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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
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206〕
（节选）
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第一节 方法
现在我们是在德国！我们在谈论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还要谈论形而上学。而在这方面，我们也只是跟着蒲鲁东先生的“矛盾”走。刚才他迫使我们讲英国话，使我们差不多变成了英国人。现在场面变了。蒲鲁东先生把我们转移到我们亲爱的祖国，使我们不由得又变成了德国人。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授。法国最末一个专制君主和法兰西王朝没落的代表路易十五有一个御医，这个人又是法国的第一个经济学家。这位御医，这位经济学家是法国资产阶级即将取得必然胜利的代表。魁奈医生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在自己的著名的《经济表》中概括地叙述了这门科学。除了己经有的对该表的1 001个注解以外，我们还找到医生本人作的一个注解。这就是附有”七个重要说明”的《经济表分析》。
蒲鲁东先生是另一个魁奈医生，他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面的魁奈。
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学，整个哲学，是概括在方法里面的。所以我们必须设法弄清楚蒲鲁东先生那套至少同《经济表》一样含糊不清的方法。因此，我们作了七个比较重要的说明。如果蒲鲁东博士不满意我们的说明，那没关系，他可以扮演修道院院长勃多的角色，亲自写一篇《经济学—形而上学方法解说》。207
第一个说明
“这里我们论述的不是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而是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各经济阶段或范畴在出现时有时候是同时代的，有时候又是颠倒的…… 不过，经济理论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系列，值得夸耀的是，经济理论的这种次序己被我们发现了。”（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第145和146页）
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冒牌的黑格尔词句扔向法国人，毫无疑问是想吓唬他们一下。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同两个人打交道：首先是蒲鲁东先生，其次是黑格尔。蒲鲁东先生和其他经济学家有什么不同呢？黑格尔在蒲鲁东先生的政治经济学中又起什么作用呢？
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蒲鲁东先生有了这些完全形成的范畴，他想给我们说明所有这些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和来历。
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由于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只要把这些思想（它们在每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末尾己经按字母表排好）编一下次序就行了。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但是，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运动，既然我们只想把这些范畴看做是观念、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只能到纯粹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怎样产生这些思想呢？它是怎样造成这些思想的呢？
假如在黑格尔主义方面我们具有蒲鲁东先生那种大无畏精神，我们就会说，理性在自身中把自己和自身区分开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无人身的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设定自己的场所，又没有可以与之相对立的客体，也没有可以与之合成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设定、对立、合成。用希腊语来说，这就是：正题、反题、合题。对于不懂黑格尔语言的读者，我们将告诉他们一个神圣的公式：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这就是措辞的含意。固然这不是希伯来语[1]（请蒲鲁东先生不要见怪）， 然而却是脱离了个体的纯粹理性的语言。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用普通方式说话和思维的普通个体，而正是没有个体的纯粹普通方式。
在最后的抽象（因为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这用得着奇怪吗？如果我们逐步抽掉构成某座房屋个性的一切，抽掉构成这座房屋的材料和这座房屋特有的形式，结果只剩下一个物体4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最后我们就只有纯粹的量这个逻辑范畴了，这用得着奇怪吗？如果我们继续用这种方法抽去每一个主体的一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所谓偶性，人或物，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最后的抽象中，作为实体的将只是一些逻辑范畴。所以形而上学者也就有理由说，世界上的事物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他们在进行这些抽象时，自以为在进行分析，他们越来越远离物体，而自以为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深入物体。哲学家和基督徒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基督徒只有一个逻各斯的化身，不管什么逻辑不逻辑；而哲学家则有无数化身。既然如此，那么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
正如我们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一样，我们只要抽去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如果我们把逻辑范畴看做一切事物的实体，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设想把运动的逻辑公式看做是一种绝对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关于这种绝对方法，黑格尔这样说过：
“方法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抗拒的一种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是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逻辑学》第3卷）
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
那么，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粹理性的运动。纯粹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
理性怎样进行自我肯定，把自己设定为特定的范畴呢？这就是理性自己及其辩护人的事情了。
但是理性一旦把自己设定为正题，这个正题、这个与自己相对立的思想就会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 “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这个新的思想又分为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而这两个思想又融合成新的合题。从这种生育过程中产生出思想群。同简单的范畴一样，思想群也遵循这个辩证运动，它也有一个矛盾的群作为反题。从这两个思想群中产生出新的思想群，即它们的合题。
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出整个体系。
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换句话说，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纯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像这些范畴仅仅由于辩证运动的作用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请读者不要害怕这个形而上学以及它那一大堆范畴、群、系列和体系。尽管蒲鲁东先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爬土矛盾体系的顶峰，可是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头两级即简单的正题和反题，而且这两级他仅仅爬上过两次，其中有一次还跌了下来。
在这以前我们谈的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下面我们要看到蒲鲁东先生怎样把它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没有“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E其实，他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
第二个说明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还告诉我们，这些原理和范畴过去曾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2]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208才是停滞不动的。
第三个说明
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蒲鲁东先生把种种经济关系看做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这些阶段互相产生，像反题来自正题一样一个来自一个，并在自己的逻辑顺序中实现着无人身的人类理性。
这个方法的唯一短处就是：蒲鲁东先生在考察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时，都不能不靠所有其他社会关系来说明，可是当时这些社会关系尚未被他用辩证运动产生出来。当蒲鲁东先生后来借助纯粹理性使其他阶段产生出来时，却又把它们当成初生的婴儿，忘记它们和第一个阶段是同样年老了。
因此，他要构成被他看做一切经济发展基础的价值，就非有分工、竞争等等不可。然而当时这些关系在系列中、在蒲鲁东先生的理性中以及逻辑顺序中根本还不存在。
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
第四个说明
现在我们看一看蒲鲁东先生在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上去的时候，把它变成了什么样子。
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他看范畴就像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
蒲鲁东先生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
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
奴隶制是同任何经济范畴一样的经济范畴。因此，它也有两个方面。我们抛开奴隶制的坏的方面不谈，且来看看它的好的方面。自然，这里谈的只是直接奴隶制，即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人奴隶制。
同机器、信用等等一样，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条件。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重要的经济范畴。
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如果从世界地图上把北美划掉，结果看到的是一片无政府状态，是现代贸易和现代文明十分衰落的情景。消灭奴隶制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美国。[3]
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它总是存在于各民族的制度中。现代各民族只是在本国内把奴隶制掩饰一下，而在新大陆却不加掩饰地推行奴隶制。
蒲鲁东先生将用什么办法挽救奴隶制呢？他提出的问题是：保存这个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
