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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560〕
柏林
1891年5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不得不再一次——但愿是最后一次——谈谈马克思的纲领批判[1]。“对发表纲领批判这件事本身，谁也不会反对”，这种说法我不同意。李卜克内西永远也不会甘心情愿地同意发表，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1875年以来，这个批判对他一直是如鲠在喉，只要一提到《纲领》，他就想起这个批判。他在哈雷的讲话〔556〕通篇都是围绕着这个批判的。他在《前进报》上发表的那篇装腔作势的文章〔555〕，只不过表明这个批判使他感到良心不安。的确，这个批判首先是针对他的。从这个合并纲领〔365〕的腐朽的方面来看，我们过去认为他是该纲领的炮制者，而且我至今还这样认为。正是这一点使我毅然采取单独行动。如果我能只同你一个人讨论一下这个文件，然后立即把它寄给卡·考茨基发表，我们两小时就能谈妥。但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从个人关系和党的关系来考虑，你还必须征求李卜克内西的意见。而这会引起什么后果，我是清楚的。或者是文件不能发表，或者，如果我坚持要发表的话，那就要发生公开争吵，至少是在一个时期内，而且和你也要争吵。我并没有说错，下述一点可以证明：你是［1875年］4月1日出狱的，而文件上所注的日期是5月5日，所以，如果没有其他的解释，那显然是有意向你隐瞒了这个文件，而这只能是李卜克内西干的。但是，你为了和睦相处竟容忍他到处撒谎，说你因为坐牢而没有看到这个文件。[2]同样，为了避免在执行委员会发生争执，这个文件发表以前，看来你也得考虑李卜克内西的意见。我认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希望你也能理解，我得考虑到事情可能发生的变化。
我刚才又把这篇东西看了一遍。再删去一些可能也无碍大体。但可删的肯定不多。当时的情况怎样呢？草案一经你们的全权代表通过，事情就已成定局，对这一点，我们了解得并不比你们差，也不比例如我查到的1875年3月9日《法兰克福报》所了解的差。因此，马克思写这个批判只是为了使自己心安，丝毫不指望有什么效果，正如结尾的一句话所说的：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3]所以，李卜克内西大肆宣扬的“绝对不行”〔561〕只不过是夸口而已，这一点他本人也很清楚。既然你们在推选你们的代表时犯了个大错误，继而为了不损害整个合并事业又不得不吞下这个纲领，那么你们确实也不能反对在15年后的今天把你们在最后决定以前得到的警告公布于众。这样做，既不会使你们成为蠢人，也不会使你们成为骗子，除非你们奢望你们的正式言行绝对不犯错误。
诚然，你没有看过这个警告。而且报刊也谈到过这一点，因此，比起看过这个警告而仍然同意接受该草案的那些人，你的处境就非常有利。
我认为附信〔365〕十分重要，信中阐述了唯一正确的政策。在一定的试行期间采取共同行动，这是唯一能使你们避免拿原则做交易的办法。但是李卜克内西无论如何不想放弃促成合并的荣誉，令人诧异的只是，他那时候没有作出更大的让步。他早就从资产阶级民主派那里接受了地地道道的合并狂热，并且一直抱住不放。
拉萨尔派之所以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那一派已全部瓦解，是因为他们的首领都是些无赖或蠢驴，群众不愿意再跟他们走了，——所有这一切今天都可以用适当的缓和的形式讲出来。他们的“严密组织”已自然而然地彻底崩溃。因此，李卜克内西以拉萨尔派牺牲了他们的严密组织为理由——事实上他们已没有什么可牺牲的了——来替自己全盘接受拉萨尔信条进行辩解，这是很可笑的！
纲领中这些含糊和混乱的词句是从哪里来的，你感到奇怪。其实，所有这些词句正是李卜克内西的化身。为此，我们跟他已争论了多年，他却沉醉于这些词句中。他在理论问题上从来是含糊不清的，而我们的尖锐措辞直到今天还使他感到恐惧。可是，他作为人民党〔305〕的前党员，至今仍然喜欢那些包罗万象而又空洞无物的响亮词句。过去，那些头脑不清楚的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由于不善于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谈到“劳动的解放”而没有谈到工人阶级的解放，甚至国际的文件有些地方也不得不使用文件对象的语言，这就成了李卜克内西强使德国党沿用这种陈旧用语的充足根据。绝对不能说他这是“违背自己的见解”，因为他确实也没有更多的见解，而且他现在是否就不处于这种状态，我也没有把握。总之，他至今还常常使用那些陈旧的含糊不清的术语，——自然，这种术语用来夸夸其谈倒是方便得多。由于他自以为十分通晓的基本民主要求对他而言至少像他不完全懂得的经济学原理同样重要，所以，他的确真诚地相信：他同意接受拉萨尔信条，以换取基本民主要求，是做了一桩好买卖。
