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三十八卷

83.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1年10月24—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明信片和寄来的材料均已收到，十分感谢。没有这些材料，我们很难了解爱尔福特的事情[166]的进展情况。一切都进行得好极了。你们大家——你、奥艾尔、辛格尔和费舍——赢得了荣誉；唯一可使你们抱怨的是反对派的渺小：同这帮小人角斗并不是很愉快的事。不管怎样，这些先生们如今要到党外去施展自己的才能了，在党外，他们就不能为害，现在是年轻的饶舌家当中那些较好的分子醒悟的时候了。如果冯·福尔马尔先生允诺在“没有人身攻击”的情况下放弃对卡普里维的新路线的支持[185]，这在目前也许是比较好的，虽然你们同他的事情还远未了结，而且情况越紧张，对他就越要密切注意。不过，每个大党都会有一个首要的阴谋家，即使你们摒弃了这个，仍然会出现另一个。
　　获悉你们沉浸在一片欢乐中，我们十分高兴，我们也欢笑不已，——而沮丧的反对派和趾高气扬的福尔马尔却只能使人厌倦。
　　初读之后，纲领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只有几处措词含糊，我过去已提醒卡·考茨基注意［注：见本卷第151—153页。——编者注］。对李卜克内西来说，这真是一丸苦药，他不得不作关于新纲领的报告，而这个新纲领中不仅清除了拉萨尔主义最后的残余，还摒弃了他所欣赏的人民党[40]的词句。他的演说，——如果相信《前进报》上那篇很可能是他本人撰写的报道，——也同样显露出他这种痛楚心情的痕迹。此外，在库奈尔特提出关于他女婿［注：布·盖泽尔。——编者注］的提议[186]的问题上，他也遭到挫折。我希望能找到一种途径，使李卜克内西能沿着它逐渐走到领取养老金的地步，——他在党内已经显得老朽不堪了。

