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三十八卷
205.
致康拉德·施米特
亲爱的施米特：
我从赖德回来已经好几天了。在那里，我身不由己地在彭普斯家里呆了六个星期。[353]一般说来，只是一场小病，但相当讨厌，结果把我的假期也毁了，大陆之行也落了空，不然，您大概就可以在苏黎世看见我了。
我迫切地等待着您关于利润率的新著作。法尔曼没有把他的文章［注：彼·法尔曼《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编者注］寄给我，能否弄到一份这一期杂志？如果您确切地告诉我这一期杂志的期数和文章的题目，我可以自己去买。单独刊印关于利润率的那一篇，而不等其余各篇，当然不行。您知道，马克思的东西都是互相密切联系着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从中单独抽出来。而且，如果我身体好，又没有别的干扰，今冬我就可以把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搞完（但是，此事不要对任何人讲，因为我知道我这里多么经常地出现各种意外的干扰），那时，可怜的教授之心在这一点上将会安定下来，不过与此同时，它将立刻感到更大的不安。
关于马克思的历史观，您在最近一期《新时代》上可以找到我的一篇文章［注：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编者注］。在这里，此文已用英文发表。
关于货币和信贷的问题，德国人的著作是绝对不能用的。至于克尼斯，马克思本人早在多年以前就无情地嘲笑了他。[390]有两本较好的英国人的著作，一本是图克的《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1844年版；一本是富拉顿的《论流通手段的调整》，1845年第二版。这两本书，现在只有到旧书商那里才能找到。关于货币之作为货币所需要讲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都讲了。第三卷自然要更多地讲信贷和信用货币，这恰恰是我感到最吃力的那一部分。
罗杰斯的《历史的经济解说》一书，在很多方面颇有教益，但从理论角度来看是极其肤浅的。当然就更谈不上它同马克思的观点有什么类似之处了。
您在《新时代》上发表的文章［注：康·施米特《近代政治经济学的心理学派》。——编者注］，我看了很高兴；它似乎就是针对这里的情况写的；因为杰文斯和门格尔的拥护者们在这里的费边社[19]里简直是放肆到了极点，他们以极其轻蔑的神情傲慢地看待马克思，认为马克思早已过时。如果这里有可以刊载此文的杂志，我在征得您的同意之后，就可以请艾威林把它翻译出来并由我加以校阅。但现在这个办法恐怕不行，因为没有这样的杂志！
至于独立派先生们[189]，他们落得这个下场只能怪他们自己。多年以来，党真是以极大的耐心忍受了他们的咒骂，而且在爱尔福特[166]又给了他们充分的机会，让他们为他们无中生有的诽谤拿出一些证据出来。不过，百万之众是不会永远忍受五十个傲慢无礼的乳臭小儿捣乱的，这些人竟认为他们有权任意辱骂别人，而又无须提出证据。现在，他们已被驱逐出去，他们尽可以显示一下自己究竟有多大本事了，但是，除了无休止的撒谎和谩骂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所有这些一度曾经颇有希望的康普夫麦尔们、恩斯特们、弥勒们以及其他一些人，在摆脱了党的领导的压迫之后做了些什么呢？他们的报纸［注：《社会党人报》。——编者注］十分空洞，除了这份报纸以外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如果这些先生们认为他们能够做些什么事情，那他们为什么不做呢？《前进报》对他们的评论并非总是恰当的，这是该报的一个固有的特点；它往往做得太过分，但这根本改变不了事情的实质。早在分裂之前，难道这些先生们不也是象《前进报》反对他们那样，以激烈的言词反对国会党团和党的领导吗？不过，总的说来，他们是绝对无损于我们的。在德国，他们象一切脱离运动主要轨道的人一样，是僵死的。自从运动在德国本国得到了巩固并在国内有了领导之后，有利于此种吵闹的土壤就只有在国外的德国各团体才有；四十五年来，这里的协会[161]使我对此有深切的体会。1860年以前，优秀人物一般都在国外，现在则恰好相反。在国外，团体的成员经常变换，他们很少能够达到国内的中等水平；他们由于脱离国内运动，同国内运动的联系只是表面的，一般很少从事实际工作，因此闲得无聊，从而也就特别容易发生各种无谓的争吵。
我知道，在青年派中，您有许多大学时期的同学和青少年时代的朋友，但这需要摆脱。当然，政治上决裂了，私人友好往来还是可以保持的。我们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而我甚至对待我的笃信上帝的极端反动的家庭也是如此。而且，您总还可以对您的老朋友施加一些好的影响，促使他们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而不再自吹自擂。只要这些先生们继续学习，其中一些比较干练的人是会醒悟过来的。我只是担心盛行于这些先生中间的那种流行性自大狂会阻碍他们醒悟过来。至于说诽谤和残酷无情，那总是会有的。“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注：圣经《马太福音》第10章第34节。——编者注］
日内我即给您寄去《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注释：
[19]费边社分子，或费边社，是英国的改良主义组织，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884年建立；它的主要领袖是悉尼·维伯和比阿特里萨·维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并断言什么通过细微的改良、逐渐的改造社会，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可以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过去和现在都起着资产阶级影响在工人阶级中的传导者及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发源地的作用。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37页）。1900年，费边社并入工党。“费边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第15、260、328、371、392、418、423、429、442、455、511、519页。
[161]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49、184、210、228、231、252、254、263、302、423、456、522页。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89]指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见注166）上被开除出党的“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于1891年10月20日在柏林召开的会议。反对派的首领们利用不支持反对派的柏林代表还在参加代表大会的时机，力图取得柏林组织的支持，并谴责代表大会的决议。当代表大会的代表获悉反对派的活动以后（从柏林给爱尔福特发去了电报，并在大会上宣读），柏林代表团的成员写信给柏林，抗议在代表大会结束前讨论大会的各项决议。由梅茨内尔签署的这封信，载于1891年10月21日《前进报》第246号，标题为《致柏林的党内同志们！》（《An die Parteigenossen Berlins！》）。
1891年11月8日，柏林反对派召集了新的会议，会上组成“独立社会党人联盟”。其机关报是《社会党人报》，1891年至1899年出版。——第184、302、309、439、455、474、490、500、501、510页。
[353]恩格斯7月27日到赖德休养。由于生病，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892年9月6日。——第403、406、412、413、414、417、428、431、441、445、454页。
[390]1877年7月25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提到了关于卡·克尼斯《货币。货币基本学说论》（《Das Geld．Darlegung der Grundlehren von dem Gelde》．Berlin，1873）一书，1873年柏林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4卷第61页）。——第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