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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亲爱的左尔格：
你9日的来信和总委员会11日的来信都收到了。
（1）关于赛拉叶。德雷尔说的话纯粹是一派胡言。教士事件的经过如下：第二区（赛拉叶曾被派往那里工作）的公社代表鲍狄埃把教堂租给了教士（公文上说：“上述代表把称作教堂的场所等等租给某某人……供他从事教士的职业之用”）。鲍狄埃得到了全部款项，把它用作公社或区的开支，然后把这些开支列入公社的账目。赛拉叶从来没有拿过这笔款项中的一文钱。一听“教士”一词就暴跳如雷的勒穆修，打算拘留鲍狄埃和赛拉叶，因为照他的说法，“这是一宗不道德的交易”。如果这里说的是平庸的俏皮话，那我不知道，他们之中谁说的俏皮话更拙劣，是勒穆修还是鲍狄埃和赛拉叶。但是，根据这类幼稚行为提出严肃的指控，这就更幼稚了。不过，现时的法国人一般地说都很幼稚。二十二人示威[626]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猜测，这是少数派企图退出的尝试；公社的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争吵还在继续，在具有布朗基主义思想的人看来，属于少数派就是在目前也是一种罪行（而且应该枪毙）。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一切都已屡见不鲜，老是对我们反复讲这一套，已使我们感到厌烦了，我们对所有这些诽谤都不屑理会。
（2）《工人报》的文笔确实是再粗糙不过的了。不过，这是美国式的：美国的所有德文书籍都是这样的。目前，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我，都根本没有时间写通讯稿；我正忙于搞代表大会的法文文件[569]，马克思正忙于自己的法译本［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3）维也纳人。我们对于这件事的了解，只是从公布的材料中得来的，因为无论是奥伯温德还是肖伊，都根本没有来信谈过这件事[627]。但是，肖伊使我们产生如下的怀疑：（1）他和瓦扬有联系；（2）有材料证明，他也象他的朋友和前辈，即发了疯的诺马耶一样，和巴枯宁有联系。后者的善于夸张的辞令在肖伊的文章和演说中都有所流露，你会记得，当解决巴枯宁问题的时候，他的弟弟［注：亨利希·肖伊。——编者注］是如何从海牙溜走了。在公开的论战中，目前还没有对奥伯温德提出什么严重的指责。他为资产阶级报刊撰稿是得到党的同意和赞成，并且直接为党的利益服务的。如果明天把《泰晤士报》交给我支配，让我在上面写我所要写的一切，并且得到报酬，那末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就是埃卡留斯，在他没有把事情颠倒过来（他是利用国际来赚钱，不是为了国际的利益，而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和《泰晤士报》的利益而写东西）时，并没有人谴责过他。在封建主义只是部分地被消灭、群众还极不开展、形势大约象1848年以前德国一样的奥地利，奥伯温德不是立刻要求采取极端措施，并同时发出激进的叫嚷，而是执行我们在《共产党宣言》结语中建议当时德国所采取的政策，那末我们无疑不会因此而斥责他。他可能在某种场合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谨小慎微，但是第一，这也没有得到证明，第二，没有理由这样大肆喧嚷。而且奥伯温德不是奥地利人，所以随时都可能被驱逐。不过，我已经说过，我们不了解详细情况，因此我们暂且不发表意见。
（4）接受的条件［注：见本卷第575页。——编者注］。——假定你们形式上有权向各个支部提出这一切要求，诚然这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联合会委员会也没有提出过这种官僚学理主义的苛刻要求，即使提出过，那也从未履行过。即使在法国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是极大的错误，《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9号上的一篇文章可作为证明[628]，我今天就把这份报纸寄给你。我已立即给赫普纳发出了指示［注：弗·恩格斯 《关于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几篇文章》。——编者注］，昨天我根据查询到的有关丹特雷格和赫德盖姆的确切情况，把需要的东西写了一篇文章［注：弗·恩格斯 《国际和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寄给《人民国家报》。
（5）在对法国采取某些步骤之前，我们等待着进一步的消息。我不知道，你们能否采取一些措施。我们的所有支部都被警察破获了。赫德盖姆在海牙就已是暗探。丹特雷格虽然不是暗探，但是出于个人考虑和没有气节而出卖了几个在这以前揍过他的人。有一个会员为了给党弄些钱，曾委托丹特雷格把自己的表当掉。丹特雷格的妻子把表当了，但事后她拒绝把表赎回来，甚至连当票也不还给人家。于是掀起了一场风波。有几个人（多数是资产者）串通一气，狠狠地揍了丹特雷格一顿，后来又告到检察官那里；在检察官的追问下，他们承认，这些钱是给国际用的！！！这件事的真正起因就是这样，但是由于赫德盖姆把这一切都已报告了巴黎的警察局，所以也许只有土鲁斯警察局才会感到新鲜。丹特雷格只出卖了这些人，没有出卖别人。至于警察局是怎样知道其他情况的，你从《人民国家报》上可以看到。不管怎样，在法国的组织目前已遭破坏，只能逐步地得到恢复，因为一切联系都断绝了。拉罗克目前在西班牙的圣塞瓦斯田，他的地址是：海关街21号拉特腊克先生，他在那里用的是这个名字。绝对不要给法国寄新的委托书。拉罗克被缺席判处三年徒刑。
