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全十卷） -> 第四卷
弗·恩格斯
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355〕
一
一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与现代工人运动有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自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两者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信从者遭到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人被当做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做国家、宗教、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虽然有这一切迫害，甚至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基督教在产生300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帝国的公认的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在60来年中争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
所以，如果说安东·门格尔教授先生在其所著《十足劳动收入权》一书中表示惊异；为什么在罗马皇帝时代土地占有大集中的情况下，在几乎纯粹由奴隶构成的当时的工人阶级受着无限痛苦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并没有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出现”356，那是他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个“社会主义”在当时可能的程度上，确实是存在过的，甚至还取得了统治地位——那就是基督教。只是这种基督教——由于历史的先决条件，也不可能是别个样子，只能希望在彼岸世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中，在即将来临的“千年王国”357中实现社会改造，而不是在现世里。
这两个历史现象的类似，早在中世纪，在被压迫农民，特别是城市平民的最初的起义中就有突出的表现了。这些起义同中世纪的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采取为复兴日益蜕化的原始基督教而斗争的形式[1]；但是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这在光荣不朽的扬·杰士卡所领导的波希米亚塔博尔派358的组织中表现得最清楚自但是这种特征贯串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农民战争之后逐渐消失，到1830年以后又再现于工人共产主义者身上。厄内斯特·勒南说过：“如果你想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请你看看‘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地方支部。”在他说这句话之前很久，法国的革命共产主义者，还有特别是魏特林及其追随者早就提到原始基督教了。
这个用甚至在当代新闻界都找不到先例的抄袭德国圣经批判的办法写了教会历史小说《基督教的起源》[2]的法国文学家，自己并不知道在他上述的话里含有多少真理。我很想看看有哪位过去的国际活动家，在比方说阅读所谓《保罗达哥林多人后书》的时候，他的旧日的伤口，至少在某一方面的伤口，能不迸裂开来。这整篇使徒书信，从第八章起，发出永远不断的，可惜竟是那么熟悉的诉苦的调子：les cotisations ne rentrent pas——捐款没有来！好多60年代的最热心的宣传家会大有同感地握着这位使徒书信作者——不论他是谁——的手悄悄地对他说，“你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呀！”这个题目我们也有话要说的——我们的协会里也挤满了哥林多人，这些在我们眼前捉摸不定地晃来晃去的、带来唐达鲁士之苦的拿不到手的会费，恰恰就是盛传的“国际的百万财产”！
关于最初的基督徒，我们最好的资料来源之一是萨莫萨塔的琉善；这位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伏尔泰，对任何一种宗教迷信都一律持怀疑态度，因而对基督徒，比起对其他任何宗教社团来，都不会由于异教的或政治的原因而另眼相待。相反，对他们的迷信，他一律大加嘲笑——对丘必特的崇拜者并不比对基督的崇拜者嘲笑得少一些；从他那肤浅的理性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两种迷信是同样荒谬的。这位在任何场合都不抱偏见的证人，曾经讲述过生于赫勒斯滂海峡的帕里城、自称普罗特斯的冒险家佩雷格林的生平。这个佩雷格林年轻时的事业是在亚美尼亚以通奸开始的，他在犯罪现场就地被拿获，按当地习俗被判处私刑。侥幸逃脱之后，在帕里由于勒死了他的父亲又不得不躲藏起来。
我来引一段肖特的德译文359：：“这时，他凑巧在巴勒斯坦遇到些基督徒里的教士和学者而知道了基督徒的奥妙的道理。不久他就获得很大的成功，他的老师们同他相比反倒有如童稚。他成了先知、教会首脑、犹太寺院主持——总而言之，他成了一切的一切；他解释他们写的圣书，自己也写了一大批，结果，基督徒们最终把他视为神明，奉为立法者，并把他拥立为首领（主教）…… 由于这种原因〈即由于做基督徒），普罗特斯有—次被当局逮捕，投入监狱…… 当他因此而身戴镣铐的时候，基督徒们认为他受囚禁是他们的大不幸，就用尽一切办法营救他。但是，营救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就无微不至地从各方面去照料他。天刚刚亮，就有些老太婆、寡妇和孤儿守在他的监狱门口；较有势力的基督徒则买通狱卒，去整夜地陪伴他；他们带着饭去，在他的身边读他们的圣书——一句话，敬爱的佩雷格林（当时他还是叫这个名字）在他们看来至少也是另一位苏格拉底。有的基督教会的使者甚至从若干小亚细亚城市跑来援助他，安慰他，并在法庭上替他辩护。这些人，只要关系到他们的团体，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会立即到场，快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这时既不辞辛劳，也不情费用。因此，佩雷格林当时从四面八方都拿到钱，监禁竟成了他大笔收入的来源。这些可怜的人自以为他们的肉体和灵魂不死，他们将永生，所以他们对死毫不在意，其中有许多人甚至情愿去死。而且他们的第一立法者还向他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只要他们一改宗，即放弃希腊诸神而信奉那个被钉十字架的智者并按照他的指示生活，他们大家就都成为兄弟了。因此他们无区别地轻视一切身外的财富，而把这些财富归共同所有——这是他们不经检验和证明而径直接受的教义。于是巧于利用环境的狡猾的骗子来到他们当中，很快就能变成富翁，而且还要暗中嘲笑这些傻子。后来，佩雷格林又一次被当时的叙利亚当局释放了。”
