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全十卷） -> 第四卷
弗·恩格斯
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213〕
卡尔·马克思的小册子《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的序言[1]
1847年底，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会议。214这是英国工厂主在当时开展的争取自由贸易运动中的一个战略步骤。1846年废除谷物法215标志着他们在国内取得胜利，现在他们又打入大陆，以准许大陆向英国自由输入谷物为交换条件，要求让英国的工业品自由进入大陆市场。在这次会议上，马克思报名演讲，但是，不出所料，事情是这样安排的；轮到他发言之前，会议就闭幕了。因此，马克思只好把原来准备好的关于自由贸易的讲话，对布鲁塞尔民主协会137讲了，他当时是这一国际组织的副主席之一。
实行自由贸易还是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这一问题目前在美国已经提上日程，所以人们认为发表马克思演说的英译文是有帮助的，并且要我为这个英译文写一篇序言。
马克思说：“保护关税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资本化、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2]保护关税制度在17世纪产生的时候是这样，在进入19世纪的时候仍然是这样。保护关税制度当时被认为是西欧一切文明国家的正常政策。只有德国的和瑞士的小邦是例外，这并不是因为它们不喜欢这种制度，而是因为在这样小的领土上无法采用这种制度。
现代工业体系即依靠用蒸汽发动的机器的生产，就是在保护关税制度的卵翼之下于18世纪最后30多年中在英国孵化和发育起来的。而且，好像保护关税政策还不够似的，反对法国革命的几次战争又帮了忙，确保了英国对新工业方法的垄断。英国的战舰割断英国在工业上的竞争者同他们各自的殖民市场之间的联系达20多年之久，同时又用武力为英国贸易打开了这些市场。南美各殖民地脱离了它们的欧洲宗主国，英国侵占了法国和荷兰的所有重要的殖民地，印度被逐渐征服——这就把所有这些广大地区的居民变成了英国商品的消费者。于是，英国在国内市场上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又有了在国外强加给其商品的可能消费者的自由贸易作为补充。由于两种制度的这样巧妙的结合，到1815年战争结束时，英国获得了一切重要工业部门的世界贸易的实际垄断权。
在接下来的和平年代中，这种垄断权继续扩大和加强。英国在战争时期所取得的优势逐年增长；看来，它把它的一切可能的竞争者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越来越远地抛在后面了。使输出工业品的数量不断增长，实际上成了关系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这条道路上看来只有两个障碍；其他国家的禁止性或保护性立法，以及输入英国的原料和食品的进口税。
于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重农学派216及其英国继承者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学说，就在约翰牛的国家里流行起来。就国内来说，工厂主是不需要实行保护关税制度的，他们已打败了一切外国竞争者，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出口的扩大。就国内来说，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仅仅有利于食品和其他原料的生产者，有利于有农业收入的人，在英国当时的条件下也就是收地租的人，即土地贵族。而对于工厂主，这种保护关税制度是有害的。由于征收原料税，用这种原料加工的商品的价格便提高了；由于征收食品税，劳动的价格便提高了；保护关税制度使英国工厂主在这两方面同他们的外国竞争者相比都处于不利的地位。而由于所有其他国家向英国输出的主要是农产品，从英国输入的主要是工业品，废除英国对谷物和原料的保护关税，一般地说同时也就是要求外国相应地废除，至少是降低他们对英国工业品征收的进口税。
经过长期而激烈的斗争以后，英国的工业资本家取得了胜利，他们在当时实际上就已经是全民族的领导阶级，这个阶级的利益当时成为主要的民族利益。土地贵族被迫让步。谷物税和其他原料税被废除了。自由贸易成了风行一时的口号。当时英国工厂主及其代言人即政治经济学家的下一个任务是，使所有其他国家都改奉自由贸易的教义，从而建立一个以英国为大工业中心的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成为依附于它的农业区。
