那些民族——意大利、德国、匈牙利——带来统一和独立。现在轮到波兰了。

　　由此可见，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最近45年来，资产阶级制度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同时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试想想看，在1848年以前的政治条件下，哪能有意大利工人、匈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兰工人、俄罗斯工人的共同国际行动！

　　可见，1848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从这个革命时期起直到今日的这45年，也不是白白过去的。这个革命时期的果实已开始成熟，而我的唯一愿望是这个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能成为良好的预兆，成为意大利无产阶级胜利的预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国际革命的预兆一样。

　　《宣言》十分公正地评价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现在也如1300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

　　弗·恩格斯
　　1893年2月1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3年1月31日-2月1日
载于1893年在米兰出版的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法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396-398页



共产党宣言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为了这个目的，各国共产党人集会于伦敦，拟定了如下的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拉芒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编者注〕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农村公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讨。”——编者注〕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行会师傅就是在行会中享有全权的会员，是行会内部的师傅，而不是行会的首领。”——编者注〕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的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注：“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这个阶级的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编者注〕。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法国的新兴城市，甚至在它们从封建主手里争得地方自治和‘第三等级’的政治权利以前，就已经称为‘公社’了。一般说来，这里是把英国当做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而把法国当做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意大利和法国的市民，从他们的封建主手中买得或争得最初的自治权以后，就把自己的城市共同体称为‘公社’。”——编者注〕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注：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意大利和德国）”。——编者注〕，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注：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法国）”。——编者注〕；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国〔注：“等级君主国”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半封建君主国”。——编者注〕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37]和十字军征讨[38]的远征。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文学”一词德文是“Literatur”，这里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编者注〕。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39]，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减少。不仅如此，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注：“劳动量”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劳动负担”。——编者注〕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越发达，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注：这句话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他们不是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是攻击生产工具本身”。——编者注〕；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们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且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注：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工联）”。——编者注〕；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40]就是一个例子。

　　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注：“教育因素”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政治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因素”。——编者注〕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拋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注：“大量的教育因素”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编者注〕。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成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它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注：“特殊的”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宗派的”。——编者注〕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它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注：“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推动所有其他部分前进的部分”。——编者注〕；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编者注〕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财产出现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殖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吧。

　　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现在，我们来看看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

　　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

　　但是，买卖一消失，自由买卖也就会消失。关于自由买卖的言论，也像我们的资产者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要消灭私有制，你们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

　　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

　　从劳动不再能变为资本、货币、地租，一句话，不再能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起，就是说，从个人财产不再能变为资产阶级财产〔注：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变为资本”。——编者注〕的时候起，你们说，个性被消灭了。

　　由此可见，你们是承认，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当被消灭。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

　　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也被扩展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正如阶级的所有制的终止在资产者看来是生产本身的终止一样，阶级的教育的终止在他们看来就等于一切教育的终止。

　　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

　　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派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

　　资产者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的消失而消失，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

　　你们是责备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吗？我们承认这种罪状。

　　但是，你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

　　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时所处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越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越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越是令人作呕。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

　　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

　　还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注：“民族的阶级”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民族的领导阶级”。——编者注〕，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切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注：“信仰领域”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知识领域”。——编者注〕里占统治地位罢了。

　　“但是”，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等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固然是不断改变的，而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

　　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归结为什么呢？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

　　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吧。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无法持续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注：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进攻成为必要”。——编者注〕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按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注：“对立”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差别”。——编者注〕逐步消灭。〔注：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一条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编者注〕

　　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注：“联合起来的个人”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巨大的全国联合体”。——编者注〕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注：“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消灭了阶级本身”。——编者注〕，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1．反动的社会主义


　　（甲）封建的社会主义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41]和英国的改革运动[42]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里所指的不是1660-1689年英国的复辟时期，而是1814-1830年法国的复辟时期。”——编者注〕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一部分法国正统派[43]和“青年英国”[44]，都演过这出戏。

　　封建主说，他们的剥削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不同，那他们只是忘记了，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目前已经过时的情况和条件下进行剥削的。他们说，在他们的统治下并没有出现过现代的无产阶级，那他们只是忘记了，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

　　不过，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批评的反动性质，他们控告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正是在于：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炸毁的阶级发展起来。

　　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

　　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辞，屈尊拾取金苹果〔注：“金苹果”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工业树上掉下来的金苹果”。——编者注〕，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里主要是指德国，那里的土地贵族和容克通过管事自行经营自己的很大一部分土地，他们还开设大规模的甜菜糖厂和土豆酒厂。较富有的英国贵族还没有落到这种地步；但是，他们也知道怎样让人家用他们的名义创办颇为可疑的股份公司，以补偿地租的下降。”——编者注〕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封建贵族并不是被资产阶级所推翻的、其生活条件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日益恶化和消失的唯一阶级。中世纪的城关市民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还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勉强生存着。

　　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拋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场手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不仅对法国而且对英国来说都是这类著作家的首领。

　　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工场手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结论。

　　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注：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一句是：“最后，当顽强的历史事实把自我欺骗的一切醉梦驱散的时候，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就化为一种可怜的哀愁。”——编者注〕

　　（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这样，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意志、本来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

　　德国著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的旧的哲学信仰调和起来，或者毋宁说，就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

　　这种掌握，就像掌握外国语一样，是通过翻译的。

　　大家知道，僧侣们曾经在古代异教经典的手抄本上面写上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对世俗的法国文献采取相反的做法。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法国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扬弃”，等等。

