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6年8月17日于彼得堡

［注：这封信讲的是1735年安娜女皇对土耳其发动的战争。驻圣彼得堡的这位英国外交官报告他在游说俄国同土耳其人媾和方面所作的努力。省略的词句是无关的。］

　　……我衷心希望……土耳其人能接受劝告而屈尊先行做出表示，因为这里的宫廷看来已打定主意，土耳其人不先走一步，它就不理睬任何声音，以此来羞辱土耳其政府，土耳其政府曾在一切场合极其轻蔑地谈论俄国人，这是女沙皇和她的现任大臣们所不能忍受的。奥斯特尔曼伯爵不但不感激埃弗拉德·福克纳爵士和卡尔库恩先生（前者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后者是荷兰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转达土耳其人的善意，而且也不愿听从解劝而轻信土耳其政府抱有诚意，看来，他对他们的做法感到非常惊异，他们未奉英王和荷兰联省议会[241]之命，也未受土耳其宰相之托居然就给他们（俄国内阁）写信，而且他们的信也未曾同皇帝［注：指查理六世。——译者注］驻君士坦丁堡公使协商过……我已把土耳其宰相写给英王的那两封信给比朗伯爵和奥斯特尔曼伯爵看过，同时告诉这两位先生，由于这两封信中对这里的宫廷有些刻薄的说法，要不是他们这样渴望看到的话，我是不会送给他们看的。比朗伯爵说这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已习惯于被土耳其人这样对待了。我要求两位伯爵阁下不要让土耳其政府知道他们已经看过这两封信，因为这样做无补于事，只会使事态恶化……”

　　“1765年3月1日（12日）于圣彼得堡

　　绝密［注：英国当时在和俄国谈判一个通商条约。］
　　……昨天帕宁先生［注：帕宁是否领取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津贴，他这样做是背着叶卡特琳娜还是按照她的命令，这在历史学家当中至今仍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毫无疑问，叶卡特琳娜二世为了使外国宫廷与俄国使节合作，曾许可俄国使节在表面上与外国宫廷合作。至于帕宁，那么这个问题是由一个我们相信还从来没有发表过的可靠文件决定的。这个文件证明，帕宁在一度成为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人之后，被迫冒着牺牲他的荣誉、财产和生命的危险继续保持这种身分。］和副总理大臣［注：指亚·米·哥利岑。——译者注］同丹麦大使奥斯滕先生签订了这里的宫廷与哥本哈根宫廷之间的同盟条约。其中一项条款把对土耳其的战争规定为履行盟约理由；只要发生这种情况，丹麦就必须给俄国每年五十万卢布的补助金，分季支付。此外，丹麦还根据一项最秘密的条款，答应与法国断绝一切联系，只要求一段宽限，以便设法索回法国宫廷欠它的债款余额。无论如何，它即将采用俄国对瑞典的全部观点，并且在瑞典王国内尽管不是公开地，但将完完全全地与俄国一致行动。不是我受骗了，就是格罗斯先生［注：俄国驻伦敦公使。］对阁下说俄国打算停止插手，而把瑞典这个包袱整个丢给英国时误解了给他的指令。不管这里的宫廷多么希望我们为每一项金钱义务支付大部份额，然而我确信，到什么时候它也宁愿选择在斯德哥尔摩居于领导地位。它的计划、它的热烈希望，是与英国和丹麦协力合作来彻底消灭法国在那里的利益。不花费相当大的费用，这一点肯定是做不到的，但是俄国现在似乎并没有不通情理到期望由我们支付全部费用的地步。我已得到暗示，我们方面只要每年支付一千五百镑，就足以维持我们的利益，并绝对阻止法国人控制斯德哥尔摩。
　　瑞典人对于他们多年来一直处于依附地位非常敏感，并且感到很受屈辱，他们对每一个干涉他们事务的强国都极其忌恨，对他们的邻居俄国人更是如此。这就是这里的宫廷给我提出的理由：为什么它希望我们和他们分别采取行动，同时在我们彼此的公使之间仍然保持推心置腹的信任；为什么它希望我们首先关心的事项不是成立一个叫作什么俄国派或英国派的派别，而是要努力使我们的朋友赢得自由之友和独立之友的美名，因为甚至最聪明的人也往往会被一个虚名所迷惑。目前我们享有优势，这个国家的人们已普遍相信他们同法国的联系已招致很大的灾难，如果继续维持这种关系，还会非常严重地破坏他们的真正利益。帕宁先生决不希望瑞典宪法［注：查理十二死后由参议院制订的寡头政治的宪法。］有丝毫改动。他希望王权能够保存而不扩大，人民的特权能够维持而不遭到破坏[243]。然而他对王后的勃勃野心和奸诈诡谲不无畏惧，不过奥斯特尔曼伯爵作为公使的高度警惕性现在已完全打消了他在这方面的担心。
　　由于与丹麦新缔结了联盟，由于这里的宫廷毫无疑问在瑞典取得了成就，帕宁先生如果得到适当的支持，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他把北方国家联合起来的大计划的［注：这样，乔治·麦卡特尼爵士就告诉我们，通常所谓查塔姆勋爵的“北方联盟的大概念”，实际上就是帕宁的“把北方国家联合起来的大计划”。查塔姆不过是被骗去倡导这个俄国人的计划罢了。］。为了使这个计划臻于完善，唯一需要的就是与大不列颠缔结一个条约联盟。我确信，这是这里的宫廷最热切的希望。女皇对此已不止一次用极明确的语言表达过。她的野心是要通过这样一个联盟来抗衡家族盟约［注：指1761年8月在巴黎缔结的法国和西班牙的波旁王族之间的盟约。］，并且尽可能挫败她特别憎恨的维也纳宫廷和凡尔赛宫廷的一切意图。然而，我不能向阁下隐瞒，我们要指望缔结任何这样的联盟，就必须以一项秘密条款同意在发生对土耳其的战争时支付一笔补助金，因为除了遇到那种性质的紧急情况外，他们不会向我们要钱。我自以为我已经说服这里的宫廷，期望在和平时期得到补助金是不合乎情理的，在平等基础上的联盟对两个国家都更牢靠和更体面。我可以向阁下保证，把对土耳其的战争作为履行盟约理由写进条约正文或者列入秘密条款，将是我们同这里的宫廷举行任何谈判的必要条件。帕宁先生之所以对这点很固执，是由于这样一件偶然的事情。当沙皇和普鲁士国王之间的条约[244]正在讨论的时候，别斯图热夫伯爵（他是普鲁士国王的死敌）建议加进关于土耳其的条款，他确信普鲁士国王决不会接受这一条款，满以为谈判会由于国王的拒绝而告破裂。但是这个老政客看来完全失算了，因为国王陛下立即同意了这个建议，只是要求俄国在和任何其他国家缔结联盟时也必须按照同样的条件［注：这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遁辞。关于弗里德里希如何被迫投入俄国联盟的怀抱，科克先生（法国的外交学教授，达来朗的老师）说得很明白。他说：“弗里德里希二世被伦敦政府抛弃之后，不能不投靠俄国。”（见他著的《欧洲革命史》）］。情况确系如此，为了进一步肯定这一点，几天前，普鲁士公使佐尔姆斯伯爵拜访了我，对我说，他已接到训令，如果这里的宫廷有意和我们的宫廷缔结联盟而不包括这样一项条款的话，他要表示最强烈的反对。我得到了种种暗示，如果大不列颠在这一条款上不那么执拗的话，俄国在商务条约的出口税条款上就会不那么固执，格罗斯先生曾告诉过阁下，这里的宫廷是决不会放弃出口税条款的。同时，有一个受到帕宁先生极度信任的人向我保证，如果我们着手缔结联盟条约，商务条约就会尽快地跟上；那时商务条约就会完全摆脱那个一向吹毛求疵和争吵不休的商务委员会，仅仅由大臣和我来解决，而且他确信，只要关于土耳其的条款被列入联盟条约，商务条约的缔结就会使我们满意。我还被告知，若是西班牙人进攻葡萄牙，我们可以雇用一万五千名俄国人去服役。我祈求阁下千万不要对格罗斯先生提到同丹麦缔结的条约的秘密条款……我担心，这位先生对英国不抱善意。”［注：霍雷修·沃尔波尔用这样一句话来说明他的时代的特征：“现今时兴的，是互相利用。”无论如何，从上文可以看出，俄国在同英国交往中就是这样干的。桑德威奇伯爵，即乔治·麦卡特尼爵士敢于写的上面这封信的受信人，十年以后，即1775年，在诺思政府中出任海军首席大臣，曾以激烈反对查塔姆勋爵关于公平解决美洲困难的动议而闻名。“他不能相信这（查塔姆的动议）是一个英国贵族的产物，在他看来这勿宁说是某个美洲人的作品。”1777年，我们发现桑德威奇又在咆哮：“他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耗尽国库的最后一文钱，而决不让大不列颠被它的犯上作乱的臣民蔑视、欺侮和宰治。”当桑德威奇伯爵带头促使英国陷入同它的北美殖民地、同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战争时，我们看到他在议会经常受到福克斯、伯克、皮特等人的指控，说他使海军处于不能保卫国家的状态，说他明知道敌人已经集结大量军队，却有意派小量英国军队去对抗，说海军各部门事务的管理极其不当，等等（参看1778年3月11日，3月31日和1779年2月下院的辩论；福克斯对桑德威奇勋爵的不信任动议；1779年4月9日关于因桑德威奇勋爵玩忽职守而要求解除其职务的上国王书；1782年2月7日福克斯弹劾1781年海军行政严重失职案）。皮特借此机会把“我们在海上所遭到的一切灾难和耻辱”都记在桑德威奇勋爵的帐上。在下院388票中，支持政府方面反对这一动议的票数只多22票。1782年2月22日，一个反对桑德威奇勋爵的类似动议在下院453票中仅以19票的多数被否决。然而，桑德威奇勋爵的施政确实使三十多名卓著勋劳的军官离开了海军，或者声明不能在目前的制度下服役。事实上，在他的整个任职期间，海军中普遍存在的不和令人非常担心。此外，桑德威奇勋爵曾被公开指控侵吞公款，而且根据间接证据来看，他也的确犯了这样的罪行。（参看1778年3月31日，1779年4月9日及以后几次上院的辩论。）当1779年4月9日解除他职务的动议被否决时，三十九名上院议员提出了抗议。］

