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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
亲爱的迈耶尔和亲爱的福格特：
寄上我的各种样子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我和大女儿燕妮合照的。这些都是根据库格曼的要求把较早的照片拿来重拍的。我不是这种浪费的首倡者。
首先，关于我长期没有给你们写信的原因，你们看一下随信附上的埃卡留斯的便函就会知道，总委员会曾就我的健康状况通过了一封慰问信[555]（你们看，我在练习说宾夕法尼亚的德语）。由于经常发病，事实上从12月初起，我仅仅出席了两次总委员会会议，因此为了讨论总委员会所面临的一切比较重大的问题，小委员会便在我家里开会。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每一分钟闲暇的时间（而我至今尚未痊愈）几乎都用在工作上，我不得不把通讯只限于写最必要的信件。
首先谈谈左尔格的事。他给总书记埃卡留斯寄来了两封信。埃卡留斯通知了总委员会。但是，总委员会委托埃卡留斯把信交给我来回答，因为我是在美国的德国人支部的书记。我有意拖延下来，因为我知道迈耶尔到西印度去了，而福格特家的地址我没有找到。
左尔格给埃卡留斯的私人信件我不知道。这些信很可能只是涉及钱的问题，即埃卡留斯在《工人联合报》上发表的文章的稿酬问题。埃卡留斯太热中于把自己的总书记职位看作搞钱的手段，而这种做法常常使我们德国人在法国人和英国人面前丢脸。例如，请看一下随信附上的列斯纳给我的便函。正因为如此，我不准备把迈耶尔来信的事告诉埃卡留斯。[556]因为在这封信中可以找到使埃卡留斯神往的字眼——左尔格那里有“钱”。
至于左尔格的两封正式信件，那是以德国工人联合会（第五劳动联合会）的名义写的，署名是：“通讯书记”。
一封信的内容是要求寄总委员会的报告和说说一般的废话。
另一封信除了报告这个联合会已加入国际以外，没有谈任何重要事情。
今天我要给左尔格先生写封短信并给他寄去十五份他要的最近的报告［注：《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编者注］。
有一个叫罗伯特·威廉·休谟的人（纽约长岛阿斯托里亚），不久前就总委员会关于爱尔兰大赦的决议［注：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373—374页）。——编者注］给我们寄来了一封长信；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从英国人和美国人那里收到的所有信件中最好的一封。根据我的建议，他被委任为在美国的英国人通讯员，他同意担任这一职务。所以我请你们和这个人认识一下，为此附上一封给他的短信。
从随信附上的4月2日《马赛曲报》的剪报中你们可以看到，弗·卡尔和弗·尤比茨（我们这里不知道这些人）以德国工人的名义给巴黎寄去了一份呼吁书。我想了解一下，这些人是你们的人吗？这里——在总委员会中——感到有一点是可疑的，即在这个呼吁书中只字未提国际，而且它的写法好象国际是根本不存在的。
克吕泽烈将军从纽约表示自愿担任法国人通讯员为总委员会效劳。他是否被接受，我不知道，但我对此事似有所闻。这是个轻浮的、浅薄的、讨厌的、爱吹牛的人。例如，他最近写给《马赛曲报》的一些信中有一封竟吹嘘自己是纽约工人公认的代表！尽管如此，这个人对我们还有一些用处，因为他同《马赛曲报》有联系。我给你们寄去一些全权委托书，一旦你们想结识一下这个“英雄”，哪怕只是为了把他了解清楚，对你们总会有用处。
迈耶尔寄给斯特普尼的钱已转交给总委员会了。斯特普尼是个好样的英国人，但学究气很浓。他把迈耶尔的信连同其中的钱寄给了我，以致我不得不又把它全都转寄给总委员会。
后天（4月11日）我将把我手头的一些国际的文件寄给你们。（今天已经来不及送到邮局去了。）同时，我将再寄给你们一些“巴塞尔”的材料。
在我寄给你们的材料中，你们还可以找到几份你们所知道的总委员会11月30日通过的关于爱尔兰大赦的决议（由我起草的），以及一本关于被判刑的芬尼亚社社员所受待遇的爱尔兰文小册子。
我曾打算再提出几个关于必须把现在的这种合并[36]（即对爱尔兰的奴役）变为同大不列颠的自由平等的联盟的决议案。由于我无法出席总委员会，这件事情就暂时搁置起来，没能作出公开的决议。总委员会里没有一个委员可以在这方面代替我，因为他们对爱尔兰问题没有足够的知识，而且在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中也没有足够的威信。
可是时间并没有白白地过去，我请你们特别注意下列各点：
对爱尔兰问题作了多年研究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而这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
1870年1月1日［注：手稿为：“1869年12月1日”。——编者注］总委员会发出一个由我用法文草拟的机密通告［注：卡·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就反过来影响英国而言，重要的仅仅是法国报纸，而不是德国报纸），其中阐述了爱尔兰的民族斗争和工人阶级解放的关系，从而也就阐述了国际工人协会对爱尔兰问题应该采取的态度。
在这里，我只简略地把要点告诉你们。
爱尔兰是英国土地贵族的堡垒。对爱尔兰的剥削不仅是他们的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力量。英国土地贵族事实上代表着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所以爱尔兰是英国贵族用来维持他们在英国本土的统治的最重要的工具。另一方面，如果英国军队和警察明天从爱尔兰撤走，那末爱尔兰立刻就会发生土地革命。但是，英国贵族如果在爱尔兰被推翻，那末，他们在英国也就会并且必然会被推翻。这就为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前提。因为在爱尔兰土地问题一向是社会问题的唯一形式，因为这个问题对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民来说是一个生存问题，即生或死的问题，同时它又是同民族问题分不开的，所以，在爱尔兰消灭英国的土地贵族比在英国本土要容易得多。何况爱尔兰人比英国人更热情，更富于革命性。
至于英国资产阶级，它首先是和英国贵族有着共同的利益，都想把爱尔兰变成一个纯粹的牧场，向英国市场提供最廉价的肉类和羊毛。他们也都想用驱逐佃户和强制移民的办法使爱尔兰的人口尽量减少，少到能够让英国资本（租佃资本）“安全地”在这个国家里发挥作用；他们都想清扫爱尔兰领地，象过去清扫英格兰和苏格兰农业区的领地一样。此外，现在每年流入伦敦的在外地主[557]的收入和其他从爱尔兰得到的收入六千到一万英镑，也应当计算在内。
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在爱尔兰当前的经济中还有更重要得多的利益。由于租地日益集中，爱尔兰就不断为英国的劳动市场提供自己的过剩人口，因而使英国工人阶级的工资降低，物质状况和精神状况恶化。