黑格尔就不需要提出问题。他只有辩证法。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借用了用语。而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己。
我们暂且把蒲鲁东先生当做一个范畴看待，看一看他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他的长处和短处。
如果说，与黑格尔比较，他的长处是提出问题并且自愿为人类最大幸福而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他也有一个短处：当他想通过辩证的生育过程生出一个新范畴时，却毫无所获。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自己的矛盾本性而设定自己并自相对立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转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
这样，蒲鲁东先生就陷入了用正当方法难以摆脱的困境，于是他用尽全力一跳便跳到一个新范畴的领域中。这时在他那惊异的目光面前便出现了理性中的系列。
他随手拈来一个范畴，随心所欲地给它一种特性：把需要清洗的范畴的缺陷消除。例如，如果相信蒲鲁东先生的话，税收可以消除垄断的缺陷，贸易差额可以消除税收的缺陷，土地所有权可以消除信用的缺陷。
这样，蒲鲁东先生把经济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做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这二者的混合物写成两卷矛盾，并且恰当地称为《经济矛盾的体系队
第五个说明
“在绝对理性中，所有这些观念……是同样简单和普遍的…… 实际上我们只有靠我们的观念搭成的一种脚手架才能达到科学境地。但是，真理本身并不以这些辩证的图形为转移，而且不受我们思想的种种组合的束缚.”（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2卷第97页）
这样，一个急转弯（现在我们才知道其中奥妙）就使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突然变成了幻想！蒲鲁东先生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实话。的确，一旦把辩证运动的过程归结为这样一个简单过程，即把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加以对比，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并且把一个范畴用做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么范畴就不再有自发的运动，观念就“不再发生作用”不再有内在的生命。观念既不能再把自己设定为范畴，也不能再把自己分解为范畴。范畴的顺序成了一种脚手架。辩证法不再是绝对理性的运动了。辩证法没有了，至多还剩下最纯粹的道德。
当蒲鲁东先生谈到理性中的系列即范畴的逻辑顺序的时候，他肯定地说，他不是想论述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在其中出现的历史顺序。他认为那时一切都在理性的纯粹以太中进行。一切都应当通过辩证法从这种以太中产生。现在当实际应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理性对他来说却不存在了。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蒲鲁东先生只得承认，他用以说明经济范畴的次序不再是这些经济范畴相互产生的次序。经济的进化不再是理性本身的进化了。
那么，蒲鲁东先生给了我们什么呢？是现实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在时间次序中出现的那种顺序吗？不是。是在观念本身中进行的历史吗？更不是。这就是说，他既没有给我们范畴的世俗历史，也没有给我们范畴的神圣历史！那么，到底他给了我们什么历史呢？是他本身矛盾的历史。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矛盾怎样行进以及它们怎样拖着蒲鲁东先生走吧。
在未研究这一点（这是第六个重要说明的引子）之前，我们应当再作一个比较次要的说明。
让我们和蒲鲁东先生一同假定：现实的历史，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是观念、范畴和原理在其中出现的那种历史顺序。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权威原理出现在11世纪，个人主义原理出现在18世纪。因而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
至于蒲鲁东先生，他还在意识形态家所走的这条迂回曲折的道路上缓慢行进，离开历史的康庄大道还有一大段路程。
第六个说明
我们且沿着这条迂回曲折的道路跟蒲鲁东先生走下去。
假定被当做不变规律、永恒原理、观念范畴的经济关系先于生动活跃的人而存在；再假定这些规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没有历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即反映在纯粹理性的辩证运动中的历史。既然蒲鲁东先生认为各种观念在辩证运动中不能互相“区分”那么他就一笔勾销了运动的影子和影子的运动，而本来总还可以用它们造成某种类似历史的东西。他没有这样做，反而把自己的无能归罪于历史，埋怨一切，甚至连法国话也埋怨起来。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告诉我们：
“我们说什么东西出现或者什么东西生产出来，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无论是在文明里还是在宇宙中，自亩以来一切就存在着、活动着…… 整个社会经济也是如此。”（第2卷第102页）
自身起作用并且使蒲鲁东先生本人也起作用的矛盾的创造力竟大到这样程度，以至他本想说明历史，但却不得不否定历史；本想说明社会关系的顺次出现，但却根本否定某种东西可以出现；本想说明生产及其一切阶段，但却否定某种东西可以生产出来。
这样，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再没有什么历史，也没有什么观念的顺序了，可是，他那本大作却继续存在，而这部著作恰恰被他自己称为“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公式（因为蒲鲁东先生就是公式化的人物）帮助他一跳就越过他的一切矛盾呢？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发明了一种新理性，这既不是绝对的、纯粹的和纯真的理性，也不是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动活跃的人们的普通的理性，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理性，是作为人的社会的理性，是作为主体的人类的理性，这种理性在蒲鲁东先生的笔下最初间或写做“社会天才”、“普遍理性”，最后又写做“人类理性”。然而这种名目繁多的理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被人们认出是蒲鲁东先生的个人理性，它有好的和坏的方面，有消毒剂也有问题。
“人类理性不创造真理”真理蕴藏在绝对的永恒的理性的深处。人类理性只能发现真理。但是直到现在它所发现的真理是不完备的，不充足的，因而是矛盾的。经济范畴本身是人类理性、社会天才所发现和揭示出来的真理，因此它们也是不完备的并含有矛盾的萌芽。在蒲鲁东先生以前，社会天才只看见对抗因素而未发现综合公式，虽然两者同时潜藏在绝对理性里面。既然经济关系只是这些不充足的真理、这些不完备的范畴、这些矛盾的概念在人世间的实现，因此，它们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并且有好坏两个方面。
社会天才的任务是发现完备的真理、完整无缺的概念、排除二律背反的综合公式。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在蒲鲁东先生的想象中，这个社会天才不得不从一个范畴跑到另一个范畴，但是仍然不能靠这一整套范畴从上帝那里，从绝对理性那里得到一个综合公式：
“首先，社会〈社会天才〉假定一个原始的事实，提出一个假设……一个真正的二律背反，它的对抗性结果在社会经济中展开来就像它的后果会在精神上被推论出来一样，所以工业运动在各方面随着观念的演绎分为两道洪流：一道是有益作用的洪流，一道是有害结果的洪流……为了和谐地构成这个两重性的原理和解决这个二律背反，社会就产生第二个二律背反，随后很快地又产生第三个二律背反，社会天才将一直这样行进，直到它用尽自己的全部矛盾（尽管未曾得到证实，但是我料想，人类的矛盾是有止境的），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来的各种论点并用唯一的公式来解决自己的全部问题时为止。”（第1卷第133页）
正如以前反题变成消毒剂一样，现在正题将变成假设。但是，蒲鲁东先生这种术语上的变换现在再也不能使我们感到惊奇了。人类的理性最不纯洁，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问题。人类的理性在绝对理性中发现的以及作为第一个正题的否定的每一个新的正题，对它说来都是一个合题，并且被它相当天真地当做有关问题的解决。这个理性就这样在不断变换的矛盾中冲撞，直至它达到了矛盾的终点，发觉这一切正题和合题不过是相互矛盾的假设时为止。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人类理性，社会天才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来的各种论点并用唯一的公式来解决自己的全部问题”。这里附带说一下，这个唯一的公式是蒲鲁东先生真正的发现。这就是构成价值。
假设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设立的。通过蒲鲁东先生之口讲话的社会天才首先给自己提出的目的，就是消除每个经济范畴的一切坏的东西，使它只保留好的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最高的幸福，真正的实际目的就是平等。为什么社会天才只要平等，而不要不平等或博爱、不要天主教或别的什么原理呢？因为“人类之所以接连不断地实现这么多特殊的假设，正是由于考虑到一个最高的假设”这个最高的假设就是平等。换句话说，因为平等是蒲鲁东先生的理想。他以为分工、信用、工厂，一句话，一切经济关系都仅仅是为了平等的利益才被发明的，但是结果它们往往背离平等。由于历史和蒲鲁东先生的臆测步步发生矛盾，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有矛盾存在。即使是有矛盾存在，那也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
从此以后，肯定平等的就是每个经济关系的好的方面，否定平等和肯定不平等的就是坏的方面。每一个新的范畴都是社会天才为了消除前一个假设所产生的不平等而作的假设。总之，平等是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社会天才在经济矛盾的圈子里旋转时从来没有忽略过它。因此，天命是一个火车头，用它拖蒲鲁东先生的全部经济行囊前进远比用他那没有头脑的纯粹理性要好得多。他在论税收一章之后，用了整整一章来写天命。
天命，天命的目的，这是当前用以说明历史进程的一个响亮字眼。其实这个字眼不说明任何问题。它至多不过是一种修辞形式，是解释事实的多种方式之一。
大家知道，英国工业的发展使苏格兰地产获得了新的价值。而英国工业则为羊毛开辟了新的销售市场。要生产大量的羊毛，必然把耕地变成牧场。要实行这种改变就必须集中地产。要集中地产就必须消灭世袭租佃者的小农庄，使成千上万的租佃者离开家园，让放牧几百万只羊的少数牧羊人来代替他们。这样，由于耕地接连不断地变成牧场，结果苏格兰的地产使羊群赶走了人。如果现在你们说，羊群赶走人就是苏格兰地产制度的天命的目的，那么，你们就创造出了天命的历史。
当然，平等趋势是我们这个世纪所特有的。认为以往各世纪及其完全不同的需求、生产资料等等都是为实现平等而遵照天命行事，这首先就是用我们这个世纪的人和生产资料来代替过去各世纪的人和生产资料，否认后一代人改变前一代人所获得的成果的历史运动。经济学家们很清楚，同是一件东西对甲说来是成品，对乙说来只是从事新的生产的原料。
如果你们同蒲鲁东先生一道假定：社会天才制造出，或者更确切些说即兴制造出封建主，是为了达到把佃农变为负有义务的和彼此平等的劳动者这一天命的目的，那么，你们就把目的和人都换了，这种做法同为了达到恶意的满足（即用羊群赶走人）而在苏格兰确立地产制度的天命比较起来，毫不逊色。
可是，蒲鲁东先生既然对于天命表现出那样亲切的关怀，我们就介绍他看一看维尔纽夫—巴尔热蒙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此人也是追求天命的目的。但他这个目的已经不是平等，而是天主教了。
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
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
封建主义也有过自己的无产阶级，即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一切萌芽的农奴等级。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们称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压倒好的方面。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假如在封建主义统治时代，经济学家看到骑士的德行，看到权利和义务之间美妙的协调，看到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看到乡村中家庭工业的繁荣，看到通过各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组织起来的工业的发展，总而言之，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幅图画上的一切阴暗面——农奴制度、特权、无政府状态，那么结果会怎样呢？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窒息。经济学家就会给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销的荒唐问题。
