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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8年1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关于杜林[注:欧·杜林《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他几乎完全接受了《原始积累》这一章[19],这对他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还年轻。作为凯里的信徒,他是直接反对自由贸易派的。此外,他还是讲师,所以妨碍他们这些人的前程的罗雪尔教授挨了脚踢[12],他并不伤心。他的评论中有一点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这就是:当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点象在李嘉图本人那里一样还“不明确”的时候,它并没有引起这些人不安。但是,一旦把它同劳动日和劳动日的变化正确地联系起来时,他们就感觉到这种说明是新的和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了。我相信,杜林是由于恼恨罗雪尔才来评论这部书的。他害怕自己也陷入罗雪尔的处境的那种心情的确是十分明显的。奇怪的是,这个家伙并没有觉察到这部书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
  (1)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作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
  (2)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末,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象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3)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这一点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在高等数学中常常可以找到这样的公式,这对我很有帮助。)
  至于说到杜林先生对价值规定所提出的温和的反对意见,那末,他在第二卷[11]中将会惊奇地看到:“直接的”价值规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用是多么小。实际上,没有一种社会形态能够阻止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整生产。但是,只要这种调整不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这只有在公有制之下才有可能——来实现,而是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动来实现,那末事情就始终象你在《德法年鉴》中已经十分正确地说过的那样[注:弗·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编者注]
  关于维也纳。我把各种维也纳报纸寄给你(《新维也纳日报》是波克罕的,应退还我。其余存你处),你可以从里面看出两件事:第一,维也纳出现了复苏局面,目前作为销售地点是多么重要[20];第二,应该给那儿写些什么。我找不到李希特尔教授的地址。你也许有李卜克内西提到这个地址的信。没有,你就给他写封信,让他告诉你,你再把文章直接寄给李希特尔,不要由李卜克内西代转。
  我觉得,小威廉并不完全是诚心诚意的。他(在他身上我不得不花那么多时间来纠正他在奥格斯堡《总汇报》和其他地方干下的蠢事[21])至今还不找时间公开提一提哪怕是我那本书的书名[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或我的名字!他对《未来报》事件不闻不问,就是为了不致陷入有损他个人威信的窘境。他连在他朋友倍倍尔直接控制下出版的工人报纸(《德意志工人俱乐部》,曼海姆出版)上哪怕是说一句临终之言的工夫也没有!简单地说,如果我的书不是完全被置之不理,那末,这肯定不怪小威廉。首先他没有读过这本书(虽然他在给小燕妮的信中嘲笑主张要介绍一本书,必须读懂这本书的李希特尔),其次,在他读过或者只是佯言读过之后,他没有时间。但是,我从波克罕那里为他弄到一笔津贴以后,他却有时间给波克罕一星期写两次信;我把经我介绍从施特龙那里弄到的一笔钱转寄给了他,他却不把这笔钱的股票[22]寄给施特龙,而要施特龙的地址,以便能够直接和他联系,背着我去行诈,并象对待波克罕一样,向施特龙抛出一封又一封信件!简单地说,小威廉是想故作姿态,而最主要的是想让公众不要把注意力从他小威廉身上转移。要做到恰到好处,只当没有这回事,但对他仍须当心。至于他应约赴奥,在成行之前,不要相信。其次,他真要去,我们也不劝阻,如有必要,就只向他提一下在他搬到布拉斯《北德报》时[23]我说过的话,就是:如果他再损害自己的声誉,必要时就公开宣布不同意他的言行。这一点在他动身去柏林时我向他说过,有人为证。
  我认为,你也可以把文章直接寄给《新自由报》(维也纳),现将该报寄上一份。该报现在的所有人之一是麦克斯·弗里德兰德博士(拉萨尔的表兄弟和死对头),就是我在一段长时间内为维也纳老《新闻报》和《奥得报》写通讯稿交给他的那个人。
  最后,至于《国际评论》,福克斯(一家英国报纸派他到维也纳了解情况并建立联系)前几天从维也纳来信要我写一封致阿尔诺德·希耳堡的介绍信。我把他要的信寄去了,同时在这封信中向这位希耳堡说明,种种情况妨碍了我们写作,但今年我们会写些东西的,等等。
  关于《双周评论》。秘密领导此杂志的三执政之一的比斯利教授曾对他的至友拉法格(他经常被请到他家吃饭)说,他内心深信(而这完全取决于他!),书评[注:弗·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双周评论〉作》。——编者注]会登出来的。那就让拉法格把书评交给他本人吧。
  关于皮阿。在今天的《泰晤士报》上你将看到皮阿寄到编辑部的(四个星期前发表的)有关芬尼亚运动的《法国民主主义者的呼吁书》[24]。事情是这样的。法国政府把国际协会当作“非法社团”加以迫害(从搜查我们的驻巴黎通讯员开始)。法国政府也可能把我们的杜邦写的有关芬尼亚运动的一些信件[25]转给英国政府了。皮阿先生一向叫嚷我们的协会是不革命的,是波拿巴主义的等等,他担心事情发生这种变化,甚至企图赶紧假装成也在参与此事并“推动”此事。
  关于贝奈德克[注:见本卷第7页。——编者注]——这一册报告我能不能用几天?你有两次表现出你是预言家:一次是在战术问题上(塞瓦斯托波尔事件),另一次是在战略问题上(普奥战争)。[26]但是甚至最聪明的人也不能预见到人们可能干的一切蠢事。
