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全十卷） -> 第四卷
弗·恩格斯
法德农民问题〔372〕
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政党，对目前社会主义者突然到处都把农民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感到非常惊奇。按理说，他们倒应该对这件事情没有早已发生而感到惊奇。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卢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有西欧的两个地区是例外。在大不列颠本土，大土地占有和大农业完全排挤了自耕农，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几百年来一直发生着同样的过程，在这里，农民也是日益被“驱逐”或者至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被挤到次要地位。
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通过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闭塞状况的冷漠态度而证明自己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因素。人口的主体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最强大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最强大的支柱。然而这种冷漠态度决不是不可克服的。自从工人运动发生以来，西欧的资产者，特别是在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区，不用很费气力就能够激起农民对社会主义工人的怀疑和憎恨，把他们想象成partageux，即“均产分子”，想象成设法抢夺农民财产的一群懒惰而贪婪的城里人。1848年二月革命的朦胧的社会主义的激情，很快就被法国农民的反动技票一扫而光，希望能生活安定的农民，从他们那丰富的记忆中取出关于农民皇帝拿破仑的神话，创立了第二帝国。我们大家都知道：单是农民的这一勋业就索取了法国人民多少代价；法国人民至今还深受这一勋业的后果之苦。
但是从那时以来，许多情况都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灭亡和衰落。北美、南美和印度的竞争使廉价的粮食充斥欧洲市场，这种粮食廉价到没有一个欧洲的生产者能够眼它竞争。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农都同样面临着灭亡。而因为他们两者都是土地占有者和乡村居民，所以大土地占有者宣称自己是为小农利益奋斗的先锋战士，而小农——一般讲来——也承认这个先锋战士。
然而在这个时候，在西方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已经成长起来了。二月革命时代模糊的预感和憧憬已经明朗化，扩展、深化成为能满足一切科学要求并包含有明确具体要求的纲领；不断增多的社会党议员在德国、法国、比利时的议会里捍卫着这些要求。社会党夺取政权己成为可以预见的将来的事情。然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社会党超越所有其他政党，认识经济原因和政治后果的联系，因此它早就识破了硬要跟农民做朋友的大地主那副羊皮掩盖着的纠狼面孔——这样一个政党能心安理得地任凭注定灭亡的农民继续被他们的伪保护者所控制，直到农民从工业工人的消极敌人变成工业工人的积极敌人吗？这样，我们便谈到农民问题的中心点了。
一
我们可能面对的农村居民，包含有一些很不相同的组成部分，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本身又按各个地区而有所区别。
在德国西部，和在法国和比利时一样，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块土地农民的小生产，这些农民大部分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在少数场合则是小块土地的租佃者。
在西北部——在下萨克森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占优势的是大农和中农，他们是非雇用男女长工，甚至非雇用短工不可的。在巴伐利亚的部分地区，情形也是一样。
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和梅克伦堡，是一个拥有雇农、长工和短工的大土地占有和大生产的区域，而在某些地方则尚有为数不多并且日趋减少的小农和中农。
在德国中部，我们遇到的是所有这些生产形式和土地占有形式的混合，其比例因地区而异，并且这些形式当中没有一种是在稍许广大的面积上占有优势的。
此外，还有一些大小不同的地区，在那里，自有的或者租佃的耕地不足以养家糊口，而只是作为从事某种家庭工业的基础，确保这种家庭工业有可能支付通常无法思议的低工资，从而使产品在任何异国竞争下都能有稳固的销路。
这几类农村居民中有哪些是可以争取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的呢？不用说，我们只是大概地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只是考察一些显著突出的形式；篇幅的限制不允许我们详述各个过渡阶段以及农村居民的混合组成的情况。
我们先从小农说起。在所有的农民当中，小农不仅一般说来对于西欧是最重要的农民，而且还给我们提供了解开整个问题的关键。只要我们搞清楚了我们对小农应有的态度，我们便有了确定我们对农村居民其他组成部分的态度的一切立足点。