在叙述了他的一些新的冒险之后，作者接着写道：
“于是我们这位伟大人物第二次动身〈从帕里〉漫游各地，而且他一点旅费也不用花，只靠基督徒的慷慨厚待就够了，他们到处都保护他，保证他什么也不快乏。他就这样被供养了一个时期。可是当他也犯了基督徒的规矩——我想是被发现吃了他们所禁忌的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把他赶出了他们的团体。”
[3]
读琉善这段文字，引起我多少青年时代的回忆啊！首先想起的就是”先知阿尔布雷希特”。他大约从1840年起，好多年间简直使瑞士魏特林派的共产主义支部360处于危险状态；他是个健壮的长须大汉，徒步走遍了整个瑞士，为他那神秘的新救世福音寻找听众，看来他是个颇为无害的糊涂蛋。不久就死了。接替他的是一个不那么无害的后继人——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他趁魏特林坐牢的时候，要瑞士法语区的各支部改信他的那种福音，而且在一段时期内做得很成功，甚至他们之中最有才能但也最轻狂的奥古斯特·贝克尔也被他引诱。这位库尔曼给他们作过讲演，这些讲演于1845年在日内瓦出版，总标题是：《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趴在他的门徒（也许就是奥古斯特·贝克尔）写的序里有这样的话；
“需要有人来表达我们的一切痛苦、一切渴求和希望，简言之，一切使我们的时代深感不安的东西…… 这个人，我们的时代所期待的人出现了。这就是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他带来了关于新世界或体现于现实中的精神王国的学说。咱们当然用不着我说，这种关于新世界的学说。”361
当然用不着我说，这种关于新世界的学说，不过是饰以拉梅耐式的半圣经昧的词句，并用先知的傲慢口吻讲出的一种最庸俗的伤感的胡诺。这并没有妨碍老实的魏特林派像亚细亚的基督徒拥戴佩雷格林那样拥戴这个骗子。这些人的超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达到了极点，甚至把每个小学教师、新闻记者，总之一切非手工业者，都看成有意剥削他们的“学者”总是怀疑他们，正是这些人，竟让库尔曼这个装腔作势的能手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在“新世界”中，最大的圣贤，也就是库尔曼，将调节享受的分配，因而，现在在旧世界里，弟子们就已经应该把一切享受大把大把地供献给这位至圣，而自己则应该对残羹剩饭感到满足。于是，当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时候，佩雷格林—库尔曼就靠支部的破费过着十分阔绰和心满意足的生活。诚然，这种情况并没有延续很久；怀疑者和不信仰者中间日益增长的怨言，沃州政府进行迫害的威胁，结束了洛桑的这个“精神王国”于是库尔曼不见了。
凡是亲身经历过欧洲初期工人运动的人，都会记起几十个类似的事例。现在，这样的极端情况，至少在大中心地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在运动争得新地盘的边远地方，这一类小号的佩雷格林还可望获得暂时的、有限的成功。各国工人政党里都会钻进一些在官方世界中毫无指望或在其中走完红运的形形色色的分子——种痘反对者、戒酒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反活体解剖者、用自然疗法行医者、己散掉的自由公理会362的传教士、世界起源新学说的编造者、无结果或未成功的发明者、被官僚指为“爱打官司的无赖汉”的或真或假的受屈者、诚实的傻子和不诚实的骗子——同样，最初的基督徒的情况也是如此。旧世界解体过程所解放出来的，也就是所扔出来的各种分子，都一个接一个地掉进基督教的引力圈子里——基督教是唯一抵抗了这一解体过程（因为基督教本身就是它的必然产物）从而得以保存下来并且不断成长起来的成分，而其他成分则只不过是短命蝉螃而已。每一种狂想、胡说或骗术都会钻进年轻的基督教会，找到热心的听众和热诚的信徒，至少在一些地方和一段时期不会找不到。最初的基督徒也像我们最初的共产主义工人支部那样，对于一切投合他们口味的东西都无比轻信，这就使我们甚至无法肯定，我们的新约中是否没有掺杂着佩雷格林给基督徒们写的“大批圣书”中的某个片断。
二
德国的圣经批判——迄今我们在原始基督教史领域中的认识的唯一科学基础——曾经按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方向是蒂宾根学派363，广义来说，应该把大卫·弗·施特劳斯也算在内。在批判研究方面，这个学派做到了一个神学派别所能做到的一切。它承认，四福音书并不是目击者的传述，而是已佚典籍的后来的加工品，在据说是使徒保罗写的使徒书信中，最多有四篇是真的，如此等等。它把历史记叙中的一切奇迹和矛盾都作为无法接受的东西而勾销了；但对于其余部分，它却企图“挽救一切还能挽救的”，这就非常清楚地显示出它的神学家学派的性质。这样它就使在很大程度上以这个学派为依据的勒南，得以通过同样的方法，“挽救”了还要更多得多的东西，除大量的显然可疑的新约故事以外，还想把许多其他关于殉道者的传说，也都当做历史上可资信考的资料硬塞给我们。但是无论如何，蒂宾根学派从新约中作为非历史的或伪造的东西而摒弃的那一切，可以认为在科学上已经被最后清除了。
