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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亚琛
1860年9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信写得很简短,希望你还能收到。
  1.我已写信给弗莱里格拉特(前天),请他答复你的问题[531]。没有得到回答。当然罗!答复这样的问题是会违背他的职责的
  2.关于福格特的书[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经过种种尝试,我深信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在伦敦付印。不过,书是有意写得不可能被没收的,因此即使它不能在柏林付印,也还是能够象其他任何书籍一样,通过莱比锡在德国推销。可以把书直接从这里转寄到瑞士、比利时、美国去。一部分钱由恩格斯付,一部分钱由我付。但这事花费很大,因为一印张在这里要花四英镑半。如果可能的话,你必须去筹一部分钱。我指望能成功,已经让人在下星期就开印。如果钱筹不到,那我们只不过损失到那时为止所印成的那几印张的费用。
  3.加里波第以前完全象马志尼一样同意我对波拿巴的使命的看法。我有过加里波第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件。但是,过去的事现在没有意义了。加里波第一旦使意大利人的斗争不依赖于波拿巴(而这也正是他的目标,他在给我的一个英国熟人(格林)的信中就十分明确地这样说[注::见本卷第77页。——编者注]革命政党内部所有的争论问题就会消除。但是现在,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纲领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意见。如果你拟好一个草稿,那恩格斯、沃尔弗和我会同你就可能进行的修改取得一致的意见。我们的“小的”、但在某种意义上是“强大的党”(因为其他政党不知道自己要干的事,或者不愿干自己所知道的事),已经临近应当制定自己战斗计划的时刻了。正是由我们(在英国这里)从民族立场出发采取行动,这在我看来——姑且不说这种政策的内在合理性——即使在策略上也是正确的。
  4.至于我们对俄国的态度,我以为你是弄错了。我和恩格斯所持的观点,是完全独立形成的,可以说是费了不少力气,对俄国外交作了多年研究之后才得出的。诚然,在德国,人们仇视俄国,而我们早在《新莱茵报》创刊号上就已宣布对俄国人的战争是德国的革命使命。但是仇视和理解完全是两回事。
  5.你对我的书[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的称赞使我很高兴,因为这是出自权威的评论者之口。希望在复活节以前能出版第二部分[25]。形式将稍有不同,将稍微通俗一些。这决不是出于我内心的要求,而是因为第二部分有直接的革命任务,而且,我在那里所叙述的关系也比较具体。
  我的书在俄国引起了轰动,有一位教授[注::巴布斯特。——编者注]在莫斯科就这本书作了讲演。我还从俄国人和懂德语的法国人那里收到许多封关于这本书的友好信件。
  6.关于亨·毕尔格尔斯[532]。这很象温柔的亨利希。诚然,他名义上担任过《新莱茵报》的编辑,但是他除了一篇文章以外,从来没有在该报写过什么东西,而这篇文章还被我删掉了一半,改写了另一半。毕尔格尔斯气得要死(这是在该报初创的时候),要求普遍表决。我例外地同意了,但同时声明,在报纸编辑部里应当实行专制,而不是普选权。普遍表决的结果表明大家都反对他。从此他就不再写东西。此外,监狱似乎使他变得很温和了。在这方面被囚的狼[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值得称赞。他是与毕尔格尔斯完全相反的人。
  但是比毕尔格尔斯更使我恼怒的是,我们党的一个很有才能而又精力充沛的成员哥丁根的律师米凯尔归附了卞尼格先。
  7.在柏林出版了艾希霍夫博士的《警察剪影》。写得不好,但有些重要的事实。使人对柏林的自由主义的“警察局”和“法院”看得一清二楚。书立即被没收。有一本顺利地寄到了这里。
  8.至于说到普鲁士的诉讼程序,我应当承认我是完全无知的。我从来没有设想能得到实际的满足,但是我以为诉讼程序至少应当让我能达到公开审理。这就是我所曾希望的一切。
  难道按照(旧的)莱茵省的诉讼程序,私人控告侮辱或诽谤也要得到司法当局即政府的事先批准吗?
  祝好。

你的 卡·马·




  注释:
  [25]马克思在1859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名称出版了自己专门批判经济学范畴的著作的第一分册,随后马克思就打算出版第二分册,这一册应当包括这部著作的最重要和篇幅最大的一章,即关于资本那一章。但是1860年他忙于写反福格特的抨击性著作,不得不中断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直到1861年夏季才回到这项工作上来。后来,在马克思1861—1863年的写作过程中,上面所说的那一章的手稿,扩大到总共有将近二百印张的二十三本的巨大篇幅,后来加工成为《资本论》的头三卷。1861—1863行手稿中未经作者加工的部分,后来被编为《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3册。——第15、161、172、194、199、209、226、228、246、251、273、301、330、354、432、563、589、617、679页。
  [531]拉萨尔在1860年9月11日的信中请求马克思在弗莱里格拉特那里打听关于瑞士银行总行的情况,弗莱里格拉特是该行伦敦分行的职员。——第562页。
  [532]拉萨尔在1860年9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毕尔格尔斯在科堡民族联盟的会议上所作的公开演说中号召实现普鲁士的领导权。——第5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