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三十九卷

145.

致维克多·阿德勒



维也纳
1894年7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维克多:
  这几个马克对你来说到的正是时候,我很高兴;我希望它们能保证你在乡间绝对必要的安宁和休息。你必须出去走走,在监狱生活的折磨以后,你最需要的是恢复体力。[208]你自己也说感到疲惫,这不奇怪;你一出狱马上就到乡间去!这也是你的夫人完全恢复健康的最好办法。
  《反杜林论》中补充的那一章(它是原来那一章的扩充)属于马克思,我的工作只不过是抄写和校订。[233]
  第三卷[注:指《资本论》。——编者注]已排字约三十六印张,全卷共约五十多印张。由于迈斯纳热衷于9月份出书,在此以前一切都会准备妥当的。
  祝贺你们自己的日报,我预先为之高兴。[228]需要用实例向这个令人讨厌的《前进报》表明“人们是怎么干的”,然后他们才会效法。你在狱中时,从《工人报》上有时也可看出,你们那边也有些无能的人挤到不称职的位置上。将来每天出报,你必然要把你的演说活动仅仅局限在关键时刻的发言,这样你坐牢的机会就可减少。而报纸本身仍然不可避免地会有编辑人员为编辑部的罪过坐牢,当替罪羊。
  当前你们在维也纳办日报的基础比柏林好。你们处在日益高涨的政治运动之中;选举改革在你们那里已不成问题[138],而争取达到这样的目的,争取直接的政治进步,正是你们报纸很大的长处。但是选举改革只是使石头离开原地的一次推动,随之而来的应当是出版、结社、集会、诉讼实践等方面的让步。简言之,你们在进攻,而且是一种开始就确信必胜的进攻。相反,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我们的人处在一种不是常常有希望取胜的防守地位,他们要经受正把各种各样的党派联合起来而日渐强大的反动势力的攻击。这就证明——至少在德国,我们的人确实已成为国内一支巨大的力量,在法国这个被历次革命掘松的基地上,我们的人至少被当做一支巨大的力量。整个说来,你们当前的处境更有利于斗争:你们发起进攻,一步一步夺取地盘,而每一个新夺得和占领的地盘不仅使你们的地位得到巩固,而且还可以大大加强你们的力量。在你们极简陋的宪制条件下,工人总还可以再争得——从资产阶级本应争得的那些阵地中——某些阵地,而且是通过使工人本身经受政治训练的合法途径。在德国也还有这种未被夺取的阵地,但是只有外界给予推动,我们才去夺取。能够给予这种推动的是这样的国家,那里由于旧的封建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和警察的形式同多少现代化的资产阶级机构合而为一,前者仍保有相当大的优势,以至局势极其错综复杂。你们的处境就是这样好,尤其好的是,你们的工人运动具有的广度和力量,足可以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从而象我希望的那样,给予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以必要的推动,使它们立刻再度摧毁过早形成的“反动的一帮”[93],实行某些资产阶级改革而消除长期的反动压迫,以保证群众运动的自由。只有当你们争得——不论什么样的——选举改革时,反对普鲁士三级选举制[160]的宣传运动才具有某种意义。奥地利打算进行某种选举改革这一事实,现在就解救了在德国受到威胁的普选权。因此,当前你们肩负着意义非常重大的历史使命。你们应当组成欧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发起总攻,在我们未取得全线胜利之前不要中途停顿。你应当率领这支先锋队,如果你不立即到农村去并在那里养精蓄锐,那你就是蔑视自己的头等重要任务。
  如果你更多地想想可能从你们手里争得先锋队作用的唯一对手——法国人的话,上述任务就更显得重要。你写信给路易莎说想知道我对此事的看法。我拖至今天回复是因为(1)杜西上周从巴黎玻璃工人代表大会回来了,(2)前天博尼埃在我们这里,我想先听听他们谈的情况。据我所知,情况如下。
  最近的选举[45]把近二十五名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派、布鲁斯派[46]、阿列曼派[61]、布朗基派[62]和独立社会主义者引进了议会。这次选举还结束了至今一直存在的“激进派党团”,即他们自称为共和社会主义者的集团,这主要是由于这一派原来的领袖这次全未当选。这一派再次当选的约三十人,在米勒兰和饶勒斯的领导之下建议“社会主义者”合并。从他们方面来说,这是十分正确的态度;因为他们不仅比老社会主义者数目多,而且团结一致,而后者却分裂为若干派。因此他们在议会中又组成一个相当可观的五十至六十人的集团,而且为此他们只须向老社会主义者提出一个十分空幻的社会主义纲领就行了。这个纲领中政治上激进的条文,如对待工人的总的友好态度,是他们过去的纲领里早已有的,而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化的要求,仍然只是一种关于未来的天真的意图,它也许对第三代或第四代有实际意义,但决不会更早。