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让他养家糊口的限度。因此，这个小农，像小手工业者一样，是一种工人，他和现代无产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还占有自己的劳动资料，所以，这是过去的生产方式的一种残余。他的祖先曾经是固定在土地上的，没有人身自由的，或者在十分例外的情况下是自由的，但又羁于地租和摇役的农民，他和他的祖先有三方面不同。第一，法国革命已经为他解除了必须对地主担负的种种封建的赋税和劳役，并在大多数场合，至少在莱茵河左岸，给了他一块田地作为他的自由的财产。第二，他丧失了自己曾作为其中一员的自治马尔克公社的保护，同时也丧失了他那一份使用早先马尔克公有土地的权利。马尔克公有土地一部分被过去的封建主，一部分被那开明的、基于罗马法的、官僚制度的立法玩魔术似地掠夺去了，从而使现代的小农不购买饲料就不能养耕畜。而在经济方面，废除封建赋役远远抵不上马尔克土地使用权的丧失；养不起耕畜的农民的数目不断增长。第三，现时的农民的不同点还在于；他丧失了自己过去的生产工作的一半。过去他和他的家庭用自产的原料来生产他所需要的大部分工业品；他的其余的需要则由那些除农业外同时兼营手工业的乡村邻居来满足，后者从他那里得的报酬大部分是交换的物品或换工。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几乎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而村庄则更是如此。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经济，货币几乎根本不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借助于货币经济和大工业结束了这种情况。而如果说马尔克土地使用权是农民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工业副业则是另一个基本条件。于是农民每况愈下。捐税、歉收、继承人分家、诉讼，将一个又一个农民驱向高利贷者，负债现象越来越普遍；而且每个人的债务越来越沉重——一句话，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
作为未来的无产者，他们本来应当乐意倾听社会主义的宣传。但是他们那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暂时还阻碍他们这样做。为了保持他们那一小块岌岌可危的土地而进行的斗争越加艰苦，他们便越加顽固地拼命抓住这一小块土地不放，他们便越加倾向于把那些谈论将土地所有权转交整个社会掌握的社会民主党人看做如同高利贷者和律师一样危险的敌人。社会民主党应当用什么办法来战胜这种成见呢？在不背叛自己的情况下，它能给走向灭亡的小农拿出些什么呢？
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派的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当做实际的立足点，这一纲领特别值得重视，因为它是从小农经济的典型国家产生出来的。
在1892年的马赛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土地纲领。373这个纲领为无地的农业工人（即短工和雇农）提出的要求是；实行由同业公会和市镇委员会规定的最低工资额；建立其成员半数由工人组成的农村工商业仲裁法庭；禁止出卖市镇土地，把国有土地租给市镇，市镇应当将这一切土地——不论是自己的或租来的——在禁止使用雇工并受市镇监督的条件下交给无地的农业工人家庭组合共同耕种；规定养老金和残废抚恤金，由对大地产征收的特别税支付。
这个纲领为小农（其中还专门谈到了佃农）提出的要求是；由市镇置备农业机器，按成本价格租给农民使用，建立农民合作社以购买肥料、排水管、种子等等并销售产品；对于价值不超过5 000法郎的土地，在土地转手时免于征税；建立爱尔兰式的调停委员会，以减低过高的租价，并为退佃的佃农和分成制细农（métayers）补偿他们所提高的土地价值；废除规定土地所有者有权夺走收成抵债的《民法典》第2102条，并剥夺债权人将青苗抵做押金的权利；规定一定数量的农具、收成、种子、肥料、耕畜——总之，凡农民耕作所必需的东西——不得抵做押金，修订早已过了时的总的地籍册，暂时则在每个市镇中进行地方性的修订；最后，实行免费的农业进修教育和建立农业试验站。
我们看到，为农民利益而提出的要求——至于为工人利益而提出的要求，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并不是过分的。其中有一部分在别的国家里已经实现了。；田农调解法庭明显地是按照爱尔兰的样式建立起来的。农民合作社在莱茵地区已经存在。修订地籍册是西欧各地一切自由派以至于官僚经常表示的善良愿望。纲领的其他各条，也是不必使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什么根本损害就可以实现的。我们说这些，只是为了说明钢领的特征，并无责难之意，而是恰恰相反。
利用这一纲领，党在法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农民中间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致——因为胃口越吃越大——我们的法国同志就迫切地想把纲领弄得更加适合于农民的口味。当然，他们同时也感到他们正走上危险的道路。应该如何帮助农民，并且不是作为未来的无产者，而是作为现时的有产农民来帮助，而又不违背社会主义总的纲领的基本原则呢？为了应对这方面的异议，于是在新的实际建议之前加上了一段理论性的绪论，企图证明社会主义原则中包括有保护小农所有制免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遭到灭亡，虽然作者们自己完全明白这种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今年9月在南特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这个绪论以及要求本身。