（6）会费券[622]。——我几乎完全见不到勒穆修，我通过马克思来催促他，但是没有任何回答。如果不花整个整个星期跟在这些法国人后面督促，那他们就什么也干不成，而我是不会这样做的。
（7）代表大会的地点。希望你们征求一下瑞士人的意见，就象去年我们向荷兰人征求意见一样。在瑞士只有一个合适的地方，这就是日内瓦。那里的工人群众拥护我们，另外，我们在那里有一所属于国际的房子——于尼凯堂，如果同盟的先生们要去，我们就把他们赶走。除了日内瓦以外就只有苏黎世了；但是那里只有寥寥几个德国工人站在我们一边，而且他们也不见得全都站在我们一边（见《邮袋报》）；在回答你们的征询时，有人可能会建议在中心地区的俄尔顿——瑞士的主要铁路枢纽，但在那里我们非碰壁不可。同盟分子正在采取一切办法派大量人员出席代表大会，而我们这方面的人却都在睡觉。法国的代表由于遭到破坏而不能来。德国人，虽然他们自己有同拉萨尔派的纠纷，但是对海牙代表大会感到非常失望和沮丧，因为他们本来希望在那次代表大会上看到与国内争吵相反的局面，取得完全的友谊与和谐；何况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目前是由清一色的顽固的拉萨尔派（约克之流）所组成，这些人要求把党和党的出版机关降低到极卑鄙的拉萨尔派的立场。斗争在继续；这些先生想利用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目前坐牢的时机来实现自己的计划；小赫普纳在坚决抵抗，但是他实际上被赶出了《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况且他已被驱逐出莱比锡。这些家伙要是胜利了，对于我们来说就等于丧失了党，至少目前是这样。我将此事十分明确地写信告诉了李卜克内西，我一直在等着回信。丹麦方面杳无音信。我很久以来就怀疑，《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拉萨尔派在他们北什列斯维希的拥护者的帮助之下，在那里制造了一片混乱，并唆使这些人退出国际［注：见本卷第557页。——编者注］，这种怀疑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越来越得到证实，这家报纸对于哥本哈根的事态了解得要比《人民国家报》清楚得多。从英国只可能来很少的代表；西班牙人能否派出代表，还很成问题，因此可以预料，出席代表大会的人数将会很少，巴枯宁派将比我们的人多。日内瓦人自己什么也不干，《平等报》看来已停刊，因此也不能指望那里会来许多人参加。幸而在那里我们将是在自己的房子里，而且在对巴枯宁及其一伙有所认识的人们中间，一旦需要，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去。总之，日内瓦是唯一合适的地方；为了确保我们的胜利，只是需要而且绝对需要总委员会根据1月26日的决议［注：《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总委员会1873年1月26日的决议》。——编者注］宣布下述组织退出国际：
（1）比利时联合会，它已宣布它不愿同总委员会发生任何关系，并拒绝接受海牙的决议；
（2）西班牙联合会的一部分，他们派代表参加了哥多瓦代表大会[573]，并不顾章程规定，宣布不必向总委员会交纳会费，他们也拒绝接受海牙的决议；
（3）英国的一些支部和某些会员，他们曾派代表出席1月26日的伪伦敦代表大会[597]，他们也拒绝接受海牙的决议；
（4）汝拉联合会，他们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一定会提供更充分的理由使我们做出比暂时开除更进一步的决定[629]。
最后可以宣布，派代表出席所谓的博洛尼亚（不是米朗多拉）代表大会[630]的伪意大利联合会，根本没有参加国际，因为它没有履行章程规定的任何一个条件。
如果这个决定被通过，如果总委员会在日内瓦指定一个比方说由贝克尔、培列、杜瓦尔和吴亭（如果他在那里的话）组成的委员会来进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代表资格的预审工作，那就可以阻止巴枯宁派的涌入。如果总委员会给该委员会作出如下指示：这些人如果得不到大多数真正的和得到承认的国际代表的同意，他们就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代表，那末，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即使他们能占多数，那也不会造成危害，因为他们只有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单独开会，这样，他们在数量上的优势就不致于危及我们。而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马克思和我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注释：