资产阶级得势以后，也就谈不到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了。资产阶级把它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市民关系以及作为旧日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
这样，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有害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 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
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本身是封建时期无产阶级[4]残存物的无产阶级相伴随。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仅仅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斗争，这个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到，尚未予以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么，一旦那些成员之间出现对立，他们的利益就会互相对抗和冲突。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决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
这种对抗性质表现得越明显，经济学家们，这些资产阶级生产的学术代表就越和他们自己的理论发生分歧，于是在他们中间形成了各种学派。
宿命论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生产的有害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如资产者本身在实践中对他们赖以取得财富的无产者的疾苦漠不关心一样。这个宿命论学派有古典派和浪漫派两种。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污垢、提高生产力、使工商业获得新的发展的资产阶级。而参加这一斗争并专心致力于这一狂热活动的无产阶级只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认为这些苦难是暂时的、偶然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无论是自然界还是工业都要经历这种情况。
浪漫派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这时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状态，贫困像财富那样大量产生。这时，经济学家便以饱食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命高尚，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仿照他们的前辈，可是，前辈们的漠不关心只是出于天真，而他们的漠不关心却已成为卖弄风情了。
其次是人道学源，这个学派对现时生产关系的坏的方面倒是放在心上的。为了不受良心的责备，这个学派想尽量缓和现有的对比，他们对无产者的苦难以及资产者之间的剧烈竞争表示真诚的痛心，他们劝工人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他们建议资产者节制一下生产热情。这个学派的全部理论建立在理论和实践、原理和结果、观念和应用、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实、法和事实、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之间无限的区别上面。
博爱学派是完善的人道学派。他们否认对抗的必然性；他们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他们愿意实现理论，只要这种理论与实践不同而且本身不包含对抗。毫无疑问，在理论上把现实中随时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并不困难。那样一来，这种理论就会变成理想化的现实。因此，博爱论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又批元。博爱论者以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像资产者。
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要，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就不再需要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现在再来谈谈蒲鲁东先生。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露。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关系的必然性；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把贫困仅仅看做是贫困的幻想。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看来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
他希望成为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合成的错误。
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第二节 分工和机器
照蒲鲁东先生的说法，经济进化的系列是由分工揭开的。
分工的好的方面 { “就实质而论，分工是实现条件上和智能上的平等的方法。”（第1卷第93页）
分工的坏的方面 { “对我们说来，分工变成了贫困的源泉。”（第1卷第94页）
另一种说法
“劳动按照它所特有的、构成其有效性的首要条件的规律进行划分，结果就会否定自己的目的，毁灭自己。”（第1卷第94页）
应当解决的问题 { 找寻“一种新的合成，以便消除分工的有害方面而保存其有益的作用”（第1卷第97页）。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种永恒的规律，是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所以，抽象、观念、文字等就足以使他说明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分工。种姓196、行会、工场手工业、大工业必须用一个分字来解释。如果你们首先将“分”字的含义好好加以研究，将来你们就不必再研究每个时代中赋予分工以某种特定性质的诸多影响了。
当然，如果把事物归结为蒲鲁东先生的范畴，那未免把这些事物看得太简单了。历史的进程并非是那样绝对的。德国为了实现城乡分离这第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个世纪。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即使只拿分工的这一方面来说，这里是古代的共和国，或是基督教的封建制度，那里则是古老的英国和它的贵族，或是现代的英国和它的棉纱大王（cotton-lords）014世纪和15世纪，殖民地尚未出现，对欧洲说来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方，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表现，与17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市场的大小和它的面貌所赋予各个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单从一个“分”字，从观念、范畴中是很难推论出来的。蒲鲁东先生说：
“从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指出过分工的规律的有益方面和有害方面，但是他们常常更多地强调前者，因为这样做更适合他们的乐观主义，同时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反问过自己：一个规律的有害方面是什么…… 一个始终一贯的原理怎么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呢？无论在亚当·斯密以前或在他以后，甚至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看出，这里有一个需要阐明的问题。萨伊承认，在分工中，那个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
亚当·斯密比蒲鲁东先生所想象的要看得远些。他很清楚地看到：“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这一切并未妨碍蒲鲁东先生在另一处说：亚当·斯密甚至一点也没有想到分工还有有害的一面，因此他还说：让巴·萨伊第一个承认，”在分工中，那个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
但是，让我们昕听勒蒙泰吧；让人人各得其所。
“让·巴·萨伊先生在他的一篇卓越的政治经济学论著中采纳了
我在论分工的道德影响这一节中
提出的原理，这使我感到荣幸。他没有提到我的名字，大概是因为我那本书
[5]的标题失之浅薄。我只能以此来解释作家的沉默。这位作家由于自己的根底深厚，因此可以否认这种小小的剽窃。”（《勒蒙泰全集》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245页）
“甚至可以怀疑一个民族的一般能力的增长是否同技术进步成正比例。在若干门机械技艺中……没有任何智慧和情感的参与也完全可以达到目的，正如无知是迷信之母一样，它也是工业之母。思索和想象会产生错误，但是手或脚的习惯动作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所以可以说，在工场手工业方面，其最完善之处在于不用脑力参与，因此，不费任何思索就可以把作坊看做一部由人构成的机器…… 一位将军可能是十分精通战争艺术的人，而士兵的全部价值却只是完成一些手脚的动作。前者之所得可能就是后者之所失…… 在这一切都互相分离的时期，思维的技艺本身可以自成一个独立的行业。”（亚·弗格森《论市民社会史》1783年巴黎版［第108—110页］）
为了结束这场文献的涉猎，我们明确地否认“所有的经济学家更多强调的是分工的有益方面而不是有害方面”。只需举出西斯蒙第就可以了。
因此，一说到分工的有益方面，蒲鲁东先生就只有把众所周知的一般词句多少加以夸大，重说一番。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蒲鲁东先生怎样从被当做普遍规律、范畴和观念来看待的分工中引申出同它有关的有害方面。这个范畴、这个规律怎么会包含一种损害蒲鲁东先生的平均主义体系的不平等的分工呢？
“在这分工的庄严时刻，狂风开始袭击人类。进步并不对一切人都是平等划一的…… 它首先只及于少数的特权者…… 这是进步对人的偏私，它使人长期相信在地位上有自然的和天命的不平等，并且它产生了种姓，建立了一切社会的等级制度。”（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第94页）
分工产生了种姓。种姓就是分工的有害方面；因此，有害方面是由分工产生的。这正是需要证明的。如果我们想进一步问问，什么使得分工产生种姓、等级制度和特权呢？蒲鲁东先生会回答我们说：是进步。但是又是什么引起进步呢？界限。界限，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所谓的进步对人的偏私。
哲学之后接着就是历史。这已不是叙述的历史，也不是辩证的历史，而是比较的历史。蒲鲁东先生将现代的和中世纪的印刷工人，将克列索工厂的工人和乡村的铁匠，将现代的作家和中世纪的作家加以对比；他使天平的一端倾向于那些多少代表在中世纪形成或由中世纪留传下来的分工的人们。他把一个历史时代的分工和另一历史时代的分工对立起来。这就是蒲鲁东先生应当证明的吗？不是。他应当向我们表明一般分工，即作为范畴的分工的有害方面。不过，既然在后面不远我们就会看到蒲鲁东先生自己正式收回了这一切假造的论据，我们又何必老是停留在他的著作的这—部分上面呢？蒲鲁东先生继续写道；
“自灵魂被损害以来，劳动被分散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延长工作日，使工作日同脑力消耗的总量成反比例增长......但是，工作日的长度不可能超过16—18小时.所以，自从不能靠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时起，补偿就要靠价格，于是工资就要降低…… 有一点是不容怀疑而且我们必须在这里指出的，这就是普遍的良心并不会把工头的工作和小工的劳动等同看待。因此，工作日的价格必然降低。这样一来，一个劳动者除了由于执行屈辱身份的职能而使灵魂受尽摧残以外，还免不了要忍受由于报酬微薄所产生的肉体上的痛苦。”
我们不打算谈这种三段论法的逻辑价值，康德会把它叫做使人误入歧途的谬论。