绪论开头写道；
“鉴于按照党的总纲的本文，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时才能自由；
鉴于虽然说在工业方面这些生产资料已经达到如此程度的资本主义的集中，以至于只有以公有的或者说社会所有的形式才能归还生产者，但是——至少在今天的法国——，在农业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生产资料，即土地，在许多地方还是作为个人财产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
鉴于虽然这种以小块土地所有制为特征的情况不可挽救地注定要灭亡（est fatalement appelé à disparaitre），可是社会主义却不应加速这种灭亡，因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把所有权和劳动分离开来，而是相反，要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因为把这两个要素分隔开来的后果，就是论为无产者的劳动者遭受奴役和贫困；
鉴于如果说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职责在于重新使农业无产者在对现在的游手好闲的大地产所有者实行剥夺之后——以公有的或者说社会所有的形式——占有大地产，那么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同样迫切的职责就在于维护自食其力的农民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自新生的大地主方面的侵犯；
鉴于对那些作为佃农或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耕种别人土地的生产者（即使他们剥削短工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迫于自己受着剥削），也应该予以同样保护——
工人党——它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反，不把社会制度的改造寄托于贫困的增长和蔓延，而认为劳动和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靠城乡劳动者组织起来和共同努力，靠他们掌握行政和立法的权力才可在得——，通过了下列土地纲领，以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
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这几个“鉴于”。
首先，紧接法国纲领中关于占有生产资料是生产者自由的前提 这句话之后，应该添上下面这几句，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只能有两种形式：或者是个人占有，这一形式无论何时何地对于生产者来说都从来没有作为普遍形式存在过，而且一天天地越来越被工业的进步所排除；或者是公共占有，这一形式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提都已经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本身造成了；所以，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
这样，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便在纲领中被提出来作为应当争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标。这不仅在基础已经打好了的工业方面是如此，而且在所有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农业方面也是如此。按照纲领所说，个人占有无论何时何地对于一切生产者来说都从来没有普遍适用过；正因为如此，并且还因为工业的进步本来就在排除个人占有，所以社会主义的利益决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为凡是个人占有还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如果要引证纲领，那么就应该引证整个纲领，而这就会根本改变南特绪论中所引用的论点，因为这将使其中表达的普遍历史真理依存于这样的一些条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这个真理现在才能对西欧和北美仍然有效。
个体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现代已经不再赋予这些生产者以真正的自由。城市中的手工业已经破产，而在像伦敦那样的大城市中甚至已经全然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大工业、血汗制度以及靠破产维持生活的可怜的小生意人。靠自力耕种为生的小农既非牢靠地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也不自由。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房屋、他们的院子、他们的少量田地，都属于高利贷者，他们的生活比无产者更没有保障，无产者至少有时还能过上些安生日子，而受尽折磨的债务奴隶却永远没有这样的事。即使把《民法典》第2102条删掉，即使通过法律保证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农具、牲畜等等不得抵做押金，你们也仍旧无法使他们从走投无路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们为了暂时延缓毁灭的日期，必须“自愿地”将自己的牲畜，将他们本人连肉体带灵魂一并出卖给高利贷者。你们企图保护小农的所有权，这不是保护他们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们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种形式的奴役延长着他们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因此，引证你们纲领的第一段在这里是根本不适当的。