　　“1782年8月16日（27日）于彼得堡

　　（私人信件）
　　……我一到达这里，就发现这个宫廷的情况跟以前向我描述的很不一样。它对英国根本没有任何偏爱，它完全是倾向法国的。普鲁士国王（当时深得女皇信任）正在施加影响反对我们。帕宁伯爵有力地支持了他。波旁王朝的两个公使拉西和科尔贝龙诡计多端，善耍阴谋；波将金公爵受了他们的蛊惑；而包围女皇的那一大群人——舒瓦洛夫们、斯特罗加诺夫们和切尔尼舍夫们[246]都是（现在也仍然是）一伙巴黎的理发店学徒。形势有利于他们致力的事业。法国人装模作样地帮助俄国解决同土耳其政府的纠纷，紧接着这两个宫廷又一起成为帖欣和约[247]的调停人，这些对它们之间的和好都起了不小的作用。所以，对于1778年2月1779年7月我与帕宁伯爵进行的一切谈判毫无成果，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他的意图是防止而不是促进联盟。我们为争取联盟作出了各种让步，都无济于事。他总是制造新的困难，总是设置新的障碍。同时，我对他的明显信任也产生了很严重的恶果。他利用这种信任，在向女皇报告时转达的不是我使用过的语言和我实际表达过的感情，而是他满心希望我使用和表达的语言和感情。他又同样悉心地向我隐瞒女皇的意见和感情。他在她面前把英国说成顽固、傲慢和冷淡，而在我面前则把女皇说成心情不快、讨嫌我们并对我们在意的事情漠不关心。他是那样确信他用这种两面谎报情况的办法已堵塞了一切成功的渠道，当我向他谈到那个西班牙声明[248]的时候，他甚至敢于俨然以大臣身分对我说，‘大不列颠是由于它自己的行动骄横傲慢才大难临头的；现在灾难已达到顶点；我们必须作出一切让步以求得和平；而且我们既不能指望得到朋友的援助，也不能指望得到敌人的宽容。’我竭力控制自己，不使自己感情用事……我当即找了波将金公爵，由于他的帮忙，女皇屈尊在彼得宫单独接见了我。在这次会晤中，我非常幸运地不仅消除了她对我们的一切不良印象，而且通过如实阐述我们的处境以及大不列颠与俄国之间不可分割的利益，使她断然决定援助我们。这个决定她是用明确的语言向我宣布的。当这件事透露出来的时候——而帕宁伯爵是第一个知道它的——他成了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不仅通过散布谎言和最无耻地施加影响来破坏我的公开谈判，而且使用最卑鄙最恶毒的人所能想得出的一切手段来贬损和伤害我个人。从他对我的那些无耻的指控来看，如果我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我就会担心受到他最无耻的袭击。这种残酷无情的迫害现在还在继续进行；比他的内阁任期延续得更久。尽管我从女皇本人那里得到肯定的保证，帕宁伯爵还是找到办法先是动摇，然后改变她的决定。他的确受到普鲁士国王陛下很热心的支持，当时普鲁士国王陛下极力要破坏我们的利益，正如他现在似乎热衷于要恢复它一样。然而，这头一次失望并没有使我灰心丧气，我加倍努力，在我出使期间又有两次使得女皇几乎（！）出面声明是我们的朋友，而且每一次我的期望都是建立在她亲口作的保证上的。第一次是在我们的敌人策划武装中立［注：詹姆斯·哈里斯爵士装作相信叶卡特琳娜二世不是1780年武装中立的发起人，而只是拥护者。圣彼得堡宫廷总是使它自己的种种计划具有外国宫廷向它提出并迫使它接受的形式，这是它的重大策略之一。俄国外交喜欢这种张冠李戴。就这样，弗洛里达布朗卡的宫廷被弄成了这次武装中立的负责发起人，从这个自命不凡的西班牙人写给查理三世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一想到自己不仅策划了这次武装中立，而且诱使俄国支持了它，是感到多么自豪。］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建议把米诺尔卡岛[249]送给她的时候。虽然在第一次，我从我以前遭到反对的同一来源遭到同样的反对，然而我必须说，我的失败主要应归咎于我们对1780年2月那个著名的中立声明[250]的极其笨拙的答复方式。因为我非常清楚打击将来自何方，我已作好避开它的准备。我当时的意见是这样：‘如果英国觉得自己强大得可以甩开俄国，它就应该立即拒绝这些新出笼的教义；但是，如果它的处境还要求援助，它就应该服从当前的需要，在只是涉及俄国的限度内承认这些教义，用一个适时的善意行动为自己保证赢得一个强大的朋友。’［注：就是这个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此人又名马姆兹伯里伯爵，读者也许更熟悉这个名字），被英国历史学家们吹捧为1782—1783年和平谈判中阻止英国放弃海上搜索权的人。］我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提出来的是一个模棱两可、捉摸不定的答复；我们似乎对这些教义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都同等地害怕。我得到的指示是，对它们秘密地进行反对，但在公开场合则表示默许。而且当时我们政府的一个机要人员在同西莫林先生的谈话中使用了一些不谨慎的、与那位公使从斯托蒙特勋爵那里听到的温和而诚挚的语言直接矛盾的说法，使女皇万分震怒，加剧了她对我们该届政府所抱的反感和不良印象［注：从这一段话和其他类似的段落可能得出这样的判断，即叶卡特琳娜二世曾把诺思勋爵（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所说的该届政府就是指他的政府）看成是毫不妥协的人。只要看一看下面这个事实，任何这类误解都会消除：第一次瓜分波兰[251]是在诺思勋爵执政时发生的，而他对此并没有提出任何抗议。1773年，当叶卡特琳娜对土耳其的战争还在进行，她同瑞典的冲突正日益恶化的时候，法国准备派遣一支强大的舰队到波罗的海去。法国外交大臣戴居雍把这个计划通知了英国当时驻巴黎的大使斯托蒙特勋爵。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戴居雍详细论述了俄国的扩张野心以及应该促使法英两国联合对抗这种野心的共同利益。英国大使对这一亲密谈话的回答是：“如果法国派舰只去波罗的海，英国舰队将立即跟踪而至；两支舰队的存在，其效果不会超过中立；而且，无论英国宫廷如何愿意保持英法之间现存的良好关系，由偶然冲突引起事端，是未可预卜的。”结果，戴居雍撤销了布勒斯特的分舰队，但是下了新的命令在土伦装备一支舰队。“英国内阁得到这种重新备战的消息之后，立即表示了强有力的反对；斯托蒙特勋爵受命发表声明说，用于波罗的海的每一个论点都同样适用于地中海。此外，还给法国外交大臣送了一份备忘录，并要求把它呈交国王和枢密院。这产生了预期的效果；那支舰队撤销了，水兵解散了，扩大战争的危险避免了。”
　　我们上面引用的这几行文字的这位自鸣得意的作者说道：“诺思勋爵就这样成效卓著地帮助了他的同盟者（叶卡特琳娜二世），并且促成了俄国和土耳其政府之间的（库楚克－凯纳吉）和约[252]。”叶卡特琳娜二世对诺思勋爵好心帮助的报答，首先是撤销了她向他许诺的在英国和北美殖民地发生战争时的援助，其次是策划并领导了对英国的武装中立。诺思勋爵没有敢象詹姆斯·哈里斯爵士劝告他的那样来回报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即把大不列颠的海上权利放弃给俄国，并且只是放弃给俄国。这就刺激了女沙皇的神经系统；突然引起了她的歇斯底里幻想，说她对诺思勋爵“有不良印象”，有“反感”，感到“根深蒂固的厌恶”，“完全不信任”，等等。詹姆斯·哈里斯爵士为了给谢尔本政府提出一个例子以示警告，详细描绘了女沙皇感情的心理图以及诺思政府由于伤害这些感情而蒙受的耻辱。他的处方非常简单：任何别的强国若要向我们索取必定会被我们当作敌人看待的东西，对作为我们朋友的俄国，则应拱手相送。］。我们的敌人利用了这些情况……我提出了把米诺尔卡岛送给女皇的想法，因为我很清楚，我们在签订和约时会被迫作出牺牲，我觉得比较聪明的办法是向我们的朋友而不是向我们的敌人作出这种牺牲。
　　这个想法在国内被全盘接受了［注：可见，英国政府确实不满足于已使俄国成为一个波罗的海强国，还千方百计要使它成为一个地中海强国。看来，让渡米诺尔卡岛的建议在1779年底或1780年初，即在斯托蒙特勋爵进入诺思内阁之后不久就已经向叶卡特琳娜二世提出了，——这个斯托蒙特勋爵就是那个曾阻挠法国抗拒俄国的人，甚至詹姆斯·哈里斯爵士也不能否认此人写了“完美地切合圣彼得堡宫廷的精神的指示”这一功绩。当诺思勋爵的内阁按照詹姆斯·哈里斯爵士的建议提出把米诺尔卡岛交给俄国人的时候，英国的下院议员和人民还在为担心汉诺威人（？）会从他们手中夺去“地中海的锁钥之一”而焦虑。1775年10月26日，国王在议会的开幕词中曾告诉议会说，当詹姆斯·格莱安爵士被问到为什么他们没有把封锁一直维持到那个“计划”实现的时候，他得到格莱安爵士的亲口回答是：“他们没有承担那种责任”，即执行他们的命令的责任！这里援引的公文，是除了日期较晚的一件公文以外唯一被宣读的文件。另一件公文据说是在4月5日发出的，其中“命令海军上将运用最广泛的权宜处置权力封锁俄国在黑海的港口”，这件公文既未被宣读，邓达斯海军上将的任何答复也未被提到。海军部派遣了汉诺威部队到直布罗陀和马翁港（米诺尔卡岛）去，接替在那里驻防的英国部队中准备抽调到美洲去服役的团队。约翰·卡文迪什勋爵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强烈谴责“把直布罗陀和马翁港这样重要的要塞委托给外国人”。在极其激烈的辩论中，把直布罗陀和米诺尔卡岛这两个所谓“地中海的锁钥”委托给外国人的措施受到了猛烈的攻击，诺思勋爵承认自己是这一措施的参谋，感到不得不提出一个“免究责任的议案”。不过，这些外国人，这些汉诺威人，是英国国王自己的臣民。在1780年实际上把米诺尔卡岛交给了俄国之后，诺思勋爵当然感到有理由在1781年11月22日在下院以“极其轻蔑的态度对待内阁大臣被法国收买的嘲讽”了。
　　我们顺便指出，诺思勋爵——英国能够引以自豪的最卑鄙最胡闹的大臣之一——纯熟地掌握了使议院笑声不绝的艺术。桑德兰勋爵也是这样。现在帕麦斯顿勋爵也是这样。］，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我这次从斯托蒙特勋爵那里接到的英明指示更加完美地切合这里的宫廷的精神了。这个方案为什么没有成功，我至今还不明白其究竟。在我得到全权处理此事以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女皇对任何其他措施象对此事这样热心，而当我得到授权的时候，我发现她却从原来的意图退缩，我也是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吃惊。我当时认为，这应该归咎于她对我们的政府怀有根深蒂固的厌恶和根本缺乏信任；但是从那时以来，我更倾向于相信，她曾就此事征询过（奥地利）皇帝的意见，而后者不仅说服她拒绝这一建议，而且把这一秘密泄露给了法国，从而使它公之于世。我无法另外解释女皇感情上的这种迅速变化，特别是因为波将金公爵（不管他在别的事务上表现如何）肯定是真心诚意支持此事的，从我当时看到的和后来了解到的情况看来，他曾和我一样极其关心此事的成功。阁下，你会看到，促使女皇成为友好调解人的想法是和建议把米诺尔卡岛让给她有密切联系的。因为这个想法引起了后来发生的事情，使我们在目前的调解中遭到种种困难，我必须说明我当时的观点是什么，并且证明不是我使我的宫廷处于如此难堪的地位。我当时希望和追求的是使女皇成为唯一的、别无副手的调解人。如果阁下细察她与我之间在1780年12月的来往情况，阁下就很容易理解我当时有多么充足的理由设想女皇会成为一位友好的、甚至是偏袒我们的调解人［注：诺思勋爵的政府1782年3月27日被罗金厄姆的政府接替之后，著名的福克斯就通过俄国大使的调解向荷兰提出了和平建议。那么，被这位统计女沙皇的感情、情绪和印象的卑贱记帐员詹姆斯·哈里斯爵士如此宣扬的俄国调解到底有什么结果呢？当初步的和平条款已经同法国、西班牙和美国达成协议的时候，同荷兰却达不成任何这样的初步协议。从它那里得到的只不过是停止敌对行动而已。原来俄国调解如此有效，在1783年9月2日，即在同美国、法国和西班牙缔结正式条约的前一天，荷兰同意了进行初步和谈，可是这不是俄国调解的结果，而是由于法国的影响。］。诚然，我知道她不能胜任这一任务，但是我也同样知道她的虚荣心会因这一荣誉而得到多么大的满足，我完全了解，她一旦插手进来，就会坚持下去，并且必然要卷入我们的争论，特别是当看来（当时看来也会这样）我们已用米诺尔卡岛酬谢她的话。另一个（奥地利的）帝国宫廷之被拉进调解活动，彻底破坏了这个计划。这不仅给女皇提供了一个不恪守诺言的借口，而且使她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和凌辱。她就是在这种印象下把这整个事情交给了我们为她提供的那位伙伴［注：指约瑟夫二世。——译者注］，并且命令她驻维也纳的公使绝对地赞同那里的宫廷所提出的一切。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不幸，以及我们现在所遭逢的一切不幸，都是由此引起的。无论谁任何时候也不能使我相信，维也纳宫廷只要由考尼茨公爵发号施令，会对英国抱任何好意，或者对法国造成任何危害。我在这里努力加强它的影响，不是出于这样的想法，而是因为我发现普鲁士总是施加影响反对我；因为我想，如果我能用任何方式给后者以沉重打击，我就会摆脱掉我最大的障碍。我错了，真是倒楣，维也纳和柏林的宫廷看来唯独在打算轮流损害我们这一点上有共同语言。［注：维也纳和巴黎的宫廷阻挠英国内阁把米诺尔卡岛让给俄国的计划，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反对查塔姆勋爵的在俄国庇护下成立北方联盟的伟大计划，对英国没有造成丝毫损害。］关于米诺尔卡岛的建议是我为了诱使女皇出面而做的最后一次尝试。我已用尽了我的力量，使出了全副手段；我最后一次和她谈话时的那种坦率态度，虽然是有礼貌的，但已使她感到不快。从那时起直到上届政府下台，我一直被迫处于守势……现在我阻止女皇对我们做坏事比以前促使她为我们做好事要更困难。正是为了防止坏事，当女皇陛下初次提出由她单独在我们和荷兰之间进行调解的建议时，我才强烈倾向于接受这个建议。她对我们的拒绝所表示的极端不满，证实了我的看法是正确的。当这个建议第二次提出的时候，我毅然极力主张必须予以同意（虽然我知道这和我上司的感情有抵触），因为我坚信，如果我们再次拒绝，女皇在一怒之下会同荷兰人站到一起来反对我们。现在，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们的明智的行动使得女皇原来对我们的不高兴转到了荷兰人身上，就象她以前偏袒他们的事业一样，她现在偏袒我们的事业。英国的新内阁成立以来，我的道路已变得更平坦了。你的前任［注：前任是福克斯。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把英国各届政府按照它们受到他的全能女沙皇垂青的程度依次分了等级。尽管有斯托蒙特勋爵、桑德威奇伯爵、诺思勋爵和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本人，尽管有瓜分波兰、威胁戴居雍、促成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和意欲让渡米诺尔卡岛，诺思勋爵的政府还是被贬黜到这架天梯的最底层。罗金厄姆的政府被置于比它高得多的地位，这届政府的灵魂是后来以勾结叶卡特琳娜而臭名昭著的福克斯。但是我们看到这天梯的最顶端是谢尔本的政府，它的财政大臣是著名的威廉·皮特。至于谢尔本勋爵本人，伯克在下院高呼道：“如果他在道德上还没有成为卡提利纳或者博贾的话，那决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只是由于他的智力不足。”］开创的、阁下继续遵循的这条伟大的新路，已在大陆上引起了对我们最有利的变化。诚然，我相信，除了同她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事件以外，没有什么东西能促使女皇陛下积极参预；但是现在她对我们显示了强烈的友谊；她赞同我们的措施；她信任我们的这届政府；她无法克制她对我们民族所肯定怀有的偏爱。我们的敌人是知道并且感受到这一点的；这使他们深为恐惧。这是从我到彼得堡那天起到今天止对这个宫廷里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简略而准确的报告。从这当中可以得出几个结论［注：詹姆斯·哈里斯爵士忘记得出主要的结论，即他这个英国大使是俄国的代理人。］。支配女皇的是她的感情，而不是理智和论证；她的偏见很深，很容易形成，而且一旦形成就难以消除；另一方面，要取得她的好感，却没有可靠的途径，即使取得了，也会随时发生波动，易为微不足道的琐事所左右；在她没有完全参与一项计划以前，任何保证都不足依恃，但是她一旦完全参与了，就决不后退，就会坚持到底；她有很强的才能、崇高的思想、不平凡的智慧，然而缺乏判断力、精确思维、推理力和综合精神（！！）；她的大臣们对国家的福利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漠不关心，他们行动的出发点是对她的意志的消极顺从，或者是对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考虑。”［注：在十八世纪，英国外交官的信函若是前面带有“私人信件”这种象征性的标记，那就表示收阅该信函的大臣不应该把它转呈给国王。马洪勋爵在他的《英国史》中谈到这种情况。］