这就是召开布鲁塞尔会议和马克思准备这篇演说时的情况。尽管他承认，在某些条件下，例如在1847年的德国，保护关税制度仍然可能有利于工业资本家；尽管他证明，自由贸易并不是能够消除工人阶级所遭受的一切祸害的万应灵药，甚至还可能加重这些祸害，但是，他归根结底在原则上还是表示赞成自由贸易。在他看来，自由贸易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条件。只有实行自由贸易，蒸汽、电力、机器的巨大生产力才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这种发展的速度越快，也就会越快、越充分地实现其不可避免的后果；社会分裂为两个阶级——一面是资本家，一面是雇佣工人；一边是世袭的富有，另一边是世袭的贫困；供过于求，市场无法吸收日益增加的大量的工业品；不断重复出现周期——繁荣、生产过剩、危机、恐慌、慢性萧条、贸易逐渐复苏，这种复苏并不是持续好转的先兆，而是新的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先兆；一句话，生产力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生产力与其赖以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不能相容，使这种制度成了生产力不能忍受的桎梏；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实行社会革命，把社会生产力从过时的社会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把真正的生产者、广大人民群众从雇佣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而由于自由贸易是这种历史演进的自然的、正常的环境，是最迅速地使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所必需的条件得以造成的经济培养基——由于这个原因，而且只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才宣布赞成自由贸易。
无论如何，紧接着自由贸易在英国获胜以后的那些年代，看来是证实了对于建立在这个胜利基础上的繁荣所抱的最大希望。英国的贸易达到了神话般的规模；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新的炼铁厂和新的纺织厂大批出现，到处都在建立新的工业部门。诚然，在1857年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但是，危机被克服了，贸易和工业很快又重新蓬勃高涨起来，直到1866年爆发了新的恐慌为止，这次恐慌看来标志着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
1848年到1866年期间英国工业和贸易的空前发展，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废除食品和原料的保护关税引起的。但是，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同时还发生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也促进了这一发展。在这些年代，发现并开采了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从而极大地增加了世界市场上的流通手段；这些年代标志着蒸汽发动的运输工具对其他各种运输工具的最终胜利；在海洋上，轮船这时已经取代了帆船；在陆地上，铁路在一切文明国家中都占据了第一位，碎石公路次之；这时运输的速度是过去的四倍，而运费只有过去的四分之一。因此，在如此有利的条件下，利用蒸汽进行生产的英国工业，依靠损害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外国家庭工业而扩大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难道其他各国就应该坐视不动，温顺地听任这一变化使自己沦为英国这个“世界工厂”的简单的农业附庸吗？