另一个方向，只有一个代表人物，即布鲁诺·鲍威尔364。他的巨大功绩，不仅在于他对福音书和使徒书信作了无情的批判，而且还在于他第一个不但认真地研究了犹太的和希腊—亚历山大里亚的成分，并且还认真地研究了纯希腊的和希腊—罗马的成分，而正是后者才给基督教开辟了成为世界宗教的道路。说什么基督教从犹太教产生时就已经定型，并凭大体上已经确定的教义和伦理从巴勒斯坦征服了世界，这种奇谈怪论从布鲁诺—鲍威尔时起再也站不住脚了吉它只能在神学院里和那些要“为人民保存宗教”而不惜损害科学的人们中间苟延残喘。斐洛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希腊罗马庸俗哲学——柏拉图派的，特别是斯多亚派187的——给予在君士坦丁时代成为国教的基督教的巨大影响，虽然还远没有彻底弄清，但这种影响的存在已经得到证明，这主要归功于布鲁诺·鲍威尔；他基本上证明了基督教不是从外面、从犹地亚地区输入而强加给希腊罗马世界的，至少就其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形成而言，它正是这个世界的最道地的产物。当然，鲍威尔也像一切对根深蒂固的偏见作斗争的人们一样，在许多地方是做得过分的。为了也要根据文献来肯定斐洛，尤其是塞涅卡对形成中的基督教的影响，为了要说明新约的作者们是上述两位哲学家的直接剽窃者，鲍威尔不得不把新宗教的兴起推迟半个世纪，而不顾罗马历史编纂学家们的记述与此不符，总是十分轻率地对待历史。照他的意见，基督教直到弗拉维王朝时才真正诞生，而新约的著作则是直到哈德良、安敦尼和马可·奥勒留的时代才有的。因此，在鲍威尔心目中，新约中耶稣及其门徒的故事的任何历史背景都消失了；这些故事就成了这样一种传说，其中把最初团体的内在发展阶段和内部精神斗争都归之于多少是虚构出来的人物。在鲍威尔看来，这一新宗教的诞生地不是加利利和耶路撒冷，而是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
所以，蒂宾根学派363以新约的历史和文献中未被它批驳的残余部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目前尚可被科学承认为有待争论的问题的最高极限，布鲁诺·鲍威尔则给我们提供了在这一历史和文献中可以为科学所批驳的最高极限。实际真理存在于这两个极限之间。凭现有的资料能否确定这真理，是很大的疑问。新发现，特别是罗马的，东方的，首先是埃及的新发现，在这方面的贡献将比任何批判都要多得多。
但在新约中有唯一的一篇，判定写作时间可以精确到几个月以内：它大概是在67年6月和68年1月或4月之间写成的，所以属于基督教的最初期，它以最朴素的真实性和相应的习惯语言反映出了当时的观念；因此，我认为，要确定原始基督教究竟是什么样子，它比起今本新约中所有其余在写成时间方面晚得多的各篇来要重要得多。这一篇就叫《约翰启示录》；它原来似乎是全部圣经中最令人迷惑不解的，现在由于德国的批判已经变得最易懂、最清楚的了，所以我想同读者来谈谈它。
只要把这一篇浏览一下，你就会确信，不仅它的作者，甚至连作者在其中活动的“周围环境”，都是何等动荡不安。我们这篇《启示录》并不是当时这种著作中独一无二的一篇。从纪元前164年第一篇流传至今的此类著作《但以理书》写成时起，差不多到约为康莫迪安写《护教歌》[4]时的纪元250年止，根据勒南的统计，传至今日的古典”启示作品”不下15种之多，较晚的仿作还不计算在内（我所以援引勒南，是因为他的书并不是只有专家才熟悉，而且也最容易找到）。当时，甚至罗马和希腊，尤其是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都把由各种不同民族的极端粗陋的迷信观念构成的毫无批判的混合物无条件地信以为真，并且用虔诚的蒙蔽和直截了当的欺骗来加以补充；当时，奇迹、狂热、幻觉、神咒、占卜、炼金术、喀巴拉365以及其他神秘荒诞的东西占据着首要地位。原始基督教就产生在这样一种气氛中，而且是产生在特别易于接受这种对超自然事物的玄想的那一类人中间。这就无怪乎在埃及，如莱顿城的纸草书之类的资料所证明的，基督教诺斯替教派366曾在基督纪元2世纪时热衷于炼金术，并把炼金术的观念引入他们的教义中。而迦勒底的和犹太的数学家——根据塔西佗的说法，他们曾在克劳狄乌斯时代和维特利乌斯时代先后两次因施用巫术而被逐出罗马[5]——所从事的，正是我们将要看到的构成《约翰启示录》之核心的那种几何学。
此外，还要补充第二点。所有启示作品都认为有权蒙蔽读者。这些作品（例如《但以理书》、《以诺书》，以斯拉、巴录、犹大等人的启示作品，（《西维拉占语集》）不仅通常都根本是别人所写（这些作者比名义上的作者晚得多），而且所预言的也都是早已发生并为真正作者所熟知的一些事情。例如《但以理书》的作者，在164年名王安条克死前不久的时候，把关于波斯、马其顿的世界统治的兴衰和罗马的世界统治的开始的预言，放到好像生在尼布甲尼撒时代的但以理的嘴里，以便通过这种效验来证实自己的预言，使读者能够接受最后关于以色列人会克服一切苦难，终将胜利的预言。所以，如果《约翰启示录》果真是那位署名的作者所作，就会是所有启示著作中唯一的例外。
托名为约翰的作者，无论如何是在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中极孚众望的一个人。这可以由给七教会的书信中的语气来证明。因此，可能这就是那位使徒约翰，此人历史上是否存在尚无法完全肯定，但也可能确有其人。假如作者真的就是这位使徒，就只会加强我们的看法。这会有力地证实，书中的基督教，的的确确是真正的原始基督教。但是应该顺便指出的是，《启示录》和那也被认为是约翰写的一篇福音书或三篇使徒书信决不属于同一作者。
《启示录》是由一连串幻景构成的。在第一个幻景中出现了穿着最高祭司装束的基督；他在代表七个亚细亚教会的七个灯台中间行走，并把给这些教会的七个“天使”的书信口授给“约翰”。在这里，一开头就很尖锐地显示出这种基督教和尼西亚宗教会议188所制定的、君士坦丁大帝的世界宗教不同。在这里，不但没有听说过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神圣的三位一体。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后来的一个圣灵，而是犹太教的拉比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的基础上构成的”神的七灵”。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是阿拉法也是俄梅墓，但绝不就是神本身，或与神等同；相反，他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因而也就同上述七灵一样，是永远存在的，但却是居于属位的、神的流出体。在第十五章第三节里，殉道者在天上唱“神的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以赞美神。这样看来，基督在这里不仅是作为神的下属，而且甚至于在某些方面被放在与摩西同等的地位。基督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第十一章第八节），但复活了（第一章第五节、第十八节）；他是为世界赎罪而牺牲的“羔羊”各族各方的信徒都由于他的血而在神面前得蒙赦罪。这里我们看到了使原始基督教后来得以发展成为世界宗教的那种根本观念。当时，闪米特人和欧洲人的一切宗教里都存在有一种共同的观点，认为被人们的行为冒犯了的众神是可以用牺牲求其宽肴的。基督教最初的一个革命的（从斐洛学派抄袭来的）根本观念就是，在信徒们看来，一切时代的、一切人的罪恶，都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的一次伟大自愿牺牲而永远被赦免。于是，以后就没有必要再作任何牺牲，许许多多的宗教礼仪也就随之而失去依据；而摆脱这些妨碍或禁止与异教徒交往的礼仪，则是世界宗教的首要条件。然而，供献牺牲的习俗在各民族的风尚中毕竟是根深蒂固的，以致吸取了很多异教做法的天主教感到有必要实行一种哪怕是象征性的弥撒祭礼来适应这种情况。关于原罪的教义，在我们分析的书中反而连一点影子也没有。