　　“已故的俄国女皇对过去几年中震撼了整个欧洲政治体制的那些重大问题所抱的真实感情，是很难有什么可怀疑的。她肯定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这些新原则的致命趋向，但是，如果她能看到所有欧洲强国都在一场愈激烈就愈能提高她自己的重要性的斗争中弄得精疲力尽，也许并不是不高兴[253]。完全可能，新取得的波兰各省的局势也是对叶卡特琳娜的政治行动有相当影响的一个因素[254]。看来，在革命初期几乎恢复了法国正规政府的联盟各强国[255]，已在很大程度上感受到了由于害怕在新占领的领土上发生暴乱而产生的致命影响。害怕波兰会发生暴乱的心情分散了联盟各强国的注意力，并加速了它们的撤退，同样也使得这位已故俄国女皇不肯进入这个大战场，除非到了形势发展使得法军的进展变得比俄罗斯帝国因积极进军而可能招致的恶果更加危险的时候……人们知道女皇的最后一句话，是她在临死前的那天早晨在打发走她的秘书时说的：‘告诉公爵（祖博夫），十二点来看我，提醒我在同英国签订的同盟条约上签字[256]。’”

　　“只有考虑到这些情况，才能对最近的退出同盟以及大不列颠政府所受到的无数凌辱的性质作出公正的评价……但是把它（大不列颠）和俄罗斯帝国联在一起的纽带是自然形成的，是破坏不了的。这两个国家合起来，几乎可以支撑住整个世界；分开来，每一个的力量和重要性都受到根本的损害。英国有理由与俄国一起为它的王权运用得如此前后矛盾而感到遗憾，但是造成这两个帝国分离的只是俄国的君主。”

　　“就人们的预见目前所能洞察的程度来说，结束目前这种苦恼状况的办法，看来更可能的是某一个激怒的个人的绝望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使俄国皇位恢复其尊严和重要地位的更系统的措施。”