　　这种在法国人的论述下面塞进自己哲学词句的做法，他们称之为“行动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等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被完全阉割了。既然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已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于是德国人就认为：他们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这种曾经郑重其事地看待自己那一套拙劣的小学生作业并且大言不惭地加以吹嘘的德国社会主义，现在渐渐失去了它的自炫博学的天真。

　　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专制王朝的斗争，一句话，自由主义运动，越来越严重了。

　　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

　　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

　　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在德国，16世纪遗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经常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

　　保存这个小资产阶级，就是保存德国的现存制度。这个阶级胆战心惊地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那里等候着无可幸免的灭亡，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积聚，另一方面是由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在它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能起一箭双雕的作用。“真正的”社会主义像瘟疫一样流行起来了。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

　　同时，德国的社会主义也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充当这种小市民的夸夸其谈的代言人。

　　它宣布德意志民族是模范的民族，德国小市民是模范的人。它给这些小市民的每一种丑行都加上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它发展到最后，就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野蛮破坏的”倾向，并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现今在德国流行的一切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属于这一类卑鄙龌龊的、令人委靡的文献。〔注：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1848年的革命风暴已经把这个可恶的流派一扫而光，并且使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再也没有兴趣搞社会主义了。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和典型人物是卡尔·格律恩先生。”——编者注〕

2．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

　　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成一些完整的体系。

　　我们可以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注：皮·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编者注〕作为例子。

　　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拋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

　　这种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不够系统、但是比较实际的形式，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废除，而是一些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辞令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

　　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人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真实的结论。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3．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这里，我们不谈在现代一切大革命中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巴贝夫等人的著作）。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注：指《共产党宣言》第1章《资产者和无产者》。——编者注〕）。

　　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

　　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

　　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

　　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

　　但是，由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由于他们本身的生活状况，他们就以为自己是高高超乎这种阶级对立之上的。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状况，甚至生活最优裕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

　　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是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注：这段话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是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从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中产生的。”——编者注〕

　　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注：“城乡对立”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城乡差别”。——编者注〕、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刚刚开始发展，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因此，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因此，他们一贯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法伦斯秦尔是沙尔·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移民区；伊加利亚是卡贝给自己的理想国和后来他在美洲创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所起的名称。”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国内移民区是欧文给他的共产主义的模范社会所起的名称。法伦斯泰尔是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宫的名称。伊加利亚是卡贝所描绘的那种共产主义制度的乌托邦幻想国。”——编者注〕，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他们逐渐地堕落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

　　因此，他们激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福音才发生的。

　　在英国，有欧文派[24]反对宪章派[45]，在法国，有傅立叶派[25]反对改革派[46]。

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看过第二章之后，就可以了解共产党人同已经形成的工人政党的关系，因而也就可以了解他们同英国宪章派和北美土地改革派[47]的关系。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当时这个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在报纸方面的代表是《改革报》[46]。‘社会主义民主党’这个名称在它的发明者那里是指民主党或共和党中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人。”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当时在法国以社会主义民主党自称的政党，在政治方面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因此，它同现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有天壤之别的。”——编者注〕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

　　在瑞士，共产党人支持激进派，但是并不忽略这个政党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部分是激进的资产者。

　　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48]的政党。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

　　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
1848年2月以小册子形式在伦敦出版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399-435页



　　注释

[1] 《1872年德文版序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新的德文版合写的第一篇序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序言中明确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又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见本书第3页）。他们还谈到，由于情况的变化，由于有了法国二月革命特别是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宣言》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但考虑到《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所以对内容未作修改。
　　 《共产党宣言》新的德文版由《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倡议，于1872年在莱比锡出版。这一版只对个别用词作了改动。——3。

[2]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见注57），这是一个主要由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革命组织，后期也有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逐步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并且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正确的，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恩格斯出席了大会，按照他的倡议，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准了同盟的章程草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419-423页），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同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同盟的章程（见本书），并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1848年2月法国爆发革命，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同盟在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恩格斯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至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参看本书第106-107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同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了《新莱茵报》（见注77），该报成为革命的指导中心。
　　欧洲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斗争策略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该集团无视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欧洲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最终导致同盟与该集团决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大批盟员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注13）宣判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很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来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见注14）的活动。——3、9、94、105、117、118、126。

[3] 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国二月革命在欧洲1848-1849年革命中具有重要影响。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3、9、18、102、117、122、126。

[4] 《红色共和党人》（The Red Republican）是英国的一家周刊，宪章派左翼的机关报，1850年6-11月在伦敦出版，主编是乔·朱·哈尼。——3、9。

[5] 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让·巴·菲·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判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下去。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467页）——3、9、18、125。

[6]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是美国的一家法文日报，1871年10月-1873年5月在纽约出版，国际法国人支部的机关报；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2-7日）以后与国际断绝了关系。1872年1-2月该报曾发表《共产党宣言》。——3、11。

[7] 巴黎公社是1871年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建立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者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28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公社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废除常备军代之以人民武装，废除官僚制度代之以民主选举产生的、对选民负责的、受群众监督的公职人员。公社没收逃亡资本家的企业交给工人管理，并颁布一系列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法令。5月28日，巴黎公社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打击下遭到失败，总共只存在了72天。——4、13、126。