至于对拉萨尔的攻击，我已经说过，对我来说这也是极为重要的。由于接受了拉萨尔经济学方面的全部基本用语和要求，爱森纳赫派事实上已成了拉萨尔派，至少从他们的纲领来看是如此。365拉萨尔派所能够保留的东西一点也没有牺牲，的确一点也没有牺牲。为了使他们获得圆满的胜利，你们采用了奥多尔夫先生用来进行道德说教并赞扬拉萨尔的押韵词句[4]做你们的党歌。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的13年间，在党内反对对拉萨尔的崇拜当然没有任何可能。这种状况必须结束，而我已经开了头。我再也不容许靠损害马克思来维持和重新宣扬拉萨尔的虚假声誉。同拉萨尔有过个人交往并崇拜他的人已经寥寥无几，而所有其他的人对拉萨尔的崇拜纯系人为的，是由于我们违心地对此采取沉默和容忍的态度造成的，因此，这种崇拜甚至也不能以个人感隋来解释。既然手稿是发表在《新时代》上，也就充分照顾了缺乏经验的和新的党员。但是，我决不能同意：在15年极其耐心的等待之后，为了照顾一时的需要和避免党内可能出现的不满而把关于这些问题的历史真相掩盖起来。这样做，每次总得要触犯一些善良的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他们对此要大发怨言，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此以后，如果他们说什么马克思妒忌拉萨尔，而德国报刊，甚至（！！）芝加哥《先驱报》（该报是为在芝加哥的地道的拉萨尔派办的，他们的数目比整个德国的拉萨尔派还要多）也都随声附和，这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还抵不上跳蚤咬一口。他们公开指责我们的岂止这些，而我们还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马克思严厉地谴责了神圣的斐迪南·拉萨尔，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这在目前已经足够了。
再者，你们曾企图强行阻止这篇文章发表，并向《新时代》提出警告：如再发生类似情况，可能就得把《新时代》移交给党来管理并对它进行检查。从那时起，由党掌握你们的全部刊物的做法，不由得使我感到离奇。既然你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那你们和普特卡默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这对我个人来说，倒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我决定要讲话，任何国家的任何党都不能迫使我沉默。不过，我还是要你们想一想，不要那么器量狭小，在行动上少来点普鲁士作风，岂不更好？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因此，对种种不愉决的事应该采取容忍态度，而且最好泰然处之，不要急躁。在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是有一点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更不用说二者之间出现裂痕了。执行委员会和你本人对《新时代》以及其他所有出版物保持着并且应该保持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们也应该而且可以以此为满足。《前进报》总是夸耀不可侵犯的辩论自由，但是很少使人感觉到这一点。你们根本不知道，那种热衷于强制手段的做法，在国外这里给人造成何等奇怪的印象，在这里，在党内毫不客气地追究资格最老的党的领导人的责任（例如伦道夫·邱吉尔勋爵追究托利党政府的责任），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同时，你们不要忘记：一个大党的纪律无论如何不可能像一个小宗派那样严厉，而且使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合在一起（在李卜克内西看来，这却是他那个了不起的纲领促成的！）并使他们如此紧密地联合起来的反社会党人法，如今已不复存在了……
【图】恩格斯从1894年10月到逝世在伦敦的住所
（瑞琴特公园路41号）
[1]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编者注
[2] 这种说法见1891年2月26日《前进报》第48号的一篇通讯。——编者注
[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49页。——编者注
[4] 雅·奥多尔夫《德国工人之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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