　　“北方危机；或对沙皇政策的公正评议——就冯·施托肯先生关于推迟袭击肖楠的说明而作。前面附有1716年10月10日在哥本哈根的德国大使馆复制的文件准确副本的逐字逐句的译文，1716年伦敦版。
　　1．序——……这（这个小册子）不是为律师事务所的职员写的，但是真正对国际法感兴趣的人大有一读之必要；交易所街[271]搞股票投机的轻浮伙计们在读了这篇前言之后再要往下看，将只是浪费时间，但是英国的每一个商人（特别是那些去波罗的海经商的商人）会从这里得到教益。荷兰人（正如报童和邮差已不止一次告诉过我们的）竭尽全力要在几项与沙皇的贸易协定中改善他们的地位，但是长时期来收效甚微。就他们非常节俭这一点来说，他们能给我们的商人提供很好的榜样；但是如果我们在设法取得一个更好的、更利于前进的出发点方面有一次能够超过他们，那么，为了我们双方的利益，就让我们这一次给他们作榜样，就让他们这一次向我们学习吧。至于目前我们在波罗的海贸易方面怎么能取得这样一个出发点，这篇小小的论文将指出一条极其简单的途径。我不喜欢任何渺小的咖啡馆政客进来插嘴，我甚至宁愿让他对我感到厌烦。我必须让他知道，我根本不愿和他打交道。相反，那些熟悉国家学说的人会在这里看到很值得运用他们全部思辨能力的材料，这些材料以前总是被他们忽略了，被他们（过于轻率地）认为是不值一顾的东西。任何一个狂热的党派人物都不会认为这篇东西完全合他的意；但是每一个诚实的辉格党人和每一个诚实的托利党人都能读它，不仅谁都不会感到厌烦，而且都会感到满意……总之，这篇东西既不是为疯狂的、唬人的、属于长老会[272]的辉格党人，也不是为狂妄的、暴躁的、不满的、属于詹姆斯党[273]的托利党人而写的。”
　　2．冯·施托肯先生提出的关于推迟袭击肖楠的说明。
　　“毫无疑问，大多数宫廷会感到吃惊：尽管为袭击肖楠进行了大量准备，这一袭击并没有付诸实行；尽管沙皇陛下驻在德国的全部军队冒着极大困难和危险，部分用他自己的船只，部分用丹麦国王陛下及其他盟国的船只运到了西兰岛，这一袭击却被推迟到另外的时候。因此，丹麦国王陛下为了避免指控和责难，认为应当命令把下述关于这一事件真象的说明通知所有不存偏见的人们。在瑞典人被完全驱逐出他们的德国领地之后，按照全部政治规律和战争逻辑，唯一的办法是在瑞典本土腹地对这位仍然执拗不屈的瑞典国王进行有力攻击，从而借上帝之助迫使他接受一项对盟国有利的持久和约。丹麦国王和沙皇陛下双方都有这样的看法，并且为了实现这个良好的意图，同意举行一次会见，这次会见终于（尽管由于挪威遭到入侵，丹麦国王陛下很有必要留在本国首都，尽管俄国的大使多尔哥鲁基先生提出完全不同的保证）在汉堡附近的哈姆—霍恩，在丹麦国王陛下在此等候沙皇六个星期之后举行了。在这次会谈中，两位陛下经过几次讨论，于6月3日决定对肖楠的袭击一定要在这一年进行，并且对促其实现的一切措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之后，丹麦国王陛下匆忙回国，下令日夜奋战，务使他的舰队尽早作好出海作战的准备。运输船只也从各处的领地调来，既耗费了难以形容的巨额开支，对他臣民的贸易也造成了巨大损失。就这样，国王陛下（沙皇本人在抵达哥本哈根时也承认）尽了最大努力来提供一切必要条件和促进这次袭击，因为一切都有赖于这次袭击的成功。然而，在此期间，在哈姆—霍恩的会谈就这次袭击达成协议以前，丹麦国王陛下曾不得不从他的舰队中派去一支由加贝尔海军中将率领的相当大的分舰队去援救他那遭到入侵和沉重压迫的挪威王国，这支分舰队在敌人离开那个王国以前不能召回，否则会给那个王国的大部分地区造成危险；所以，出于这种必要，这位海军中将不得不停留在那里，直到7月12日丹麦国王陛下向他发出紧急命令，要他在风势和天气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快速返回；但是由于刮了一段时间逆风，他被阻住了……瑞典人一直控制着海面，沙皇陛下本人认为，在这支由加贝尔海军中将率领的分舰队回来以前，派丹麦舰队的剩余部分和当时停在哥本哈根的军舰一起去罗斯托克为俄国部队护航，不是可取的做法。这支分舰队终于在八月份回来后，联合舰队便启航了。往西兰岛运输上述部队的工作，尽管有大量困难和危险，也开始进行了。但是这花费了过多时间，在九月以前未能完成袭击的部署。现在，袭击的一切准备和载运军队的工作均告完成，丹麦国王陛下曾确信在几天之内，至迟在9月21日以前应该开始袭击。俄国的将军和使节们先是向丹麦同僚提出一些困难，后来他们在9月17日一次约定的会议上宣布，沙皇陛下考虑到目前的情况，认为在肖楠不可能得到粮草，因此在这一年进行袭击是不可取的，应该把它推迟到第二年春天。可想而知，丹麦国王陛下对此是如何的惊讶，特别是由于沙皇如果对这个如此庄严协商过的计划改变了主意，他满可以早点宣布，这样就可以为丹麦国王陛下节省下好几吨耗费在这些必要准备工作上的黄金。尽管如此，丹麦国王陛下仍在9月20日向沙皇写信详细解释说，虽然季节已经错过许久，但是有这样优势的兵力，进行袭击一定能成功地在肖楠取得立足点，他确信肖楠这年年成很好，毫无疑问能在那里取得供应；此外，那里和他本国有直接的交通联系，粮草也很容易从国内运去。丹麦国王陛下还列举了几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袭击应该在这一年进行，而在第二年春天进行的想法应该完全抛弃。不只是丹麦国王陛下向沙皇提出这种中肯的劝告；英国国王陛下驻这里的公使以及诺里斯海军上将也很坚决地支持他；他们按照自己国王陛下的紧急命令，想方设法说服沙皇同意他们的意见，并促使他仍然进行这一袭击。但是沙皇陛下在他的答复中宣布，他要坚持他业已做出的关于推迟这一袭击的决定；然而如果丹麦国王陛下决心仍然要冒险进行的话，根据在施特腊耳宗德附近签订的条约，他将只给他提供规定的十五个营和一千匹马；到第二年春天他才会应允其余的一切，而且在这件事上他不能够也不愿意再作更多的说明。这样，丹麦国王陛下凭他自己的军队和上述的十五个营单独去干这样大的事情，自不免冒极大的风险，他在9月23日的另一封信中希望沙皇陛下能给他增派十三个营，这样的话，他还打算在这一年进行袭击；但是即使这一点也未能从沙皇陛下那里得到同意，沙皇陛下在同月24日通过他的大使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于是，丹麦国王陛下在他26日的信中向沙皇声明，既然情况如此，他不再需要沙皇陛下的任何军队，他们应该尽快地从他的领地上全部撤走；这样，每月要花费他四万帝国塔勒[274]的运输船只就可以解雇，他的臣民至今负担的沉重不堪的军税就可以免除。对此沙皇不能不表示同意；因此，全部俄国军队都已经登船，肯定一有顺风就离开这里。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沙皇作出一个对北方联盟[261]如此有害而对共同敌人极其有利的决定，只有留待上帝和时间去澄清了。[275]
　　如果我们要对大人物进行真实的考察，在我们知识界的心目中对他们有个正确的理解，那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他们的性格，其次是他们的目的。不管他们的行为看起来是如何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是如何曲折隐讳、捉摸不定，我们用这个考察方法，就能洞察他们心灵的奥秘，就能从最令人困惑的迷宫中找到出路，并且最后找到最巧妙的办法来发现他们头脑中的主要隐私，解破他们的核心秘密……沙皇……按性格来说，是一个极富于进取心，政治上非常精明的人物。至于他的目的，只要世上有任何狡猾伎俩能使他在未来可以扩大帝国和积累财富，他的任意主宰自己臣民的财产和人格的统治方式，就会促使他不断提出贪得无厌、野心勃勃地获取这二者的计划。无论不知足的财富欲和无止境的权势欲会提出什么样的目的，促使他去满足那得寸进尺、囊括一切的欲望，他毫无疑问必定要全力以赴。
　　我们现在要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这样三个：
　　1．他用什么办法能达到这些目的？
　　2．在离他多远处，并且在什么地方能最好地达到这些目的？
　　3．在什么时候，运用一切适当方法并且运用成功，能够达到这些目的？
　　沙皇的领地大得惊人；人民对他全都俯首听命，全都是他的不折不扣的奴隶，而全国的财富都由他任意支配。但是，国土虽大，物产却并不丰富。每个臣民都有一支枪，一听召唤就来当兵；但是他们当中从来没有一名真正的士兵，也没有一个人懂得口令。虽然沙皇能支配他们的全部财富，但是他们没有重要的商业，很少有现钱；因此，他尽其所能进行了聚敛以后，他的国库还是空空如也。他要满足那两种天生欲望的条件是很差的，因为他既没有钱维持一支军队，也没有一支受过作战训练的军队。这个君主表明他具备一个想成就一番事业的国君所必备的雄才大略的第一个标志，就是认为他的臣民中没有任何人比他更聪明，或者更适宜于执政。他就是这样做的，他认为他本人最合适到世界其他地区去旅行，学习治国才能来推进他统治的领域。他当时对那些深谙军事科学的人很少装出好战的样子；他的军事行动大部分是对付土耳其人和鞑靼人，他们虽然和他一样有许多战士，但是也和他的军队一样，不过是一群粗野的、未开化的乌合之众，他们在战场上既无经验，又无纪律。在这一点上，他的基督教邻居们很喜欢他，因为他是一种阻挡异教徒的屏障或堡垒。但是当他来窥伺基督教世界较为文雅的地方时，他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不愿以过早地在战场上碰运气、冒风险，来学习比赛；不，他遵循这样一条准则，在当时对他有利和必需的，是象参孙那样斗智，而不是斗力。[276]他知道，他当时只有很少几个适于通商的地方，而且都是位于白海沿岸，太遥远，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都被冰封着，完全不适合于舰队使用。但是他知道他的邻国在波罗的海有许多更合适的地方，只要他强大起来，伸手便能拿到它们。他对它们垂涎三尺，但是在外表上却小心翼翼地把头转向别的方面，为他将在适当时机夺得它们而暗自高兴。为了免遭猜忌，他努力不要他的邻国帮助他训练部队。因为那好象是想同一个武艺高强的人比武，先求他教自己如何劈刺似的。他跑到了大不列颠，他知道这个强大的王国对他力量的增长当时还不会产生猜忌，对他国土之辽阔还毫不在意，漫不经心，我担心直到今天还是如此。他出席我们的一切军事演习，考察我们的一切法律，研究我们军事、民政和宗教方面的情况；然而这是他当时需要最少的东西；这是他这次使命中最无足轻重的部分。随着他和我国人民日益熟悉，他开始去参观我们的船坞，装作不是想得到什么好处，而只是为了娱悦耳目（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想看看我们的造船方式。人们可以说，他把宫廷设到了我们的造船厂里，他是那样勤勉，御驾经常亲临现场。还应指出，这位伟大的沙皇往往事必躬亲，因而能够象他们当中最优秀的巧工匠一样使用斧头，这为他增添了酷爱艺术和工艺的不朽盛誉。此外，这位君主还有一个很好的数学头脑，他很快就成了一个很内行的皇家造船师。为了让他开心，造一两艘船给他送去，然后再送两三艘，然后又再送两三艘，只要这是由能够随意控制海洋的海上强国［注：指英国和荷兰。——译者注］许可卖给他的，这样做似乎根本不会有什么重要意义。这会是无关大局、毫无意义、不值一提的小事。可是更重要的是，他巧妙地博得了我们许多优秀工人的好感，以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赢得了他们的心。他为了利用这一点谋取好处，给许多人提供了巨额的奖金和特权，让他们到他的国家去定居，他们都高兴地应许了。稍后，他又派一些代表他个人的使臣和官员去谈判要更多的工人、行政官员以及精选的好水手，只要他们到那里去，都能升官。