其他各国并没有这样做。法国在将近200年中在自己的工业的周围筑起了一道保护性和禁止性关税的真正的万里长城，并且在一切奢侈品和工艺品的生产方面获得英国也完全难以与之争胜的优势地位。瑞士在实行彻底的自由贸易的情况下，拥有了英国的竞争也损害不了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业部门。德国实行了比欧洲大陆其他任何大国都自由得多的关税制度，因而以一种甚至比英国还要快的速度发展着自己的工业。而美国，由于1861年的内战，一下子使它只能依靠自己的资源，不得不设法满足突然产生的对各种工业品的需求，而它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建立自己本国的工业。随着战争的停止，战争所产生的需求没有了；但是新的工业依然存在，并且要对付英国的竞争。战争使美国人觉悟到：一个民族，有3500万人口（这个数字至多在40年内就能增加一倍），又拥有巨大的资源，而周围的邻国在许多年中还不得不主要从事农业——这样一个民族，有“天定命运”217要在主要消费品方面不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不依赖外国工业。于是，美国实行了保护关税制度。
大约在15年以前，我和一个看来是同炼铁业有关系的、有学识的格拉斯哥商人同乘火车。当话题谈到美国的时候，他就向我大发一通关于自由贸易的老一套的议论：“像美国人这样精明的生意人居然向自己本土的炼铁业老板和工厂主进贡，而他们本来可以在我们国家里买到同样的甚至更好的商品，而且比他们的便宜得多，这难道不令人费解吗？”他还向我举出例子，证明美国人为了使几个贪婪的炼铁业老板发财，担负着多么高额的赋税。“不错”，我回答说：“不过我认为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您知道，在煤炭、水力、铁矿和其他矿藏、廉价食品、本土生产的棉花以及其他各种原料方面，美国拥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没有的大量资源和优越条件；而只有当美国成为一个工业国的时候，这些资源才能得到充分的开发。您也应该承认，现在，像美国人这样一个大民族不能只靠农业生存，因为这等于让自己注定永远处于野蛮状态和从属地位；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一个大民族能够没有自己的工业而生存下去。所以，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工业国，如果它有各种机会不仅赶上而且超过自己的竞争者，那么在它面前就有两条可行的道路：或者是实行自由贸易，进行比如说50年费用极大的竞争战来对抗领先近100年的英国工业；或者是利用保护关税在比如说25年中把英国工业品挡在门外，从而几乎有绝对把握在25年以后自己就能够在自由的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两条道路中哪一条最经济、最便捷呢？问题在这里。如果你想从格拉斯哥到伦敦去，你可以乘议会火车218每英里花一便士，每小时走12英里。但是你不会这样做。你的时间太宝贵了，你会坐特别快车，每英里花2便士，每小时走40英里。所以，美国人情愿花特别'快车的钱，以特别快车的速度前进。”我这位苏格兰的自由贸易论者无言以对。
因此，作为人为地制造工厂主的手段，保护关税制度不仅可以对还在同封建制度作斗争的尚未充分发展的资本家阶级有用，而且也可以对于像美国这样一个从未见过封建制度，但是已经达到势必从农业向工业过渡这一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新兴资本家阶级有好处。处于这种状况的美国，决定采用保护关税制度。自从实行了这一决定以来，已经大约经过了我对我的旅伴所说的那个25年，如果当时我没有讲错的话，那么保护关税制度对美国应该已经起到了自己的作用，而现在该要变成一种障碍了。
这就是我一些时间以来所持的看法。大约两年以前，我对一位美国的保护关税论者说过：“我确信，如果美国实行自由贸易，它10年以内将在世界市场上打败英国。”
保护关税制度再好也不过是一种无限螺旋，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能把它拧到头。你保护一个工业部门，同时也就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一切其他工业部门，因此不得不把它们也保护起来。这样一来，你又给你原先保护的那个工业部门造成损失，不得不补偿它的损失；可是，这一补偿又会像前面的情况一样，影响到一切其他行业，因而使它们也有权利要求补偿，于是就这样循环往复，永无尽头。美国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用保护关税制度扼杀一个重要工业部门的令人吃惊的例子。1856年合众国的航运进出口总额共计641604850美元；其中75．2%用美国船只载运，只有24．8%用外国船只载运。英国的远洋轮船当时就已经排挤美国的帆船了；但是，在1860年的海上贸易总额762288550美元中，美国船只的载运量仍然占66.5%。内战爆发了，对美国的造船业实行了保护关税制度；这一措施非常成功，以致美国国旗在公海上几乎完全消失了。1887年合众国的海上贸易总额共达1408502979美元，但是其中只有13.8%用美国船只载运，86.2%都用外国船只载运。1856年美国船只载运的商品总值为482268274美元，1860年为507247757美元。1887年已经下降到194356746美元。[3]40年前，美国国旗是英国国旗的最危险的竞争者，在海洋上大有超过后者之势；现在它完全不行了。造船业实行保护关税，既扼杀了航运业，又扼杀了造船业。