但是在这些信中，也像在全书中一样，最大的特点却是，无论何时何地，作者都不曾想到要对自己或自己的教友用别的称呼，而只是称做犹太人。对于他所痛斥的士麦那和非拉铁非的宗派分子，他发出的指责是；
“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一会的人。”
谈到帕加马宗派分子，则说他们遵从巴兰的教训，而巴兰曾教巴勒引诱以色列孩子们去吃祭偶像之物，去行奸淫的事。可见，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的不是自觉的基督徒，而是一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诚然，他们的犹太教是先前的犹太教发展的新阶段，但正因为如此，才是唯一真正的犹太教。因此，当圣徒在神的宝座前出现的时候，前来归附的先是144000个犹太人，每一支派各12000人，随后才是无数改宗这种革新了的犹太教的异教徒群众。请看，我们这位作者在基督纪元69年的时候，对于他代表着宗教发展的崭新阶段，即行将成为人类精神史中最革命因素之一的阶段，是很少意识到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还不曾有自我意识的基督教，同后来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用教条固定下来的那种世界宗教，是有天渊之别的；二者如此不同，以致从后者很难认出前者。这里既没有后世基督教的教义，也没有后世基督教的伦理，但是却有正在进行一场对整个尘世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必将胜利的感觉，有斗争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这种渴望和信心在现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经完全丧失，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只存在于社会的另一极——社会主义者方面。
事实上，对起初极其强大的尘世作斗争，同时又在革新者自己 之间作斗争，这既是原始基督教教徒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者的特点。这两个伟大的运动都不是由领袖们和先知们创造出来的（虽然两者都拥有相当多的先知），两者都是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在起初的时候必然是混乱的；其所以混乱，是由于群众的任何思想开始都是矛盾的，不明确的，无联系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先知们起初在运动中还起着的那种作用。这种混乱表现为形成许许多多的宗派，彼此进行斗争，其激烈至少不亚于对共同外敌的斗争。在原始基督教是如此，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也是如此，尽管这会使那些在根本无统一之可能的情况下宣扬统一的好心的庸人感到非常难过。
难道国际是靠某种统一的教条联合起来的吗？恰恰相反。那里有谨守1848年以前法国传统的共产主义者，而这些人又是带有各种不同色彩的；有魏特林派的共产主义者和重整旗鼓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另一种共产主义者，有在法国和比利时占优势的蒲鲁东主义者，有布朗基主义者，有德国工人党，最后，还有一度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占上风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而这还只是些主要的集团。从国际建立时起，为了在各处彻底同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至少在最一般的经济观点上能够达到统一，竟花费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而且这还是依靠了现代的交通工具，依靠了铁路、电报、巨大的工业城市、报刊和有组织的人民集会才达到的。
最初的基督徒也分裂成无数宗派，而这恰好成了引起争论并从而获致后来的统一的手段。就在我们这篇无疑是最古的基督教文献中，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裂成宗派的情况，而我们的作者，就像抨击整个罪恶的外部世界那样，势不两立地激烈地抨击这些宗派。这里首先是以弗所和帕加马的尼哥拉派，接着是士麦那和非拉铁非的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其实并非犹太人而是属于撒旦一会的人，帕加马的那些信奉名叫巴兰的伪先知的教训的人，以弗所的那些自称是使徒而其实并非使徒的人，最后是推雅推喇的那些信奉名叫耶洗别的伪女先知的人。关于这些宗派的详情，我们毫无所知，只是听人谈到巴兰和耶洗别的徒众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人们企图把所有这五个宗派说成是保罗派的基督徒，而把所有这些书信说成是反对保罗，反对伪使徒，反对虚构出来的巴兰和”尼哥拉”的。勒南在其1869年巴黎出版的《圣保罗》—书中（第303—305、367—370页）收集了一些相应的、很难使人信服的论据。所有这些论据，不外乎要从使徒行传和所谓的保罗书信出发来解释这些书信，其实这些著作至少就目前的版本来说其成书时间起码比《启示录》要迟60年，因而其中包含的与此有关的事实资料不仅极为可疑，而且是彼此完全矛盾的。有决定意义的倒是：我们这位作者不会想到要用五个不同的名称来称呼同一个宗派；单对以弗所就使用了两个（伪使徒和尼哥拉派），对帕加马也使用了两个（巴兰派和尼哥拉派），而且每次都清清楚楚地是两个不同的宗派。当然，不能否认，这些宗派里也完全可能有现在该称之为保罗信徒的那种人。