甚至直到今天，在我们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港的船上的任何熟练水手，若是有丝毫虚荣心，有任何想当官的欲望，只要他投身沙皇的海军，马上就会成为少校。除此之外，这位君主甚至找到办法强制我们商船上的熟练水手为他服务，而且他想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同时给船长提供同样数目未经训练的俄国人来补缺，而船长为了自己的利益以后不得不把这些人训练得能够顶用。然而还不止于此，在上次战争中，他曾让成百上千他的臣民（既有贵族，也有一般水手）呆在我国的、法国的和荷兰的舰队里；他一直让他的许多臣民呆在我国的和荷兰的船坞里，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但是，他看到，当他没有一个可供建造他自己的舰队、自行出口本国物产和进口别国物产的海港的时候，他为改善他自己和他的臣民的地位而作的这一切努力都是无用的；他还发现，瑞典国王拥有最方便的海港，我指的是纳尔瓦和列维里[277]，他知道这位国王永远不能够也不愿意友好地放弃这些海港；因此，他终于决心用武力把它们从他手中夺过来。瑞典国王陛下年纪幼小，似乎是成就此番事业的最适当的时机，但是即使这样，他也不愿意独自一人去冒险。他拉着别的君主和他一起去分赃。而丹麦和波兰的国王很软弱，足以成为为沙皇推行他的宏大野心计划服务的工具。诚然，他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的全部军队在纳尔瓦被为数不多的瑞典人完全击败了。但是他非常走运，瑞典国王陛下并没有利用这么辉煌的胜利来收拾他，而是立即把矛头转向了使他很生气的波兰国王，瑞典国王之所以对波兰国王特别生气，是因为他曾把那位国王当作他的心腹朋友之一，正要与他结成最紧密的同盟时，他却出其不意地侵入了瑞典的利沃尼亚[278]，并且围困了里加。瑞典国王的这一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正中沙皇下怀。他预见到，波兰的战事拖得越久，他就会有越多的时间去弥补最初的损失和夺取纳尔瓦，他于是设法使它尽可能久地拖下去。为此，他从来不给波兰国王派去足以胜过瑞典国王的援军；另一方面，瑞典国王虽然连战连捷，但是只要他的敌人从自己的世袭国土[279]不断得到增援，他就永远不能使之屈服。要不是瑞典国王陛下出乎绝大多数人的预料，直接进军萨克森本土，从而迫使波兰国王缔结和约[280]的话，沙皇本来还会有足够的时间来把他的计划考虑得更加成熟的。这一和约是沙皇从来最感失望的事情之一，因为从这以后他就是孤军作战了。不过，他能引以自慰的是他已事先夺得了纳尔瓦，并且为他心爱的城市彼得堡以及那里的海港、船坞和庞大的军火库奠定了基础；这一切现在已达到如何完善的地步，让那些带着惊异的眼光看见过它们的人们去述说吧。
　　他（彼得）竭尽全力来达成某种谅解。他提出于对方很有利的条件；他只要保留彼得堡，佯言这是蕞尔小邑，但他非常心爱；甚至对此他也愿意以另外的方式予以补偿。但是瑞典国王非常了解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决不愿把它留在一个野心勃勃的君主手中，从而给他提供一个进入波罗的海的口岸。这是自从纳尔瓦失败以来这位沙皇的军队别无其他目的的唯一的一次自卫。要是瑞典国王取捷径向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进军，而不是（到底是听谁劝说，至今还是一个谜）转往乌克兰，那么沙皇军队也许连这点也做不到。在乌克兰，瑞典国王的军队遭到严重损失，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在波尔塔瓦被彻底打败。这对惯于打胜仗的瑞典人肯定是致命的时刻，而俄国人如何感到如释重负，可以从沙皇每年隆重地庆祝这一节日推测出来，沙皇的野心从此变得更加膨胀了。他现在要求得到利沃尼亚的全部、爱斯兰[281]、以及芬兰绝大部分最富庶的地区，他虽然暂且屈尊与瑞典的剩余部分缔结和约，但是他知道只要他高兴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它也拿过来。他在实现这些计划时需要担心的唯一障碍是他的几个北方邻国；但是由于海上强国、甚至毗邻的德国诸侯当时都在专心致志进行反对法国的战争[264]，对北方战争[261]似乎完全置若罔闻，所以需要戒备的只剩下了丹麦和波兰。这两个王国中的前一个，自从不朽的威廉国王迫使它与霍尔施坦，从而与瑞典缔结和约[268]以来，一直太平无事。在这期间，它由于自由贸易和海上强国给它的大量补贴而变得很富。它如果根据自己的利益与瑞典站到一起，就能够阻止沙皇的进展，及时地防止这些进展对它造成的危险。另一个王国，我指的是波兰，现在在斯塔尼斯拉夫国王的统治下很平静，这位国王在某种意义上是依仗瑞典国王才得到他的王位的，他出于感激的心情，同时也出于对本国利益的真正关心，不能不对邻居野心过大的计划表示反对。但是沙皇狡猾透顶，不会找不到对付这一切的办法：他向丹麦国王描述，瑞典国王现在被弄得如何狼狈，趁这位君主长期不在国内的时候，完全剪掉他的羽翼，牺牲他来壮大自己，机会多么难得。对奥古斯特国王，他则激起他长期埋在心头的失去波兰王位的怨恨，告诉他现在可以毫不费力地恢复这个王位。就这样，这两个君主都被他立即争取过来了。丹麦人连一个牵强附会的借口都没有就向瑞典宣了战，并且袭击了肖楠，但被打得落花流水。奥古斯特国王重新回到了波兰，此后那里的一切一直是混乱不堪，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人的阴谋活动。诚然，沙皇只是拉来推进他的野心计划的这两个新盟友，起初对他自身的防御变得比他想象的更加必要，因为在土耳其人对他宣战之后，他们阻止了瑞典军队同土耳其人一起向他进攻，但是由于沙皇的明智和土耳其宰相的贪婪和愚蠢，这场风暴很快就结束了[282]。于是他就象原先打算的那样来利用他的这两个朋友，用利欲引诱他们加入了他的同盟，这只是为了把战争的全部负担和风险加在他们身上，使他们与瑞典人一起被彻底削弱，以便他准备好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吞噬掉。他让他们去进行一次又一次困难的战斗，他们的军队由于进行战斗和长期围困而大大削弱，而他自己的军队则不是被用于较容易的、对他较有利的征伐，就是靠一些中立君主大量出钱维持在距战斗相当近的、能不放一枪而赶去分享战利品的地方。他在海上的行为也很狡猾，他的舰队总是避开危险，只要丹麦人和瑞典人之间一有发生战斗的迹象，它就躲得老远。他希望这两个国家互相摧毁对方的舰队之后，他的舰队能在波罗的海称霸。在这整个期间，他都竭力使他的士兵们以外国人为榜样并且在外国人的指挥下改进战术……他的舰队很快就会超过瑞典舰队和丹麦舰队加在一起的总和。他不必担心它们会阻碍他最终完成这一伟大光荣的事业。如果他这项事业成功了，就该我们当心自己了；沙皇肯定无疑将成为我们的敌手，他现在越被忽视，对我们将越危险。我们那时可能（不过也许为时太晚了）回想起我们自己的使节们和商人们就他的计划向我们报告的情况：他要独揽全部北方贸易，他正在把几条河流连接起来，使里海或黑海到他的彼得堡之间可以通航，以便把同土耳其和波斯的贸易全部掌握在他的手中。我们那时将对自己的盲目性感到吃惊：我们已听说他在彼得堡和列维里构筑了大量工事而竟没有猜到他的计划。关于这后一个地方，11月23日的《每日新闻》曾这样报道：
　　海牙11月17日讯。到过列维里的荷兰军舰的舰长们说，沙皇已经把那个港口和那里的防御工事建造得堪称为波罗的海甚至欧洲最坚固的要塞之一。
　　现在且放下他在海上的事情、他的贸易和制造业以及他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其他事情，来看看他在这最近一次战役中，特别是在我们已谈得很多的他和盟国一起打算对肖楠进行的那次袭击中的行动，我们会发现甚至在这里他也是以其惯常的狡猾行事的。毫无疑问，是丹麦国王首先建议进行那次袭击的。他认为，只有迅速结束他这么匆忙和不义地发动的这场战争，才能拯救他的国家，使他不致遭到毁灭，不致遭到瑞典国王或是对挪威或是对西兰岛和哥本哈根的大胆入侵。同那个国王单独谈判的事他不能做，因为他预见到那个国王不会给这么卑鄙的一个敌人割让一寸土地；而对于全面的和会，即使瑞典国王同意按照他的几个敌人提出的条件召开，他也担心会拖延时日而为他的处境所不许可。所以，他就邀请他的所有盟友对瑞典本土进行袭击，来给瑞典国王一个致命的打击。他认为，他们会投入优势兵力把瑞典国王打败，然后他们就能迫使他按照他们满意的条件立即媾和。我不知道他的其他盟友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这个计划，但是普鲁士宫廷也好，汉诺威宫廷也好，都没有公开同意，我们的英国舰队在约翰·诺里斯爵士指挥下对它如何支持，我不好说，人们可以从丹麦国王自己的声明中作出判断。但是沙皇欣然同意了这个计划。这样一来，他又得到一个借口可以靠别国人民出钱把战争再延长一个战役，可以把他的军队重新开进德意志帝国，先驻扎在梅克伦堡[283]，然后驻扎在西兰岛。同时他还觊觎维斯马[284]和瑞典一个叫作哥特兰的岛屿。要是能用奇袭的办法把头一个地方从盟友手中拿过来，他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海港，可以在他愿意的任何时候把军队运到德国去，而无须向普鲁士国王请求过境许可。要是能通过突然袭击把瑞典人从第二个地方赶走，他就会成为波罗的海最好的港口的主人。然而这两个计划都落空了；因为维斯马防守很坚固，不可能用奇袭取得；而要攻取哥特兰，他又发现他的盟友们不会助他一臂之力。在这之后，他就对袭击肖楠的计划有了另一种看法。他发现，它无论成功与否，都同样违反他的利益。如果他成功了，从而使瑞典国王被迫缔结全面和约，他知道他的利益在这当中几乎不会受到照顾，因为他已充分注意到，他的盟友们只要他们自己的要求得到实现，就准备牺牲他的利益。如果他没有成功，那么由于他完全预见到英国舰队会阻止瑞典国王做出任何危害丹麦的事情，他有理由担心，除了会损失他那么精心培植和训练起来的军队的精华之外，整个打击还会落在他的头上，他会被迫交出他过去从瑞典得到的一切。这些考虑使他最终决定不参加任何袭击；但是不到最后时刻他尽可能不宣布这一点：首先是为了他可以更长时间地靠丹麦出钱维持他的军队；其次是为了使丹麦国王来不及向他的其他盟友要求派出必需的军队，撇开他去进行这次袭击；最后是为了他可以使丹麦人因花费大量金钱去进行必要的准备而更加削弱，使丹麦人现在就更加依附于他，以后更容易成为他的卤获物。