它的实质就是：
分工使工人去从事屈辱身份的职能；被损害的灵魂与这种屈辱身份的职能相适应，而工资的不断急降又与灵魂的被损害相适应。要证实降低了的工资与被损害的灵魂相适应，蒲鲁东先生为了不受良心责备，便说，这是普遍良心所希望的。请问，这种普遍良心包括不包括蒲鲁东先生的灵魂呢？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机器是“分工的逻辑反题”，而他用自己的辩证法一开始便把机器变成工厂。
为了从分工中推论出贫困，蒲鲁东先生假设了现代工厂；接着他又假设由分工产生的贫困，以便得出工厂并且可以把工厂看做这种贫困的辩证的否定。蒲鲁东先生在精神上用屈辱身份的职能、在肉体上用工资微薄的办法惩罚了劳动者，使工人附属于工头，并把他的劳动降低到小工劳动的水平；随后他又责怪工厂和机器，说它们通过”使劳动者从属于他的主人”的办法屈辱他的身份，而且，为了彻底贬低劳动者，又使他”从手艺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真是绝妙的辩证法！如果他到此为止倒也罢了。可是不然。他还需要分工的新的历史，不过这一次已不是为了从中引导出矛盾，而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改造工厂。为此目的，他必须忘记刚才关于分工所讲的一切。
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因此，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侮辱。
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
现在且来看看蒲鲁东先生卓越的想象中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社会上机器的不断出现，就是劳动的反题，即反公式，这是工业天才对被分散的和杀人的劳动的抗议。其实什么是机器呢？这就是把分工后互相分开的劳动的不同部分联结起来的一种方式。每一台机器都可以看做多种操作的结合……因此，通过机器会使劳动者复原…… 在政治经济学中同分工相对立的机器，在人脑中则是同分析相对立的合题…… 分工只不过使劳动的不同部分互相分开，让每一个人都从事他最合心意的专业，工厂按照每个部分对整体的关系来组合劳动者…… 它把权威原理带入劳动领域…… 但是，还不止于此，机器或工厂通过使劳动者从属于他的主人的办法屈辱他的身份，并彻底贬低他，强使他从手艺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即机器时期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是在分工和交换之后出现的。”
我们提醒蒲鲁东先生注意一个简单的事实。把劳动分为不同的部分，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从事他最合心意的专业，——蒲鲁东先生认为这种现象始于世界之初，其实，它仅仅是在竞争居于统治地位的现代工业中才存在。
其次，蒲鲁东先生为了表明分工怎样产生工厂，工厂又怎样产生雇佣劳动，他给我们拿出了一份非同寻常的“有趣的家谱”。
（1）他假设一个人，这个人“注意到，把生产分为不同的部分并让单个的工人来从事其中的每一部分”，这样就可以扩大生产力。
（2）这个人“抓住这个思想线索向自己说，只要把那些为了实现他给自己提出的特殊目的而配备的劳动者组成一个经常性的集团，他就会得到比较持久的生产等等”。
（3）这个人向别人提出建议，要求他们领会他的思想，抓住这个思想线索。
（4）在工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人和自己的同伴们，即后来变成他的工人的那些人的关系是彼此平等的。
（5）“当然，可想而知，由于主人的有利地位和雇佣工人的从属性，这种原始的平等势必迅速消失。”
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的又一标本。
现在让我们用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来考察一下，工厂或机器是否真是在分工之后把权威原理带人社会；工厂或机器是不是一方面恢复劳动者的权威，而另一方面又同时使劳动者从属于权威，机器是不是被分割的劳动的新的合成，是不是同劳动的分析相对立的劳动的合题。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如果我们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得最完善的社会，毫无疑问只应当有一个起指挥作用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则将工作分配给共同体的各个成员。可是，实际上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由企业主的权威详细规定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威可言。
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这些规则是由哪个立法者确定的吗？不是。它们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同样多的社会组织的基础。至于工场内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会形式中是很不发达的。
甚至下面一点也可以确立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越不受权威的支配，工场内部的分工就越发展，越会从属于一人的权威。因此，在分工方面，工场里的权威和社会上的权威是互成反比的。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作业被截然划分，每个工人的劳动只是极其简单的操作，各种工作都由权威即资本来安排部署的工厂是一种什么东西。这种工厂是怎么产生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当考察一下，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指的是尚未变成拥有机器的现代工业，但已不是中世纪的手工业或家庭工业的那种工业。我们不想讲得太详细，只想指出几个要点来说明，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
形成工场手工业的最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美洲贵金属的输入而促成的资本积累。
交换手段扩大的结果一方面是工资和地租跌价，另一方面是工业利润增多，这一点已毫无疑义。换句话说，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即封建主和人民衰落了，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则相应地上升了。
同时，绕道好望角这条航道同东印度通商后流通中商品量的增加，殖民地制度，以及海上贸易的发展等也促进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
在工场手工业的历史上还没有获得足够重视的另一个情况，就是封建主遣散了无数的侍从，其中的下层人员在未进入作坊之前变成了流浪汉。在手工作坊建立以前，15世纪和16世纪中流浪现象是极为普遍的。此外，作坊还找到了大量的农民这个强有力的支柱，数百年来，由于耕地变成了牧场以及农业进步减少了耕作所需要的人手，大批农民不断被赶出乡村而流入城市。
市场的扩大、资本的积累、各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被剥夺了收入来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现，这就是工场手工业形成的历史条件。把人们聚集到作坊里去的并不是蒲鲁东先生所说的那种平等者之间的友好协定。工场手工业并不发生在古老的行会内部。主持现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从前的行会师傅。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之间几乎到处都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积累与积聚，发生在作坊内部分工发展以前。工场手工业不是将劳动分解并使专业工人去适应很简单的操作，而是将许多劳动者和许多种手艺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里面，受一个资本的支配。
手工作坊的益处并不在于真正的分工，而是在于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费用等等。16世纪末17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几乎还不知道分工。
劳动者集合在一个作坊是分工发展的前提。无论在16世纪或是17世纪，我们都找不出这样的例子：同一手艺的各部门已经互相分离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只要把它们集合在一个场所就可以形成一个完全现成的作坊。但是只要人和工具被集合到一个场所，过去以行会形式存在过的那种分工就必然会再度出现并在作坊内部反映出来。
如果说蒲鲁东先生能看见事物的话，他是把它们颠倒过来看的。在他看来，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出现在作坊之前，可是实际上这种作坊却是分工存在的条件。
真正的机器只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把机器看做分工的反题，看做使被分散了的劳动重归统一的合题，真是荒谬之极。
机器是劳动工具的集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劳动的组合。
“当每一种特殊的操作已被分工化为对一种简单工具的使用时，由一个发动机开动的所有这些工具的集合就构成机器。”（拜比吉《论机器……的节约》1833年巴黎版［第230页］）
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合成的工具；仅仅由人作为动力，即由人推动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
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正如政治领域内国家权力的集中和私人利益的分化不能分离一样。英国在土地这种农业劳动工具积聚的时候，也有农业分工，并且还使用机器开发土地。而在法国，工具分散，即存在着小块土地制度，一般说来，这里既没有农业分工，也没有机器在土地上的应用。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劳动工具的积聚就是分工的否定。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又是相反的情况。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
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这一点无须再来提醒。例如，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过去多半是至今我们还可以在落后国家里看到的那些农民。机器的发明完成了工场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前结合在一个家庭里的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被机器分开了。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例如：英国加工的是羊毛，德国加工的是麻，法国加工的是丝和麻，东印度和黎凡特[6]加工的则是棉花等等。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最后，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任何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这种物品的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门。
还用得着谈论蒲鲁东先生在机器的发明和最初的应用中发现的天命的和慈善的目的吗？
在英国，当市场扩大到手工劳动不再能满足它的需求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于是人们便想到应用18世纪时即已充分发展的机械学。
自动工厂一出现就表现出一些绝非慈善的行为。儿童在皮鞭下面工作；他们成了买卖的对象，有人为弄到儿童而同孤儿院订立了合同。所有关于徒工制度的法律一概废除，因为，用蒲鲁东先生的话来说，再也用不着综合的工人了。最后，自1825年起，一切新发明几乎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计地力求贬低工人特长的企业主发生冲突的结果。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而工人则很少在机器的应用中看到他们的权威的恢复，或如蒲鲁东先生所说，他们的复原。因此，在18世纪，工人曾经长期地反抗过正在确立的自动装置的统治。尤尔博士说道：
“在阿克莱以前很久，淮亚特发明了纺纱机械（一列沟槽轧辐）…… 主要的困难并不在于自动装置的发明…… 困难主要在于培养必要的纪律，使人们抛弃毫无次序的工作习惯，帮助他们和自动的大机器的始终如…的规律性运转融为一体。但是要发明一个适合机器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工厂纪律法典并付诸实施，是—'件非常吃力的事情，这是阿克莱的可贵成就。”
总之，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集结了资本，使人进一步被分割。