[8] 《1882年俄文版序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的第二个俄译本合写的序言。该译本由格·普列汉诺夫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序言中强调：“《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见本书第6页）他们通过对俄美两国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分析，论证了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无产阶级运动不断扩大的趋势，指出俄国已经从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变成了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并对当时俄国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前途提出这样的设想：“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见本书第6页）
　　这篇序言最初于1882年2月5日在俄国民意党人的《民意》杂志第8-9期用俄译文发表。附有这篇序言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单行本于1882年在日内瓦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之一出版。1882年4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准备发表这篇序言，因找不到德文原稿，只好请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将俄译文再转译成德文，于1882年4月13日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号。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全文引用了他本人由俄文转译成德文的这篇序言，个别地方与德文原稿略有差别。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篇序言的德文手稿才被重新发现。1939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首次按德文原文发表了这篇序言，本书刊出的序言就是据此翻译的。——5。

[9] 《钟声》（Колоколь）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1857-1865年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用俄文在伦敦不定期出版，1865-1867年在日内瓦出版，1868-1869年改用法文出版，同时出版俄文版附刊。——5、11、15。

[10] 1881年3月13日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后，亚历山大三世因害怕民意党人采取新的恐怖行动，终日藏匿在彼得堡附近的加特契纳行宫内，因而被人们戏谑地称为“加特契纳的俘虏”。——6、16。

[11] 《1883年德文版序言》是恩格斯为1883年在霍廷根-黎世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三个德文版写的序言，该版本是马克思逝世后经恩格斯同意出版的第一个德文本。序言明确表述了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见本书第7页）恩格斯的这一表述，概括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7。

[12] 《1888年英文版序言》是恩格斯为1888年在伦敦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该版本由赛·穆尔翻译，恩格斯亲自校订并加了一些注释。恩格斯在序言中回顾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和《宣言》在各国的传播史，指出：“《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见本书第11页）恩格斯重申了1883年德文版序言所表述的《宣言》的基本思想，并强调“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见本书第13页）。他还引录了1872年德文版序言的主要内容。——9。

[13]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案件。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2）的11名成员被送交法庭审判，其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被指控的证据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那里窃得的一些文件。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虚假证词，判处七名被告三年至六年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参看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和恩格斯《最近的科隆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10、18、94、114。

[14] 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后通称第一国际，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的革命联合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马克思参与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创建，是它的实际领袖，恩格斯参加了国际后期的领导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国际工人协会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积极支持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坚决地揭露和批判了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工联主义等错误思潮，促进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国际工人协会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了活动，1876年7月15日正式宣布解散。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3卷第790页）。——10、18、94、115、125。

[15] 英国工联即英国工会。1824年英国工人获得了自由结社的权利，工联遂在英国普遍建立起来。工联是按行业组织的，加入工联的人必须是满师的技术工人，须缴纳很高的会费；工联设有全国性的领导机关；工联的任务是维护本行业熟练工人的经济利益。工联的机会主义领袖把无产阶级的斗争局限于经济斗争，鼓吹阶级调和。许多工联组织曾经加入国际。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国际成立时起，就同工联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即工联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0、18。

[16] 蒲鲁东派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信徒。蒲鲁东派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幻想使小私有制万古长存；主张建立“交换银行”和发放无息贷款，以维护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宣传用改良的办法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保留资本主义“好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和政治斗争，主张取消任何政府和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对蒲鲁东派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0、18。

[17] 拉萨尔派是19世纪60-7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斐·拉萨尔的信徒，主要代表人物是约·巴·冯·施韦泽、威·哈森克莱维尔、威·哈赛尔曼等。该派的组织是1863年5月由拉萨尔创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只要进行议会斗争，争取普选权，就可以把普鲁士君主国家变为“自由的人民国家”；主张在国家帮助下建立生产合作社，把资本主义和平地改造为社会主义；支持普鲁士政府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875年拉萨尔派与爱森纳赫派（参看注98）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0、18、133。

[18] 1887年9月5-12日在英国斯旺西举行了工联年度代表大会，即斯旺西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建立单独的工人政党等项决议。恩格斯提到的这句话引自斯旺西工联理事会主席比万在大会上的发言，比万担任这次代表大会的主席。这篇发言载于1887年9月17日伦敦《公益》周刊。——10、19。

[19]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Woodhull & Claflin’s Weekly）是美国的一家周刊，1870-1876年由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维·伍德赫尔和田·克拉夫林在纽约出版。—11。

[20] 《共产党宣言》第二个俄文本的译者不是维·查苏利奇，而是格·瓦·普列汉诺夫。恩格斯于1894年曾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指出，《宣言》的第二个俄文本是普列汉诺夫翻译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313-314页）。——1l、15。

[21] 这里提到的《共产党宣言》丹麦文译本（1885年哥本哈根版）删去了一些重要的地方，因而不够完备；有些译文也不太确切。恩格斯在《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了这一点（见本书第17页）。——11。

[22] 劳·拉法格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法文译本刊登在1885年8月29日-11月7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以后又作为附录收入1886年在巴黎出版的梅尔麦著的《社会主义法国》。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是法国的一家周报，1885年由茹·盖得在巴黎创办，1902年以前是工人党的机关报，后来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19世纪80-90年代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11、17。

[23] 《共产党宣言》西班牙文译本发表在1886年7-8月的《社会主义者报》上，并出版过单行本。
　　《社会主义者报》（El Socialista）是西班牙的一家周报，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从1885年起在马德里出版。——11、17。