绪论中说道；在今天的法国，生产资料，即土地，在许多地方还是作为个人财产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把所有权和劳动分离开来，而是相反，要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上面已经指出过，后面这点作为一种普遍状况来谈，决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如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我们只要忽视这一点，上述论点立刻就把我们引入歧途，以为社会主义的使命是把小农对自己田地的现在这种虚构的所有权变成真正的所有权，也就是说，把小佃农变成所有者，把满身债务的所有者变成没有债务的所有者。自然，农民所有权的这种假象的消失对于社会主义是有好处的，但不是以这种方式。
无论如何，现在事情己弄到这样的地步，绪论竟直截了当地宣称，社会主义的职责，甚至它的迫切的职责，是在于
“维护自食其力的农民对自己的小块土地的占有，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自新生的大地主方面的侵犯”。
这样，绪论便把实现一件在前一段中已经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当做迫切的职责交给了社会主义。绪论委托社会主义“维护”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虽然它本身就说这一所有制“不可挽救地注定要灭亡”。国库、高利贷者、新生的大地主，这些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借以实现这种不可避免的灭亡的工具又是什么呢？“社会主义”应当用什么方法去保护农民不遭受这三位一体的侵害，我们下面就会看到。
但是不仅小农的所有权应该得到保护。与此同时，
“对那些作为佃农或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耕种别人土地的生产者（即使他们剥削短工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迫于自己受着剥削），也应该予以同样保护”。
这里我们就置身于一个完全奇特的领域了。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佣劳动的。而这里却宣布社会主义的迫切的职责是保护那些即使“剥削短工”——原话就是这样说的！——的法国佃农。这是因为这些细农是在某种程度上“迫于自己受着剥削”！
一旦踏上了斜路，往下滑是多么容易和舒服啊！如果德国的大农和中农跑来请求法国社会党人在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面前美言一番，要德国社会民主党保护他们剥削男女长工，理由是他们“自己受着”高利贷者、税吏、粮食投机商和牲口贩子们的“剥削”一那么法国社会党人将怎样回答呢？谁又能为他们担保我们的大土地占有者不会把卡尼茨伯爵（要知道，他也提出了类似的将粮食进口国有化的议案）也派到他们那里去，以他们“自己受着”交易所、高利贷者和粮食投机商的“剥削”为理由而请求社会党人在他们剥削农业工人方面也加以保护呢？
不过应该说明，我们的法国朋友们根本不是像表面看上去那样怀有什么恶意。在上述的那一段中所指的仅仅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即如下的情况：在法国北部，也如在我国甜菜产区一样，土地租给农民耕种，责成他们栽种甜菜，而且条件极端苛刻；他们必须向指定的工厂并按照该工厂所规定的价格出售甜菜，必须购买指定的种子，按规定定量施肥，此外他们在送交甜菜时还要受到无耻的欺诈。这一切我们在德国也很熟悉。但是，如果法国社会党人想予以保护的正是这类农民，那就应当直接和明确地说出来。这作为一种普遍状况来谈，不仅直接违反法国的纲领，而且直接违反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这一草率的措辞被不同的方面用来作出不符合它的起草者们本意的解释，那么他们是没有理由抱怨的。
绪论的结束语也可能受到同样的曲解。按照这一结束语，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任务是
“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
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产租佃者、资本主义畜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就算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于他们大家都是共同的敌人吧。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和他们一道走，可以在一定时期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与他们一起奋斗。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这里的本意也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坏；关于这一切，起草者们显然是根本没有考虑到；然而遗憾的是喜欢概括的热情使他们忘乎所以；如果有人要他们兑现诺言，他们可不要大惊小怪。
