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全十卷） -> 第二卷

弗·恩格斯

波斯和中国



　　英国人在亚洲刚结束了一场战争〔375〕，现在又开始进行另一场战争〔376〕了。波斯人对英国侵略的抵抗和中国人迄今对英国侵略所进行的抵抗，形成了值得我们注意的对照。在波斯，欧洲式的军事组织被移植到亚洲式的野蛮制度上；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则用自己的手段与欧洲人进行斗争。波斯被打得一败涂地，而绝望的、陷于半瓦解状态的中国，却找到了一种抵抗办法，这种办法实行起来，就不会再有第一次英国对华战争[1]那种节节胜利的形势出现了。
　　波斯的状况与1828—1829年俄土战争〔377〕时土耳其的状况相同。英国的、法国的、俄国的军官曾先后尝试过组织波斯的军队。各种办法相继采用，但是每一种办法都行不通，因为那些本来应在这些办法的实施下成为欧洲式军官和士兵的东方人忌妒、阴险、愚昧、贪婪而又腐败。新式的正规军从来没有机会在战场上考验一下自己的组织性和战斗力。它的全部战绩只限于对库尔德人、土库曼人和阿富汗人的几次征讨，而在这几次征讨中，它只是作为波斯数量众多的非正规骑兵的某种核心或预备队。实际作战的主要是非正规骑兵，而正规军通常只是利用它那表面威武的阵势来吓唬敌人而已。最后，同英国的战争终于爆发了。
　　英军进攻布什尔，遇到了虽然无效但却勇敢的抵抗。但是在布”什尔作战的并不是正规军，而是从住在海滨地区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中征召兵员编成的非正规部队。正规军当时还正在大约60英里以外的山区集结。最后，他们向前挺进了。英印军队与他们在中途相遇，虽然波斯人很熟练地运用了自己的大炮，并按照最佳原则排列了方阵，但是仅仅一个印度骑兵团的一次冲杀，就把整个波斯军队，无论警卫部队还是基干部队，完全扫出了战场。要想知道这些印度正规骑兵自己作战的本领如何，只要看看诺兰上尉写的一本关于骑兵的书[2]就够了。英印军官认为他们无用已极，远不如英印非正规骑兵。诺兰上尉找不出一个能说明他们表现良好的战例。可是600名这样的骑兵竟能打跑1万名波斯军队！波斯正规军如此心寒胆裂，以致从那以后，除炮兵外，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进行过一次抵抗。在穆罕默腊，他们远远地避开危险，让炮兵单独防守炮台，炮台一被打哑，他们就立即撤退；当英军为了进行侦察，派300名步兵和50名非正规骑兵登陆时，波斯全军即行退却，把辎重、军需品和枪炮都留给了侵略者——你不能把这些英国人叫做胜利者。
　　但是不应根据这一切来指责波斯人是懦夫的民族，也不应由此认为不能教东方人学欧洲式战术。1806—1812年俄土战争〔378〕和1828—1829年俄土战争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事例。抵抗俄军最有力的都是非正规部队，这些非正规部队的兵员既有从设防城市征召来的，也有从山区省份征召来的。正规军只要一上战场，就立刻被俄军击溃，并且常常刚一听到枪炮声就逃跑；而一个由阿尔瑙特人[3]编成的非正规连，竟在瓦尔纳的一个深谷中成功地抵抗俄军的围攻达几星期之久。但是在最近的那场战争中，从奥尔泰尼察和切塔泰到卡尔斯和因古里河，土耳其的正规军每次交战都击败了俄军。〔379〕
　　事实是：把新的军队按欧洲方式来加以编组、装备和操练，还远不能算是完成了把欧洲的军事组织引用于野蛮民族的工作。这只是第一步。采用某种欧洲式的军事条令，也是不够的，欧洲式的军事条令不能保证培养出欧洲式的纪律，就如同一套欧洲式的操典本身不能产生欧洲式的战术和战略一样。主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主要的困难就在于：需要造就一批按照欧洲的现代方式培养出来的、在军事上完全摆脱了旧的民族偏见和习惯的、能使新部队振作精神的军官和士官。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一定还会遇到东方人的愚昧、急躁、偏见以及东方宫廷所固有的宠辱无常等因素的最顽强的抗拒。只要士兵在检阅时可以列队行进，在转换方向、展开队形和排成纵队时不致乱成一团，那么苏丹或沙赫就会很容易认为自己的军队已经无所不能了。至于军事学校，由于它们收效很慢，所以在东方政府不稳定的情况下，很难期望收到任何效果。甚至在土耳其，受过训练的军官也很少，土耳其军队如果不是有大量的叛教者[4]和欧洲军官，它在最近那次战争中就根本打不了仗。
　　到处都成为例外的唯一兵种是炮兵。东方人在这方面太无知无能了，他们只好把炮兵的管理完全交给欧洲教官。结果，在波斯也像在土耳其一样，炮兵比步兵和骑兵强得多。
　　英印军队是所有按照欧洲方式组织起来的东方军队中最老的一支，也是唯一不隶属于东方政府而隶属于纯粹欧洲式政府，并且差不多完全由欧洲军官指挥的军队。很自然，在上述那种情况下，这样一支军队，又有大量英国后备部队和强大海军做后盾，是不难把波斯的正规军击溃的。挫折越严重，对于波斯人越有好处。正如土耳其人已经懂得的那样，波斯人现在也会懂得：欧洲式的服装和阅兵操练本身还不是一种护符；再过20年以后，波斯人可能就会像个样子了，就像土耳其人在最近的各次胜利中所表现的那样。
　　据说，攻克布什尔和穆罕默腊的军队将立即调往中国。在中国，他们将遇到不同的敌人。抗击他们的将不是依照欧洲方式部署的部队，而是大群亚洲人摆成的不规则的战阵。毫无疑问，他们将不难对付这种队伍。可是，如果中国人发起全民战争来抵抗他们，如果野蛮人毫无顾虑地运用他们善于运用的唯一武器，英国人又怎么办呢？
　　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1840—1842年战争[5]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那时人民保持平静，让皇帝的军队去同侵略者作战，失败之后，则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屈从于敌人的暴力。但是现在，至少在迄今斗争所及的南方各省，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他们经过极其冷静的预谋，在供应香港欧洲人居住区的面包里大量地投放了毒药。（有几只面包送交李比希化验。他发现面包的各个部分都含有大量的砒霜，这表明在和面时就已掺入砒霜。但是药量过大，结果一定是变成了呕吐剂，因而抵消了毒效。）他们暗带武器搭乘商船，而在中途杀死船员和欧洲乘客，夺取船只。他们绑架和杀死所能遇到的每一个外国人。连移民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一艘移民船上起来暴动，夺取船只，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投降。甚至国外的华侨——他们向来是最听命和最驯顺的臣民——也进行密谋，突然在夜间起事，如在沙捞越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又如在新加坡，当局只是靠武力和戒备才压制住他们。是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造成了这一所有中国人普遍奋起反抗所有外国人的局面，并使之表现为一场灭绝战。
