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初（具体日期我记不起来了）的一天晚上九、十点钟，菲·霍林格尔先生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当时我住在他家里并给他当排字工人。他递给我一份文件，内容是说：我在过去的十一个月中一直在他那里工作，在整个这段时间内，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并没有排印一份标题为《警告》的德文传单。我当时感到迷惘，同时由于不知道事情的重要性，就满足了他的要求，把这份文件重抄了一下并在上面签了名。霍林格尔先生答应给我钱，但我什么也没有得到。我的妻子后来告诉我，进行这件事的时候，卡尔·布林德先生在霍林格尔先生的房间里等待着。几天以后，霍林格尔太太在我吃饭时把我叫去，领我走进她丈夫的房间，我发现只有布林德先生一个人在那里。他把以前霍林格尔先生曾经给过我的那份文件递给我，恳求我再抄一份并且签上名，因为他需要两份，一份自己保留，一份交给报刊发表。他还说，他将酬谢我。我又抄了一份并在上面签了名。
　　我在此声明：上述经过确系实情，并补充下面几点：
　　（1）文件提到的十一个月中我有六个月[57]没有在霍林格尔先生那里工作，而是在埃尔曼尼先生那里工作；
　　（2）正好是在排印传单《警告》的时候，我不在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里工作；
　　（3）当时我听到那时在霍林格尔先生处工作的费格勒先生说，他（费格勒）曾经同霍林格尔先生本人一起为上述传单排版，并且说，原稿是布林德先生的笔迹；
　　（4）当我回到霍林格尔先生印刷所的时候，传单的活字版还保留着。由于伦敦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先生承印的德文报纸《人民报》需要转载传单《警告》，我本人又把它重新排了一次。
　　这传单刊登在1859年6月18日《人民报》第7号上；
　　（5）我曾看见霍林格尔先生把有卡尔·布林德先生亲笔改正了四五处刊误的传单《警告》的一张校样交给住在伦敦索荷区教堂街14号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先生。霍林格尔先生曾犹豫要不要把校样交给李卜克内西先生，而李卜克内西先生刚一离开，霍林格尔先生就向我和我的同事费格勒表示后悔，说不该把校样交出去。

　　约翰·弗里德里希·维耶
　　弯街治安法庭
［注：：马克思把这几个字圈在一个圆圈里，表明这在原件上是盖的法庭圆戳。——编者注］

　　今天，1860年2月8日，弗里德里希·维耶在弯街治安法庭上当面对我作以上声明并签名。

　　上述法庭法官　托·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