还有一点。生产方法的改进在当代是这样迅速地接连不断地出现，是这样突然而彻底地改变着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的性质，以致昨天还可以有相当优势的保护关税，今天就不再是那样了。下面我们从财政部长1887年度的报告中再举另一个例子：
“近年来在羊毛精梳机器方面实现的改进，使商业上所谓精纺毛织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致精纺毛织品在很大程度上排挤了做男服用的普通毛织品。这种变化……给我们本国生产这些〈精纺毛织类的〉商品的工厂主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因为他们用来制造这些商品的羊毛，同用来制造普通毛织品的羊毛，所抽的税是一样的；然而，普通毛织品每磅价格在80分以下的，税额是每磅35分和价值的35%，而精纺毛织品价格在80分以下的，税额是每磅10分至24分和价值的35%。在某些情况下，用来制造精纺毛织品的羊毛，所抽的税竟超过了成品税。”
这样一来，昨天保护本国工业的措施，今天变成了对外国进口商的奖励；财政部长[4]说得对：
“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认为，如果关税法不做相应的改变，精纺毛织品的生产在我国很快就要停止。”（第XIX页）
但是，要改变它，你就必须同从目前这种情况中得到好处的生产普通毛织品的工厂主作斗争，你就必须大干一场，以便说服国会两院中的多数，并且最后说服国内的公众舆论拥护你的观点；但问题是，这样做上算吗？
而保护关税制度最糟糕的一点是，一旦实行，就难以摆脱。调节合理的税率很不容易，转过来实行自由贸易更困难得多。使英国有可能在不多的几年中就实现了这一转变的那些条件不会重新出现。而且即使是在英国，1823年（哈斯基森）开始的斗争也是在1842年才初次获得成功（皮尔税则）219，而且在谷物法废除以后又继续了好几年。所以，在丝纺织业（唯一还害怕外国竞争的工业部门）中保护关税制度就延长了若干年，后来又被允许以另一种十分不光彩的形式继续存在；纺织工业的其他部门都遵从限制女工、未成年工和童工工作时间的工厂法令220，丝纺织业却享有种种例外，不受一般规则的约束，可以雇用比纺织工业其他部门年龄更小的童工，可以让童工和未成年工工作更长的时间。伪善的自由贸易派221在外国竞争者面前放弃了垄断地位，但是他们又用损害英国儿童健康和生命的办法恢复了它。
不过，在将来，任何一个国家从保护关税制度转向自由贸易都不可能再有当时英国所拥有的那种条件，即一切工业部门，或者说几乎一切工业部门，都能够在自由市场上同外国竞争相抗衡。早在可以期望有这种幸运的状况以前很久，就会出现实现这一转变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会在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门中在不同的时间表现出来；这些部门的彼此矛盾的利益将会引起大有启迪意义的争吵、议会走廊中的阴谋诡计和议会会场内的勾心斗角。机器制造厂、机械厂或造船广的厂主可能认为，对炼铁业老板的保护关税制度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商品的价格，以致他们的出口由于这一点，而且仅仅由于这一点而受到阻碍；生产棉织品的厂主会说，如果不是由于对纺纱厂厂主的保护关税制度，使他不得不用高价去买棉纱的话，他本来是可以把英国布从中国和印度的市场中排挤出去的，如此等等。民族工业的某一个部门一旦彻底占领了国内市场，出口便成了它的必然要求。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一个工业部门不是扩大，就是衰落。一个行业不可能维持原状不变；停止扩大就是破产的开始；力学和化学发明的进程不断排挤着人的劳动，并且促使资本更加迅速地增加和积聚，从而在每一个停滞的工业部门中都造成工人和资本的过剩，过剩的工人和资本在任何地方都用不上，因为同一过程也发生在所有其他工业部门。于是，从国内贸易转向出口贸易便成为各有关工业部门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另外一些人的既定的权利和既得的利益却同它们发生冲撞，因为这些人迄今仍认为保护关税制度比自由贸易更安全，或者更有利。