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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赫希柏格给希尔施的信。希尔施已于星期六［注：7月28日。——编者注］回巴黎。信看后请寄回，因为我必须寄还希尔施。
我认为，李卜克内西（由于推荐糊涂人阿科拉和生意人拉克鲁瓦而再次大显身手）关于赫希柏格所说的或能够说的一切，都不如赫希柏格的信能更好地刻划出他这个人。赫希柏格是第一个——在我看来他怀有最良好的意图——捐资入党并想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党的人。他显然极少了解或根本不了解他想“国际地”网罗在自己周围的那些“国外的”党员和作家。对可敬的贝·马隆，这个连比利时的《自由报》都斥之为浅薄文人的人，他也殷勤接待！至于新教牧师的儿子埃利塞·勒克律，赫希柏格无论如何应当知道，他和他的哥哥波鲁克斯［注：埃利·勒克律。——编者注］，用我们过去的《新莱茵报》发起人的话来说，是瑞士《劳动者》[118]的“灵魂”[119]（它的其他编辑是：茹柯夫斯基、勒弗朗塞、腊祖阿之流）。该报疯狂地反对德国工人运动，虽然它在方式上比不幸的吉约姆所能做的更精巧、更伪善。它专门揭露德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对李卜克内西等人，自然是不指名的）是一些……寄生于工人身上、阻碍运动发展并把无产阶级力量消耗于臆造的战斗和议会空谈的人。而为了对此表示感谢，赫希柏格想把他从柏林请来当编辑！
快活的小驼子韦德几天前来到这里，以便很快地再次潜往德国。他受盖布的重托，要拉你和我为《未来》撰稿。我丝毫没有隐瞒我们拒绝的意思，并陈述了我们关于这一点的理由，这使他大为不快。同时我向他说明，如果有时间或情况需要，我们作为国际主义者，会重新进行宣传，绝不受对德国的义务的约束，绝不“归依亲爱的祖国”［注：套用席勒诗剧《威廉·退尔》第二幕第一场中的话。——编者注］。
他在汉堡见到赫希柏格博士和维德。他把后者描绘成有点肤浅的、柏林式妄自尊大的人；他喜欢前者，但觉得此人还深受“现代神话”的毒害。事情是这样，这家伙（韦德）第一次到伦敦时，我用了“现代神话”这种说法来表述那些又风靡一时的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及其他”的女神，这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自己就曾为这些最高本质效过不少劳。他觉得赫希柏格受到杜林的某些感染，可见他的嗅觉比李卜克内西敏锐。
你大概已收到了梅林的书[120]。今天再给你寄去一本驳斥特赖奇克的小册子[121]。它写得枯燥、肤浅，但在某些方面还有点意思。
一切君主专制的痼疾是土耳其的主要祸患。塞拉尔党，它同时也就是俄国党，和那些查理一世、查理二世、詹姆斯二世、路易十六、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党一样，竭力靠勾结外国来支撑。它已经受到挫折，但还远远没有被摧毁。在第一次恐怖中，阿卜杜-凯里姆和雷迪夫被交付军事法庭，马茂德-达马德失宠，而米德哈特-帕沙被召回。但第一次惊慌刚刚过去，达马德又重新掌权，保护对他忠诚的人，仍将米德哈特流放，等等。我确信，莫斯科外交对在君士坦丁堡的策略比对在巴尔干两边的策略更为关切。
关于“价值”，考夫曼在其《价格波动论》一书的第二章（这一章很不好，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但总还不是没有趣味的）中，在评论了当代德国、法国和英国经院学派的各种模拟的奇谈怪论之后，对“价值”作了如下完全正确的评述：
“在我们概述各种价值学说时……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家们非常了解这个范畴的重要性……尽管如此……一切研究经济科学的人都知道这一事实，即人们在口头上把价值的意义提得极高，而实际上，在序言中或多或少谈过它之后，很快就把它忘记。举不出来任何一个例子，其中对价值的论述同对其他问题的论述是有机联系的，表明序言中关于价值的阐述对以后的论述有影响。当然，我们这里指的只是和价格分离的纯粹的‘价值’范畴。”[122]
这确实是一切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特征。这是亚当·斯密创始的。他对价值理论的为数不多的、深刻而惊人的运用是偶然表现出来的，对他的理论本身的发展没有起任何影响。李嘉图从一开始就把他的学说弄得令人费解，他的很大过错在于他企图利用那些恰恰是同他的价值理论显然最矛盾的经济事实来证明他的价值理论的正确性。
我的外甥先生们［注：亨利·尤塔和查理·尤塔。——编者注］昨天送给我五大卷班克罗夫特著《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这部书是朗曼公司出版的，这对他们很方便，只要在朗曼公司和老头子［注：约翰·卡尔·尤塔。——编者注］之间结账就行了。
维德博士对我的表示歉意的信［注：见本卷第48—49页。——编者注］回了一封很有礼貌的信。
至于《未来》，我甚至不准备回答。我认为，对于匿名的、不署名的通告，仅仅由于它本身的性质，就不能也不应该予以答复。
爱尔兰人在下院的争吵非常可笑。帕涅尔等告诉巴里说，最坏的是巴特的行为，他力图获得法官席位，并威胁他们说要辞去自己的领导职务。这可能使他们在爱尔兰遭受很大损害。巴里谈到巴特给国际总委员会的信[123]。他们很想得到这份文件，以证明他对不妥协派决不让步只不过是一出滑稽剧。可是现在我到那里去找这份文件呢？
祝好。
你的 摩尔
注释：
[118]原稿中写的是《劳动报》（《Le Travail》）。《劳动报》是1873年8月至9月在日内瓦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周报，其编辑是詹·吉约姆，参加编辑的基本上就是后来（本信涉及的时期内）编辑出版《劳动者》（《Le Travailleur》）的那些人物。——第64页。
[119]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成员中提出了出版大型民主主义报纸的计划。亨·毕尔格尔斯是出版报纸的主要发起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到科伦后，就亲自掌握了报纸的出版事宜。同时，他们还必须克服某些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毕尔格尔斯）的一些阻挠。最后决定把《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不是办成一种具有温和民主主义倾向的狭隘地方性的科伦报纸，而是办成德国革命无产阶级的全国性机关报。毕尔格尔斯拟定了《新莱茵报》的大纲；然而，作为1848年6月1日起出版的报纸编辑之一，他的活动实际上微不足道。他只写了一篇文章，而且还是经马克思彻底修改过的。
1876年底，毕尔格尔斯在《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发表了他的《回忆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其中把筹办《新莱茵报》的主要作用归于自己。在《回忆》的最后一章，即第五章，毕尔格尔斯也写道，马克思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灵魂（1876年12月24日《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第302号，星期日附刊第52号（《Königlich privilegi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und gelehrten Sachen》№ 302，Sonntags Beilage № 52））。——第64页。
[120]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77年马格德堡版（F．Mehring．《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cialdemokratie》．Magdeburg，1877）。——第65页。
[121]弗·梅林《歼灭社会主义者的冯·特赖奇克先生和自由主义的最终目的》1875年莱比锡版（F．Mehring．《Herr von Treitschke derSozialistentödter und die Endziele des Liberalismus》．Leipzig，1875）。小册子出版时是匿名的。——第65页。
[122]伊·考夫曼《价格波动论》1867年哈尔科夫版第123页。——第66页。
[123]1870年1月4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宣读了伊萨克·巴特从都柏林寄来的信。巴特表示愿意促进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实行联合（见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8—1870年会议记录）。——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