　　于是，他非常用心地掩饰他的真实意图，一直到预定要进行这次袭击的时候，才突然拒绝参加，并提出把它推迟到第二年春天，声称到那时他一定践约。但是，正如我们一些报纸指出的，要注意他的话附有这样一个保留条件，即除非他能从瑞典得到一个有利的和约。这一情况以及我们现在得到的关于他和瑞典国王单独谈判和约的公开报道，是表明他诡计多端的新例证。他的弓有两根弦，总有一根合用。毫无疑问，沙皇知道在他和瑞典国王之间必定很难达成谅解。因为正象他决不会同意放弃那些他为之发动这场战争，并且对实现他的宏伟计划是绝对必需的海港一样，瑞典国王只要能阻止交出这些海港，也会认为把它们交出将直接违反他的利益。不仅如此，而且沙皇对瑞典国王陛下的豪迈和英勇气概是太熟悉了，以至于他对后者会着眼于利害关系而不着眼于荣誉感就宣告降伏这一点根本不抱任何幻想。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认为，瑞典国王陛下对他一定不会象对某些盟友那样恼怒——这一点他判断对了，因为他虽然发动了一场不义的战争，但他常常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而且在战争中总是有胜有负；而那些盟友却利用瑞典国王陛下遭逢不幸的时机，卑鄙地扑向他并缔结了瓜分他的省份的条约。沙皇为了更迎合他的伟大敌人的禀性，不是象他的盟友们那样抓住一切机会百般责难他，甚至是用极不相当的方式责难他（如威胁恐吓的备忘录和虚张声势的声明），而总是用极其谦恭的态度谈到这位他所称呼的查理兄弟，认为他是欧洲最伟大的将军，甚至公开扬言，对他的一句话比对自己盟友们的最庄重的保证、誓言、甚至条约，还要更加信任。这种谦恭有礼的表示也许能对瑞典国王的高尚心灵产生较深刻的印象，使得他宁愿向一个豁达大度的敌人牺牲真正的利益，而不愿在一些不大重要的事情上给那些曾恶劣地、甚至非人道地对待过他的对手以满足。但是，即使这点做不到，沙皇还是会得到好处，因为他以这些单独谈判使得他的盟友们心神不安，正如我们在报上看到的，使得他们更迫切要求他保持同他们的同盟关系，而这种同盟关系将使他们作出极其巨大的让步和承诺。同时，他让丹麦人和瑞典人继续死死地纠缠在战争中，使他们尽可能快地相互削弱，而他则转身到德意志帝国[285]去巡视那里信奉新教的君主们。他在许多漂亮的借口下，不仅把他从丹麦撤返的军队在他们的一些领地上开来开去，而且把他在这整个期间以帮助波兰国王镇压心怀不满的臣民（他们骚乱的最大煽动者一向是他）为借口留驻在波兰的军队也慢慢地开往德国。他看到德国皇帝正在与土耳其人进行战争[286]，因此根据以往一向正确的经验知道皇帝陛下要在保护帝国成员方面显示自己的权威是如何无能为力。他的军队便不管人家如何坚持要求，都不肯撤离梅克伦堡。他对一切撤离要求的回答，充满了这样一类论据，仿佛他要给德意志帝国定出新的法律似的。
　　现在我们假定，瑞典国王认为与沙皇媾和而把全部怒火都发泄到不大豁达的敌人身上较为体面，那么，当德国皇帝已经与土耳其人进行战争，而波兰人即使彼此间终于和睦相处（如果在经历如此长期战争的苦难之后还能有所作为的话），按照条约也必须出力反对基督教的共同敌人的时候，帝国的君主们，甚至那些轻率地引进四万名俄国人来保卫帝国安宁不受一万至一万二千名瑞典人侵犯的君主们，能对沙皇作出什么样的抵抗呢？
　　有些人会说我是小题大作。我的回答是，我希望这样的反对者回头看看，好好想想，我为什么要向他表明沙皇如何从原先那样微不足道的小东西经过难以想象的、简直无法克服的种种困难而成长为现在这样一种庞然大物，连为他辩护的荷兰人也承认，他已不仅对他的邻国的安宁，而且对整个欧洲的安宁都构成威胁了。
　　然而他们又会说，他既无借口抛开丹麦人而与瑞典人单独媾和，也无借口对别的君主们开战，这些君主中有些还和他有同盟关系。谁要是认为这种反对意见驳不倒，那他一定是没有细心考虑过沙皇的性格和目的。荷兰人还进一步承认，沙皇向瑞典开战并无任何体面的借口。无任何体面借口而开过战的人，能够无任何体面借口而媾和，也能够无任何体面借口而再次开战。（奥地利）皇帝陛下作为一个睿智的君主，当他不得不和奥斯曼人开战的时候，就象策略所要求的那样全力进行了战争[286]。同时，沙皇也是一个聪明睿智而强有力的君主，他就不能仿效这个榜样来反对他周围那些信奉新教的君主吗？如果他要这样做，那么我怕说出口的是，完全有可能，在这基督教的时代，新教将在很大程度上被消灭掉，在基督教徒中，希腊正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将再次成为唯一能进入永恒王国的人。单是这种可能性就给海上强国和所有其他信奉新教的君主提出足够有力的警告，必须为瑞典调停，缔结一项和约，并且重新加强它的武力，否则任何措施都不能使他们保持足够的警戒；而且这件事必须做得尽可能早和及时，必须赶在瑞典国王或是由于绝望或是由于报复而投入沙皇的怀抱之前。因为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原理（所有君主都应该遵循，沙皇目前为了基督教的安宁似乎有点遵循得太过分了）：聪明人不应该墨守礼法，只是顺应时机。不，他应该迎合时机。至于沙皇，我敢冒昧地高度赞许他，他简直不能容忍在这方面被人超过。他的行动看来完全配合时机。再没有什么比利用时间和机会更能促进我们事业的兴旺；因为成事的机会随着时间而消逝。如果你把这些机会放过，那么你的全部计划就要落空。
　　总之，现在似乎到了这样一个紧要关头，必须尽可能快地做到为这个瑞典人谋得和约，条款要有利于满足他的荣誉感和保障新教利益，给予他的决不能少于他原先在德意志帝国境内所拥有的全部领地。象在其他一切事物中一样，在政治中也应该宁肯要久经考验的确定性，而不要即使是建立在最可能的假定上的不确定性。瑞典在德意志帝国境内所拥有的省份，是为了使它能更直接更好地保卫它当初曾与帝国的自由一起拯救过的新教利益而给予他的，难道能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确定的吗？瑞典王国将近八十年来曾用这些手段在一切场合保卫了上述利益，难道能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确定的吗？至于现在的瑞典国王陛下，我可以引用已故的安女王陛下也是在辉格党执政时写给他（查理十二）的一封信中的话：‘作为一位真正的君主、英雄和基督徒，他努力的主要目的是在人们中传播对上帝的敬畏，而从不顾及他个人的特殊利益’，难道能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确定的吗？
　　另一方面，那些现在打算通过瓜分瑞典在帝国境内的省份，把瑞典人排除在外而在那里充当新教利益保护者的君主们，能否保护得住这种利益，不是很不确定吗？丹麦已经很弱，从一切迹象看来在战争结束之前还要变得更弱，在很多年内从它那里是得不到什么援助的。萨克森在一个教皇派君主的统治下，前景非常暗淡，所以，在所有信奉新教的君主当中只剩下汉诺威和勃兰登堡这两个有名望的王室有足够的力量领导别人。因此，我们只要对照梅克伦堡公国[283]现在发生的事情来设想一下新教利益可能发生的情况，就会很快发现我们的估计可能是多么错误。这个不幸的公国已经遭到了俄国军队的严重摧残，而且现在还是如此；勃兰登堡和汉诺威的选侯作为下萨克森地区的领袖，作为邻国和信奉新教的君主，有责任拯救这个帝国境内的兄弟之邦和信奉新教的国家，使之摆脱外国如此残酷的压迫。可是请问他们做了什么呢？勃兰登堡选侯担心俄国人会一方面入侵他的选侯国，另一方面从利沃尼亚和波兰入侵他的普鲁士王国；汉诺威选侯则对他的世袭国土有同样明智的顾虑。在这个虽然非常紧急的时刻，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认为除了表示抗议以外，不需要使用任何别的手段。但是请问有什么效果呢？俄国人仍然呆在梅克伦堡，如果他们有一天终于要离开，那将是这个国家被摧残得使他们在那里再也无法生存的时候。
　　看来应该让瑞典国王收回他丢失给沙皇的一切，而且这看来是两个海上强国的共同利益。它们会乐于这样做：荷兰，是因为它确信，沙皇正在变得过分强大，不应该容忍他在波罗的海立足，而且瑞典不应该被抛弃；大不列颠，是因为如果沙皇实现他的宏伟计划，他将由于摧毁和征服瑞典而成为离我们更近和更可怕的邻居。此外，我们必须这样做，还由于有威廉国王和当今瑞典国王在1700年缔结的条约；威廉国王曾根据这项条约向当时还比较强大的瑞典国王援助过他所希望的一切，援助过巨额的金钱，好几百匹布和相当大量的火药。
　　但是，有些政治家（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们对沙皇日益增长的力量和能力感到疑惧），虽然甚至象狐狸一样狡猾，然而却不愿理解或者装作不能理解，沙皇怎么可能有一天会强大到足以损害我们这个岛国。对于他们，只要他们有一天愿意理解，我们很乐意成百次地重复这样一个回答：往事可能重演；他们没有理解他是怎么达到现在这样的强大的，我应该承认，这是以很难令人置信的方式达到的。那些不轻易置信的人们只要仔细观察一下这位伟大君主的性格、目的和计划，就会发现它们很不简单，他的计划很有谋略和远见，他的目的要在长时期内通过一种魔法式的策略来实现。他们看到这些之后，难道还不承认我们应该担心他的一切吗？正是因为他希望他所推行的计划不致终归失败，他才没有给它规定一个确定的实现日期，而是让它在适当的时间和机会自然实现，就象那些奇怪的中国艺术家一样，今天做出模子，可以留待一百年以后按照它做出器皿。
　　我们当中还有另一种短视的政治家，他们懂得更多的是狡猾的宫廷阴谋和策略手腕，而不是诚实的政治和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关怀。这些先生们完全盲从别人；无论对他们提出什么建议，他们都要问：宫廷是否喜欢？他们的党有什么意见？反对党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就根据这些来作出自己的判断，只要他们的狡猾的领导人给任何事物贴上‘辉格党’或‘詹姆斯党’的标签，就足以使这些人不问情由地对它盲目地表示拥护或反对。看来，这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凡是有利于瑞典及其国王的意见或文字，都立即被说成是出自詹姆斯党的手笔，不去阅读或考虑就进行辱骂并予以拒绝。不仅如此，而且我听说有些先生们甚至公开地气势汹汹地断言，瑞典国王是罗马天主教徒，而沙皇是善良的新教徒。这的确是我国遭到的最大的不幸之一，只要我们不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事物，不亲自去探求事物的真相，天知道我们最终会被引入什么歧途。按照我们的条约和真实利益维护瑞典，与我们的党派争论毫无关系。我们不应该寻找和抓住任何借口来损害瑞典，而应该公开支持它。我们的信奉新教的后代能找到比它更好的朋友和更勇敢的战士吗？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来简短地概括一下我所说的东西。既然沙皇不仅对恳求他作出相反决定的丹麦国王，而且也对我们的诺里斯海军上将回答说，他将坚持他的推迟袭击肖楠的决定，既然有些报纸说，他如果能与瑞典媾和，将完全取消这次袭击，那么所有君主，特别是我们，就应该警惕他有我现在论述的这类计划，并且一起商量如何防止这些计划和及时剪去他那过分丰满的羽翼。这一点，首先要海上强国乐意开始对他进行某种控制和威慑，否则就不能有效地办到。但愿有某个曾帮助他向前迈进的强国能把他稍稍向后拉一拉，那时也许就能对这个大冒险家说一个西班牙农民在一个被祀奉的偶像前说过的话，这个西班牙农民来到这个偶像前，很清楚地记得它最初是怎么制成的，对它根本没有它所期待的敬意，对它说道：‘你不要这么神气，你还是一棵李树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你了’。此外唯一的出路，是通过和约让瑞典国王收回他所失去的东西，那就会立即刹住他的（沙皇的）威风。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我希望人们不要到最后才认识到这个真理：那些至今一直与瑞典国王为敌的人，基本上是与他们自己为敌。如果这位瑞典人有一天重新得到自己的领地，并把沙皇的傲气压了下去，那么他仍然可以象古希腊的一位英雄那样谈到自己的邻居，这位古希腊的英雄每次为自己的同胞立了功，总要遭到他们的流放，但是当他们想要争取成功时，又不得不召他回来帮忙。这位古希腊的英雄曾这样说：‘这些人总是把我当作棕榈树一样使用。他们经常不断地攀折我的枝条，然而一有暴风雨，又都跑到我这里来，他们找不到比这更好的避雨处。’但是如果这位瑞典人没有收回他的领地，那么我只有引用忒伦底乌斯的《安德里亚》中的一段话：
　　难道你能相信，能领略，
　　有人会生来这样愚劣，
　　竟以作恶为乐？
　　4．跋——这篇小小的历史随笔如此耐人寻味，其中记述的事情迄今如此罕闻，我不禁希望我可以骄傲地把它作为珍贵的新年礼品送给当今的世界；而且后代在许多年内也将这样看待它，每逢新年就读读它并把它叫作自己的训诫书。‘我已给自己竖立纪念碑’[287]这句话，我应该和别人一样当之无愧。”