这样便发生了自由贸易派同保护关税派之间的长期而顽强的斗争；双方对于这一斗争的领导权都很快从直接有利害关系的人手中转入职业政客、各传统政党的头目们的手中，对这些人有好处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使问题永远悬而不决；其结果是，在花去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以后，实行了有时是有利于这一方，有时是有利于那一方的一系列妥协，这些妥协虽然绝不是重大的，但也是朝着自由贸易方向的缓慢进步——在保护关税制度还没有使民族完全不能承受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而目前美国的情况看来也正是如此。
可是，还有另一种最坏的保护关税制度——就是德国正在实行的那种。在1815年以后德国也很快开始感到有必要更迅速地发展自己的工业。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第一个条件就是废除德国各小邦之间的无数关税壁垒和它们的形形色色的财政立法以建立国内市场，换句话说，就是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即Zollverein222。要实现这一点，只能是以自由关税作为基础，其目的主要在于增加国家收入，而不是保护本国生产。在其他任何条件下，都无法说服各小邦加入关税同盟。因此，新的德国关税虽然也略微保护了一些工业部门，但是在它实行的当时，却是自由贸易立法的典型；而且现在它还是这样，尽管从1830年以来大多数德国工厂主一直大声疾呼要求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但是，在实行这种非常自由的关税的情况下，尽管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的德国家庭工业遭到依靠蒸汽进行生产的英国工厂竞争的无情排挤，从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的转变在德国还是逐渐地实现，而且现在转变已经接近完成。德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也以同样速度进行；而且从1866年开始，一些有利的政治事件也起了促进作用；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联邦立法机关，从而保证了工商业立法的一致，以及币制和度量衡制度的统一；最后是法国的几十亿的流入。这样，1874年前后，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贸易额就占据了第二位而仅次于英国[5]，而德国在工业和交通方面采用的蒸汽发动机，比欧洲大陆的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因此，这也就证明，甚至在现在，尽管英国工业遥遥领先，一个大国也能够经过努力做到在自由市场上同英国成功地竞争。
这时，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正当自由贸易看来对德国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的时候，德国却转而实行了保护关税制度。这一转变毫无疑问是荒唐的，但却是可以解释的。当德国还是谷物输出国的时候，整个农业集团，正如整个航运业一样，都狂热地主张自由贸易。但是在1874年，德国不仅不能出口谷物，而且需要进口大量的谷物。大概就是这个时候，美国大量的廉价谷物开始涌入欧洲；这些谷物到了哪里，那里的土地的货币收入就会减少；地租也会因此减少，从这个时候起，整个欧洲的农业集团就开始大声疾呼要求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与此同时，德国工厂主由于法国几十亿流入造成的不计后果的贸易过度而大吃苦头，英国则由于工业从1866年危机以后一直处于慢性萧条状态，用国内卖不出去的商品充斥它能进人的一切市场，以不惜亏本的低价在国外抛售这些商品。这时，德国工厂主虽然本身也与出口有莫大的利害关系，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把保护关税制度看做保证自己独占国内市场的手段了。而完全由土地贵族和乡绅地主把持的政府自然也非常高兴利用这一机会采用地主和工厂主都需要的保护关税，从而使收地租者获利。1878年，对农产品和工业品都实行了高额的保护税率。224