  可是我们的二十五个老社会主义者双手赞成这个建议。他们不可能提出自己的条件,因为他们太分散。不错,他们也曾打算在议会里采取一致行动,象选举时那样,但是在其他方面,各个独立的组织应仍保持平起平坐。如果哪一派打算向新社会主义者提出特殊条件,它就会同其他的派别发生冲突。而且,如果突然有希望把自己在议会中的人数从二十五人增加到五十五人或六十人,他们一定会欣喜若狂,为一时表面的甚至实际的成就而忽略将来可能出现的危险,否则,他们就不是真正的法国人了。真见鬼,德国人夸口他们有四十四个人,而我们一夜之间就有五十五人,甚至六十人!法国又居于它领导运动的地位了!
  三十或三十五名新社会主义者同社会主义结合是有打算的。他们并不情愿这样,但是对他们来说,决定走这一步是最明智的。他们懂得,离开工人他们决不能支持下去,只得勉强地向工人靠拢。但是最初这种结合不是所有的人都完全乐意的,某些人无疑直到现在也还是不乐意的。
  在出名的代表中有一位最明理的、而且我认为也是最正直的人物,他就是米勒兰。但是我担心某些资产阶级的法律偏见在他脑子里的地位要比他自己意识到的牢固。在政治方面,他是整个集团中最能干的人。饶勒斯是位教授,是个陶醉于自己的演说的空论家,议会对他比对盖得和瓦扬更加注意,因为他同多数派的先生们更相近。我认为,他的确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可是你该知道,这些新手急于建立功勋的心愿同他们不了解事物的程度成正比,后一个缺点在饶勒斯身上十分严重。因此也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饶勒斯在巴黎作为社会主义的提案提出的,正是卡尼茨伯爵在柏林为容克地主的利益所提出的——为了提高谷物价格实行国家对粮食进口的垄断。[213]由于议会中的老社会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也很无知(拉法格在利尔落选后,议会里再没有人懂得一点经济问题了),所以盖得也不得不至少是部分地维护这个旨在反对“投机”的“社会主义的”提案。通过把粮食贸易转到巴拿马骗子[3]所组成的政府和执政党手中来消灭“投机”,这真是美妙的社会主义思想!我还通过博尼埃和拉法格向这些先生们公开表达了我对这一重大错误的看法。
  我还向他们说:同新社会主义者合并——不是简单的联合——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们不要忽略:这里有资产阶级分子,你们可能在原则问题上同他们发生冲突,因而分裂会成为不可避免的。应当有这种准备,必要时就可以很快地转向简单的联合,不致于临时措手不及,作蠢事。如果联合党团里有人提出你们不能同意的提案而多数人又反对你们时,你们应首先为自己保留以下权利:不在议会中发言维护这种提案;即使为了团结你们不得不投票赞成这些提案时,也要在自己的报刊上论述自己的不同意见。我们看看,这些忠告是不是有益。
  总之,一方面,新社会主义者把某种统一强加于老社会主义者的各种集团,另一方面,国外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了解:“无中”怎么一下子生出一个六十人的集团,而至今并不是以社会主义者著称的米勒兰和饶勒斯如何成为这一集团的主要发言人。因此,人们自然要怀疑这六十个人是否真正纯洁,特别是法国代表在苏黎世给人留下突出的印象之后。[121]
  然而各种宗派集团暗中仍在心安理得地耍阴谋并互相敌对。马克思派特别抱怨瓦扬,他周游各省做了许多宣传,似乎在这些地方散布了对马克思派的种种虚构的诽谤。以前瓦扬几乎总是同马克思派一道。但是(1)作为布朗基派的正统成员,他要在任何情况下贯彻该党的决议,而布朗基派和马克思派之间的纠纷已达两年之久,(2)在他的选区有许多可能派,他需要他们,这也是他转向他们的原因之一。
  法国新的反动措施[234]很可能进一步推动新社会主义者,从这六十人中可能逐渐形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党团。但目前还不是这样,而且也可能出现另外的情况。
  这里仍然是旧日英国的墨守成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日益把英国的工人群众推向我们方面,但是在这些失去任何理论思维习惯、从来看不到自己鼻子下面以外事物的“实干家”意识到他们自身的感觉和需要以前,还要经历一些岁月,除非他们的鼻子直接碰到这些东西。可是在“领袖”中间,资产阶级议会式的政治欺骗作风正在滋长,这里每天都有新的奇迹。
  路德维希今天考试,以取得皇家医学学会会员的资格(不再作普通的硕士)。考试要花两周时间。然后我希望我们很快能到海边去——今年由于租房的事我不能离开英国了。
  路易莎衷心问好。她说她根本不会生气;你很快就会知道为什么还未收到回信。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阿德耳海德、波普和全体朋友们。

