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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



伦敦
[副本]
1860年3月7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尊敬的先生：
　　因为我离开了这里几天，所以没有能立即答复您的来信。
　　至于印刷费账单，我在2月6日（如果我没有弄错）的信中曾冒昧地请您把它寄来，您忘记寄了。请您把它寄给马克思夫人。
　　至于沙伊伯勒的声明（由于我对布林德采取的措施，他不得不作这项声明）[490]，只需要指出如下几点：
　　1．布林德是不是传单的“文字上的”作者——这个问题我不管。从法律上来看，他是作者。
　　沙伊伯勒的声明（照他的话说，三个月来“情况”不允许他在《电讯》［注：：《每日电讯》。——编者注］上作这项声明，但是我把在弯街治安法庭所作的两份affidavits［注：：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的抄件一寄给路易·勃朗，就马上迫使他作出了这项声明）提出不利于福格特的充分证明。但是它丝毫没有提出有利于布林德的证明。它丝毫没有证明他是无罪的。手稿是他写的（如果不是他起草的话）；是他让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是他付了霍林格尔的印刷费，在《奥格斯堡报》［注：：《总汇报》。——编者注］上发表了两个假声明；他和霍林格尔秘密勾结反对我，为此目的迫使（您知道这完全成功）排字工人维耶给他们提供假证词。但还不止于此。象您从他9月间寄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所知道的，布林德竟敢厚着脸皮硬说，他与这件事毫无关系。最后，他和沙伊伯勒现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是出于迫不得已，因为他有可能以“秘密勾结”罪受到刑事追究。
　　2．沙伊伯勒医生看来已让布林德把他当作替罪羊。据我所知，他是听任布林德摆布的工具。
　　3．我所追求的主要政治目的，由于沙伊伯勒的声明已经达到。这个声明使奥格斯堡的案件[491]化为乌有，宣告无效，成为一个虚构的案件，因为案件中既没有证人，又没有原告和（真正的）被告，实质上连法庭也没有，因为英明的福格特并没有向按照巴伐利亚的法律应该审理这一案件的那个巴伐利亚司法机关起诉。至于福格特本人，那只要举出下面这一点就够了：在他本人居住的日内瓦，一家瑞士报纸（《新瑞士报》1859年11月12日的那一号上）声明说，它愤怒地拒绝了福格特想用法国的钱收买它的企图。这家报纸在社论中建议福格特对它起诉，正象我在《奥格斯堡报》和汉堡《改革报》上由我署名发表的声明中建议他对伦敦的《人民报》起诉一样[492]。虽然福格特是日内瓦的联邦院议员，因而也是有公职的人物，但是他对这些呼声并没有响应，而是借助奥格斯堡的滑稽剧——确切些说是闹剧——来预先取得愚蠢的德国自由派的支持。
　　请您把这封信当作机密的信件，因为在柏林和伦敦为我办理诽谤诉讼的律师们认为，在法院审理结束以前除非万不得已我不打破沉默是有益的。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注释：
　　[490]这里说的印刷费账单，马克思显然是指《自由新闻》出版社为印刷他的传单《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的账单。
　　关于沙伊伯勒的声明，见注62，以及本卷第458—459页。——第509页。
　　[491]指福格特对《总汇报》的诉讼（见注16）。——第509页。
　　[492]大概是指马克思1859年11月15日《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这一文件。这项声明没有在《改革报》上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60—761页）。
　　关于《新瑞士报》上发表的布拉斯反对福格特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91—592页。——第5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