  关于痈。我请教过医生。没有什么新招儿。这些先生们所说的可归结如下:要按照他们的处方生活,那就必须是个食利者,而不是我这样一个穷得象教堂里的老鼠的人。如果你见到龚佩尔特,可以告诉他,我(就在写信的这会儿)感觉全身,也就是血液里,象针刺似的发痒。我觉得我今年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状况。
  问候白恩士女士。
  祝好。

  你的 摩尔




  注释:
  [11]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整个《资本论》的出版计划规定还要出版两卷。第二卷应包括两册,用以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阐述资本主义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而最后一卷即第三卷(第四册),马克思打算用来探讨经济理论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2页)。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付印,并把马克思的属于第二册的手稿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出版,把属于第三册的手稿作为第三卷出版。——第8、12、23、70、162、191、410、518、526、539、540、551、583、586、588、672、677、688页。
  [12]恩格斯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罗雪尔的庸俗经济学观点的毁灭性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10、181、232、244、256、293、360、403、674页)。——第8、11页。
  [19]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第六章的《所谓原始积累》这一节。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相当于这一节的是第七篇第二十四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81—832页)。——第11页。
  [20]指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在奥地利的销售问题。1867年奥匈帝国建立,规定有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和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的新宪法施行,奥地利的国内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活跃起来了,在这个时期,那里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得到了发展。——第12页。
  [21]李卜克内西从1860年到他迁居柏林(1862年)之前,是奥格斯堡《总汇报》驻伦敦通讯员。——第13页。
  [22]指《民主周报》出版社的股票。——第13页。
  [23]1862年,李卜克内西开始为《北德总汇报》撰稿,但他很快就认识到该报受俾斯麦影响,便与之断绝关系。——第13页。
  [24]费·皮阿《法国民主主义者致爱尔兰和英国兄弟们的呼吁书》1867年12月2日于巴黎(F.Pyat.《Adresse des democrats francais à leur frères d’Irlande et d’Angleterre》.Paris,2 Décembre 1867)。这个呼吁书和皮阿附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信,以《法国民主主义者和芬尼亚社社员》(《The French democrats and the fenians》)为总标题发表在1868年1月8日《泰晤士报》上。
  芬尼亚社社员是爱尔兰革命兄弟会这个秘密组织的参加者,这个组织从五十年代末起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出现。芬尼亚社社员为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而斗争。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说来,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1867年芬尼亚社社员发动起义的企图失败以后,英国政府便把成百个爱尔兰人投入监狱,并对被捕者加以残酷的虐待,对他们施用毒刑并把他们活活饿死。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芬尼亚运动的弱点,批评了芬尼亚社社员的密谋策略、宗派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但是对这个运动的革命性做了很高的评价,竭力使它走上进行群众性发动并和英国工人运动共同行动的道路。总委员会挺身捍卫被捕者,公开抗议对他们的野兽般的虐待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些文章和发言中系统地揭露了英国政府的殖民主义政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6—247、664—669页)。——第14页。
  [25]1867年底,国际巴黎支部理事会理事们遭到搜查,在法国警察搜查时所没收的信件当中,有一封信是法国通讯书记欧·杜邦1867年11月23日写给理事会理事安·缪拉的,信中告知协会的法国会员营救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运动的情况。法国当局企图利用这封信给国际安上组织芬尼亚社社员进行密谋的罪名。1868年3月在审讯巴黎理事会理事时,他们被指控为不经当局许可擅自结社。法庭宣判解散国际巴黎支部,并对理事会理事处以罚金。——第14、18页。
  [26]指恩格斯多篇专门分析塞瓦斯托波尔包围与防御时期的军事行动的文章和一组关于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的通讯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11卷),以及关于1866年普奥战争进程的一组文章——《德国战争短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87—212页)。——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