结果，德国工业品的出口从此以后便直接由本国消费者承担费用了。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都成立了“瑞恩”或者“托拉斯”来调节出口贸易，甚至调节生产本身。德国的炼铁业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公司，大部分是股份公司的手中，它们合在一起能够生产的铁，约为全国所能吸收的平均消费量的四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互相竞争，这些公司成立了一个托拉斯，负责在这些公司之间分配同外国人签订的所有合同，根据每一个具体情况确定由哪一家公司来实际投标承包。这个“托拉斯”在几年以前甚至还同几个英国的炼铁业老板达成了协议，但是这种情况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同样，威斯特伐利亚各煤矿（它们每年生产3000万吨左右）也成立了一个托拉斯来调节生产、合同投标和价格。总之，任何一个德国工厂主都会告诉你，保护关税给予他的只有一点：他在国外市场上被迫以不惜亏本的价格出售商品而遭受的损失，可能在国内市场上得到补偿。不仅如此。这种为工厂主实行的荒唐的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抛给工业资本家的一种贿赂，以诱使他们支持一种更惊人的给予土地所有者的垄断权。不仅所有农产品要征收与年俱增的高额进口税，而且在土地所有者拥有的大块土地上经营的某些农村企业，实际上也由公众掏钱津贴。甜菜糖工业不仅受到关税的保护，而且还得到作为出口奖金的巨额款项。一位熟悉内情的人指出，即使把出口的糖全部抛在海里，工厂主还是可以从政府奖金中取得收益。同样，由于最近的一项立法，马铃薯酒厂的厂主们也每年从公众的腰包中得到大约900万美元的赠款。由于在德国的东北部几乎每一个大土地所有者都或者有一个甜菜糖厂，或者有一个马铃薯酒厂，或者两者兼有，所以毫不奇怪，世界简直已被他们的产品淹没了。
这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导致破产的政策，对于一个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来维持自己的工业在中立市场上的地位的国家来说，会加倍地导致破产。在德国，因为存在大量人口（尽管人口外流，人口还在迅速增加），甚至在情况最好的时候工资也只能维持在半饥半饱的水平上，而由于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引起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工资就要提高。那时，德国的工厂主就不能够像现在极其常见的那样用克扣自己工人的正常工资的办法来补偿自己商品的不惜亏本的低价，他们就会被排挤出市场。德国的保护关税制度正在杀害一只下金蛋的母鹅。
法国也由于保护关税制度的后果而吃了苦头。在这个国家，这种占据支配地位达200年的制度几乎成了民族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是现在，它却越来越成为绊脚石。生产方法的不断改变已经提上日程，但是保护关税制度却挡住了路。丝绒的背面现在都用细棉线织成；法国工厂主或者要为购买这种棉线付出由保护关税造成的高价，或者要遭到官厅无限期的延窘，这种延看完全抵消了政府由于这一价格而给的出口退税补贴，所以，丝绒工业就从里昂向克雷费尔德转移，因为那里细棉线的由保护关税造成的价格要低得多。前面已经谈到，法国出口的主要是奢侈品；在这个部门中法国货的精美程度直到现在还是无法超过的，但是在全世界这种产品的主要消费者是我们当代的那些没有教养、毫无审美能力的资本家暴发户，别人常常把便宜而低劣的德国或英国的假货冒充真正的法国货以极其昂贵的价钱卖给他们，他们也感到十分满意。销售这种除法国以外哪里也不能制造的特产的市场正在不断缩小，法国工业品的出口额只是勉强维持着原来的水平，不久一定会下降。法国能够用什么样的新商品去代替那些出口销路正在衰落的商品呢？如果说这里还有什么办法的话，那只能是大胆地实行自由贸易，让法国工厂主走出他们所习惯的温室般的环境，重新到户外去同外国对手进行竞争。的确，如果不是由于科布顿的1860年条约225而采取了走向自由贸易的微小而并不坚决的步骤，整个法国贸易早就会开始萎缩了。不过，这一步骤的作用已经消耗殆尽，需要有一服更强有力的这一类滋补剂。
俄国未必值得一提。在那里，关税要用黄金，而不是用国内贬了值的纸币来支付，而保护关税首先也是用来为贫困的政府提供它同外国债主打交道所必需的现金；这种关税通过彻底排挤外国商品完成它的保护使命之日，也就是俄国政府破产之时。但是，这个政府却在安慰它的臣民，要他们相信有望靠这种关税把俄国变成一个食品、原料、工业品、工艺品都不仰仗外国人的完全自给自足的国家。对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俄罗斯帝国幻觉信以为真的人，其水平同一个爱国心切的普鲁士中尉不相上下，这个中尉走进商店要买—个球形仪，不过不是要地球仪或天球仪，而要一个普鲁士球形仪。