在讲得较详细的这两个场合，所谴责的都不外乎是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这是犹太人——不论是古代的还是基督教的——同改宗的异教徒争论不休的两点。异教徒不仅把祭神肉拿到庆宴上，在此种情况下拒绝食用是非礼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而且祭神肉还在公共市场上出售，在这里并不是每次都能分辨出是否已按教规清洁过。讲到奸淫的事，这些犹太人所指的不仅是婚姻以外的性关系，而且指犹太法律所禁止的、某亲等以内的人的通婚，也指犹太人与异教徒之间的通婚；这个词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二十和二十九节里一般都作此解释。但我们这位约翰对于正统犹太人所认可的那种性关系，也另有自己的看法。他在第十四章第四节里谈到天上的144000个犹太人：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
而在我们这位约翰的天上，确实是一个妇女都没有。因而他是属于原始基督教其他著作中也常遇到的那个笼统地视性关系为罪恶的派别。如果我们还注意到，他把罗马叫做大淫妇，说地上的君王们与她行淫并被她淫乱之酒所醉倒，而她的商人因她的骄奢淫逸而发了财，那我们对上述的那个词就决不能按照神学的护教论所要赋予它的那种狭窄意义来理解，神学的护教论是要借此为解释新约中的其他地方找证据。与此相反，书信中这些地方清楚地显示出一切深刻动荡时代所共有的一种现象，即对性关系的传统束缚也同所有其他藩篱一起发生动摇。在基督教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一方面有禁止肉欲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把或多或少不受限制的男女关系列入基督教自由的概念的倾向，也相当常见。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情况也是这样。30年代圣西门派的“肉体复权”——德文译做“Wiedereinsetzung des Fleisches”——在当时德国这样一个“虔诚的育儿所”[6]曾引起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啊！而恐惧得最厉害的，恰恰是那个在柏林也像在自己的庄园里一样，不经常使自己的肉体复权就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当时居统治地位的高贵等级（当时我们还没有阶级）！如果这些正人君子还知道傅立叶给肉体规定的自由不止这些的话，不知道该怎样啊！随着空想主义被克服，这些放荡行为让位给较为理智的而实际上更激进得多的概念；而且自德国从海涅的“虔诚的育儿所”发展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时候起，崇尚美德的上流社会那种伪善的愤慨，就被人们嗤之以鼻了。
那些书信里包含的全部教理就是如此。此外就是强烈号召同道者进行热心的宣传，在敌人面前勇敢而高傲地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不屈不挠地对内外敌人作斗争——就这些而论，国际的某个有先知气概的狂热者也可以写得毫不逊色。
三
我们这位约翰传谕给七个小亚细亚教会，并通过它们传谕给69年的经过改革的犹太教（基督教就是以后从这种犹太教发展而来的）的其余部分。书信只是约翰传谕的真正题旨的引言。这里，我们才进入原始基督教的圣所。
最初的基督徒来自什么样的人呢？主要来自属于人民最低阶层的“受苦受难的人”革命因素总是这样形成的。这些人之中都有些什么人呢？在城市里，是形形色色的破产的自由人，他们很像美国南部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或在殖民地口岸和中国口岸流浪并从事冒险的欧洲人，此外还有被释的奴隶和特别是未被释的奴隶；在意大利、西西里、阿非利加的大庄园里，是奴隶；在各行省农业地区，是日益陷入债务奴役的小农。对所有这些人说来，绝对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求得解放的道路。对所有这些人说来，天堂已经一去不复返；破产的自由人的天堂是他们先人曾在其中作自由公民的过去那种既是城市、又是国家的城邦；战俘奴隶的天堂是被俘和成为奴隶以前的自由时代；小农的天堂是已经被消灭的氏族制度和土地公有制。所有这一切，都被罗马征服者用荡平一切的铁拳消灭净尽了。古代所达到的最大的社会群，是部落以及亲属部落的联盟；野蛮人的组织的基础是氏族联系，而建立起城市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组织则以包括一个或几个部落的城邦为基础。菲力浦和亚历山大使希腊半岛得到政治的统一，但是希腊民族还没有就此建成。民族［Nation］只是由于罗马世界统治的衰亡才成为可能。罗马的世界统治一下子永远结束了小的联盟；军事暴力、罗马的审判权、税收机构彻底瓦解了传统的内部组织。除失去独立和自己特有的组织而外，更加之以军事和民政当局的强暴掠夺：它们先夺走被征服者的资财，然后又以重利贷给他们，为的是让他们能够交纳新的苛捐杂税。在纯自然经济的地区或者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地区，沉重的赋税以及由此引起的对货币的需要，使农民越来越深地陷入被高利贷者奴役的境地，造成了巨大的财产差异，使富者更富，贫者赤贫。对于巨大的罗马世界强权，零散的小部落或城市进行任何反抗都是无望的。被奴役、受压迫、沦为赤贫的人们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怎样才能得救？所有这些彼此利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的不同的人群的共同出路在哪里？可是为了使所有这些人都卷入一个统一的伟大革命运动，必须找到这样一条出路。
这样的出路找到了。但不是在现世。在当时的情况下，出路只能是在宗教领域内。于是另一个世界打开了。肉体死后灵魂继续存在，就渐渐成为罗马世界各地公认的信条。死后的灵魂将为其生前的行为受到某种报偿或惩罚这一信念，也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但报偿是相当靠不住的；古代世界具有强烈的自发唯物主义，它把人世生活看得比冥土生活宝贵得多；希腊人把死后的永生还看成是一种不幸。于是，基督教出现了。它认真地对待彼岸世界的报偿和惩罚，造出天国和地狱。一条把受苦受难的人从我们苦难的尘世引入永恒的天堂的出路找到了。事实上，也只有靠对彼岸世界获得报偿的希望，斯多亚一斐洛学说的弃世和禁欲才得以提升为能吸引被压迫人民群众的一种新的世界宗教的基本道德原则。
但这种天堂乐园决不是一死之后就向信徒们开放的。我们将看 到，以新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天国，只是经过对地狱势力的激烈斗争才被攻克与打开。可是在最初的基督徒的观念中，这种斗争很快就要到来。我们的约翰一开始就表明他的书是启示“必要快成的事”；随后，在第三节，他宣称；
