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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
阁下：
您没有接到我对您9月15日来信的复信，是由于我误解了您的意思。我把来信理解为您想把您的“草案”寄给我看看。因此我就等着您寄来。后来你们的代表大会召开了[160]，那时我认为（由于工作过多）已经没有必要忙着回信。在接到您10月8日的来信以前，我就以国际的德国书记的身分一再地号召和平。别人回答我说（为此寄来了摘自《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话为证）：是您自己挑起了这场战争。我声明说，在这场决斗中，我应起的作用，仅仅是充当“公断人”。［注：见本卷第168页。——编者注］
我想，我对您在信中向我表示的极大信任的最好的报答，就是坦率地、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地向您说出我对目前事态的看法。在这里我认为，对您来说也和对我来说一样，重要的只是事业的利益。
我无保留地承认您在从事工人运动中所表现的智慧和能力，而且从来没有向我的任何一个朋友隐瞒过这一点。在我必须公开发表意见的一切场合——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和这里的德国共产主义协会——我总是把您作为我们党的人来谈论，从来只字未提我们的分歧。
然而这种分歧是存在的。
首先，关于拉萨尔的联合会，它是在一个反动时期成立的。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十五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他受直接的时代条件的影响太深了。他把一个小小的出发点——他同舒尔采—德里奇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的对立——当作自己的鼓动的中心点：以国家帮助反对自助。这样，他不过是重新提出了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的首领毕舍为反对法国的真正的工人运动而于1843年和以后几年提出的口号。拉萨尔也不会糊涂到认为这个口号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他只能以这个口号（似乎！）可以直接实现为理由来替这个口号辩护。为了这个目的，他不得不断言这个口号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实现。因此，这种“国家”就变成了普鲁士国家。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向普鲁士君主制、向普鲁士反动派（封建党派）、甚至向教权派让步。他把宪章派的普选权口号同毕舍的国家对协作社的帮助结合起来。他忽略了德国和英国的条件是不同的。他忽略了没落帝国[405]在法国普选权问题上的教训。其次，就象每一个说自己的口袋里装有能为群众医治百病的万应灵丹的人一样，他一开始就使自己的鼓动带有宗教的、宗派的性质。实际上，任何宗派都有宗教的性质。再次，正因为他是一个宗派的创始人，所以他否认同德国和外国以前的工人运动有任何天然的联系。他陷入了蒲鲁东的错误之中，他不是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找自己的鼓动的现实基础，而是想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
在我现在的追述中，大部分都是当拉萨尔在1862年来到伦敦要求我同他一起领导新的运动的时候，我早就对他讲过的。
您根据切身的体验，知道宗派运动和阶级运动是对立的。宗派认为，它存在的权利和它的名誉不在于它自己和阶级运动有共同之处，而在于把它和阶级运动区别开来的特殊的护符。因此，当您在汉堡建议召开工会成立大会的时候，您只有以拒绝担任主席相威胁，才粉碎了宗派的反抗。此外，您曾经不得不把自己变成双重人物，宣布您在一种情况下作为宗派首脑进行活动，在另一种情况下作为阶级运动的代表进行活动。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解散曾使您有机会向前迈进一大步，并有机会声明，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证明，现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已经到来，把宗派运动溶合于阶级运动和消除一切宗派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至于说到宗派的合理成分，那末象过去的一切工人宗派一样，宗派会把它当作丰富运动的因素带到总的运动中去。但是您并没有这样做，您实际上是要求阶级运动服从特殊的宗派运动。和您为敌的人就由此得出结论，说您千方百计地想保持您“自己的工人运动”。
至于说到柏林代表大会，那末首先是不应匆忙召开，因为联合法[505]还没有通过。因此，您本应同拉萨尔集团之外的领袖们商量，和他们共同制定计划并召开代表大会。但是您并没有这样做，您只是让他们二者择一：公开地附和您或者反对您。这次代表大会本身不过是汉堡代表大会的增订版。
至于章程草案[176]，我认为它在原则上是错误的，我相信我在工会方面的经验并不比任何同时代人少。在这里，我不想再作详细的说明，只想指出，集中制的组织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是极其有用的，但是同工会的本质相矛盾。即使这种组织是可能存在的——我说它根本不可能存在——，那它也是不适宜的，至少在德国是这样。这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训戒，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所以在这里首先应当培养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
您的计划在其他方面也是不实际的。在“联合会”中有三个来源不同的独立的权力机构：（1）由工会选出来的委员会；（2）由普选产生的主席（他在这里完全是多余的）；（3）由地方选出来的代表大会。这样一来，就到处都是冲突，而竟说这样有利于“迅速行动”！在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中，也设有协会的主席。但是，实际上他的职能只不过是主持总委员会的会议。我在1866年拒绝了主席的职务，1867年根据我的建议根本取消了这个职位，而代之以在总委员会的每周例会上选出的执行主席（Chairman）。工联伦敦理事会[30]也只有一个执行主席。书记才是它的常设的负责人员，因为他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拉萨尔从1852年法国宪法中搬用了“由普选产生总统”的做法，是大大的失策。况且这并不适用于工会运动！这种运动多半是围绕着钱的问题兜圈子，您很快就会发现，在这里任何独裁都将完结。
但是，不管组织犯了什么样的错误，这些错误大概都可能被合理的实践或多或少地克服掉。作为国际的书记，我准备充当您和直接参加了国际的纽伦堡多数派之间的调解人，——当然是在合理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注：见本卷第169页。——编者注］我已经把同样的意思写信告诉莱比锡。我不会忽视您的困难处境，并且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更多地受环境的支配，而不是受自己的意志的支配。
我向您担保，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将是公正的，这是我的责任。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能向您担保，我不会在某一天——在我认为是工人运动的利益所绝对需要的时候——以个人名义公开批判拉萨尔派的偏见，就象当时我对待蒲鲁东派的偏见那样［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论蒲鲁东》。——编者注］。
我向您保证，我对您个人怀着最良好的愿望。
忠实于您的 卡·马·
注释：
[30]工联伦敦理事会首次于1860年5月由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选出。伦敦理事会领导着首都各工联成千上万的群众，对整个英国工人阶级都有影响。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曾经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在伦敦理事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联合起来的各个工联的领导人——木工工联的克里默及其后的阿普耳加思、鞋匠工联的奥哲尔、泥水匠工联的柯耳森和豪威耳、机械工工联的阿林。工联伦敦理事会通过参加该理事会的总委员会委员同国际进行接触。——第17、559页。
[160]指施韦泽和弗里茨舍得到在汉堡召开的拉萨尔派的联合会大会（见注129）的同意以国会议员身分于1868年9月26日在柏林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二百零六名，代表十四万二千多工人（主要是北德意志各城市的）。这次代表大会根本拒绝加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纽伦堡组织的各个工人协会派遣代表参加。柏林代表大会以后，成立了一些工会，它们是按拉萨尔派的宗派主义组织的式样建立起来的，并且联合成为一个以施韦泽为首的总的联合会。这个组织完全从属于全德工人联合会。马克思对施韦泽作了尖锐的批评，因为组织这样的代表大会导致了德国的工人工会的分裂，见本卷第558、559页），同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章程根本违反工会运动的目的和性质。——第147、150、159、168、556页。
[176]指1868年9月2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2号附刊上发表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见注160）于1868年在柏林通过的拉萨尔派的工会章程草案。——第168、170、558页。
[405]没落帝国是对晚期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的称呼；这里指的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第425、557页。
[505]联合法——马克思暗指新工商业条例，根据这一条例工人有罢工权和联合权。1869年5月29日北德意志国会通过了这一条例。——第5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