[24] 欧文派指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拥护者。欧文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克服社会的一切罪恶。他曾在美国试办共产主义移民区，实行集体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最后宣告失败。欧文反对宪章运动，不主张工人开展政治斗争。认为靠知识的传播可以消除社会弊病，解决社会矛盾，并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1、19、63。

[25] 傅立叶派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拥护者。傅立叶认为，现存制度应当由理想的和谐制度所取代。在这种和谐制度下，社会的基层单位是工农结合与城乡结合的生产消费协作社法郎吉（Phalange）。在法郎吉中，人人参加劳动，劳动者和资本家都可以入股，产品按资本、劳动和才能进行分配。协作社成员居住和劳动的场所称做法伦斯泰尔（Phalanstère）。傅立叶派在法国和美国都曾进行过法郎吉移民区实验，这些实验均以失败告终。——11、19、63。

[26] 埃·卡贝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他认为人类的不平等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人类最严重的错误是建立私有制。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现人人平等和幸福的社会。但是，他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和平宣传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卡贝在1840年发表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描绘了他的理想社会。——12、19。

[27] 威·魏特林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1842年出版了《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抨击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他的空想共产主义计划。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人从事劳动，产品平均分配；他承认使用暴力实现社会革命的必要性。魏特林的学说是一种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理论，在早期德国工人运动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后来成为工人运动发展的障碍。——12、19、97、119、132。

[28] 关于“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这一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著作中都表述过。这一思想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是这样表述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171页）。——12、20。

[29] 《1890年德文版序言》是恩格斯为1890年在伦敦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之一出版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该版本是经恩格斯同意出版的《宣言》第四个德文本。它除了发表恩格斯的新序言外，还收入了1872年和1883年德文版序言。1890年11月28日《工人报》第48号在庆祝恩格斯七十寿辰的社论中也摘要刊登了这篇新序言。恩格斯在序言中再次回顾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和《宣言》在各国的传播史，不仅全文引录了1882年俄文版序言，而且援引了1888年英文版序言的主要内容。——15。

[30] 《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的德文原稿后来找到了。恩格斯在这里引用的序言是他亲自从俄文翻译成德文的，个别地方同德文原稿有细微差别。参看注8。——15。

[31] 日内瓦代表大会是国际工人协会于1866年9月3-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委员会，协会各支部以及英、法、德和瑞士的工人团体等的60名代表。大会批准了协会的章程和条例。由马克思执笔的《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提交大会讨论。参加大会的蒲鲁东主义者对《指示》几乎逐点加以反对。经过辩论，中央委员会的拥护者取得了胜利。《指示》九项内容中有六项作为大会决议通过，其中之一是要求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并把这一要求作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纲领。
　　巴黎工人代表大会是1889年7月14-20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欧美22个国家和地区的393名代表。大会主席是前巴黎公社委员爱·瓦扬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威·李卜克内西。这次大会听取了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关于本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并通过了一些重要决议，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规定五月一日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节日。——20。

[32] 《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是恩格斯为1892年由波兰社会党人的《黎明》杂志出版社在伦敦出版的波兰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恩格斯在序言中指出：“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见本书第21页）他还指出，波兰的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欧洲其余国家的工人也像波兰工人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和复兴，因为“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见本书第22页）。这篇序言发表于1892年2月27日《黎明》杂志第35期。——21。

[33] 会议桌上的波兰指沙皇俄国根据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所吞并的波兰领土。维也纳会议后，波兰再度被俄、普、奥三国瓜分，沙皇俄国吞并了大部分波兰国土，成立了波兰王国，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兼任国王。会议桌上的波兰或俄罗斯的波兰，即指这部分波兰领土。——21。

[34] 马克思在其他著作里，例如在《1859年的爱尔福特精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3卷）一文中阐述过这样的思想：反动派在1848年以后扮演了特殊的革命遗嘱执行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实现了革命的要求，尽管这是在一种滑稽可笑的歪曲的方式下进行的。——22、23。

[35] 《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是恩格斯应意大利社会党领袖菲·屠拉梯的请求，用法文为1893年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该版本由蓬·贝蒂尼翻译，序言由屠拉梯翻译，于1893年由社会党理论刊物《社会评论》杂志社在米兰出版。恩格斯在序言中回顾了1848年革命以来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意大利、德国、匈牙利等民族取得统一和独立的进程，指出：“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最近45年来，资产阶级制度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同时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见本书第24页）——23。

[36] 1848年3月18日米兰人民举行了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武装起义，赶走了奥地利军队，成立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民主派领导的临时政府，推动了意大利其他各地的革命。
　　同一天，柏林人民也发动了武装起义，迫使国王宣布立即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撤出城内驻军，改组政府。——23。

[37] 民族大迁徙指公元3-7世纪日耳曼、斯拉夫及其他部落向罗马帝国的大规模迁徙。4世纪上半叶，日耳曼部落中的西哥特人因遭到匈奴人的进攻侵入罗马帝国。经过长期的战争，西哥特人于5世纪在西罗马帝国境内定居下来，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日耳曼人的其他部落也相继在欧洲和北非建立了独立的国家。民族大迁徙对摧毁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度和推动西欧封建制度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30。

[38] 十字军征讨指11-13世纪西欧天主教会、封建主和大商人打着从伊斯兰教徒手中解放圣地耶路撒冷的宗教旗帜，主要对东地中海沿岸伊斯兰教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因参加者的衣服上缝有红十字，故称“十字军”。十字军征讨前后共八次，历时近200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十字军征讨给东方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西欧国家的人民遭受惨重的牺牲，但是，它在客观上也对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30。