“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昕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基督吩咐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说：“看哪，我必快来。”而在最后一章里天使说，他把“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约翰，并吩咐他；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
基督自己也说过两次（第十二节和第二十节）：“我必快来。”我们以后会看到，人们预期这次降临将怎样快地到来。
《启示录》的作者现在向我们展示的那些幻景，全都是（而且大都一字不易地）从较早的一些范本中抄袭来的。一部分来自旧约中的古典先知，特别是以西结，一部分来自后来按照《但以理书》范式撰写的犹太教启示作品，特别是当时已经写就，至少是部分写就的《以诺书》。圣经批判已经详细查明，我们这位约翰的书中每一个情景，每一个可怕的预兆，每一项降给不信者的灾难——总之，书中的全部材料，是从哪里抄袭来的；这样，约翰不仅暴露出精神上的完全贫乏，而且还清楚地表明，他所描述的那种所谓狂喜和幻景，他连在想象中也没有经历过。
这些幻景出现的经过，简略地说来是这样的。一开始，约翰看到了神坐在宝座上，手里拿有一卷用七印封严了的书，在神面前是被杀过但又复活了的羔羊（基督），他被认为是配揭开那些印的。那些印揭开时，发生了各种各样可怕的奇异的征兆。在第五印揭开时，约翰看见在神的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被杀的基督徒殉道者的灵魂，他们大声喊着说：
“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
随后有白衣赐给他们，并有话劝他们还要等待片刻，因为需要有更多的殉道者被杀。——这样看来，这里还根本没有什么”爱的宗教”，什么”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等等；这里宣讲的是复仇，毫不隐讳的复仇，是应该的、正当的对基督徒迫害者的复仇。而且全篇都是如此。危机越是临近，天上降来的灾难和惩罚越是频繁，我们的约翰就越兴奋地宣布说广大众人还是不想忏悔他们的罪恶，说神的鞭子还应该再向他们头上猛抽，说基督应当用铁杖来放牧他们，并一脚踹翻盛满全能的神的炽烈怒火的酒醡，但又说有罪的人心里仍将顽固不化。这是一种自然的、不夹杂任何伪善的情感；斗争正在进行，而打仗就应当像个打仗的样子。——在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出现七个带着号角的天使，每当其中一个天使吹响号角的时候都有新的可怕征兆出现。在第七个天使吹响号角之后又出现七个天使，带着装满神的大怒的七个碗，向地上倾注；又是新的灾难和惩罚，基本上大部分是令人庆烦地重复已经说过许多次的那些东西。然后，出现了坐在众水上、穿着朱红色衣服、喝醉了圣徒和为耶稣殉道者的血的巴比伦大淫妇；这就是管辖地上众玉的坐落在七座山上的大城。她骑在一匹七头十角兽上。七头代表七座山，也代表七位“王”。在这些王中，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第七位还没有来到，而在他之后，还有最初五位中受了死伤但已医好的一位要来到。末后这一位将在地上做王42个月，或三年半（由七年构成的星期年的一半），将迫害信 徒，置他们于死地，使罪恶居统治地位。但跟着来的是一场大决战，圣徒和殉道者扫灭了巴比伦大淫妇及其所有信从者，即广大众人，从而报了仇；魔鬼被投进无底坑，在那里捆绑1000年，在这段时间内，基督和死去复活的殉道者一同作王。但在1000年完了的时候，魔鬼将又被释放，并将发生一次新的神灵们的大交战，在这一战中魔鬼将被最终战胜。然后发生的是第二次复活，这时其余的死者也将苏醒过来，并在神（注意，不是基督！）面前听候审判，信徒们将进入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而获得永生。
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是以基督教之前的、犹太教的材料构成的，因而这里几乎全都是纯粹犹太教的观念。自从以色列人在这个世界上进入苦难时代，即从必须向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纳贡，以色列和犹太两王国被灭时起，一直到塞琉古的奴役，因而也就是从以赛亚到但以理，在每次灾难时期都有预言说救主将出现。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一至三节里甚至有预言说，保佑犹太人的天使米迦勒将降临，他将救他们脱离大灾难；将有许多死者复活，一种末日的审判将发生，而教人归义的教师将永远发光如星。属于基督教的只有一点，即特别强调基督的王国快要到来，复活了的信徒——主要是殉道者——是光荣的。
对这一预言与当时事件的关系作出解释应归功于德国的批判，特别是埃瓦尔德、吕克和斐迪南·贝纳里。勒南使这种解释连非神学界也能理解。巴比伦大淫妇指的是罗马这个坐落在七座山上的城，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了。至于她骑的那匹兽，第十七章第九至十一节里有下面的话：
“那〈兽的〉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
这里兽指的是罗马的世界统治，顺次由七个皇帝代表，其中一个皇帝受了死伤，不再做王，但将被医好，而且还要回来，作为第八个皇帝来最后完成亵圣渎神的王国。将任凭他
“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兽的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第13章第7—18节）。
我们只指出，由此看来，这里讲的是作为罗马世界强权用以对付基督徒的手段之一的抵制（因而，很明显，这是魔鬼搞出来的），现在我们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已经统治过一次，受了死伤，失了踪，但将按次序作为第八位回转来并将起反基督作用的这位罗马皇帝，究竟是谁呢？
把奥古斯都按次序算做第一，第二该是提比里乌斯，第三是卡利古拉，第四是克劳狄乌斯，第五是尼禄，第六是加尔巴。“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那就是说，尼禄已经倾倒了，而加尔巴还在。加尔巴做王是从68年6月9日至69年1月15日。但紧随他登极之后，守卫莱茵河的军团在维特利乌斯率领下起来暴动，而在其他行省，其他军事长官也在准备军事暴动。就在罗马当地，禁卫兵也起而叛变，杀死了加尔巴，立奥托为帝。由此可以推论，我们的《启示录》是在加尔巴时代写的。很像是在他统治的末期，最迟是在奥托——“第七位”——的三个月（到69年4月15日）统治期间写的。但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第八位究竟是谁 呢？666这个数字将告诉我们。