你的 弗·恩·




  注释:
  [3]巴拿马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创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而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第5、14、30、42、49、88、103、178、208、262、372页。
  [45]在1893年8月20日和9月3日举行的法国众议院选举中,各派社会主义者共得七十万票,选上了三十名议员;在众议院中和他们取一致立场的还有二十名属于资产阶级左派团体(基本上属于激进派)、称为“独立社会主义者”的议员。所以,社会主义党团共计五十人(见本卷第182页)。——第33、73、86、104、111、116、119、182、260页。
  [46]布鲁斯派(可能派)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实际上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立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33、42、91、116、130、182、245、260页。
  [61]阿列曼派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让·阿列曼的追随者。由于可能派(见注46)发生分裂,阿列曼派在1890年10月9—15日夏特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命名为“工人社会革命党”。阿列曼派仍然坚持可能派那一整套思想的和策略的立场,不同的是阿列曼派重视在工会(工团)中的宣传活动,认为工会(工团)是组织工人的主要形式。阿列曼派宣布经济总罢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阿列曼派同可能派一样,也反对统一的集中的党,他们坚持自治原则,对夺取市镇参议会的席位极为重视。——第42、73、113、130、143、182、245、260、296、337、392页。
  [62]布朗基派是奥·布朗基的追随者的组织,1881年7月由爱德华·瓦扬建立,取名“中央革命委员会”。——第42、73、86、91、113、116、130、142、182、245、260、296页。
  [93]恩格斯在这里借用了“反动的一帮”一语。斐·拉萨尔提出过一个论点,即对工人阶级说来,资本主义社会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这个论点载入了1875年哥达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这个论点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4—25页)。——第76、195、259、370页。
  [121]由于苏黎世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见注95)在法国众议院选举(见注45)前夕举行,工人党的领导者们没有能够参加代表大会。结果,几乎整个法国代表团(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是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小团体的代表)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反对在代表大会占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第113、142、177、262页。
  [138]九十年代初期,奥地利国内开展了争取选举改革的广泛运动。1893年7月9日,社会民主党人在维也纳和全国其他城市组织了大规模的工人示威和群众集会,要求普选权。在群众的压力下,首相爱·塔菲于1893年10月10日向帝国议会提出了奥地利的选举改革草案。草案虽然扩大了选民范围,但仍规定保留等级选举制度以及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特权。反动政党反对这一法律草案,塔菲内阁被迫在1893年10月辞职。改革在1896年才实行。——第132、138、145、153、159、163、174、207、259、309页。
  [160]三级选举制是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根据1849年5月30日颁布的选举法而在普鲁士实行的;这个制度规定了很高的财产资格和各阶层居民不平等的选派代表的权利。——第159、260页。
  [208]根据几起诉讼案的判决加在一起,阿德勒在1894年夏要坐监狱两个半月;其中十四天是因为他在捷克—利帕城侮辱了州长,一个月是因为1893年10月30日他在维也纳的一个大厅——施文德尔的“科洛西姆”举行的人民会议上发表了演说,还有一个月是因为1894年1月28日他在上述地点发表了另一次演说。——第218、258页。
  [213]1894年4月7日,卡尼茨伯爵在帝国国会提出一项提案,建议由国家负责谷物的进出口并规定谷物价格。社会民主党人反对这个提案,1894年7月14日该提案以一百五十九票对四十六票被否决。——第225、261页。
  [228]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在1893年每周出一次,在1894年每周出两次,从1895年1月1日起开始改为日报。——第250、258、326、336、340、352、376、428页。
  [233]由于准备《反杜林论》德文第三版,恩格斯对马克思写的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稍加修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249—280页和第17—18页);第三版于1894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第258页。
  [234]1893—1894年,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制造了许多爆炸事件,法国政府以此作为借口,颁布了所谓的“惩恶法”。第一个法令在奥·瓦扬投掷炸弹(见注177)后于1893年12月实施;第二个令法(尽管社会主义者和部分激进派坚决反对)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卡泽里奥杀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卡诺(1894年6月)之后,于1894年7月底实施。这些法令限制了出版自由,同时设立了专门法庭来审查破坏出版法的案件。由于法令条文模糊,不但可以用来对付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也可以用来对付社会主义者。——第263、268、276、279、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