[39]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50年代，即马克思制定出剩余价值理论以前所写的著作中使用过“劳动价值”、“劳动价格”、“出卖劳动”这样的概念。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本小册子所写的导言中指出：“用后来的著作中的观点来衡量”，这些概念“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31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来的著作中使用的是“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出卖劳动力”等概念。——34、70、76。

[40] 英国工人阶级从18世纪末开始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从19世纪30年代起，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投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作为法律于1848年5月1日起生效。该法律将妇女和儿童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10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并不遵守这项法律，他们寻找种种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续到晚上8时半。工厂视察员伦·霍纳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35页）。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日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中对该法案作了详细的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7-350页）中作了详细考察。——37。

[41] 七月革命即1830年7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发展，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29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52。

[42] 改革运动指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发动的议会改革运动。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同土地贵族争夺政治权力，在19世纪20年代末提出了改革议会选举制度的要求，经过几年斗争，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迫使英国议会于1832年6月通过了选举法改革法案。这次改革削弱了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加强了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地位。但是，由于财产资格的限制，为争取选举制度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工人和手工业者仍未获得选举权。——52。

[43] 正统派是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长系的拥护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后，正统派结成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53。

[44] “青年英国”是由英国托利党中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组成的集团，成立于19世纪40年代初，主要代表人物是本·迪斯累里及托·卡莱尔等。他们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对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不满，企图用蛊惑手段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利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53。

[45] 宪章派指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宪章派全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哈尼、厄·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768页）。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3卷第792页）。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其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了对宪章运动的支持。——63、92、99、101。

[46] 改革派又称《改革报》派，是聚集在法国《改革报》周围的一个政治集团，包括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其首领是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等人。他们主张建立共和国并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
　　《改革报》（La Réform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7月-1850年l月在巴黎出版，创办人和主编是赖德律-洛兰和多·弗·阿拉戈，编辑有赖德律-洛兰和斐·弗洛孔等，1847年10月-1848年1月曾刊登恩格斯的许多文章。——63、64、102。

[47] 北美土地改革派即全国土地改革派，又称美国“全国改革协会”，成立于1845年，是一个以手工业者和工人为核心的政治团体，宗旨是无偿地分给每一个劳动者一块土地。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协会宣传土地改革，反对种植场奴隶主和土地投机分子，并提出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废除奴隶制、取消常备军等民主要求。许多德国手工业侨民参加了这一土地改革运动。——64、93。

[48] 波兰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曾准备在1846年2月举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埃·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背叛以及起义的领袖遭普鲁士警察逮捕，总起义未能成功。仅在从1815年起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共管的克拉科夫举行了起义，起义者在2月22日获胜并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徭役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在1846年3月初被镇压。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65。


人名索引


A


　　阿尔布雷希特，卡尔（Albrecht，Karl 1788-1844）——德国商人，曾因参加“蛊惑者”的反政府运动被判处六年徒刑；1841年移居瑞士，在那里以宗教神秘主义形式鼓吹类似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103。

　　埃尔哈德，约翰·路德维希·阿尔伯特（Erhard，Johann Ludwig Albert生于1820年）——德国店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114。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Eccarius，Johann Georg 1818-1889）——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工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总委员会总书记（1867-1871年5月），美国通讯书记（1870-1872），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1872年以前支持马克思，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后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后为工联主义运动的活动家。——104。

　　埃斯特鲁普，雅科布·布伦农·斯卡文尼乌斯（Estrup，Jacob Brönnum Scavenius 1825-1913）——丹麦国务活动家，保守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65-1869），财政大臣和首相（1875-1894）。——131。

　　艾韦贝克，奥古斯特·海尔曼（Ewerbeck，August Hermann 1816-1860）——德国医生和政论家，1841-1846年领导巴黎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人，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退出同盟；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在巴黎建立的德国人协会书记和《新莱茵报》驻巴黎通讯员；50年代是语言教师和图书管理员。——102、113。

　　奥托，卡尔·武尼巴德（Otto，Karl Wunibald 1808-1862以后）——德国化学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成员，1850-1851年是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派往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的特使（1851），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1856年9月获释。——113-114。

B


　　巴贝夫，格拉古（Babeuf，Gracchus原名弗朗索瓦·诺埃尔François-Noёl 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1796年是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密谋失败后被处死。——60、95。

　　巴尔贝斯，西吉斯蒙·奥古斯特·阿尔芒（Barbès，Sigismond Auguste Armand 1809-1870）——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四季社的领导人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因参加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1854年遇赦；后流亡荷兰，不久即脱离政治活动。——95。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创始人和理论家；1840年起侨居国外，曾参加德国1848-1849年革命；1849年因参与领导德累斯顿起义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1851年被引渡给沙皇政府，囚禁期间向沙皇写了《忏悔书》；1861年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往伦敦；1868年参加第一国际活动后，在国际内部组织秘密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妄图夺取总委员会的领导权；由于进行分裂国际的阴谋活动，1872年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5、11、15、18。

　　鲍威尔，安德烈亚斯·亨利希（Bauer，Andreas Heinrich约生于1813年）——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鞋匠；1838年在巴黎成为正义者同盟盟员，1842年被驱逐出法国；曾一度担任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主席，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7-1850），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司库；1850年春是同盟派往德国的特使；1851年流亡澳大利亚。——95、96、107、111、113。