当蒲鲁东先生愿意当一个经济学家而暂时放弃“理性中的系列的发展”时，他就从亚当·斯密在自动工厂刚刚产生的时期所写的著作中汲取大量的学识。其实，亚当·斯密那时的分工和我们在自动工厂里所见的分工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差别，只需从尤尔博士的《工厂哲学》中引证几段就够了。
“当亚当·斯密写他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不朽著作的时候，自动工业体系还几乎不为人所熟悉。他认为分工就是使工场手工业日臻完善的伟大原理.那是很自然的。他以别针的生产为例，说明工人由于完成同一操作而日益熟练，因此工作得更快而且工价也更便宜。他看到，根据这个原理，在工场手工业的每一部门中，某些操作，如将铜丝切成等长部分就变得容易完成，而其余操作如针头的成形和安装却仍较困难，由此他得出结论说，这样很自然就会让一个工人去适应其中一项操作，这个工人的工资将和他的技艺相适应。这种适应也就构成分工的本质。不过，在亚当·斯密博士时代可以当做有用例子的东西，今天就只能使大家对工厂工业的实际原理产生误解。事实上，工作的划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使工作适应各人不同的才能这一点，在自动工厂的操作计划中几乎不加考虑；相反，在每一个要求高度灵敏性和精确性的操作的地方，这种操作不再由熟练的但是往往容易做出各种不规则动作的工人来完成，而由某种专门的机械取而代之，因为机械的自动工作极有规则，只需小孩看管就行了。
因此，自动体系的原理就在于用机械技艺取代手工劳动，以及操作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以代替手工业者间的分工。在手工操作制度下，手工劳动通常是任何一件产品中花费最大的因素，而在自动体系下，手工业者的技艺就日益为看管机器的简单动作所代替。
人类天娥的弱点就是如此：工人越是熟练，他就越是有主见，越是难于驾驭，因而对机械体系说来也就越不适用，因为他的任意妄动会给整个机械体系带来莫大的损失。因此，现代工厂主的最大目标，就是通过科学和资本的结合，将工人的作用降低到仅仅使用他们的注意力和灵敏性，而只要把他们固定在唯一的对象上面，他们在青年时期就很容易使这两种能力达到完善的程度。
在劳动分成各种等级的制度下，要使眼和手的技艺达到可以完成一些持别困难的机械操作，必须经过多年的训练，而在某种操作分解为由自动机器来完成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制度下，这些基本组成部分的操作可以委托给一个只经过短期训练的平平常常的工人，必要的时候企业主甚至还可以任意把他从这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这种变换显然是违背老规矩的，按照老规矩的分工，一个人固定做针头，另一个人固定磨针尖，这种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工作，使得工人逐渐愚钝…… 但在均等化原则即自动体系下，工人的能力只是进行轻松的操练”等等。“……由于他的业务只限于看管极其规律地运转的机器，所以他可以在很短的时期内学会这种业务，而当他从这一台机器调去看管另一台机器时，他的工作多样化了，并且由于他要考虑自己和同伴们的劳动所产生的共同配合，因而眼界也扩大了。因此，工作均等分配制度在通常的情况下不可能使工人的能力受抑制、眼界不开阔以及身体的发育受阻碍；把这些情况归咎于分工，倒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实际上，机器技术方面的一切改进措施都有始终不变的目的和趋势，那就是尽可能取消人的劳动，或者用女工、童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用未经训练的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手艺工人的劳动，以求降低劳动的价格…… 这种只用眼灵手'快的儿童而不用经验丰富的熟练工人的趋向，证明按照工人的不同熟练程度来分工的死板教条，终于为我们开通的厂主们抛弃了。”（安德鲁·尤尔《工厂哲学，或工业经济学》第1卷第1章）
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勒蒙泰说：
“我们十分惊异，在古代，一个人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同时又是杰出的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牧师、执政者和军事家。这样多方面的活动使我们吃惊。现在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筑起一道藩篱，把自己束缚在里面。我不知道这样分割之后活动领域是否会扩大，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这样一来，人是缩小了。”
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蒲鲁东先生连自动工厂的这唯一革命的—面也不懂，竟倒退一步，建议工人不要只做别针的十二部分中的一个部分，而要顺次做完它的所有十二部分。据说，这样工人就可得到做别针的从头到尾的全部知识。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综合劳动。进一步和退一步也构成一种综合运动，这一点谁也不会表示异议。总括起来说，蒲鲁东先生没有超出小资产者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除了让我们回到中世纪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纪的手工业师傅那里以外，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谈到：人生在世，只要有一部杰作，只要有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人也就够了。无论就形式或实质来说，这难道不正是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所要求的一部杰作吗？
第三节 竞争和垄断
竞争的好的方面 { “对劳动来说，竞争和分工同等重要……要使平等到来，必须有竞争。”
竞争的坏的方面 { “竞争的原理是自我否定。它的必然后果是把受它吸引的人消灭。”
一 般 的 想 法 { “竞争的有害的结果同它带来的益处……逻辑上都是由它的原理产生的。”
应当解决的问题 { “找出一个调和的原理，这一原理必须来自超乎自由本身的规律。”
另一种说法：
“因此，问题根本不在于消除竞争，消除竞争和消除自由同样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为它找到一种均衡，我看就是警察。”
蒲鲁东先生一开始就维护竞争的永恒必然性，反对那些想以竞赛代替竞争的人们。[7]
“无目的的竞赛”是不存在的。”每一热衷的对象都必然和热情本身对应：妇女是求爱者热衷的对象，权力是野心家热衷的对象，黄金是守财奴热衷的对象，桂冠是诗人热衷的对象，利润必然是工业竞赛的对象。竞赛就是竞争本身。”
竞争就是追逐利润的竞赛。工业竞赛必然是追逐利润的竞赛即竞争吗？蒲鲁东先生用肯定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蒲鲁东先生认为，肯定就是证明，正如假定就是否定一样。
如果说求爱者热衷的直接对象是妇女，那么，工业竞赛的直接对象就是产品，而不是利润。
竞争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业竞赛只是为了商业而存在。在现代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中，甚至还有一些阶段，所有的人都患了一种不从事生产而专谋利润的狂热病。这种周期性的投机狂热，暴露出竞争竭力逃避工业竞赛的必然性的真正性质。
如果你们对14世纪的手工业者说：工业上的特权和全部封建组织即将废除，并由工业竞赛即所谓竞争来代替，那么他一定会回答你们说，各种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的特权就是有组织的竞争。蒲鲁东先生说的“竞赛就是竞争本身”也正是这个意思。
“假如颁布一道法令，说从1847年1月1日起人人的劳动和工资都有保障，那么工业上的极端紧张状态立即就会转变为严重的松弛。”
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假定，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而是蒲鲁东先生为了证明竞争的必然性、它的永恒性是一些范畴等等而专门颁布的一道法令。
如果我们以为只需颁布几道法令就可以摆脱竞争，那么我们就永远摆脱不了竞争。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建议废除竞争而保留工资，那就等于建议用王室法令来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但是各民族并不是按照王室法令来发展的。各民族在制定这样一些法令之前，至少必须彻底改变他们在工业上和政治上的生存条件，也就是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
蒲鲁东先生会坚定不移地用自信的口吻回答我们说：这是一个关于”史无前例地改变我们的本性”的假设，并且他有权”把我们排斥于辩论之外”我们不知道他根据的又是哪一道法令。
蒲鲁东先生不知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让我们根据事实来谈吧。法国革命既为了争取工业自由，也为了争取政治自由，我们要明确地说，虽然法国在1789年未曾认识到它要求实现的原理的全部后果，可是它的愿望和期待都没有落空。谁想否认这一点，我认为他就丧失了任何批评的权利＝我决不同一个原则上认为2 500万人犯了自发性错误的论敌进行辩论……假如竞争不是社会经济的原理、命运的法规、人类灵魂的篝种必然要求，那么，为什么人们宁愿将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废除，却不肯考虑将它们加以修正呢？”
这样说来，既然18世纪的法国人废除了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而不是将它们改头换面，那么19世纪的法国人就应该把竞争改头换面而不是将它废除。既然竞争在18世纪的法国是作为某些历史需要的结果而形成的，那么它在19世纪的法国就不该由于另一些历史需要而被消除。蒲鲁东先生不懂得，竞争的形成同18世纪人们的现实发展有联系，他把竞争变成非现实的人类灵魂的某种必然要求。他会把那位对17世纪说来是伟大人物的柯尔培尔变成什么呢？
革命以后就出现了目前这种局面。蒲鲁东先生同样从这里猎取一些事实，来说明竞争的永恒性。他证明，像农业等这样一些生产部门，由于竞争这一范畴尚未充分发展，目前仍处于落后和衰败状态。说什么某些生产部门尚未发展到竞争的高度，而另外一些又还没有达到资产阶级的生产水平，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丝毫不能证明竞争的永恒性。
蒲鲁东先生的全部逻辑总括起来就是：竞争是我们现在借以在其中发展我们的生产力的一种社会关系。对于这个真理，他并没有在逻辑上加以说明，而是赋予了形式，而且往往是十分可笑的形式，他说：竞争是工业竞赛，是自由的时髦方式，是劳动中的责任，是价值的构成，是平等到来的条件，是社会经济的原理，是命运的法规，是人类灵魂的必然要求，是永恒公平的启示，是划分中的自由，是自由中的划分，是一个经济范畴。
“竞争和联合是相互依存的。它们不仅不互相排斥，甚至彼此间也没有分歧。谈论竞争就已经以共同目标为前提。可见，竞争并不是利己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最可悲的错误，正是在于它把竞争看成社会的倾覆。”
谈论竞争就是谈论共同目标，而这就证明：一方面，竞争是联合，另一方面，竞争不是利己主义。难道谈论利己主义就不是在谈论共同目标么？任何利己主义都是在社会中靠社会来进行活动的。可见，它是以社会为前提，即以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需要、共同的生产资料等等为前提的。因此，在社会主义者所说的竞争和联合之间甚至没有分歧，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社会主义者很清楚，当前的社会是建立在竞争之上的。既然他们自己就打算推翻当代社会，他们怎能责备竞争要推翻当代社会呢？既然他们认为未来的社会将要推翻竞争，他们又怎能反而指责竞争要推翻未来的社会呢？
往后，蒲鲁东先生又说，竞争是垄断的对立面，因此，竞争不可能是联合的对立面。
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同宗法式的君主制对立；可见它并不同当时还不存在的竞争对立。难道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竞争同封建主义并不对立吗？
其实，社会、联合这样的字眼是可以用于一切社会的名称，既可以用于封建社会，也可以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建筑在竞争上的联合。因此，怎么可能有认为仅仅靠联合这个词就可以驳倒竞争的社会主义者呢？蒲鲁东先生本人又怎能设想，仅仅把竞争说成是联合就可以维护竞争而反对社会主义呢？
刚才我们所讲的一切就是蒲鲁东先生所理解的竞争的好的一面。现在我们来谈谈竞争的坏的即否定的一面，谈谈它的缺陷，它的破坏性的、毁灭性的方面，有害的属性。
蒲鲁东先生为我们描绘的那种情景是非常阴暗的。
竞争产生贫困，它酿成内战，”改变自然区域”，混合各民族，制造家庭纠纷，败坏公德，”搞乱公平、正义的概念”和道德的概念，更坏的是，它还破坏诚实而自由的贸易，甚至也不拿综合价值、固定而诚实的价格来代替。竞争使得人人失望，经济学家们也不例外。它把事情弄到自我毁灭的地步。
从蒲鲁东先生所说的竞争的这一切坏处看来，竞争岂不成了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及其原理和幻想的最具有分裂性和破坏性的因素吗？