绪论的后面接着是对纲领本身的一些补充，这些补充是由新近作出的决议通过的。它们也像绪论一样措辞很草率。
关于市镇应当购置农业机器并按成本出租给农民的那一条，作了如下的更改；第一，市镇为此目的应当从国家获得补助金；第二，市镇应当无报酬地把机器提供小农使用。这个进一步的让步决不会给小农带来多大的好处，因为小农的田地及其经营方式只容许小规模地运用机器。
其次；
“取消一切现行的间接税和直接税，代之以对3 00o法郎以上的一切收入征收的单一的累进税。”
若干年来几乎在每一个社会民主党纲领中都包含有类似的要求。然而专门为了小农的利益把它提出来，这却是一件新鲜事，而且只是证明，它的效果被估计得多么不够。我们就拿英国作例子。在那里，国家的预算是9000万英镑。其中有1350万—1400万英镑来自所得税，其余的7600万中有一小部分来自营业税（邮政、电报、印花税），但绝大部分是靠对日用消费品抽税来取得的，即靠对全体国民而主要是对较贫穷阶层的收入经常不断地进行少量克扣——毫不显眼，但加起来却是若干百万——来取得的。在现代社会中，恐怕不可能用其他办法来偿付国家的开支了。我们姑且假定说，所有这9000万英镑在英国都是靠对120英镑（3000法郎）以上的收入征收直接累进税取得的。每年的平均积累，整个国民财富每年的增长，按吉芬的统计，在1865—1875年是24000万英镑。假定现在每年是3亿英镑；9000万英镑的捐税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便会耗去全部积累的将近三分之一。换句话说，除了社会主义政府以外，没有一个政府能采取这类做法；而当社会主义者掌握了政权的时候，他们将要实行种种措施，这种税收改革在那时将只不过起一种暂时的、微不足道的分期偿付债款的作用，而在小农面前则将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前景。
纲领的起草者们看来也认识到，这种税收改革农民还得等待一段较长的时间，因此“暂且”（en attendant）向他们许诺：
“废除向一切自食其力的农民征收的土地税和晴轻向一切典押地征收的土地税。”
这项要求的后半部所指的只能是不能单靠家中人力耕作的较大的农庄；因此，这又是对那些“剥削短工”的农民的一个优待。
其次：
“渔猎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但为保护野物、鱼类以及庄稼所须作的限制除外。”
这听起来颇得人心，但是，这句话的后半部却将前半部勾销了。现时在所有农业地区每一户农家究竟能摊到多少兔子、鹧鸪、梭鱼和鲤鱼呢？够不够一年给每个农民一天多的时间去渔猎呢？
“减低法定的和通行的利率”——
这就是说，重新颁布一些反高利贷的法律，企图重新实行那种两千年来无论何时何地都遭到失败的警察措施。如果小农陷入困难的处境，以致向高利贷者求贷在他们看来已是较小的祸害，那么高利贷者总是能找到办法来吸尽他们的脂膏，而又不会受到反高利贷法律的制裁。这一措施最多只能使小农得到安慰，而不会带给他们什么好处；相反，它只会使他们恰恰在特别需要贷款时却难于获得贷款。
“免费治疗并按戚本价格供给药品”——
这无论如何不是专门的保护农民的措施；德国纲领比这更进一步，甚至还要求免费供给药品。
“预备役士兵应征服役期间，其家属应得贴补”——
这在德国和奥地利都已经实行，虽然还很不够，并且这也不是专门为农民提的要求。
“降低肥料、农业机器和农产品的运费”——
这在德国基本上已经实行，而且主要是符合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立即进行准备工作以拟定改良土壤和提高农业生产的公共工程计划”
这一切都超不出含糊其词和漂亮诺言的圃子，并且首先也是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一句话，在绪论的全部大吹大擂的理论性的开场白之后，新土地纲领的实际建议却一点也没有向我们说清楚，法国工人党究竟打算怎样做到维护小农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这种土地所有制按照它自己的说法是不可挽救地注定要灭亡的。
二
我们的法国同志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持久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我只是觉得，他们没有找到接近农民的正确方法。
大概，他们的出发点是想要在朝夕之间，甚至尽可能就在最近一次的普选中把小农争取过来。他们只有靠很冒险的广泛的许诺，才有希望达到这个目的，而为了替这些许诺作辩护，他们便不得不运用还要冒险得多的理论上的一些考虑。如果我们比较仔细地考察一下，那就会发现；这些广泛的许诺是自相矛盾的（许诺准备维护一种他们自己宣布为不可挽救地注定要灭亡的状态）；个别的措施或者完全没有实际的作用（反高利贷的法律），或者是工人的广泛要求，或者也对大土地占有者有利，或者最后，其作用对于小农的利益决不是很有意义的；因此，纲领的纯实践部分便自动改正了错误的开场白，并把绪论中那些看起来有冒险性的大话降低到事实上无伤大体的程度。
坦率地说，在由小农的整个经济地位、由他们所受的教育和闭塞的生活方式所产生并且为资产阶级报刊和大土地占有者所助长的偏见之下，我们只有向小农群众作出一些明知不能兑现的许诺，才能于朝夕之间把他们争取过来。这就是说：我们得向他们许诺不仅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护他们的财产，反对一切向它进攻的经济力量，而且 要把这财产从现在就已经压在它身上的重担下解放出来；把佃农变成自由的所有者，为被典押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所有者偿还其债务。即使我们能够做到这点，也只会回到那必然要重新发展成现在这种情况的局面。我们不会使农民得到解放，而只会延缓一下他们灭亡的时间。