　　贝克，亚历山大（Beck，Alexander）——德国裁缝，正义者同盟盟员，1846年底因同盟案件被捕；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证人。——98。

　　贝克尔，奥古斯特（Becker，August 1814-1871）——德国政论家，正义者同盟瑞士支部的盟员，魏特林的拥护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50年代初流亡美国，为民主派报纸撰稿。——97。

　　贝克尔，海尔曼·亨利希（Becker，Hermann Heinrich“红色贝克尔”der “rote Becker” 1820-1885）——德国地方法院见习法官和政论家，科隆工人和业主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8-1849），《西德意志报》发行人（1849年5月-1850年7月）；1850年底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60年代是进步党人，后为民族自由党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2-1866），国会议员（1867-1874）；1875年起为科隆市长。——113、114。

　　倍倍尔，奥古斯特（Bebel，August 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旋工；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创始人之一，1867年起为主席；第一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1869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人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33。

　　俾斯麦公爵，奥托（Bismarck[Bismark]，Otto Fürst von 1815-1898）——普鲁士和德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1862）；普鲁士首相（1862-1872和1873-1890），北德意志联邦首相（1867-1871）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1871年支持法国资产阶级镇压巴黎公社；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而下”统一德国；曾采取一系列内政措施，捍卫容克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1878年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22、114、121、131。

　　比万（Bevan）——英国斯旺西市工联理事会主席，1887年为在该市举行的工联代表大会主席。——10、19。

　　毕尔格尔斯，约翰·亨利希（Bürgers，Johann Heinrich 1820-1878）——德国政论家，《莱茵报》撰稿人（1842-1843），1846年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1851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后为民族自由党人；60年代为民族联盟盟员和杜塞尔多夫《莱菌报》的编辑。——113、114。

　　毕希纳，格奥尔格（Büchner，Georg 1813-1837）——德国剧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1834年吉森秘密的革命组织人权协会的组织者之一，《告黑森农民书》的作者，曾提出“给茅屋和平，对宫廷宣战”的口号。——96。

　　庇护九世（Pius IX[Pio Nono]世俗名乔万尼·马里亚·马斯塔伊-费雷蒂Giovanni Maria Mastai-Ferretti 1792-1878）——罗马教皇（1846-1878）。——26。

　　波尔恩，斯蒂凡（Borm，Stephan真名西蒙·布特尔米尔希Simon Buttermilch 1824-1898）——德国排字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通讯员（1848年6-8月）；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工人兄弟会组织者和领袖；1850年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革命后脱离工人运动。——109、110。

　　波拿巴，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伯恩施太德，阿达尔贝特（Bornstedt，Adalbert 1808-1851）——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47-1848），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曾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被开除出同盟（1848年3月）；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曾与警察局有联系。——108。

　　伯恩施太因，阿尔诺德·伯恩哈德·卡尔（Börnstein，Arnold Bernhard Karl 1808-1849）——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军事领导人。——108。

　　勃朗，路易（Blanc，Louis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宫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后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64、109、112、133。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通过密谋性组织用暴力夺取政权和建立革命专政；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的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1839年五月十二日起义的组织者，同年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巴黎1870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义的领导人，巴黎公社时期被反动派囚禁在凡尔赛，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一生中有36年在狱中度过。——95。

　　布伦奇里，约翰·卡斯帕尔（Bluntschli，Johann Caspar 1808-1881）——瑞士法学家和政治家；对革命运动参加者实行警察迫害的策划者之一；1843年为苏黎世州政府设立的瑞士境内德国共产主义流亡者活动调查委员会委员和委员会于1843年公布的工作报告的起草人。——119。

C


　　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Засулич，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1851-1919）——俄国民粹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劳动解放社（1883）的创始人之一；后来转到孟什维克立场。——11、15。

D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Darwin，Charles Robert 1809-1882）——英国自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7、13。

　　丹尼尔斯，罗兰特（Daniels，Roland 1819-1855）——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医生，1846年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领导人之一，1850年起为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委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第一批尝试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自然科学领域的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13、114。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意大利诗人。——24、134。

　　杜林，欧根·卡尔（Dühring，Eugen Karl 1833-1921）——德国折中主义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形而上学者；在哲学上把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论结合在一起；在自然科学和文学方面也有所著述；1863-1877年为柏林大学非公聘讲师；70年代他的思想曾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部分党员产生过较大影响。——128。

F


　　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 1793-1875）——奥地利皇帝（1835-1848）。——23。

　　费奈迭，雅科布（Venedey，Jakob 1805-1871）——德国作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30年代是巴黎流亡者同盟领导人，1848-1849年是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95。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50年代脱离革命斗争，50-60年代为瑞士银行伦敦分行职员。——114。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山岳党人；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108。

　　傅立叶，沙尔（Fourier，Charles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1、19、60、63。

G


　　戈克，阿曼德（Goegg，Amand 1820-1897）——德国海关官员、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是巴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862年返回德国；日内瓦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创建人之一，国际会员；70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12。

　　格律恩，卡尔（Grün，Karl笔名恩斯特·冯·德尔·海德Ernst von der Haide 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接近青年德意志和青年黑格尔派，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1848），属于左翼，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1851年起流亡比利时，1861年回到德国，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高等商业工艺学校任艺术史、文学史和哲学史教授（1862-1865）；1870年到维也纳；1874年出版路·费尔巴哈的书信集和遗著。——58。