我们要注意：竞争对资产阶级关系所起的破坏作用，将随着新生产力即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在它的刺激下急剧地形成而日益增大。至少在这一点上竞争的坏的一面也会有它的好处。
“从竞争的起据来考察，作为一种经济状态或一个经济阶段的竞争，是……减少生产费用的理论的必然结果。”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血液循环应当是哈维的理论的结果。
“垄断是竞争的必然结局，竞争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产生出垄断。垄断的这种起摞就证明垄断的正当…… 垄断是竞争的天然对立面…… 可是，既然竞争是必要的，那么它本身就含有垄断的思想，因为垄断好像是每一个竞争的个体的屏障。”
我们和蒲鲁东先生一同感到高兴的是，他总算有一次把他的正题和反题的公式运用成功了。谁都知道，现代的垄断就是由竞争本身产生的。
一牵涉到内容，蒲鲁东先生就得依靠诗意的形象。竞争曾经把“劳动的每一细小部分”变成“一个好像是独立自主的领域，在这里每个人都表现了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独立性”。垄断是“每一个竞争的个体的屏障”。“独立自主的领域”至少和”屏障”同样好听。
蒲鲁东先生所讲的只是由竞争产生的现代垄断。但是，大家知道，竞争是由封建垄断产生的。可见，原来竞争是垄断的对立面，并非垄断是竞争的对立面。因此，现代垄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反题，相反地，它是一个真正的合题。
正题：竞争前的封建垄断。
反题：竞争。
合题：现代垄断，它既然以竞争的统治为前提，所以它就是封建垄断的否定，同时，它既然是垄断，所以就是竞争的否定。
因此，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垄断就是综合的垄断，是否定的否定，是对立面的统一。它是纯粹的、正常的、合理的垄断。蒲鲁东先生把资产阶级的垄断当做粗野的、简陋的、矛盾的、痉孪状态的垄断，这样他就陷入了和他的哲学自相矛盾的境地。蒲鲁东先生在垄断问题上不止一次提到过的罗西先生，大概对资产阶级垄断的综合性质理解得要深一些。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举出人为的和自然的垄断之间的区别。他说：封建的垄断是人为的，即专横的；资产阶级的垄断则是自然的，即合理的。
蒲鲁东先生推论说：垄断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是”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启示。竞争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不过，不好的就是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更坏的是垄断和竞争的互相吞噬。怎么办呢？设法找到这两个永恒思想的合题，把它从太古以来所寄居的神的怀抱中拉出来。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竞争、垄断和它们的对抗，而且可以找到它们的合题，这个合题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者彼此竞争着，竞争者变成了垄断者。如果垄断者用局部的联合来限制彼此间的竞争，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要加剧；对某个国家的垄断者来说，无产者群众越增加，各国垄断者之间的竞争就越疯狂。合题就是＝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
为了辩证地引导出随垄断而来的税收，蒲鲁东先生向我们谈到了社会天才。这位天才勇敢地在他那条曲折的道路上行进。
“他步伐坚定，不后悔也不踌躇；走到聋断的拐角，他用忧郁的目光回头一望，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便对一切产品课以照税，并建立起一套行政机构，以便把全部职务交给无产阶级并由垄断者付给报酬。”
关于这位饿着肚子在曲折的道路上散步的天才有什么可说的呢？这种散步的唯一目的是通过税收来消灭资产者们，而税收恰恰为资产阶级保持统治地位提供了手段；关于这种散步，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为使读者约略地了解蒲鲁东先生对待经济细节的方法，只需说明一点就够了：他认为设立消费税是为了平等和救济无产阶级。
消费税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才得到了真正的发展。它在工业资本即靠直接剥削劳动来维持、再生产和不断扩大自己的持重而节俭的财富的手中，是对那些只知消费的封建贵族们的轻浮、逸乐和挥霍的财富进行剥削的一种手段。詹姆斯·斯图亚特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问世以前10年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中对消费税的这种原始目的有很好的描写。他说：
“在纯粹的君主制度下，君主对财富的增长似乎有些忌妒，所以就向发财致 哲学的贫困富的人征税，即向生产征税。而在立宪制度下，赋税主要落在日益贫困的人身上，即落在消费身上。因此，君主们向工业征税……比如人头税和财产税是根据纳税人的假定财富按比例征收的。每人按照假定的收益纳税。在立宪制度下，一般是向消费课税。每人按照他支出的多少纳税。”
至于税收、贸易差额和信用（在蒲鲁东先生的理性中）出现的逻辑顺序，我们只要看到这一点就够了：英国资产阶级在奥伦治的威廉三世时期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制度之后，一到它可能自由发展自己的生存条件时，立即建立了新的税收制度、
公共信用和保护关税制度。对于蒲鲁东先生在警察或税收，在贸易差额、信用、共产主义和人口等问题上搜索枯肠制定的理论，这些概略的说明已经足以使读者获得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敢说，最宽容的评论也不会对这些章节进行认真的研究了。
第四节 所有权或租209
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
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虽然蒲鲁东先生表面上似乎讲的是一般的所有权，其实他所谈论的不过是土地所有权，地租而已。
“租和所有权一样，其起源可以说是在经济之外：它根源于同财富生产没有多少关联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第2卷第269页）
这样，蒲鲁东先生就是承认自己在了解租和所有权产生的经济原因上是无能的。他承认这种无能使他不得不求助于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这些考虑的确同财富生产没有多少关联，但是同他那狭隘的历史眼光却大有关系。蒲鲁东先生断言，所有权的起源、包含有某种神秘的和玄妙的因素。但是，硬使所有权的起源神秘化也就是使生产本身和生产工具的分配之间的关系神秘化，用蒲鲁东先生的话来说，这不是放弃对经济科学的一切要求了吗？
蒲鲁东先生
“只是提醒：在经济进化的第七个时代（即信用时代），现实曾为虚构所排挤，人的活动有在空虚里消失的危险，因此有必要把人更紧地束缚于自然，而租就是这种新契约的代价。”（第2卷第265页）
有40个埃巨的人210预感到后来会出现一个蒲鲁东先生，因而说“造物主先生，您怎么说都行。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主人，可是您绝不能使我相信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用玻璃做成的。”在您的世界里，信用是使人消失于空虚的手段，因此，要把人束缚于自然，所有权很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在现实生产的世界里，土地所有权总是出现在信用之前，所以蒲鲁东先生的惧怕空虚是不可能存在的。
不管租的起源怎样，只要它存在，它就是租佃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激烈争执的对象。这种争执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或者，换句话说，租的平均额怎样呢？请看蒲鲁东先生是怎么说的：
“李嘉图的理论回替了这个问题。在社会之初，人刚来到地球上，只见大片的森林，土地广袤无垠，而工业仅仅萌芽，在这个时候，租当然等于零。未经劳动开垦过的土地是使用对象，并不是交换价值，它是公共的，但不是社会的。由于家族繁衍和农业进步，土地开始具有价格。劳动使土地具有价值，由此产生了租。在付出等量劳动的情况下，收成越多的土地，价格也就越南，因此，所有者总是力求把除去租佃者的工资即除去生产费用以外的全部土地产品攫为己有。于是所有权就紧跟在劳动之后，以便从劳动那里夺取超过实际生产费用的全部产品。所有者执行着神秘的义务，并在佃农面前代表共同体，因此租佃者命中注定只是负有义务的劳动者，他有义务把超过他应得工资的全部所得向社会交代…… 因此，从本质和使命来说，租是一种可分配的公平的工具，是经济天才用来达到平等的无数手段之一。这是所有者和租佃者在不能秘密串通的情况下，为了更高的利益而从相反的角度编成的一份巨大的地籍册，其最终结果将是土地使用者和产业家平均占有土地…… 必须具备所有权的这种魔力，才能从佃农那里夺去他不能不视为己有的产品的余额，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产品的唯—创造者。租，或者更恰当地说，所有权，摧毁了农业上的自私，产生了任何力量、任何土地的分割所不能产生的团结…… 现在，所有权己经获得道义上的成果，剩下的就只是分配租了。”
所有这些响亮的词句首先可以归结如下：李嘉图说，农产品价格超过它们的生产费用（包括资本的普通利润和利息在内）的余额，就是租的标准。蒲鲁东先生则更为高明，他使化装成解围之神[8]的所有者出面干预，从佃农那里夺去超过生产费用的全部产品余额。他利用所有者的干预来说明所有权，利用收租者的干预来说明租。他回答问题的方法就是提出同样的问题，并在后面加上一个音节[9]。
我们还要注意一点，蒲鲁东先生用土地的不同肥力来决定租，使租又有了一个新的起源，因为他认为土地在按照不同肥力来估价之前”不是交换价值，而是公共的”。那么关于租的产生是由于有必要使行将消失于无限空虚里的人回到土地上来的这种虚构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
李嘉图的学说被蒲鲁东先生用天命的、比喻的和神秘的语句煞费苦心地包扎起来了，现在我们来把它解开。
李嘉图所说的租就是资产阶级状态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
我们看到，根据李嘉图的学说，一切物品的价格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费用，其中包括产业利润；换句话说，价格取决于所用的劳动时间。在工业生产中，使用劳动量最少的产品的价格决定着其余的同类产品的价格，因为最便宜而效率又最高的生产工具可以无限增加，而自由竞争必然产生市场价格，就是说，产生一种一切同类产品的共同价格。
与此相反，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劳动量最多的产品的价格决定一切同类产品的价格。首先，这里不能像工业生产中那样随意增加效率相同的生产工具，即肥力相同的土地。其次，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就开始经营劣等地，或者在原有土地上进行新的投资，这新的投资的收益比原始投资的收益就相应地减少。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用较多的劳动量获得较少的产品。人口的需要必然造成这种劳动的增加，因此耕作费用较高的土地的产品就一定和耕作费用较低的土地的产品同样有销路。但由于竞争使市场价格平均化，所以优等地的产品就要同劣等地的产品等价销售。优等地的产品价格中超过生产费用的余额就构成租。假如人们可以随时得到肥力相同的土地，假如人们能够像在工业生产中一样也可以随时使用费用较少而效率较高的机器，或者假如后来的投资和最初的投资具有相同的生产效率，那么，农产品的价格就会像我们所见的工业产品价格一样，取决于最好的生产工具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格。但是，从这时起租就会消失。
要使李嘉图的理论普遍正确，必须[10]使资本能够自由运用于各生产部门；资本家之间高度发展的竞争必须使利润达到同一水平；必须使租佃者变成产业资本家，他要从他投入劣等地[11]的资本中取得相当于他投资于例如棉纺工业[12]时所能取得的利润；必须使土地的耕作按照大工业制度进行；最后，还必须使土地所有者本人只想得到货币收入。
在爱尔兰，土地租佃已高度发展，但是还没有租。[13]因为租不仅是扣除工资以后，而且还是扣除经营利润以后的余额，所以，如果所有者的收入只是来自克扣工资，租就不可能存在。
这样看来，租决不是把土地使用者、租佃者变成简单的劳动者，决不是“从佃农那里夺去他不能不视为己有的产品的余额”不是使土地所有者同奴隶、农奴、代役租的农民或雇工对立，而是同产业资本家对立[14]。土地所有权一旦构成租，它所占有的就只是超过生产费用（不仅由工资而且也由产业利润决定）的余额。可见，租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夺去了他的一部分收入。[15]因此，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封建租佃者才被产业资本家所取代。例如，在德国这种变化直到18世纪的最后三四十年间才开始。只有在英国，产业资本家[16]②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当蒲鲁东先生的佃农孑然独存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租。可见，一出现了租，佃农就不再是租佃者而是工人，即租佃者的f田农。劳动者被贬低了，沦为替产业资本家干活的普通工人、日工和雇工；像经营任何一个工厂一样地经营土地的产业资本家出现了：土地所有者由一个小皇帝变成一个普通的高利贷者：这就是租所表现的各种不同的关系。