但是，我们的利益决不是要今天就把农民争取过来，好使他们明天在我们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时又离开我们。我们是不需要期望我们永久保存其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农民来做党员的，正如我们不需要那些想永久保存其师傅地位的小手工业师傅来做党员一样。这种人属于反犹太主义者之流。让他们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让他们向后者取得拯救他们的小生产的诺言吧；当他们在那里知道这些夸夸其谈的话语有什么意义，反犹太主义者天堂里的小提琴演奏的是些什么样的曲子，他们就会越来越懂得；虽然我们许诺得少些，并且完全是从另一个方向寻求解救，但我们毕竟是更加可靠的人。假如法国人那里曾经发生过像我们这里一样喧嚣的反犹太主义的煽动，那么他们未必会犯南特的错误。
我们对待小农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在我们夺得国家政权的那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呢？
第一，法国纲领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
第二，同样明显的是，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赔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向小农许诺，他们将得到现在就必须让他们明了的好处。
差不多20年以前，丹麦的社会党人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计划，因为他们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一座城市，即哥本哈根，所以除这座城市以外，他们就几乎完全要靠在农民中间进行宣传。一个村庄或教区的农民——在丹麦有许多大的个体农户——应当把自己的土地结合为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在丹麦，小土地所有制只起次要作用。可是，如果我们将这一思想运用于小块土地所有制地区，我们就会发现：把各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经营的话，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变为多余的；劳动的这种节省也就是大规模经营的主要优点之一。要给这些劳动力找到工作，可以用两种方法：或是从邻近的大田庄中另拨出一些田地给农民合作社支配，或是给这些农民以资金和机会去从事工业性的副业，尽可能并且主要是供自己使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地位都会有所改善，并且这同时会保证总的社会领导机构有必要的影响，以便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社员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至于怎样具体地在每一个特殊场合下实现这一点，那将取决于这一场合的情况，以及我们夺得政权时的情况。可能我们那时将有能力给这些合作社提供更多的便利：由国家银行接收它们的一切抵押债务并将利率大大减低；从社会资金中抽拨贷款来建立大规模生产（贷款不一定或者不主要是货币，而可以是必需的产品；机器、人造肥料等等）及其他各种便利。
这里主要的是使农民理解，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产和田产，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正是以 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如果他们要坚持自己的个体经济，那么他们就必然要丧失房屋和家园，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将排挤掉他们陈旧的生产方式。情况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来让农民有可能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进行大规模经营。难道不能使农民理解，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他们唯一得救的途径吗？
我们永远也不能向小农许诺，给他们保全个人财产和个体经济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我们只能向他们许诺，我们不会违反他们的意志而强行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其次，我们可以促使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反对小农的斗争现在就尽量少用不公正的手段进行，并且尽可能阻挠现在常常发生的直接掠夺和欺诈行为。这是只有在例外的场合才可做到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谁也搞不清楚到哪里为止算是诚实，从哪里起就算是欺诈。然而政权是站在欺骗者方面还是站在被欺骗者方面，这始终是有很大差别的。