H


　　哈克斯特豪森男爵，奥古斯特·弗兰茨（Haxthausen，August Franz Freiherr von 1792—1866）——普鲁士官员和作家，联合议会议员（1847-1848），后为普鲁土第一议院议员；写有描述普鲁士和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还残存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方面的著作。—27。

　　哈林，哈罗·保尔（Harring，Harro Paul 1798-1870）——德国作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1828年起曾数度侨居国外。——103。

　　哈尼，乔治·朱利安（Harney，George Julian 1817-1897）——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民主派兄弟协会创建人之一，《北极星报》编辑，《民主评论》、《人民之友》、《红色共和党人》等宪章派刊物的出版者；1862-1888年曾数度住在美国；国际会员；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联系；50年代初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近，一度同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疏远。——9、102。

　　海德——见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Herwegh，Georg 1817-1875）——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2年起成为马克思的朋友，《莱茵报》等多家报刊的撰稿人；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长期流亡瑞士；1869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108。

　　豪普特，海尔曼·威廉（Haupt，Hermann Wilhelm约生于1831年）——德国店员，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1849），运动失败后流亡瑞士，后流亡英国；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1850年10月在汉堡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在审讯期间作了叛卖性的供述，审判前即被释放，1852年迁居巴西。——113。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ерцен，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1847年流亡法国，1852年移居伦敦，在英国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声》报。——11。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Georg Will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104、132。

J


　　基佐，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Guizot，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1812年起任巴黎大学历史系教授，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派领袖，历任内务大臣（1832-1836）、教育大臣（1836-1837）、外交大臣（1840-1848）和首相（1847-1848）；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26、120。

　　金克尔，哥特弗里德·约翰（Kinkel，Gottfried Johann 1815-1882）——德国诗人、作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850年在卡·叔尔茨帮助下越狱逃跑，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海尔曼》周报编辑（1859）；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112。

K


　　卡贝，埃蒂耶纳（Cabet，Etienne人称卡贝老爹Père Cabet 1788-1856）——法国法学家和政论家，法国工人共产主义一个流派的创始人，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人民报》的出版者（1833-1834）；流亡英国（1834-1839）；《1841年人民报》的出版者（1841-1851）；曾尝试在美洲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1848-1856），以实现其在1848年出版的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阐述的理论。——12、19、63。

　　卡佩，路易——见路易十六。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弗洛伦斯（Kelly-Wischnewetzky，Florence 1859-1932）——美国社会主义者，后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曾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译成英文；1892年以前为波兰流亡者拉·威士涅威茨基的妻子。——13。

　　科苏特，拉约什（路易，路德维希）（Kossuth，Lajos[Louis，Ludwig] 1802-1894）——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1848-1849年革命时期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50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112。

　　克莱因，约翰·雅科布（Klein，Johann Jacob 1817-约1897）——德国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60年代初曾参加德国工人运动。——114。

　　克利盖，海尔曼（Kriege，Hermann 1820-1850）——德国新闻工作者，正义者同盟盟员；“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1845年前往纽约，在那里出版《人民代言者报》，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1848年返回德国，成为德意志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又一次流亡美国。——102-104。

　　库尔曼，格奥尔格（Kuhlmann，Georg生于1812年）——奥地利江湖医生，自命是“预言家”；40年代利用宗教词句在瑞士的德国魏特林派手工业者中间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后来证实他是奥地利政府的密探。——103。

L


　　拉弗尔，约翰（Lovell，John）——美国出版商和书商，曾出版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13。

　　拉马丁，阿尔丰斯（Lamartine，Alphonse 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40年代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外交部长（1848），临时政府的实际上的首脑。——108。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代表，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和主席（1863）；写有古典古代哲学史、法学史和文学方面的著作。——10、18、19、121、124、133。

　　赖德律（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 [Ledru-Rollin]，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改革报》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848），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1869年回到法国。——64、112。

　　赖夫，威廉·约瑟夫（Reiff，Wilhelm Joseph约生于1824年）——德国代理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年为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员，后为工人教育协会书记，1850年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113、114。

　　勒南，约瑟夫·厄内斯特（Renan，Joseph Ernest 1823-1892）——法国宗教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写有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110。

　　勒泽尔，彼得·格尔哈德（Röser，Peter Gerhard 1814-1865）——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雪茄烟工人；1848-1849年为科隆工人联合会副主席，《自由、博爱、劳动》的发行人；1850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主席，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后来成为拉萨尔派。——113、114。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necht，Wil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语文学家和政论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年5月前往英国，在那里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62年回到德国；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和1890-1900）；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33。

　　里夫斯，威廉·多布森（Reeves，William Dobson 1827前后-1907）——英国出版商和书商；曾出版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13、18。

　　列列韦尔，约阿希姆（Lelewel，Joachim 1786-1861）——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在法国和英国的波兰流亡者民主派领袖之一，1847-1848年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副主席。——125。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Leßner[Lessner]，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为威斯巴登工人教育协会会员；1850-1851年为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和同盟美因茨支部领导人；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中被判处三年徒刑，1856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在国际中为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04、114。

　　卢格，阿尔诺德（Ruge，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1843-1844年同马克思一起筹办并出版《德法年鉴》；1844年中起反对马克思，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112。

　　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135。

　　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 I[Louis-Philippe]，duc d’Orléans 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95-96。