　　“英国商人对于到瑞典国王的领土去经商的一些申诉，由此可见，单是依靠瑞典供应造船材料对英国会是多么危险，而这类材料是可以从俄国皇帝的领土上得到充分供应的。”
　　“与俄国经商的商人们的实情”（向议会呈递的请愿书），等等。

　　“不朽的故威廉国王陛下和当今瑞典查理十二国王陛下于1700年签订的防御条约。根据议会两院部分议员的殷切要求予以公布[288]
　　‘切勿破坏和约
　　切勿只顾王国’[296]

　　第一条　瑞典和英国两国国王之间建立‘永远诚挚和持久的友谊、同盟和良好的关系，因此双方绝对不得相互地或单方面地损害另一方的不论位于何处的王国、省份、殖民地或臣民，也不得容许或赞同他人加以损害，等等。’
　　第二条　‘此外，同盟双方及其后嗣和继承人必须尽其所能地照顾和促进另一方的利益和荣誉，探察并通知（一旦获悉时）对方它所面临的各种危险、阴谋和敌对计划，尽可能地对之加以抵制，并且同时通过劝告和援助加以制止。因此，盟国中任何一方由自己或任何别人，无论以何种方式或在任何地点，无论从陆上或海上，进行损害另一方，使其丧失国土或领地的行动、谈判或尝试，均为非法；一方绝对不得协助另一方的敌人，包括反叛者和敌对者，以损害其盟国，’等等。
　　疑问之一　我们的舰队正在同瑞典的敌人联合行动，沙皇统率着我们的舰队，我们的海军上将参加军事会议，不仅了解他们的全部计划，而且还曾同我国驻哥本哈根公使一起（正如丹麦国王在一份公开声明中亲自承认的那样）推动北方联盟[261]各国参与一项会使我们盟国瑞典遭到彻底毁灭的计划，即去年夏季策划的对肖楠[260]的袭击，既然如此，上面两条中标有着重号的词句怎么同我们目前的行为一致呢？
　　疑问之二　同样，我们应如何解释前一条中规定一个盟国不得由自己或任何别人进行使另一方丧失国土和领地的行动、谈判或尝试的那一段文字呢？特别是应怎样辩解我们有理由在1715年，当季节已经很迟，我国商船已经安全返回，再不能象通常那样用护送和保护我国贸易作借口的时候仍然在波罗的海留下八艘军舰呢？又应怎样辩解我们有理由命令这八艘军舰同丹麦人一起作战，从而使丹麦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瑞典舰队，使后者不能去援救施特腊耳宗德[269]，从而主要由于我们的缘故，使瑞典丧失了它的全部德意志省份，甚至使瑞典国王陛下本人冒着极大危险在这个城市陷落前横渡大海呢？
　　第三条　瑞典和英国两国国王根据一项专门防御条约互相承担义务，保证‘紧密联合，互相保护彼此的王国、领土、省份、政府、臣民、属地以及在北海、苏格兰海、西海、不列颠海（通称英吉利海峡）、波罗的海和松德海峡的航海和贸易的权利与自由；同时保护根据条约和协议、根据公认惯例、国际法和传统权利属于同盟各方的种种特权，反对任何从海上或陆上来的欧洲侵略者或入侵者和骚扰者，等等’。
　　疑问　根据国际法，任何国王或人民在迫切需要或有毁灭性威胁的情况下，都无可争辩地拥有使用他们自己认为最必要的各种自卫手段的权利和特权。再者，近数百年来，瑞典人在同他们最可怕的敌人俄国人交战时，阻碍俄国人在波罗的海上的一切贸易已成为他们一向的特权和做法。既然本条也规定了一个盟国应当保护根据公认惯例和国际法属于另一个盟国的种种特权，那么，现在，当瑞典国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运用这种特权时，我们为什么不仅加以阻挠，而且以之作为公开反对瑞典国王的借口呢？
　　第四、五、六、七条　规定了英国和瑞典两国在一方的领土遭到入侵或其航运在第三条所列举的海域中遇到‘骚扰或阻碍’时应互相派遣的援军数目。对瑞典的德意志省份的入侵被明确地列为履行盟约理由。
　　第八条　规定未受攻击的盟国应首先起和平调解者的作用；但是，调解失败后，‘应毫不迟缓地派遣上述部队；在受害一方在一切方面得到补偿以前，同盟者不应停止行动’。
　　第九条　要求条约规定的‘援助’的那个盟国，‘必须对上述援助作出选择：是全部还是部分，是士兵、船只、弹药还是金钱’。
　　第十条　船只和部队由‘受援者统率’。
　　第十一条　‘但是如果上述兵力不足以应付危险局势，或许由于侵略者得到他的某些同盟者的军队的支援，则盟国的一方在受害的另一方提出要求后，必须在他能够稳妥和方便地募集的范围内提供更多的部队从海上和陆上加以援助……’
　　第十二条　‘盟国中任何一方及其臣民可以合法地将其军舰驶入另一方港口并在那里过冬。’关于这一点的专门谈判将在斯德哥尔摩进行，但‘在此期间，1661年在伦敦签订的条约中有关航海和贸易的条文仍然有如该条文逐字逐句移入本条约一样，完全有效。’
　　第十三条　‘……盟国中任何一方的臣民……不管是在海上还是在陆上，不管是作为海员还是作为士兵，无论如何都不应为他们（盟国中任何一方的敌人）效力，因此，应严刑峻法以警效尤。’
　　第十四条　‘如果缔约国任何一方的国王……在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或在自己的王国或省份中……受到任何其他邻近国王的骚扰……他本身需要援助而不能提供他按照本条约规定所必须提供的援助时，这位受到这种骚扰的同盟者可以不必提供所承诺的援助……’
　　疑问之一　是否我们当真认为瑞典国王没有受到他所有敌人最不正义的攻击；是否我们因此不相信我们应当向他提供这些条文所规定的援助；是否他并未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为什么至今没有给他这样的援助呢？
　　疑问之二　这些条文以最明确的措词阐述了大不列颠和瑞典各应以什么方式互相援助，这两个盟国中的任何一方能根据这些条文给需要其援助的另一方强加条约中没有规定的援助方式吗？如果这另一个盟国认为接受这种方式的援助不符合自己的利益，仍然坚持要履行条约，他能以此为借口，不仅拒绝给予规定的援助，而且以敌对方式对待这个盟国，并与他的敌人站到一起去反对他吗？如果这种作法毫无道理，因为甚至常识也告诉我们这是毫无道理的，那么，在种种理由之中，我们为我们现在对待瑞典国王的态度而摆出的这样一个理由，即他要求准确地执行他同我们的盟约，而不愿接受几年前我们向他建议的使他的德意志省份中立化的条约，又怎么能够站得住呢？且不说这个条约偏袒瑞典的敌人，只着眼于我们自己的利益，只着眼于在我们同法国进行战争时防止国内发生种种动乱，仅仅由于要同瑞典国王签订这个条约的正是那些在发动这场反对他的战争时已分别撕毁了条约的敌人，而要给这个条约作保证的又是那些都为被撕毁的条约作过保证，但未起到保证作用的国家，瑞典国王就没有任何理由信赖这个条约了。
　　疑问之三　第八条说我们在支援我们受害的同盟者时，在他在一切方面得到补偿以前不应停止行动，可是我们却反而致力于帮助那个国君的敌人（尽管他们全都是非正义的侵略者）不仅一个接一个地夺走他的省份，并且成为这些省份的牢固占有者，同时还不断谴责瑞典国王对此没有逆来顺受，我们的行为怎么能和第七条说的一致呢？
　　疑问之四　第十一条确认了1661年大不列颠和瑞典之间签订的条约，这个条约明确禁止联盟的一方本人或其臣民向另一方的敌人出借或出售军舰或防护舰；本条约第十三条也明确禁止盟国一方的臣民用任何方法去帮助另一方的敌人，使这一盟国受到扰乱或损失。因此，如果瑞典在我国上次同法国进行战争期间把他们自己的舰队借给法国，使法国能够更好地实现反对我们的任何计划，或者如果瑞典不顾我国提出的抗议，允许其臣民向法国提供配有五十、六十和七十支枪的船只，难道我们不会谴责瑞典恶劣透顶地违反本条约吗？现在，我们设身处地来回想一下，我国舰队近来甚至在最危急的时期有多少次，完全是为瑞典的敌人实现各种计划效劳，而且俄国沙皇的舰队中现在就有一打以上英国造的船只。这种事，若是别人做了，我们肯定要加以谴责，难道我们对此就不觉得很难原谅自己吗？
　　第十七条　义务不应扩大到要求与盟国（需要援助的盟国）的敌国断绝一切友好关系和相互贸易。假定联盟的一方派出援军而不直接参战，则其臣民同交战的那个盟国的敌人进行贸易，直接地和安全地同这些敌人买卖各种没有明确作为违禁品禁止的货物，当视为合法。此项违禁物品以后将由专门的通商条约做出规定。
　　疑问之一　这一条是在二十一条当中我们能够要求瑞典人方面履行的唯一的一条，问题在于是否我们自己对瑞典已经履行了应由我们履行的所有其他各条呢？是否在要求瑞典国王执行这一条时，我们已经答应我们也将对其他各条尽到我们的义务呢？否则，难道瑞典人不可以说，我们自己对整个条约在最重要的各点上不是没有执行就是完全背道而驰，却对单独一项条文遭到破坏进行抱怨，是不公正的吗？
　　疑问之二　是否盟国一方根据这一条文享有的同另一方的敌人进行贸易的自由应当无论在时间上或地点上都毫无限制呢？总之，是否这一自由应该扩大到甚至破坏本条约的目的本身即促进双方王国的安全和保障的程度呢？
　　疑问之三　假如法国人在上几次战争中占领了爱尔兰或苏格兰，并且努力通过在新建海港或旧有海港的贸易来巩固他们在新占领地区的地位，而瑞典人根据这一条，坚持要在上述从我们手中夺去的海港同法国进行贸易，并在那里向他们提供某些战争必需品，甚至提供武装的船只，从而使法国人更易于在英格兰这里骚扰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我们会认为瑞典人是我们忠实的同盟者和朋友呢？
　　疑问之四　假如我们设法阻挠对我们如此有害的贸易，为此拦截所有开往上述海港的瑞典船只，而瑞典人则以此为借口将他们的舰队同法国舰队联合起来，使我国丧失一些领地，甚至怂恿对我国的入侵，并让他们的舰队随时准备予以协助，是否我们不会大声疾呼地激烈指责瑞典人呢？
　　疑问之五　按照公正的观察，我们现在坚持要与沙皇从瑞典夺去的那些海港进行的自由贸易，以及我们目前对瑞典国王阻挠这种贸易所采取的行动，是否与上面说的情况一模一样呢？
　　疑问之六　是否我们从奥利弗·克伦威尔时期直到1710年间，在我国同法国和荷兰的历次战争中，从来不曾毫无任何迫切必要地拦截和没收过并非开往任何被禁运港口的瑞典船只呢？是否我们拦截和没收的瑞典船只的数量和价值不曾大大超过瑞典人现在从我国夺取的全部船只呢？是否瑞典人曾以此为借口同我国的敌人联合起来，并派遣成队的船只去支援他们呢？
　　疑问之七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多年来的贸易状况，是否我们不会发现上述地区的贸易对于我们不是那么十分必要，至少不能同保护一个信奉新教的盟国相提并论，更不能给我们提供正当理由去同那个国家进行战争呢？这场战争虽未公开宣布，但给那个国家造成的危害比它所有敌人共同努力所造成的危害还要大。
　　疑问之八　如果在两年以前这一贸易对于我们变得比过去更为必要一些，是否就难于证明，这只是由于沙皇迫使我们丢开去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旧贸易航道而改往彼得堡，我们又顺从了的缘故呢？我们由此而遭受的一切麻烦，不是应当归咎于沙皇，而不应当归咎于瑞典国王了吗？
　　疑问之九　是否沙皇并没有在1715年一开始就重新许可我们照旧去阿尔汉格尔斯克进行贸易呢？由于沙皇这样改变决定，对彼得堡的贸易对我们又变得象过去那样不必要了，是否我国大臣们在那年我国军舰被派去保护我们对彼得堡的贸易之前并没有早就了解这种情况呢？
　　疑问之十　是否瑞典国王未曾声明过：若是我们停止他认为对他的王国具有毁灭性的对彼得堡等地的贸易，那么，他对我国无论是在波罗的海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的贸易都决不干扰，但是，若是我们不愿向他表示这种起码的友谊，那么发生无辜受过的情况就不要责怪他呢？
　　疑问之十一　同瑞典国王禁运的港口的贸易除了对我们没有必要外，它的数额也几乎不到我们在波罗的海的贸易的十分之一，而为了它，是否我们没有使我国贸易在这整个期间遭受种种危险呢？是否我们没有使得自己必须开支大量费用去装备保护它的舰队呢？是否我们没有由于同瑞典的敌人站到一起而使得瑞典国王完全有理由感到愤慨呢？而瑞典国王是否曾走到这样的地步，不论在哪里，不管是在他国内还是在国外，一发现我国的船只和财物就不加区别地予以扣押或没收呢？
　　疑问之十二　如果我们真的非常关心我国同各北方港口的贸易，难道我们不应当在政策上更多地考虑到因瑞典濒临灭亡和沙皇独占波罗的海及我们需要从那里购买的各种造船材料而使这一贸易遇到的危险吗？促使我们第一次派遣二十艘军舰去波罗的海并命令他们无论在哪里遇到瑞典人就加以攻击的那笔损失，总数只有六万数千镑（顺便说，其中三分之二也许是可疑的），而我们在上述贸易中从沙皇方面受到的困难和损失不是比这个数目还要更大些吗？然而，不正是这个沙皇，这个野心勃勃、十分危险的君主在去年夏天统率了其绝大部分由我国军舰组成的整个所谓联合舰队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英国舰队——我们国家的堡垒——被交给一个外国君主统率。我国的这些军舰后来不是护送了他的（沙皇的）运输舰和舰上载运的军队从而兰岛返回，保护他们不受瑞典舰队的攻击吗？不然，瑞典舰队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破坏的。
　　疑问之十三　现在假设情况相反，我们根据我国商人对沙皇虐待他们而发出的无数强烈的控诉，派遣我国舰队去向那个君主表示了我们的愤慨，制止了他的甚至对我们也是有害的庞大计划，按照本条约支援了瑞典，并有效地恢复了北方的和平，难道这不是更加符合我国的利益，更加必要，更加高尚和公正，而且更加符合我们条约的精神吗？这样一来，我们这几次北方远征所花费的数十万镑不是会使用得更加得当吗？
　　疑问之十四　如果维护和确保我国贸易免遭瑞典人的侵犯是我们北方事务中全部措施的唯一宗旨，那么，前年我们在那里已经没有贸易需要保护时，为什么我们要在波罗的海和哥本哈根留下八艘军舰呢？为什么尽管海军上将诺里斯同荷兰人一起足有二十六艘军舰之多，我国贸易若是由他们护航，瑞典人就不敢动它一根毫毛，然而诺里斯却在去年夏天这个最好的季节在松德海峡呆了两个多月，没有为我国和荷兰商人前往一些港口护航，从而使他们在波罗的海停留太久，以致如事实所表明的，他们的返航无论是对他们还是对我国军舰都造成了极大的风险呢？世人不会很容易想到，当时对我们这一切活动有更大影响的，不是对我国贸易的假装的关怀，而是要强迫瑞典国王接受一个把不来梅和费尔登公爵领地划归汉诺威的不光荣和不利的和约，或者别的这类与大不列颠的真正的悠久的利益毫不相干甚至完全相反的企图吗？
　　第十八条　‘鉴于为了维护波罗的海航海和贸易的自由，宜于保持瑞典和丹麦两国国王之间牢固真诚的友好关系；而瑞典和丹麦的前任国王确实曾经不仅通过1660年5月27日在哥本哈根营地拟定的公开和约条款和互换的协定批准书相互保证神圣不可侵犯地遵守上述协定中包括的全部条款，而且在1665年英国和瑞典签订条约前不久，共同向……大不列颠国王查理二世宣布，他们将忠于……上述和约的所有条款……查理二世在上述瑞典和丹麦两国国王认可和同意的情况下，在1665年3月1日英国和瑞典签订条约后不久，即在1665年10月9日，承担了为这些协定作保证的义务……鉴于此后不久即于1679年在肖楠的隆德签订了瑞典和丹麦两国国王之间的一个和约文件[297]，其中对于在罗斯基勒[298]、哥本哈根[299]和威斯特伐利亚[300]签订的几个条约做了明确的记载、重申和确认；鉴于上述这一切……大不列颠国王用本条约保证……如果瑞典和丹麦两国国王的任何一方要破坏上述的任何协定或者其中包括的一项或几项条款，因而如果两国国王中任何一方要损害另一方的个人、省份、领土、岛屿、货物、领域和权利（这些权利按照前面多次提到的1660年5月27日在哥本哈根营地拟定的协定以及……1679年在肖楠的隆德签订的和约中所包括的那些协定，属于这个和约文字涉及的有关各方），不管他是本人出面还是通过他人，不管是密谋策划还是公开骚扰，不管是进行任何损害还是用武力进行任何暴力行动，那么……大不列颠国王……首先将通过自己的干预来尽一个朋友和高贵同盟者的义务，以维护前面经常提及的一切协定和其中包括的各项条款，从而维护两国国王之间的和平；其后，如果违反一切协定及其中包括的各项条款而制造这种损害或任何骚扰和伤害的国王拒绝接受劝告……那么大不列颠国王……将……按照大不列颠和瑞典两国国王之间现在这些协定对这种情况所决定和赞同的办法，对受害者给予支持’。
　　疑问　这一条不是明确告诉我们如何消除我国贸易在波罗的海可能遭受的扰乱吗？——在瑞典和丹麦两国国王之间产生误会时，即责成双方履行他们之间从1660年至1670年签订的一切和约，在他们中的任何一方采取违反上述条约的敌对行动时，则支持另一方反对侵略者。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如此恰当的办法去反对使我们深受其害的弊端呢？丹麦国王虽然从签订特拉温达尔和约[268]到他从萨克森出发去同俄国人作战表面上一直是瑞典国王的忠实朋友，然而在这之后却立即卑鄙地利用致命的波尔塔瓦战役极不正义地向他发动了进攻，对这一点，无论任何人，不管他是多么偏颇，难道能够否认吗？那么，丹麦国王不就是上述一切条约的破坏者和使我国贸易在波罗的海遭受干扰的真正祸首吗？我们究竟为什么不按照这一条去支援瑞典反对他呢，为什么反而公开宣布反对受害的瑞典国王，在他对敌人稍占优势时就向他发出一份份威胁恐吓的备忘录（就象我们去年夏天在他进入挪威时所做的那样），甚至命令我国舰队同丹麦人一起公开与他作对呢？
　　第十九条　‘上面提到的大不列颠和瑞典两国国王之间今后应该建立更紧密的联盟和联合，以保卫和维护新教、福音教和经过改革的宗教’。
　　疑问之一　我们是怎样按照这一条去联合瑞典保卫、保护和维护新教的呢？我们不是任凭这个一向作为上述宗教的堡垒的国家被极其无情地弄得支离破碎吗？……我们不是自己对它的毁灭助了一臂之力吗？所有这一切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国商人损失了值六万余镑的船只。因为正是这笔损失，而不是别的什么，是我们提出来作为我们1715年耗费二十万镑派遣我国舰队前往波罗的海的借口。至于我国商人后来所遭遇的，即使我们把它归咎于我们那些反对瑞典国王的威胁性备忘录和公开敌对行为，难道我们不应当承认那个君主的怨恨也是十分克制的吗？
　　疑问之二　我们曾经要其他君主，尤其是我们的新教朋友们相信，那怕只是为了确保新教一个方面的利益，即这里新教的王位继承，我们也愿付出数百万的生命和财产。如果他们发现，王位继承问题刚解决，我们为了六万余镑（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一区区之数是我们同瑞典争吵的第一个借口）就去破坏整个新教利益的基础，帮助把一向忠诚保护新教徒的瑞典牺牲给它的邻居，其中有些是公开宣称的教皇派，有些更坏，有些至少只是半心半意的新教徒，那么，他们怎么能够相信我们说的话是真诚的呢？
　　第二十条　‘因此，为了表示盟国双方的互相信任和对这一协定的信守不渝……上面提到的两国国王互相保证并宣布……他们将不以友谊、利益、先前的条约、协定和诺言，或任何别的借口而稍许违反本条约任一条款的真正本意，他们将最彻底和最愉快地或由他们本人或由大臣和臣民们执行他们在本条约中所承诺的一切……毫不犹豫，毫无例外，决不推诿……’
　　疑问之一　既然这一条表明，在签订这个条约时，我们没有承担同它相反的义务，而且以后在本条约有效期内（从签订日起十八年），我们如承担任何这类义务都极不正当，那我们怎么能够在全世界面前为我们最近反对瑞典国王的行动进行辩解呢？这些行动不是很自然地显得是我们自己或某个目前能影响我国决定的宫廷同该君主的敌人缔结条约的结果吗？
　　疑问之二　这一条的文字……凭道义、信义和正义起誓，究竟怎么能同我们现在利用来不仅不按照本条约援助瑞典，甚至还要设法尽情地破坏它的那些卑微借口一致起来呢？
　　第二十一条　‘本防御条约有效期为十八年，期满前，结盟的两国国王可以……重新谈判。’
　　对上述条约的批准书。‘朕认真审阅和考虑之后，以本批准书对本条约的一切条款表示赞同和认可。朕以个人名义，以后嗣和继承人的名义赞同本条约；朕保证并庄严宣誓，朕将诚恳地严肃地执行和遵守条约中所列各点。为确保有效，联已命令对公元1700年，本朝（威廉三世）第十一年2月25日在肯辛顿宫递交的本文件加盖庄严的英国国玺。’［注：这个条约于1700年1月6日和16日在海牙签订，威廉三世于1700年2月5日批准。］
　　疑问　我们之中任何一个自认为支持最近的光荣革命[267]并真诚热爱和感激不朽的威廉国王的人，怎么能够……丝毫容忍（我得再次使用第二十条的文字）以利益或任何别的借口——特别是两年来一直被利用来动用我国舰队、人员和金钱去毁灭瑞典的那种极其微不足道的借口——去违反上述条约呢？要知道，对这个瑞典的防御和维护，我国伟大睿智的君主曾作过如此庄严的保证，并且始终把这看作是确保欧洲新教利益的最大需要。”