而最重要的是：英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作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的竞争者。英国工人觉得自己对爱尔兰工人来说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他们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大致象以前美国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对待黑人的态度。而爱尔兰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加倍地报复英国工人。同时他们把英国工人看作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的同谋者和盲目的工具。
报刊、教堂讲坛、滑稽书刊，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则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存它的势力的秘密所在。这一点资本家阶级自己是非常清楚的。
祸害还不止于此。它还越过了大洋。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对立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的隐蔽的基础。它使两国工人阶级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认真的和诚意的合作。它使两国政府能在它们认为合适的时候，用互相恐吓的手段，在必要时用两国之间的战争去缓和社会冲突。
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作为至今统治着世界市场的强国，在目前对工人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它还是这种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因此，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目标。而加速这一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爱尔兰独立。因此，国际的任务就是到处把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提到首要地位，到处都公开站在爱尔兰方面。伦敦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就是唤醒英国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
这个通告的几个要点大致就是这样，同时通告还说明了中央委员会作出关于爱尔兰大赦的决议的理由。此后不久，我寄给《国际报》（在布鲁塞尔的我们的比利时中央委员会［注：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的机关报）一篇论述英国人对芬尼亚社社员及其他人的待遇并反对格莱斯顿等人的激烈的匿名文章［注：卡·马克思《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编者注］。我在这篇文章中还同时指责了法国的共和主义者们（《马赛曲报》登载了可怜的塔朗迪埃在这里所写的论述爱尔兰的一篇愚蠢的东西［注：见本卷第439—440页。——编者注］），说他们由于民族的自私心，而把自己全部的愤怒都贮藏起来准备对付法兰西帝国。
这篇文章发生了作用。我的女儿燕妮用“燕·威廉斯”的笔名（她在给编辑部的私人信中自称燕妮·威廉斯）给《马赛曲报》写了一系列文章，并且还公布了奥顿诺凡-罗萨的一封信。［注：燕妮·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编者注］因此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格莱斯顿多年来一直无耻地拒绝议会调查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待遇问题，最后他也因此不得不同意进行调查了。燕妮现在已经是《马赛曲报》在爱尔兰问题方面的正式通讯员了。（这一点当然不要对外人说。）英国政府和英国报刊感到非常恼火的是，爱尔兰问题目前在法国成了注意的中心，而且整个大陆上的人们正在通过巴黎来监视和揭露这些坏蛋。
还有一个附带的收获：我们已经迫使在都柏林的爱尔兰领袖和新闻工作者等等同我们建立了联系，而这一点是总委员会至今没有做到的！
在美国，现在你们有广阔的天地，来按同样的精神进行工作。使德国工人同爱尔兰工人（当然，也同那些愿意联合的英国工人和美国工人）联合起来，这就是你们现在能够进行的最重要的工作。这必须以国际的名义去做。必须把爱尔兰问题的社会意义解释清楚。
下一次，我将专门谈谈英国工人的情况。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
注释：
[36]马克思指的是取消1801年英爱合并的要求。英爱合并是英国政府镇压1798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后强迫爱尔兰接受的。合并自1801年1月1日起生效，它消灭了爱尔兰自治的最后痕迹，并废除了爱尔兰议会。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取消英爱合并的运动在爱尔兰获得广泛的开展。但是领导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奥康奈尔等人）却只是把为取消合并而进行的鼓动看作是爱尔兰资产阶级从英国政府取得小小让步的一种手段。在群众运动的影响下，爱尔兰的自由派不得不在1840年建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他们力图使这个协会和英国各统治阶级妥协。——第19、398、625、654页。
[555]1869—1870年冬天，马克思因患重病仅仅出席了总委员会的三次会议，即12月14日、1月4日和3月15日的会议。3月29日总委员会根据鲁克拉夫特的建议通过了“对马克思长期患病表示慰问”的决定。埃卡留斯于1870年4月4日把这个决定通知了马克思。——第652页。
[556]迈耶尔把马克思所说的1870年3月26日给埃卡留斯的信寄给了马克思。迈耶尔让马克思酌情处理这封信。——第652页。
[557]在外地主（来自《absent》——“缺席者”）是通常不居住在自己地产上的大地主，这里指的是那些把爱尔兰地产上的收入挥霍于英国的地主，他们把地产交给土地代理人管理，或者出租给靠投机中饱的经纪人，后者再以苛刻的条件转租给小佃户。——第6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