　　吕宁，奥托（Lüning，Otto 1818-1868）——德国医生和政论家，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威悉河汽船》（1844）、《威斯特伐利亚汽船》（1845-1848）和《新德意志报》（1848-1850）编辑；1866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117。

　　罗赫纳，格奥尔格（Lochner，Georg 1824-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底流亡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和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1871）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04。

M


　　马拉斯特，玛丽·弗朗索瓦·帕斯卡尔·阿尔芒（Marrast，Marie-François-Pascal-Armand 1801-1852）——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人权社的领导人，后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国民报》总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1848），制宪议会议长（1848-1849）。——133。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Giuseppe，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1853年是米兰起义的主要领导人，50年代后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864年成立第一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96、99、112。

　　麦克法林，海伦（Macfarlane，Helen 笔名霍华德·莫滕 Howard Morten）——英国新闻工作者，革命宪章派领袖乔·哈尼出版的《民主评论》（1849-1850）和《红色共和党人》（1850）的撰稿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英文译者。——3、9。

　　毛勒，格奥尔格·路德维希（Maurer，Georg Ludwig 1790-1872）——德国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制度的研究者；写有中世纪马尔克公社的农业史和制度史方面的著作。——27。

　　梅特涅——见梅特涅-温内堡公爵。

　　梅特涅-温内堡公爵，克莱门斯·文策斯劳斯·奈波穆克·洛塔尔（Metternich-Winneburg，Clemens Wenzeslaus Nepomuk Lothar Fürst von 1773-1859）——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26。

　　门特尔，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Mentel，Christian Friedrich 生于1812年）——德国裁缝，正义者同盟盟员，1846-1847年因同盟案件被关在普鲁士监狱。——98。

　　摩尔根，路易斯·亨利（Morgan，Lewis Henry 1818-1881）——美国法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进化论的代表，自发的唯物主义者。——27。

　　莫尔，约瑟夫（Moll，Joseph 1813-1849）——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7-9月是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8年科隆九月事件后流亡伦敦，不久改名回到德国，在各地进行宣传鼓动；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在穆尔格河战斗中牺牲。——96、104、107、110、120。

　　穆尔，赛米尔（Moore，Samuel 1838-1911）——英国法学家，国际会员，曾将《资本论》第一卷（与爱·艾威林一起）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50年代为曼彻斯特的厂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4、17-18。

N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Ⅲ[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第一的侄子。——22。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Ⅰ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6、16、23、26。

　　诺特荣克，彼得（Nothjung，Peter 1821—1866）——德国裁缝，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员（1848）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5月埃尔伯费尔德起义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特使（1850年11月-1851年5月）；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后为全德工人联合会派驻布雷斯劳的全权代表。——113、114。

O


　　欧文，罗伯特（Owen，Robert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1、19、60-61、63。

P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0、18、19、59、109、118、124、129。

　　普芬德，卡尔（Pfänder，Carl 1819-1876）——德国微型画画家，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1845年起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和1870-187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04。

R


　　茹柯夫斯基，尤利·加拉克季昂诺维奇（Жуковский, Юлий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1822-1907）——俄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国家银行行长；曾撰写《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一文，攻击马克思主义。——134。

S


　　沙佩尔，卡尔（Schapper，Karl 1812-187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创建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案件（1849年2月8日）的被告之一；1849年2-5月为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新莱茵报》撰稿人；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6年起重新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75、95、96、102、107、110、113、114、144。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Henri 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60。

　　施梯伯，威廉（Stieber，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警官，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1852-1860），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和主要原告证人；同卡·维尔穆特合编《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在法国境内的德国情报机关的首脑。——94、105。

　　叔尔茨，卡尔（Schurz，Carl 1829-1906）——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加入秘密组织“革命集中”；1852年迁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美国共和党领袖之一，曾任美国驻西班牙公使，后为参议员和内政部长（1877-1881）。——111。

W


　　维尔穆特，卡尔·格奥尔格·路德维希（Wermuth，Carl Georg Ludwig 1803-1867）——德国警官，汉诺威警察局长，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和原告证人；同威·施梯伯合编《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94、105。

　　维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August 1810-1878）——普鲁士军官，1847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为志愿军团首领；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同卡·沙佩尔一起组成反对马克思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3年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任将军。——110、111、113、114。

　　魏特林，克里斯蒂安·威廉（Weitling，Christian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职业是裁缝；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工人同盟的创始人，《工人共和国报》的出版者；1849年流亡美国，晚年接近国际工人协会。——12、19、97-100、103、111、113、119、132。

　　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Wolff，Friedrich Wilhelm 鲁普斯 Lupus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西亚农民的儿子；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之一和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3月起），《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和科隆安全委员会委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49年流亡瑞士，1851年迁居英国，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75、105、107、109、120。

X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54。

　　席尔，卡尔——见沙佩尔，卡尔。

Y


　　雅科比，阿伯拉罕（Jacobi，Abraham 1830-1919）——德国医生，波恩体操联合会创建人和会长（1850-1851），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特使，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但因被控“侮辱国王陛下”而继续被监禁；1853年流亡英国，后迁居美国，在美国的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后为纽约医学科学院院长（1885-1889），一些医学院的教授和院长，写有医学方面的著作。——114。

　　亚历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 III 1845-1894）——俄国皇帝（1881-1894）。——6、16。


感谢 聂孟、卫玄鹤 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