李嘉图所说的租就是把宗法式的农业变成商业性的产业，把产业资本投入土地，使城市资产阶级移到乡村。租并不把人束缚于自然，它只是把土地的经营同竞争连在一起。土地所有权一旦构成租，它本身就成为竞争的结果，因为从这时起土地所有权就取决于农产品的市场价值。作为租，土地所有权成为动产，变成一种交易品。只有在城市工业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组织迫使土地所有者只去追求商业利润，只去追求农产品给他带来的货币收益，迫使他最终把自己的土地所有权看成是为他铸造货币的机器以后，才可能有租。租使土地所有者完全脱离土地，脱离自然，他甚至不需要了解自己的领地，正像在英国那样。至于租佃者、产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他们不再被束缚在他们所经营的土地上，正如厂主和工厂工人没有被束缚在他们加工的棉花或羊毛上一样。他们感到切身有关的只是他们的经营费用和货币收益。因此反动势力便发出悲叹，祈求回到封建主义，回到美好的宗法式生活里，恢复我们祖先的淳朴的风尚和伟大的德行。土地也服从于支配任何其他产业的那些规律，这就是而且也永远是私利哀悼的对象。因此，可以说，租成了将田园生活卷入历史运动的动力。
尽管李嘉图已经假定资产阶级的生产是规定租的必要前提，但是他仍然把他的租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做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
蒲鲁东先生曾赋予租以天命的目的——把佃农变成负有义务的劳动者，现在他从这个天命的目的转向租的平均分配。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租是由于胞为不等的土地的产品具有同等的价格造成的。所以假定1公石谷物在劣等地上的生产费用是20法郎，那么，原来花费10法郎的1公石谷物就可以卖到20法郎。
只要由于需要而不得不购买市场上的全部农产品，市场价格就由最昂贵的产品的费用来决定。正是这种由竞争而不是由土地的不同肥力产生的价格均等化，使优等地的所有者能够从他的租佃者所卖出的每公石中取得10法郎的租。
我们暂且假定谷物的价格决定于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那么，优等地生产的每——公石谷物将按10法郎的价格出售，而劣等地生产的每一公石谷物就值20法郎。如果这个假定成立，那么，平均市场价格就是15法郎，但是按照竞争的规律，平均市场价格应为20法郎。假如平均价格等于15法郎，那么租要进行均等的或者别的什么方式的分配都不可能，因为租本身就不存在。只有在生产者用10法郎生产的1公石谷物能卖20法郎时，租才能存在。蒲鲁东先生假定生产费用不等而市场价格相等，那是为了把不等的产品进行均等的分配。
穆勒、舍尔比利埃、希尔迪奇等一些经济学家要求租归国家所有以代替税收，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这不过是产业资本家仇视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公开表现而己，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土地所有者在整个资产阶级生产中是一个无用的累赘。
但是，首先1公石谷物要按20法郎支付，然后再把从消费者身上多取的那10法郎普遍进行分配，这的确足以使社会天才在他那条曲折的道路上行进时闷闹不乐，并且一走到拐角就碰破了自己的脑袋。
租在蒲鲁东先生的笔下变成了
“所有者和租佃者……为了更高的利益而从相反的角度编成的一份巨大的地籍册，其最终结果将是土地使用者和产业家平均占有土地”。
只有在当代社会的条件下，租所造成的某种地籍册才可能有实际意义。但是，我们已经指出，租佃者向土地所有者交纳的租金只是在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里才多少正确地表现为租。而且这租金里面往往也还包含向所有者支付的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土地的位置、靠近城市以及其他许多情况都影响着租金，使租发生变化。这些不容置辩的论据足以证明，以租为基础的地籍册是不精确的。
另一方面，租不能作为表明一块土地肥力程度的固定指标，因为化学在现代的应用不断改变着土质，而地质科学目前又在开始推翻过去对相对肥力的估价。英国东部各郡的广阔土地直到大约20年前才着手开垦，在这以前，由于人们对腐殖质和下层土的构成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不够，这些土地没有开垦。
可见，在租方面，历史并没有给我们现成的地籍册，而只是把现有的地籍册加以改变或全部推翻。
最后，肥力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是一种天然素质，它和当前的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块土地，用来种粮食可能很肥沃，但是市场价格可以驱使耕作者把它改成人工牧场因而变得不肥沃。
蒲鲁东先生发明那种甚至并不具备普通地籍册所具有的意义的地籍册，纯粹是为了用来体现租的天命的平等的目的。蒲鲁东先生继续说：
“租就是付给永存不灭的资本即土地的利息。但是由于这种资本不能在物质成分上有所扩大，只能在使用上不断改进，所以，虽然贷款（mutuum）的利息或利润由于资本充斥而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但租将由于工业的更加完善和由此造成的土地使用方法的改进而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这就是租的实质。”（第2卷第265页）
这一次蒲鲁东先生在租里面看到了利息的一切标志，所不同的只是，租是特种资本的利息。这种资本就是土地，它是永恒的资本，”它不能在物质成分上有所扩大，只能在使用上不断改进”。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利息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而租却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利息由于资本充斥而下降，租由于工业更加完善和由此引起的土地使用方法的日益改进而上升。
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看法的实质。
首先我们看看所谓租是资本的利息这一说法有多少正确的成分。
对土地所有者本人来说，租代表他买进土地时所付出的资本的利息，或代表他卖出土地时所能收回的资本的利息。但是在买卖土地时他买进或卖出的只是租。土地所有者为了取得租而付出的代价由一般利率而定，与租的性质本身无关。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通常低于投入工商业的资本的利息。因此，如果不把土地给它的所有者带来的利息同租本身区分开来，那么土地资本的利息就要比其他资本的利息更低些。但是，问题不在租的买价或卖价，不在它的市场价值，不在资本化的租，而在租本身。
租金不仅包含真正的租，而且还可能包含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者不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而是以资本家的身份获得这一部分租金。不过，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讲的真正的租。
只要土地不被用做生产资料，它就不是资本。正如所有其他生产工具一样，土地资本是可以增多的。按照蒲鲁东先生的说法，我们不能在土地的物质成分上添加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增加作为生产工具的土地。人们只要对已经变成生产资料的土地进行新的投资，就可以在不增加土地物质即土地面积的情况下增加土地资本。蒲鲁东先生的土地物质，就是有界限的土地。至于他赋予土地的永恒性，我们并不反对土地作为一种物质具有这种性质。但是土地资本也同其他任何资本一样不是永恒的。
产生利息的黄金和自银，也和土地一样是经久而永恒的。如果说金价、银价下跌而地价却上涨，那么，这决不是土地的或多或少的永恒性质造成的。
土地资本是固定资本，但是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一样也有损耗。土地方面已有的种种改良需要得到再生产和维持。这些改良只有在一定时期内才有效用，这和所有别的用来使物质变成生产资料的改良是一样的。假如土地资本是永恒的，那么，有些地方的面貌就会完全不同于今天，罗马坎帕尼亚地区、西西里岛和巴勒斯坦就会仍然放出昔日繁盛的全部光辉。
甚至有时有这样的情况：对土地实行的改良依然存在，而土地资本却已消失。
首先，这种情况每一次都是在真正的租由于有新的更肥沃的土地的竞争而被消灭的时候发生；其次，在一定时期内曾经具有价值的改良，在农艺学的发展使其普及以后，就不再具有这种价值了。
土地资本的代表不是土地所有者而是租佃者。土地作为资本带来的收入不是租而是利息和产业利润。有些土地产生这种利息和这种利润，但不产生租。
总之，土地只要提供利息，就是土地资本，而作为土地资本，它不提供租，不构成土地所有权。租是土地经营赖以进行的社会关系产生的结果。它不可能是土地所具有的多少是稳固的持续的本性的结果。租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土壤。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土地使用方法的改进”（ “工业更加完善”的后果]是租不断上升的原因。其实恰恰相反，这种改进迫使租用期地下降。
一般说来，农业上或工业上的一切改良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用同样多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就是用更少的劳动生产出同样多或者更多的产品。由于这些改良，租佃者可以避免用更多的劳动量获得比较少的产品。这时，他不需要耕种劣等地，他在同一块土地上的连续投资可以保持相同的生产率。因此，这些改良不但不能像蒲鲁东先生所说的那样不断提高租，它们反而成为租上升的暂时障碍。
17世纪英国的所有者们非常明白这个真理，他们唯恐自己的收入减少，就反对农业上的成就。（见查理二世时期英国经济学家配第的著作[17]）
第五节 罢工和工人同盟
“任何旨在提高工资的运动除了使粮食、酒等等涨价即引起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以外，不可能产生别的结果。要知道，什么是工资？工资就是粮食……的成本，就是一切物品的全部价格。再进一步说，工资就是构成财富的各种要素同劳动群众每日为再生产而消费的各种要素的比例。因此，将工资提高一倍……就等于发给每一个生产者一份比他的产品更大的份额，这是矛盾的。如果只是在少数产业中提高，就会使交换普遍混乱，总之，会引起生活必需品的匮乏…… 我可以断言：导致提高工资的罢工不能不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这同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确实。”（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第 110和111页）
除了二加二等于四以外，我们否定上述一切论点。
首先，不可能有价格的普遍上涨。如果一切物品的价格都和工资同时增加一倍，价格并没有变化，起变化的只是说法而已。
其次，普遍提高工资决不会引起商品价格或多或少的普遍上涨。实际上，假如一切生产部门都按照固定资本或所用劳动工具的比例使用等量的工人，那么，普遍提高工资就会使利润普遍降低，而商品的市场价格却不会有任何变化。
但是，由于各生产部门中手工劳动对固定资本的比例并不一样，所以凡固定资本较多而工人较少的生产部门迟早总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商品价格。反之，如果它们的商品价格不降低，它们的利润就一定会超过利润的一般水平。机器不是雇佣工人。因此，普遍提高工资对于那些使用机器较多而工人较少的生产部门，影响就比较小。但是，由于竞争不断使利润平均化，超过一般水平的利润只能是暂时的。可见，如果除去某些波动情况，普遍提高工资的结果就不是蒲鲁东先生所说的价格普遍上涨，而是价格的局部下跌，主要是用机器制造的商品的市场价格的下跌。
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只是表示资本家和工人分享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的比例，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影响产品的价格。至于”导致提高工资的罢工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甚至引起生活必需品匮乏”这种思想只有在不可理解的诗人的头脑里才能出现。
在英国，罢工常常引起某种新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机器可以说是资本家用来对付熟练劳动者反抗的武器。现代工业中一个最重大的发明——自动走锭纺纱机击溃了进行反抗的纺纱工人。即使说同盟和罢工的结果只是引起各种用来对付同盟和罢工的机械发明，那么仅就这一点来说，同盟和罢工对工业的发展也是有巨大影响的。蒲鲁东先生继续说：
“我在莱昂·福适先生1845年9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近来英国工人对同盟已不发生兴趣（这当然是一种进步，我们只有向他们表示祝贺），然而工人在精神上的这种改善主要是经济上开化的结果。在博尔顿的一次集会上一个纺纱工人大声说过；‘工资不是由厂主决定的。在萧条时期老板们可以说只是充当必然性手中的鞭子，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只得鞭打。起调节作用的原理是供求关系，而老板们对此是无能为力的’……”蒲鲁东先生大叫道：“好啊，这就是驯良的模范工人”…… “英国过去是不存在这种贫困的，但愿它不要跨过海峡。”（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第261和262页）