再回过来谈美国。已经有足够的征兆说明，保护关税制度已经为合众国尽到了力，它得到取消的通知越早，对一切人就越好。这些征兆之一，就是在受保护的工业部门中成立了“瑞恩”和“托拉斯”，为的是更充分地利用给予它们的垄断权。“瑞恩”和“托拉斯”是道地的美国组织，凡是它们利用了天然优势的地方，人们尽管不乐意，一般也得昕命于它们。宾夕法尼亚的石油生产转由“美孚油公司”垄断226，是完全合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过程。但是，精糖厂的厂主们企图把民族给予它们对付外国竞争的保护变成垄断权来反对本国消费者，即反对给予这一保护的民族本身，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然而，大的精糖厂厂主们成立“托拉斯”的目的正在于此。227而糖业托拉斯也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在受保护的工业部门中成立类似的托拉斯，是一种最可靠的标志，表明保护关税制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它保护工厂主，已经不是为了对付外国进口商，而是为了对付国内消费者；它至少在相关的特殊部门中已经制造出足够多的，甚至是太多的工厂主；它装到这些工厂主钱袋中的钱，是抛掉的钱——同德国的情况完全一样。
在美国，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有一个为保护关税制度辩护的论据，说自由贸易只会对英国有利。事实再好不过地证明情况恰恰相反：在英国不仅农业主和地主，甚至连工厂主也都正在变成保护关税制度的拥护者。就在自由贸易论者“曼彻斯特学派”221的故乡，在1886年11月1日，曼彻斯特商会讨论了下面这个决议；
“本商会一直指望其他各国会以英国为榜样实行自由贸易，但是在徒然等待了40年以后，本商会认为，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到来。”
诚然，决议是被否决了，但是是22票对21票！况且这是发生在棉纺织工业的中心，即英国工业唯一一个在自由市场中仍然无疑占着优势的部门的中心！但是问题在于，甚至在这个部门中，发明创造的天才也已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去了。棉纺织工业的纺纱机和织布机方面的最新改进几乎全部出自美国，而曼彻斯特只能是加以采用。在各种工业发明方面，美国已经肯定地起着领头作用，而为了争夺第二位，德国正在紧紧追赶着英国。英国越来越认识到，它的工业垄断地位是一去不复返地丧失了，同其他各国相比，它正在不断丧失地盘，而它的竞争者却正在取得进展，它正落到只得满足于作为许多工业国之一的地位，而不再像过去梦想的那样，要成为“世界工厂”。为了避开这种即将面临的命运，那些在40年前认为唯有自由贸易才是救星的人的儿子们，现在却如此狂热地呼吁实行用“互惠贸易”和报复性关税拙劣地掩盖起来的保护关税制度。当英国工厂主开始认为自由贸易正在使他们破产，并要求政府保护他们对付外国竞争者的时候，这些竞争者通过抛弃今后毫无用处的保护关税制度来反击并且用英国自己的武器——自由贸易来摧毁日益衰微的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时刻也就确实到来了。
但是，我已经谈过，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不过你要再摆脱它就不那么容易了。立法机关采用了保护关税制度以后，就造成了一些同这一制度有很大利害关系的集团，并且对这些集团承担了责任。而在这些与此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各种不同的工业部门——中，并不是每个集团在同一时间都同样做好准备面对公开的竞争。有些会拖拖拉拉地走在后面，另一些则已经不需要保护关税制度这个保姆。这种处境上的差别，将引起常见的议会走廊上的阴谋，而且这本身就是一种可靠的保证，可以在决定实行自由贸易时，使那些被保护的工业部门受到非常宽厚的待遇，正如1846年以后英国丝纺织业的情况那样。在目前条件下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这种改变在原则上确定下来，自由贸易派就必须屈从于这种情况。