　　军队对于采取这种作战方法的民族有什么办法呢？军队应当在什么地方进入敌国，深入到什么地方和怎样在那里坚守下去呢？这些把炽热的炮弹射向毫无防御的城市、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380〕，尽可以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法叫做卑劣的、野蛮的、凶残的方法；但是只要这种方法有效，那么对中国人来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英国人把他们当做野蛮人对待，那么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他们充分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长处。如果他们的绑架、偷袭和夜间杀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卑劣行为，那么这些文明贩子们就不应当忘记；他们自己也承认过，中国人采取他们通常的作战方法，是不能抵御欧洲式的破坏手段的。
　　简言之，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6]，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场战争充满这个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见、愚蠢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蛮，但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来反抗的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规则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反抗的民族所刚刚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
　　这一次，英国人陷入了窘境。直到现在，中国的民族狂热似乎还只限于南方未参加大起义[7]①的几个省份。战争是否将以这几个省为限呢？这样，它就不会得到任何结果，因为中国的一切要害地方都不会受到威胁。而如果这种狂热延及内地的人民，那么这场战争对于英国人将是非常危险的。广州城可以被整个毁掉，沿海能攻占的一切据点都可以被攻占，可是英国人所能调集的全部兵力都不足以攻取并守住广东和广西两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再干些什么呢？广州以北到上海、南京一带的地区都掌握在中国起义者手里，触犯他们，那将是下策，而南京以北唯一可能在袭击后收到决定性效果的地点是北京。这样指导在海岸上建立有防御工事和守备部队的作战基地，进军途中要克服一个一个的障碍，要留下分遣队以保证同海岸的交通，而且要以大军压境之势抵达这座与伦敦一样大、离登陆地点100英里远的城池之下。可是所需的军队在哪里呢？另一方面，对京城的示威行动如果成功，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华帝国本身的存在，就会加速清王朝的倾覆，就会给俄国而不是给英国铺平前进的道路。新的英中战争形势极为复杂，使人根本无法预料它将如何发展。在几个月内兵力不足以及在更长时间内缺乏决心，将使英军不会有什么行动，只有在某个不重要的地方或许出现例外，在目前情况下广州也可以算是这样的地方。
　　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国内战争已经把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开，看来起义者之王[8]在南京不会受到帝国军队的危害（当然不能说不会受到他自己手下人阴谋之害〔381〕），.正如天朝皇帝[9]在北京不会受到起义者的危害一样。广州迄今是在独自进行着一种反对英国人、也是根本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战争，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集结之际，西伯利亚边界线上的哥萨克缓慢地但是不停地把他们的驻屯地由达斡尔山向黑龙江沿岸推移，俄国海军陆战队则构筑工事把满洲的良好港湾包围起来。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5月20日前后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7年6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032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5卷翻译




[1] 即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编者注

[2] 刘·爱·诺兰《骑兵的历史与战术》。——编者注

[3] 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称呼。——编者注

[4] 指原信基督教后改信伊斯兰教的人。——编者注

[5] 第一次鸦片战争。——编者注

[6] 西塞罗《论神之本性》第3章第40页。——编者注

[7] 指太平天国革命。——编者注

[8] 洪秀全。——编者注

[9] 咸丰帝。——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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