而我们则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了决心，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这个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们认为自食其力的小农可能来补充我们的队伍，而且也是为了党的直接利益。我们使之免于真正沦为无产者，在还是农民时就能被我们争取过来的农民人数越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会越迅速和越容易。如果我们要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完全显现出来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的一些社会资金，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只是白花钱，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这里不是深入细节，在这方面提出一定建议的地方；这里只能讲到一般的要点。
可见，如果我们许下的诺言使人产生哪怕一点点印象，以为我们是要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糟糕不过的帮倒忙。这就简直是把农民解放的道路封闭起来并把党降低到招摇过市的反犹太主义的水平。恰恰相反。我们党的义务是随时随地向农民解释；他们的处境在资本主义还统治着的时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如果我们这样做，那就是按照必然的经济发展的精神行动，而经济发展会使农民的头脑接受我们的话。
然而，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我必须说明我相信南特纲领的起草者们实质上跟我抱有同样的观点。他们极有见识，决不会不了解，现在分为小块的土地也必定要转归公共占有。他们自己也承认，小块土地所有制是注定要消灭的。由拉法格起草的全国委员会在南特代表大会上的报告374，也完全确认了这一观点。这个报告的德文本刊载于今年10月18日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南特纲领在措辞上的矛盾百出本身就已表明；它的起草者们实际上所说的并不是他们所想要说的。如果他们得不到理解，他们的言论被人滥用——实际上已经发生这种情形——，那当然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不管怎样，他们应该更详细地说明他们的纲领，而下届法国代表大会则必须对它进行彻底审查。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较大的农民。在这里，主要由于遗产分割，而且也由于欠债和被迫卖地，我们看到从小块土地农民起到完整保存了甚至扩大了自己旧有田地的大农为止的各个过渡阶段的全图。在中农住在小块土地农民中间的地方，中农的利益和观点跟小块土地农民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但是他们本身的经验应该告诉他们，有多少像他们这样的人已经下降为小农了。然而，在中农和大农占优势而农业经营又普遍都需用男女长工的地方，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工人政党当然应该首先维护雇佣工人，即维护男女长工和短工的利益；仅仅由于这一点，工人政党就不能向农民作出任何包括有让工人雇佣奴隶制继续存在的诺言。但是只要大农和中农本身仍然存在，他们就非使用雇佣工人不可。如果我们向小块土地农民许诺他们可以长期作为小块土地农民存在是愚蠢行为的话，那么向大农和中农作这样的许诺就近乎背叛了。
在这里又有跟城市手工业者相似的地方。虽然他们遭受破产比农民更为严重，但是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些人除学徒外还雇有帮工，或用学徒来做帮工的工作。让这些手工业师傅中想永久保存自己的地位的人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直到他们确信，即使在那里也不会得到什么帮助。其余那些看到自己的生产方式必然灭亡的人，则要到我们这里来，而且还准备在将来共同承担其他一切工人正面临的命运。对于大农和中农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关心得更多的是他们的男女长工和短工，而不是他们。如果这些农民想要获得使他们的经济继续存在下去的保证，我们决不能给。这样一来，他们就到那些乐于什么都许诺，但什么都不履行的反犹太主义者、农民同盟盟员以及类似的党派那里去了。我们确切地知道一个经济上的真理，即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海外廉价粮食生产的竞争，无论大农和中农都同样无法挽救地要走向灭亡，这是这些农民日益增加的债务和到处可见的衰落所证明了的。对于这种衰落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阻止，这里我们也只能建议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越来越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一个全国大生产合作社的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如果这些农民看到他们现在的生产方式必然要灭亡并且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他们就要到我们这里来，而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尽力使他们也易于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否则，我们就只得让他们听天由命，而去同一定会对我们表示欢迎的他们的雇佣工人打交道了。大概我们在这里也将拒绝实行暴力的剥夺，并且可以指望，经济发展将使这些顽固脑袋也能变得明智。