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制度的问题，完全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范围内兜圈子，因此对于我们，即要求消灭这一制度的社会主义者说来，没有什么直接的兴趣。但是，它间接使我们感到兴趣，原因在于我们应该希望现代生产制度尽可能自由地、迅速地发展和扩大，因为与它同步，作为它的必然后果并且必定要把这整个制度加以摧毁的经济现象也将发展起来，这些现象就是；生产过剩造成广大人民群众的贫困；这种生产过剩不是引起周期性的市场商品充斥和与恐慌相伴随的抽逃资金，就是引起贸易的长期停滞；社会分裂为人数很少的大资本家阶级和人数众多的实际是世袭的雇佣奴隶——无产者阶级，这些无产者的人数不断增长，同时不断受到节约劳动的新机器的排挤；一句话，社会走进了死胡同，除了彻底重新塑造构成这个社会的基础的经济结构以外，没有别的出路。从这一观点出发，马克思在40年前宣告原则上赞成自由贸易这个更进步的办法，因而也是能最快速地把资本主义社会带进这个死胡同的办法。但是，如果说马克思根据这个理由宣布赞成自由贸易，那么，这不是会成为现代社会秩序的每一个拥护者反对自由贸易的理由吗？如果说自由贸易理应是革命的，那么，所有好公民不是应当投票赞成保护关税制度这个保守的办法了吗？
如果目前有一个国家接受自由贸易，它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让社会主义者高兴。它这样做是因为自由贸易已经成了工业资本家的一种必要。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拒绝自由贸易而抓住保护关税制度不放，好让期待社会灾难的社会主义者大失所望，那么这也丝毫无损于社会主义的前途[6]。保护关税制度是人为地制造工厂主的办法，因此也是人为地制造雇佣工人的办法。不可能造成前者而不造成后者。雇佣工人到处都和工厂主形影相随；他们像贺拉斯的坐在骑士背后的“黑色的关怀”一样，无论骑士跑到哪里都无法摆脱它。[7]命运是无法逃避的，换句话说，自己行动的必然后果是无法逃避的。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使财富同受雇的、受剥削的工人人数成比例地增长的制度，不可避免地使雇佣工人阶级增长起来，也就是说，使注定有朝一日要摧毁这一制度本身的这个阶级增长起来。而且，也没有任何解救之策，因为你总要继续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总要加速资本主义财富的生产、积累和集中，同时也就要加速生产革命的工人阶级。无论是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最终都没有差别，而在最终结局到来以前的延缓时期也未必会有什么不同。因为在这一天到来以前的长时期内，保护关税制度对于任何一个有望成功地争取自立于世界市场的国家都会变成不能忍受的镣铐。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弗·恩格斯写于1888年4月底—5月上旬
原文是英文
由作者译成德文载于1888年7月《新时代》杂志第6年卷第7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1卷翻译 |
[1] 恩格斯在将序言译成德文时加了一个注：“这是正在纽约出版的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由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译成德文，作为附录二收入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版第188页及以下几页）的序言（由本文作者自译）。因为这篇序言首先是为美国读者写的，所以德国的保护关税政策只能顺便提到。不过，本文作者也许不久还有机会专门就德国的情况来探讨这个问题。”——编者注
[2]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伦敦斯旺·桑甫夏恩出版社1886［1887］年版第782页。
[3] 《财政部长1887年年度报告 》1887年华盛顿版第XXVIII、XXIX页。
[4] 查·费尔柴尔德。——编者注
[5] 1874年的进出口总额（单位为百万美元）：大不列颠——3300；德国——2325；法国——1665；合众国——1245（科尔布《统计》1875年莱比锡第7版第790页223）。
[6] 在德文版中不是”那么这也丝毫无损于社会主义的前途”而是”那么最失望的将不是别人，而是这个国家本身”。——编者注
[7] 参看贺拉斯《颂歌》第3卷第1首颂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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