　　“现在，——作者写道——我不期而有幸能够在这里承认我曾经是第一人如此幸运地预见到，或者说，如此直言不讳地警告过我国宫廷：我国当时绝对需要与沙皇决裂，并把他重新逐出波罗的海。”“我的报告曾揭示沙皇对其他国家、甚至对德意志帝国[285]所抱的目的。德意志帝国虽然是一个内陆大国，但是，沙皇曾经建议它兼并利沃尼亚[278]，使它成为选侯国，以便沙皇至少也能够被接纳为一个选侯。我的报告也曾提请人们注意沙皇当时盘算采用专制君主的称号。由于他是希腊教会的首脑，他也会被其他君主们承认为希腊帝国的首脑。我不想说我们会多么不情愿承认这个称号，因为我们已经让一位大使用皇帝陛下的称号称呼他，而瑞典还从来没有屈就到这一步。”

　　“我向我们朝廷对他的活动作了本书所述的报告。关于这点，请允许我诉诸国王，并请唐森子爵作证，唐森子爵曾亲耳听到国王陛下说过我是无辜的。”“然而，尽管如此，过去五年来，我一直不断地乞求偿付一笔拖欠已久的债款，这笔债款的绝大部分是为执行已故的女王陛下［注：指英国女王安。——译者注］委予的一项使命而借下的。”

　　“我并不打算通过本文来打消公众给予内阁所应得的赞扬，但是内阁应该就下述问题对我们作出满意的说明，即内阁是出于什么动机直到昨天还在每一件事情上折磨瑞典人，尽管他们在过去完全和现在一样是我们的盟友，内阁又是出于什么动机直到昨天还竭尽全力来加强沙皇，尽管沙皇与大不列颠之间没有任何条约约束而仅仅存在着友好关系。……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刻，我获悉，不到三年之前曾经让俄国人不在我们的保护之下就以皇家海军姿态第一次出现在波罗的海上的那位绅士，现在又一次得到目前执政的人们的授权，要与沙皇在这些海域上第二度会晤了；这是出于什么理由，或是为了达到什么良好目的呢？”

　　“贸易已经成了我们国家的命脉。船队仰赖于造船材料，正如生命仰赖于食物一样。我们与地球上所有其他国家进行的全部贸易充其量不过是赚钱的贸易，而我们与北方进行的贸易则是绝对必不可缺的，并且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大不列颠的神圣通道，因为它是大不列颠最主要的对外通道，无论对于支撑我国全部贸易还是对于维护我国国内安全来说都是如此。正象羊毛制品和矿产品是大不列颠的大宗商品一样，造船材料是俄国的大宗商品，也是沙皇最近从瑞典国王那里夺取的所有那些波罗的海省份的大宗商品。由于那些省份已归沙皇所有，帕尔努[336]完全荒芜了。在列维里，我们没有留下一个英国商人，以前在纳尔瓦的全部贸易现在已经转到彼得堡……过去，瑞典人永远也不能够垄断我国臣民的贸易，因为那些海港在瑞典人手中只不过是商品转口的通道，而生产和制造这些商品的地区则位于那些港口的背后，在沙皇的领土上。可是，如果把这些波罗的海港口丢给沙皇，那么它们就不再是通道，而会变成沙皇自己统治下的内陆地区的专门货物堆栈了。沙皇在白海已经有了阿尔汉格尔斯克，让他在波罗的海再有任何一个海港，那就等于把控制欧洲所有造船材料总库的两把钥匙都交给他掌握，因为大家都知道，丹麦人、瑞典人、波兰人、普鲁士人在他们一些领土上只不过生产那些商品中的某些单项而已。如果沙皇把‘我们不可或缺的材料的供应’就这样垄断起来，那么我们的船队会怎样呢？此外，说实在的，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全部贸易的保障又在哪里呢？”

　　“显示我们当时的真正英国政治家的智慧和远见的一个例证，是1617年的斯托尔波沃和约[337]。詹姆斯一世是这个和约的调停人，根据这项和约，俄国被迫放弃了它当时占有的全部波罗的海省份，而成为欧洲这一边的一个完全内陆强国。”

　　“谁不知道，皇帝［注：指斐迪南二世。——译者注］想在波美拉尼亚[338]取得一个海港的企图，曾和任何别的动机一样促使伟大的古斯塔夫甚至举兵深入奥地利皇室领域的腹地？在查理·古斯塔夫的时候，波兰除了在当时是北方大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之外，还在波罗的海拥有一长条海岸和若干港口。但是，波兰国王的遭遇又如何呢？丹麦人当时虽然和波兰结盟，然而即使是波兰人为了援助他们反对瑞典而要在波罗的海拥有一支舰队，他们也决不会允许。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遇到波兰船只，都加以摧毁。”

　　“那个时期的政治家们从来没有想过，为了恢复天平的平衡，要找出那种扶植一个第三海上大国的巧妙办法来构成波罗的海的更公正的均势……是谁采取了这种与王牌城市泰尔[340]作对的主意呢（这个城市的商人都是王公，它出海经商的人在全球备受尊重）？但是我没有点任何人的名。所以，除了不打算对事实公开表态的人之外，没有人会对我发怒。后代将有点难于相信，这居然是现在掌权的某些人干出来的事情……居然是我们完全由自己出力，不要沙皇担任何风险，给沙皇打开了圣彼得堡的大门……”

　　“假如我们认为，这个俄国人拥有一个通向波罗的海的出口，从而在欧洲所有君主中有了一个能够通过向国外市场运销产品而使他最受惠的地区，——假如我们认为这一情况同我国的利益是协调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有理由期望沙皇陛下，就他那一方面而言，不再谋求任何能够扰害别人的东西，只满足于拥有商船而不要求任何军舰，以报答我们如此迁就他的利益和改善他的国家的处境。”
　　“所以，我们应该消除他想超出内陆大国的希望，”但是，“也应驳斥种种说我们对待沙皇比对待任何别的君主更坏的指责。为此，我不准备举热那亚共和国或者在波罗的海这里的另一个国度库尔兰公国[341]作例子。但是，我要举出波兰和普鲁士，这两个国家现在虽然都有加冕的国王，然而也都满足于享有开放贸易的自由，而不坚持要有一支舰队。我还要举出土耳其人和俄国人之间的法尔奇乌条约[282]，根据这一条约，彼得不仅被迫归还了阿速夫，放弃了他在那些地方的全部军舰，而且只得满足于在黑海仅仅享有通商自由。即使只给他一个通向波罗的海的出口供贸易之用，也大大超过了还在不久前他与瑞典的战争刚刚结束时他在道义上所能期望获得的东西。”

“就应该既鼓励我们的内阁执行它的目前措施，也激发每一个忠实的不列颠人的满腔怒火：俄国的一个沙皇，多亏我们的指教才掌握了他的航海技能，多亏我们的容忍才建立了他的赫赫功绩，居然转瞬之间就拒绝大不列颠提出的条款，而这些条款他在短短数年之前还曾从土耳其政府方面欣然接受过。”
　　“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让瑞典收复俄国人从波罗的海之王那里抢走的那些省份都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自从大不列颠“把俄国扶植成为那里的一个海上大国以来，它就不再能够控制那个海上的均势了……如果我们履行了威廉国王和瑞典国王缔结的联盟的各项条款的话，那个英勇的国度早就会成为一个强大得足以阻挡沙皇来到波罗的海的屏障了……时间必将向我们证实，把俄国人赶出波罗的海现在应该是我们的内阁的首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