　　10月26日星期一

　　今晨，又收到了你的来信[187]。费舍已为自己树敌，这一点我是很相信的，根据切身经验，我对此颇有体会；年轻时，我也同他一样，喜欢在不适当的场合和不适当的时候与人顶撞，我在年轻人身上看到的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一般说来，很少不是我当年或多或少也曾有过的。假如时常碰碰钉子，而且自己也承认这是罪有应得，这种情况就会逐渐有所克服。
　　我不知道，你们今后是否能做到对这类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我认为这样做比较好，尽管会带来某些危害和个人极大的烦恼。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假如你们的中央机关报［注：《前进报》。——编者注］不改弦更张，你们就不如把它完全交给柏林人，自己另办一个类似《国家通报》周刊的刊物，而那时你们就可以而且应当把它办好。
　　把四百马克用于拉法格的竞选，是个很高明的主意。在复选之际这笔钱来得很是时候。由于工会和党在你们那里是分开的，所以，在德国直接由工会支援法国和其他地方的罢工，而党的经费则用于政治目的，这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还应当设法促使这些工会为支持玻璃工人采取某些行动。这里为他们做了较多的事。
　　形势对拉法格很有利。他获得了五千零五张选票，机会主义者、政府候选人德帕斯二千九百二十八票，另一个机会主义者贝尔（应读作：比尔或柏尔）一千二百四十六票，激进派罗什二千二百七十二票。罗什放弃了自己的候选人资格，以增加拉法格的选票。这样一来，德帕斯这个复选中的劲敌，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够通过：投罗什票的人全部弃权，已弃权的保皇派中再有一千左右的人投他的票；或者三千多名未参加投票的保皇派使他的票数超过五千零五同二千二百七十二的总和。我不知道已经登记的选民有多少，因此无法做出判断，但是无论如何，情况比我们所能预期的要好。
　　吉勒斯很走运。这个家伙显然是靠警察当局而生活得很阔绰。他用借钱的办法，在共产主义协会[161]里收买了多数人，他们也就没有勇气把他撵出去。这个家伙在这里扬言，他既然是这个协会的会员，同时也就是德国党的党员了，那末，不禁要问，你们是否愿意容忍这样一个“同志”呢。他用来借给别人和印发通告（在此地这笔费用也相当可观）的款项，只有使馆才能向他提供。
　　关于马格德堡会议[188]，不论在《前进报》，还是在《回声报》［注：《汉堡回声报》。——编者注］上，我迄今没有看到任何消息。至于《前进报》会只字不提反对派的柏林会议[189]，我根据该报过去的一贯做法已经料到了。不过这是非常愚蠢的。
　　现寄去保尔·布鲁斯这个大人物的一篇文章；你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这个头号争吵者、头号饶舌者、头号贪权者，现在已被彻底打垮，变成了一个不足挂齿的小人，他多年来一直把你们当作自己在大陆上的主要敌人来反对，现在却向你们鼓吹和平与联合。
　　随信附上几份关于俄国饥荒的剪报，这次饥荒继续向西蔓延，比我预想的还要远。这类消息在此间报刊上每天都可看到。形势的确很不好，越来越多的军队仅仅是为了就食而继续西调；门德尔森昨天向我证实了这一点。俄国人要是发动战争，那简直是发疯，但是，任何地方的主战派都是一些疯子，俄国的资产阶级又是目光短浅、愚蠢、无知、充满沙文主义情绪，而且贪婪到了极点。如果战争一定要爆发，那还是快一些好，到那时，俄国人就会感到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有必要向法国人坦率地说明真实情况，一旦战争发生，我们将处于怎样的地位，——这当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我用法文写了一篇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寄给了劳拉。今天，她来信说，她和保尔读后非常高兴，并说这正是法国人所需要的，等等。如果盖得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还在利尔，正为拉法格向选民发表竞选演说，——这篇文章大概会发表。此文本来是为法国社会主义年鉴［注：《工人党年鉴》。——编者注］撰写的，但是，对那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来说，它可能（我看很可能）太激烈了；这样一来，此文看来要在《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想必你是订阅该报的。我告诉法国人：我们几乎可以确有把握地说，十年内，我们将取得政权；但是，在没有清算我们前人对其他民族所犯下的罪孽以前，我们既不能取得，也不能保持政权，因此，必须：（1）公开为复兴波兰铺平道路，（2）使北什列斯维希的居民和亚尔萨斯—洛林的居民有可能自由决定自己的国家归属问题。在社会主义的法国和社会主义的德国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亚尔萨斯—洛林问题。因此，没有任何理由为亚尔萨斯—洛林而打仗。然而，假如法国资产阶级仍然要发动战争，并为此目的替俄国沙皇——他也是整个西欧资产阶级的敌人——效劳，这将是背弃法国的革命使命。反之，在和平得以维持的条件下，我们德国社会党人十年内就要取得政权，因此我们必须捍卫我们赢得的这个工人运动先锋队的地位，使之不仅不受内部敌人，而且不受外部敌人的侵犯。如果俄国获胜，我们就要遭到镇压。所以，俄国要是发动战争，那就前进，冲向俄国人及其同盟者，不管他们是谁。那时，我们就要设法用一切革命手段来进行战争，任何拒绝采取这种手段的政府将无法支撑下去，必要时，我们自己应当起而领导。我们还没有忘记1793年法国人树立的光辉范例，如果我们不得不那样做，就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们将在表明1893年的德国工人并不比当年的长裤汉逊色的情况下，庆祝1793年的一百周年，而且，如果法国士兵越过我国边境，迎接他们的将是这样的吼声：
　　怎么，这些外国人的军队
　　想在我们家里耀武扬威？
　　　　　　　　　　　　　（引自《马赛曲》）
　　大致的构思就是这样。一俟最后定稿（当然我预料还会提出一些不大的修改）并付印，我就把它译成德文，然后我们再考虑怎样处理。根据你们报刊的情况，在德国能否容许刊登这篇文章，我没有把握；如果你们加上某些保留意见，也许可以获准，——那时自有分晓。反正我的文章并不约束党，——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很值得庆幸的，尽管李卜克内西以为，我似乎会对此感到不快，但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
　　据报道，你说我似乎曾经预言资产阶级社会将于1898年崩溃。这是一个误会。我只是说：到1898年，我们可能取得政权。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旧的资产阶级社会还可以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直到外来的冲击使这座腐朽的大厦倒塌为止。这样一个腐朽陈旧的建筑物，当它实际上已经过期之后，如果风平气稳，也还可以支撑数十年。因此，我当然要避免事先作这类预言。恰恰相反，我们可能取得政权，这只是根据数学定律，按照或然率理论做出的计算。
　　我仍然希望和平局面将维持下去。根据我们事业的进展情况，我们根本无须孤注一掷，——而战争却会迫使我们这样去作。再过十年，那时我们的准备程度就会完全不同，这是因为：
　　为了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我们需要有技术素养的人才，而且数量很大。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才，直到最近，我们甚至还因为大体上摆脱了所谓“有教养的”人而感到高兴。现在情况不同了。目前，我们已经相当强大，足以吸收和消化任何数量的有教养的渣滓，我预计，今后八至十年内，会有足够数量的技术与医务方面的青年专家、律师和教师站到我们这方面来，以便在党内同志的帮助下把工厂和大地产掌管起来，为民族造福。因此，那时由我们取得政权将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会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如果我们因为战争而在没有做好准备以前执掌政权，技术专家就将对我们采取原则上对立的态度，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随时随地欺骗和出卖我们；我们将不得不对他们采取威慑手段，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欺骗我们。例如，法国革命者所遇到的情况一向是这样（在较小的范围内）：甚至在一般管理工作中，他们都不得不把一些次要的，但与直接实践活动有关的职位，交给过去的反动分子担任，而这帮人却百般干扰，横加阻难。因此，我希望并祝愿，我们那象自然过程一样不可抗拒和从容不迫地进行着的壮观的、坚定的发展，沿着它自然形成的轨道继续前进。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注：尤莉娅·倍倍尔。——编者注］和你。

