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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1年4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你的信按时收到了。现在我手头的事情很多。因此只能写几句话。我完全无法理解,你怎么能把1849年6月13日之类的小资产阶级的示威游行3 78同目前巴黎的斗争相提并论。
  如果斗争只是在机会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这一次,起决定作用的不利的“偶然情况”,决不应该到法国社会的一般条件中去寻找,而应该到普鲁士人盘踞法国并兵临巴黎城下这样一种隋况中去寻找。这一点,巴黎人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但是,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们也知道这一点。正因为如此,这些恶棍才要巴黎人抉择:或是进行战斗,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
  再见。

卡·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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