[626] 左尔格在1873年4月9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在批准赛拉叶担任负责法国事务的总委员会代表时，德雷尔根据勒穆修提供的情况，对赛拉叶提出了一系列指责，其中包括他在公社时期使用了教士租借教堂所付的租金。德雷尔还指责赛拉叶，说他参加了“二十二人示威”。
所谓“二十二人示威”，看来是指巴黎公社少数委员反对1871年5月1日公社会议以多数票（四十五票对二十三票）通过关于成立公安委员会的决定一事。多数派是由布朗基派、新雅各宾派以及追随他们的公社委员组成的。赛拉叶支持坚决反对成立这类委员会的蒲鲁东派，并和十六名公社委员（阿夫里阿耳、泰斯、茹尔德、马隆等人）一起签署了一项声明，声明中说，组织公安委员会将导致“独裁统治”的建立等等。到了选举委员会的时候，二十五名公社委员，其中包括赛拉叶，示威性地退出了会场。——第581页。
[569] 鉴于海牙代表大会成立的秘密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未能审阅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2年8月底以前搜集的说明同盟进行破坏活动的大部分文件，也未作出明确的结论（见注540），马克思还在代表大会期间就想到，必须写一本揭露秘密同盟的存在和活动方式的专门著作。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有关同盟的文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75页）。文件被交给了代表大会所指定的决议出版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该委员会。1873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执行代表大会的决定，着手撰写《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的小册子。补充搜集文件材料并加以比较和分析的主要工作是由恩格斯和拉法格进行的，小册子的结语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参看本卷第601—602页）。这本小册子以大量的实际材料证实了秘密同盟的存在，揭露了它在国际内部的破坏活动，及无政府主义宗派分子给工人运动带来的危害。小册子于1873年8月出版。——第540、579、581、596页。
[627] 左尔格在1873年4月9日的信中请求恩格斯详细地介绍关于维也纳社会主义者中间的斗争情况。他是从《人民国家报》和《人民意志报》上知道这场斗争的。
1873年3月15日《人民国家报》上刊载了社会主义者安·肖伊的一封信，指责维也纳《人民意志报》编辑奥伯温德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1873年3月19日奥伯温德在《人民意志报》上发表的回信中，指责肖伊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联系。
关于同奥伯温德的机会主义立场的进一步斗争，见注643。——第581页。
[628] 指1873年4月27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9号上发表的文章《国际工人协会》；在这篇文章中，编辑部企图把法国国际会员遭到逮捕和审讯的责任强加于马克思和总委员会（见注619）。——第582页。
[622] 1872年12月22日总委员会决定，贴在个人章程上的表示会费已交清的会费券在伦敦印制；印版仍和1872年一样，由国际会员、雕版师勒穆修制作。恩格斯被委托对印制会费券进行监督。——第576、583页。
[573] 哥多瓦代表大会是纯粹由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在1872年12月25—30日举行的。代表大会宣布同总委员会完全决裂，拒绝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并通过了巴枯宁主义的西班牙联合会章程草案。——第544、557、566、585页。
[597] 指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一部分改良主义者于1873年1月26日召开的代表大会。有十二名代表出席的这个代表大会拒绝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从而使参加这个大会的人自己把自己置于国际之外。——第556、566、585页。
[629] 看来恩格斯指的是1873年4月27—28日召开的汝拉联合会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报道载于1873年5月1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9期）；该联合会在代表大会上再一次声明，不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总委员会的权力，并且建议召开单独的无政府主义者国际代表大会。——第585页。
[630] 1873年3月15—17日在博洛尼亚举行了名为“国际意大利联合会”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代表大会。——第5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