只有对于大土地占有制，事情才十分简单。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毫无掩饰的资本主义企业，因此也就不应该有任何迟疑。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人数众多的农村无产者，因而我们的任务很清楚。我们的党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也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先生们自己的态度。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d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赎买下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最便宜不过了。然而这里我们不去谈论这点。我们将把这样归还给社会的大地产，在社会监督下，转交给现在就已经耕种着这些土地并将组织成合作社的农业工人使用。我们将用什么方式方法转交这些土地，关于这点现在还不能说出一定的意见。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企业转变为社会的企业在这里已经万事俱备了，并且一夜之间就可以马上完成，就像在克虏伯先生或冯·施杜姆先生的工厂中一样。这些农业合作社的范例，将说服最后一些可能仍在反抗着的小块土地农民乃至某些大农相信大规模合作企业的优越性。
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在农村无产者面前展开一幅光辉的远景，就像在工业工人面前所展开的一样。所以，把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对于我们仅仅是时间问题，而且甚至是一个很短时间的问题。而当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跟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德国立刻就会改变风向。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实际上的半农奴状况，是普鲁士容克统治的主要基础，因而也就是德国的道地普鲁士霸权的主要基础。正是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他们日益陷入负债、贫穷、靠国家和别人的供养过着寄生生活，因此也就越来越拼命抓紧自己的统治不放——，正是他们造成了并在维护着官僚和军官的道地普鲁士性质；他们的傲慢、狭隘和骄横，使得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尽管显而易见，此刻它不可避免地成为现时唯一可能实现的民族统一形式——在国内如此被人憎恨，而在国外，虽有其光辉的胜利，却如此不受尊敬。这些容克的权力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在七个旧普鲁士省份的全部领土上，也就是说，几乎在整个帝国三分之一的领土上，他们掌握着在这里能带来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地产，不仅掌握着地产，而且还通过甜菜制糖广和烧酒酿造厂掌握着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无论德国其余部分的大土地占有者或大工业家，都没有处于这样有利的地位事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没有掌握着整个的王国。他们都分散在广阔的地域里，并且为取得经济和政治优势既彼此发生竞争，又跟周围其他社会成分发生竞争。但是普鲁士容克的这种实力地位正日益丧失其经济基础。虽然有国家的帮助（自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这种帮助总是列入容克的每一个正常预算中），负债和贫穷化现象在这里也是不可抑制地日益扩大；只是立法和习惯所认可的实际上的半农奴制以及因而有可能对农业工人进行的无限制的剥削，才把正要没顶的容克勉强支持在水面上。只要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撒到这些工人当中去，鼓舞他们和团结他们去坚持自己的权利，容克的统治就会完结。这一对于德国犹如俄国沙皇制度对于整个欧洲一样是野蛮的侵略成分代表的巨大反动势力，就会像刺破了的肥皂泡一样完全瓦解。普鲁士军队的“劲旅”就会变成社会民主主义的劲旅，那时在力量对比上便会发生那孕育着彻底变革的变动。正因为如此，争取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者比争取德国西部的小农或者甚至比争取德国南部的中农都重要得多。这里，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正是我们决战的战场，所以政府和容克将采取一切措施来阻挡我们到这里来。如果像他们威胁我们的那样，将重新采用强制措施来制止我们党的扩展，那么这首先将是为了阻碍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阶级接受我们的宣传。这对我们反正一样。我们终究会将他们争取过来。
弗·恩格斯写于1894年11月15日—22日之间
载于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13年卷第1册第10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