你的　弗·恩·



　　注释：
　　[40]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主要是由德国南部各邦——维尔腾堡、巴登、巴伐利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因此又称为南德人民党和士瓦本人民党。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是德国某些邦的分立主义倾向的代表者。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第22、84、182页。
　　[161]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149、184、210、228、231、252、254、263、302、423、456、522页。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85]恩格斯在这里是讽刺福尔马尔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见注166）讨论代表克尔特尔的建议时所发表的声明。克尔特尔建议在倍倍尔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中专门补充一条：党代表大会不同意福尔马尔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和策略的观点，并认为他的观点对党的进一步发展是危险的。福尔马尔把克尔特尔的建议看作“人身攻击”，并声明：他支持决议，但不能加上述补充。——第182页。
　　[186]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见注166）举行期间，代表库奈尔特提议撤销圣加伦党代表大会（见注121）通过的关于布鲁诺·盖泽尔（李卜克内西的女婿）的决议。经过辩论，大会以多数票否决了这项提议。——第182页。
　　[187]指倍倍尔1891年10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倍倍尔在这封信中，把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结果告诉了恩格斯。同时，他还告诉恩格斯，根据他的提议，党的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拨出四百马克作为拉法格竞选活动费用的决定。——第183页。
　　[188]指1891年10月21日在马格德堡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报告，以多数票表示赞同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包括关于把“青年派”的首领开除出党的决议（见注166）。——第184页。
　　[189]指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见注166）上被开除出党的“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尔格于1891年10月20日在柏林召开的会议。反对派的首领们利用不支持反对派的柏林代表还在参加代表大会的时机，力图取得柏林组织的支持，并谴责代表大会的决议。当代表大会的代表，获悉反对派的活动以后（从柏林给爱尔福特发去了电报，并在大会上宣读），柏林代表团的成员写信给柏林，抗议在代表大会结束前讨论大会的各项决议。由梅茨内尔签署的这封信，载于1891年10月21日《前进报》第246号，标题为《致柏林的党内同志们！》（《An　die　Parteigenossen　Berlins！》）。
　　1891年11月8日，柏林反对派召集了新的会议，会上组成“独立社会党人联盟”。其机关报是《社会党人报》，1891年至1899年出版。——第184、302、309、439、455、474、490、500、501、5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