在闪米特族——迦勒底人和犹太人——中间，当时流行着一种以字母双关义为根据的巫术。大约从纪元前300年开始，希伯来字母也当做数字来使用：a＝1，b＝2唱 ＝3，d＝4等等。喀巴拉占卜术士就是把某个名字的字母数值的总和算出，再设法从这个总和作出预言，例如，用这同一个数值构成一个词或词组，从而对具有此名字的人作出关于其前途的结论。这种数字语言也用做切口之类的东西。这种方术在希腊语叫做gematriah——几何学；专干这一行，并被塔西佗称做数学家的迦勒底人在克劳狄乌斯时代，后来又一次是在维特利乌斯时代，被赶出罗马，大概是因为“太胡闹”的缘故。
666这个数字也正是通过这种数学产生的。它隐含着前五个罗马皇帝之一的名字。但伊里奈乌斯在2世纪末在666这个数字之外，还知道有个数字是616，在许多人仍然知道数字之谜的时候，这个数字还至少是出现过的。[7]如果找到的答案同样适合于这两个数字，那就证明这个答案是准确无误的了。
柏林的斐迪南·贝纳里提供了这个答案。那名字就是尼禄。数字的根据是רקירםמרב（尼禄凯撒）为希腊字Nerôn Kaisar（尼禄皇帝）的希伯来文写法，塔木德367和巴尔米拉铭文都可以证明。帝国东半部铸造的尼禄钱币上都有这种字样。原来n（nun）＝50；r（resch）＝200；w（waw）代替o＝6；n（nun）＝50；k（koph）＝100；s（samech） ＝60；r（resch）＝200；合计＝666。如果我们拿拉丁文的写法Nero Caesar作根据，去掉第二个nun＝50，我们就得出666—50＝616，即伊里奈乌斯的那个数字。
实际上，在加尔巴时代，整个罗马帝国突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加尔巴自己就曾率领着西班牙和高卢的军团进军罗马来打倒尼禄。尼禄逃跑了，并命令一个被释的奴隶把他杀死。但不仅罗马的禁卫兵，而且各行省的军事长官都阴谋反对加尔巴；到处都出现了新的王位追求者，准备带着他们的军团开向首都。看来帝国的内战在所难免，崩溃之日已经临近。除这一切之外，还流传着一种谣言，特别是在东方，说尼禄并没有被杀死，只是受了伤，逃到安息人那里去了，并将率领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回来，好进行新的、更加凶残的恐怖统治。亚该亚和亚细亚对这些消息尤其感到恐怖。而且大约在写《启示录》的时候，恰好出现了一个假尼禄，带着相当多的归附者盘踞在帕特莫斯和小亚细亚附近爱琴海的基斯诺斯（现在的塞尔米亚）岛上，直到他在奥托时代被杀死为止。在受尼禄第一次严重迫害的基督徒中间流传一种看法，认为他将作为一个反基督者重新回来，认为他的回来以及必然与之俱来的、残忍地消灭新宗派的更加坚决的企图，将是一种先兆和前奏，预示基督将重新降临，预示将要对地狱的势力进行一场伟大的、胜利的决战，预示那殉道者出于信仰就为之欣然赴死的千年王国357“很快”即将来临，难道是奇怪的事吗？
最初两个世纪的基督教的文献和受基督教影响的文献，充分表明，666这个数字的秘密是当时很多人都知道的。伊里奈乌斯固然已经不知道这个秘密，但他也像很多其他活到3世纪末的人一样，知道《启示录》里的兽是暗指回来的尼禄。后来连这个线索也失去了，我们所研究的这篇著作便被正统的占卜术士作了荒诞的解释；我自己在幼年时也还认识一些老年人，他们继老约翰·阿尔布雷希特·本格尔之后，在那里等待1836年出现世界的末日和末日的审判。这个预言应验了，而且恰恰就在那一年。不过末日的审判没有落到罪恶世界的头上，而是落到了《启示录》的虔诚的解释者自己的头上。因为正是在1836年，斐·贝纳里给666这个数字提供了一把钥匙，从而给一切预言性的数字演算，给这种新式的几何学带来一个可怕的末日。
关于等待着信徒的天国，我们这位约翰只能作最表面的描写。新耶路撒冷相当大，至少就当时的概念来说是这样：它是正方形的，每边长12000斯达第＝2227公里，因此它的面积差不多有500万平方公里，比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半还要大；它是用纯金和宝石筑成的。那里有神居住在信神者中间，他代替太阳为他们照耀，那里再没有死亡，再没有忧愁，再没有苦难；生命之水的河从城中流过，河两岸长着生命之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有果子成熟；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勒南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治病的茶叶——《反基督者》第542页）。圣徒们在这里将永生。
就我们所知，68年前后，基督教在其主要所在地小亚细亚就是这样。神圣的三位一体连影子也没有，相反，只有晚期犹太教的那个旧的单一而不可分的耶和华，他在犹太教晚期，从犹太民族的神一跃而为天地间唯一最高的神，他要统治一切民族，他对改宗者许以恩泽，给不驯者以无情的毁灭，他信守古代的老规矩；宽恕降服者，制服傲慢者。因此，在末日的审判时高坐在审判席上的也就是这位神，而不是像晚出的福音书和使徒书信所描写的那样是基督。按照晚期犹太教从波斯吸收的流出说，羔羊基督一开始是从神产生出来的，由于误解富有诗意的一个段落（《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而造成的“神的七灵”虽然地位较低，也永远是从神产生出来的。他们都不是神，也不与神等同，而是从属于神。羔羊自己为世界罪恶赎罪而牺牲自己，为此它的地位在天上得到了相当的提升，因为这种自愿的牺牲在全篇中都是被当做特殊功勋，而不是内在本质必然产生的。不言而喻，还少不得有一整套天宫建制；天使长、基路伯、天使和圣徒。为要成为宗教，一神论从远古时代就不能不向多神论作些让步，曾德一阿维斯陀368便己开其端。犹太人慢慢地转向异教徒的诸具体神，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在流放369以后有了波斯式的天宫建制从而使宗教更适应于人们的想象的时候。就连基督教本身甚至在用自身有异的、神秘的、三位一体的神代替了永远等于自身的、不变的犹太神以后，也只是凭着对圣徒的崇拜才能在人民大众中间把对诸旧神的崇拜排除掉；例如，按照法耳梅赖耶尔的说法，在伯罗奔尼撒，在迈纳，在阿卡迪亚，对丘必特的崇拜只是在大约9世纪时才完全消失（《摩里亚半岛史》[8]第1册第227页）。只有现今的资产阶级时代及其新教，才又把圣徒取消，终于认真奉行自身有异的神的一神论。
我们分析的这篇作品也同样不知有原罪与因信称义之说。这些最初的战斗的团体的信仰，与后来胜利了的教会的信仰完全不同。除羔羊的赎罪的牺牲外，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临近的基督再临和快要到来的千年王国；而用来树立这种信仰的手段只是：进行积极的宣传，对内外敌人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异教徒的法庭上昂首承认自己的革命观点，决心随时为将来的胜利而殉道。