在英国的各城市中，博尔顿的激进主义声势最大。博尔顿的工人是以革命最坚决闻名的。当英国为废除谷物法53而掀起广泛的鼓动宣传的时候，英国厂主们认为，只有让工人打先锋，他们才能对付土地所有者。但是由于工人利益同厂主利益的对立并不亚于厂主利益同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对立，所以，很自然，厂主们在工人的集会上是注定要失败的。厂主们干了些什么呢？为了顾全面子，他们组织了一些主要由工头、少数忠于他们的工人和道地的生意朋友参加的集会。后来，真正的工人要参加集会（当时博尔顿和曼彻斯特的情况就是这样），反对这种虚假的示威，却被拒之门外，说这是凭票入场的集会，意思是只有持人场券的人才能参加。可是墙上的招贴明明写的是公众的大会。每逢举行这种集会的时候，厂主们的报纸总是大登特登有关会上发言的报道。不用说，在会上发言的都是一些工头。伦敦的报纸一字不改地将他们的发言全文转载。不幸蒲鲁东先生竟把工头当成普通工人，而且严禁他们渡过海峡。
1844年和1845年罢工的消息比往年少了，这是因为1844年和1845年是1837年后英国工业繁荣的头两年。尽管这样，那时并没有一个工联解散。
现在我们来听听博尔顿的工头们的发言。他们说，厂主不能操纵工资，因为厂主不能操纵产品价格，其所以不能操纵产品价格，则是因为厂主不能操纵世界市场。于是他们根据这个理由，要求工人们懂得：不应当组织同盟来要挟老板增加工资。蒲鲁东先生则相反，他禁止组织同盟是唯恐引起工资的提高，因而引起生活必需品的普遍匮乏。不言而喻，工头们和蒲鲁东先生在提高工资就等于提高产品价格这一点上是同声相应的。
但是，使蒲鲁东先生恼怒的真正原因是不是唯恐引起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呢？不是。他对博尔顿的工头们恼怒纯粹是因为他们用供求关系来确定价值，毫不关心构成价值，即达到构成状态的价值，毫不关心价值的构成，其中包括不断的交换可能性以及其他一切同天命并列的关系的比例性和比例性的关系。
“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不仅刑法典上如此规定，而且经济体系、现存制度的必然性也说明这一点…… 每一个工人有个人支配自己的人身和双手的自由，这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社会不能容许工人组织同盟来压制垄断。”（第1卷第334和335页）
蒲鲁东先生想把刑法典的条文说成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必然的和普遍的结果。
在英国，组织同盟是议会的法令所认可的，而且正是经济制度迫使议会以法律的形式作出了这种认可。1825年，在晗斯基森大臣任内，议会必须修改法律才能更加适应自由竞争所造成的环境，在这个时候，议会不得不废除一切禁止工人组织同盟的法律。现代工业和竞争越发展，产生和促进同盟的因素也就越多，而同盟一经成为经济事实并日益稳定，它们也必然很快地成为合法的事实。
因此，刑法典的有关条文至多只能证明，在制宪议会和帝制时期，现代工业和竞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211
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18]在谴责同盟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只是动机各不相同而已。
经济学家向工人说：不要结成同盟。如果你们结成同盟，就会阻碍工业的正常进程，妨碍厂主满足订货要求，扰乱商业，加速采用机器，而机器会使你们的一部分劳动毫无用处，从而迫使你们接受更低的工资。再说，你们的行动肯定是徒劳的。你们的工资总是决定于人手的供求关系，抗拒政治经济学的永恒规律，不但可笑，而且危险。
社会主义者向工人说：不要结成同盟，你们这样做最终会得到什么呢？能提高工资吗？经济学家可以非常清楚地向你们证明：即使事情顺利，在短期内多拿到几文钱，但是以后工资要永远减少下去。熟练的核算家会向你们证明：单是你们组织和维持同盟所必需的一笔经费，就需要经过若干年才能从提高的工资中得到补偿。而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则要告诉你们：即使不谈钱的问题，你们也决不会因为结成了同盟就不再当工人，而老板将来却照旧当他的老板。所以，不需要任何同盟，不需要任何政治，因为组织同盟不就是搞政治吗？
经济学家希望工人在目前已经形成、经济学家已经在自己的教科书里加以描述并予以肯定的社会里停滞不前。
社会主义者劝告工人不要触动旧社会，以便更好地进入他们用非凡的先见之明为工人准备就绪的新社会。
不管什么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不管什么教科书和乌托邦，同盟片刻不停地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成长而日益进步和扩大。现在甚至可以说，同盟在一国内的发展程度可以确切地表明该国在世界市场等级中所占的地位。工业最发达的英国就有最大的而且组织得最好的同盟。
在英国，工人们就不限于组织一些除临时罢工外别无其他目的并和罢工一起结束的局部性同盟。他们还建立经常性的同盟——工联，作为工人同企业主进行斗争的堡垒。现在，所有这些地方工联已组成为全国职工联合会212拥有会员8万人，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这些罢工、同盟、工联是与工人的政治斗争同时并进的，现在工人们正在宪章派153的名义下形成一个巨大的政党。
劳动者最初企图联合时总是采取同盟的形式。
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因此，同盟总是具有双重目的＝消灭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资本家竞争。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后来，随着资本家为了压制工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而且在经常联合的资本面前，对于工人来说，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重要。下面这个事实就确切地说明了这一点：使英国经济学家异常吃惊的是，工人们献出相当大一部分工资支援经济学家认为只是为了工资而建立的联盟。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必要的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一旦达到这一点，联盟就具有政治性质。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
我们应当把资产阶级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和专制君主制的统治下形成为阶级；第二是形成阶级之后，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把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社会。第一个阶段历时最长，花的力量也最多。资产阶级也是从组织反对封建主的局部性同盟开始进行斗争的。
对资产阶级所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从城市自治团体直到构成阶级，已有不少的探讨。
但是，当问题涉及到对罢工、同盟以及无产者在我们眼前实现他们组成为阶级所采用的其他形式给以明确说明的时候，一些人就陷入真正的惶恐，另一些人就显出先验的蔑视。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这是不是说，旧社会崩溃以后就会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的阶级统治呢？不是。
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市民等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19]
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抗的正式表现。
在这以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仍然是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全面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导致剧烈的矛盾、人们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
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20]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上半年
1847年7月初以小册子形式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和1847年法文版翻译 |
[1] 皮·约·蒲鲁东在1827年后曾作为校对者参加圣经的出版工作并在此期间掌握了希伯来语知识。蒲鲁东经常谈到希伯来语，马克思在这里暗喻此事。——编者注
[2] 1885年德文版改为“生产方式”。——编者注
[3] 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对1847年说来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美国的对外贸易主要限于输入移民和工业产品，输出棉花和烟草，即南部奴隶劳动的产物。北部各州主要是为各蓄奴州生产谷物和肉类。直至北部开始生产供输出用的谷物和肉类，并且成为工业国，而美国棉花的垄断又遇到印度、埃及、巴西等国的激烈竞争的时候，奴隶制才有可能废除。而且当时，奴隶制的废除曾引起南部的破产，因为南部还没有以印度和中国苦力的隐蔽奴隶制代替公开的黑人奴隶制。——弗·恩·”——编者注
[4] 在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此处加了边注：“劳动阶级”。——编者注
[5] 指皮·勒蒙奉的《理智和愚蠢各抒己见。供年长智低者阅读的简明伦理教程》1801年巴黎版。——编者注
[6] 地中海东岸诸国的旧称。——编者注
[7] 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傅立叶主义者。——弗·恩”——编者注
[8] 解围之神的原文为：deus ex machina，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剧院中，扮演神的演员是借助于特别的机械装置而出现在舞台上的），转义是：突然出现的挽救危局的人。——编者注
[9] 用propriétaire（所有者）的干预来说明propriété（所有权），用rentier（收租者）的干预来说明rente（租）。——编者注
[10] 在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这一句的开头改为“要使李嘉图的理论（只要肯定它的前提）普遍正确，还必须”。——编者注
[11] 在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投入劣等地”改为”投入土地”。——编者注
[12] 马克思在自用本中划去了“他投资于例如棉纺工业”，并在左页边标明“任何工业部门”。在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又恢复了“他投资于”因而整个句子的这一部分就是“他投资于任何工业部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184页）。——编者注
[13] 这句话在1896年巴黎版中为“可能发生像在爱尔兰那样的情况：土地租但已高度发展，但是还没有租”（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184页）。——编者注
[14] 在1885年德文版中，这里作了如下的补充：“他用雇佣工人来经营土地，他只是把超出包括资本的利润在内的生产费用的余额作为租金付给土地所有者”。——编者注
[15] 在1885年德文版中，没有“土地所有权一旦构成租……他的一部分收入”这段话。——编者注
[16] 马克思在自用本中划去了“产业资本家”，把“资本家”改写为“租佃者”，在左页边又一次加上了“租佃者”。在送给娜·吴亭娜的本子中也有这一改动。——编者注
[17] 指配第《政治算术》。——编者注
[18] 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指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在法国是傅立叶主义者，在英国是欧文主义者。——弗·恩”——编者注
[19] 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里所谓等级是指历史意义上的封建国家的等级，这些等级有一定的和有眼的特权。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这些等级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阶级，因此，谁把无产阶级称为‘第四等级’213他就完全违背了历史。——弗·恩”——编者注
[20] 见乔治·桑《扬·杰士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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