我们已经看到，作者尚未意识到自己与犹太人有所不同。相应地，全篇没有一个地方讲到洗礼，倒是有许多其他地方使我们相信，洗礼是基督教的第二个时期的制度。144000个犹太信徒曾受“印记”，而不是受洗。讲到天上的圣徒和地上的信徒时说，他们洗去了自己的罪恶，洗净自己的臼衣服，用羔羊的血使它们变得鲜明洁亮；根本没有提到洗礼圣水。在反基督者出现以前的那两个先知（第十一章），也没有给任何人行洗礼，而且，照第十九章第十节的话看来，耶稣的见证不是洗礼，而是预言中的灵意。在所有这些场合，自然是该提到洗礼的，如果当时洗礼已经通行的话；因此，我们差不多可以有绝对把握得出结论说，我们这位作者不知道有洗礼，洗礼是在基督徒同犹太人最后分手的时候才出现的。
关于第二种更晚出的圣礼——圣餐礼，作者也同样一无所知。在路德的译文中写到基督许诺每一个信仰坚定的推雅推喇人到他那里并同他进圣餐，这只能导致误解。在希腊文本中是deipnêsô——我将（同他）进晚餐，英文本圣经完全正确地译为；
I shall sup with him。关于圣餐，即使作为一种悼念餐，这里也绝对没有谈到。
我们这篇以如此独特方式证实了写作时间为68年或69年的作品，在一切基督教文献中最为古老，这是无可怀疑的。找不到其他任何一篇作品，文字写得这样粗俗，满纸是希伯来腔调、荒谬的构句和文法错误。例如在第一章第四节中有一句话，现照录如下；
“但愿从那今在背在将在有恩惠与平安赐给你们。”
至于说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是对现已佼失的著作的后来的加工品，这些佚失著作的微弱的历史核心在传说的层层笼罩之下现在已经辨认不出；就连那几篇所谓”真正的”使徒书信，也如布鲁诺·鲍威尔所说，或者是更晚的作品[9]，或者最多也只是无名作家的旧著经过增补以后的加工品——这在目前只有职业神学家或其他立场偏颇的历史编纂学家才加以否认。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这里有了这样一篇作品（对其写作时间的判定已经精确到几个月以内），这篇作品给我们描绘出形态最不发展时的基督教，这种形态的基督教对于4世纪时有着完备的教条和神话的国教的关系，大致有如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那种尚未固定的神话对于受基督教和古典古代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见于《艾达》29的神话的关系。这里是一种世界宗教的幼芽，但这种幼芽却已均等地包含着上千种的发展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后来体现为无数的宗派。这部基督教形成时期的最古老的文献对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以纯净的形式告诉我们，犹太教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派370的强烈影响之下，把什么带进了基督教。所有后来的东西，都是西方，希腊罗马附加进去的。只是通过一神论的犹太宗教的媒介作用，后来的希腊庸俗哲学的文明的一神论才能够取得那种唯一使它能吸引群众的宗教形式。但找到了这样一种媒介以后，它也只有在希腊罗马世界里，借助于希腊罗马世界所达到的思想成果而继续发展并且与之相融合，才能成为世界宗教。
弗·恩格斯写于1894年6月19日—7月16日之间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13年卷第1册第1、2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
[1] 伊斯兰教世界的宗教起义，特别在非洲，是一种奇特的与此相反的情况。伊斯兰这种宗教适合于东方人，特别适合于阿拉伯人，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因游牧民族。而这里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教律”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厉习俗的贝都因人，则以忌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叛教者，恢复对教义、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叛者的财富作为奖赏而收归己有。100年之后，他们自然也处于这些背叛者所处的同样的地位，这时需要再来一次信仰净化，于是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再从头演起。从非洲的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和阿尔摩哈德王朝对西班牙进行侵略战争起，直到喀土穆的那位最后的马赫迪非常成功地抗击英国人55止，情况就是如此。波斯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起义，情况也相同或大致相同。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让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与此相反，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的人民起义中，宗教外衣只是用来作为进攻陈旧经济制度的旗帜和掩盖物；陈旧的经济制度最终被摧毁，为新的经济制度所取代，世界向前迈进。
[2] 厄·勒南《基督教起源史》1863—1883年巴黎版第1—8卷。——编者注
[3] 琉善《佩雷格林之死》第11—14和16章。——编者注
[4] 即康莫迪安《反犹太人和异教徒的护教歌》。——编者注
[5] 塔西佗《编年史》第12篇第52章和《历史》第2篇第62章。———编者注
[6] 摘自海涅的诗《安心》。——编者注
[7] 伊里奈乌斯《反异端五书》第5卷第28—30章。——编者注
[8] 即雅·法耳梅赖耶尔《摩里亚半岛中世纪史》1830年斯图加特一蒂宾根版。——编者注
[9] 在《社会发展》杂志上发表的经作者同意的法译文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就连蒂宾根学派还认为真本的那三、四篇使徒书信，也都如布鲁诺·鲍威尔通过深刻分析而指出的，不过是更晚时期的作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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