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二十九卷
54．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刚才收到你给李卜克内西的信的副本，其中有如下一段话：
“我手里只有一封福格特的信，日期是1859年4月1日。马克思上星期六就已同意，这封信也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控告福格特的根据。”［注：见本卷第494—495页。——编者注］
因为在这种事情上必须确切，所以我不能不对这段话表示正式的抗议。[512]
第一，我没有同意过任何东西。同意（concedere）必须先有争论，在争论中放弃自己原来的见解并接受对方的看法。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类似的情况。我是主动方面。我对你说明过，但根本没有同意过什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提醒说，你自己问过布林德先生，他是不是匿名小册子的作者，因为他口头讲的在语气和内容上与传单完全吻合。[394]我强调说，在5月9日乌尔卡尔特组织的群众大会上见到布林德先生[350]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福格特在意大利纠纷方面的活动，除了他给你的信[441]之外，完全一无所知。我提醒说，在你给我看这封信的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想到根据这封信做出福格特进行收买的结论等等。我在他的信中看到的只是我早已熟悉的浅薄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空谈。我强调这一切是为了——有功者就应该受奖——丝毫不贬低布林德先生在揭发福格特“背叛祖国”方面的功绩。
第二，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要说，“福格特的信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控告福格特的根据”。我只是说过，我在读完信后没有想到做这样的结论。但是，这封信最初给我的主观印象同关于信的内容，尤其是关于根据它可能提出的设想的客观论断是完全不同的。我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机会为做出这种客观论断，对这封信进行必要的批判性分析。例如，布林德先生对福格特给你的信，给他的信等等作了完全不同的理解，这一点你现在知道，而且早先也是知道的。在他在《自由新闻》（5月27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367]中，这些信就被明确地提出来作为物证，虽然没有指明任何人的名字。他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声明[513]也是如此。
现在从福格特先生转过来谈贝塔先生，他的第四十三期我在收到你的信后买到了。[431]读了这个作品，我决定采取十年来一直采取的办法，即不理睬这种胡说。但是，今天我的两位挚友（他们不住在伦敦）坚决地要求我为了党的利益发表一项声明。我首先要花两昼夜的工夫仔细考虑一下利弊。如果我考虑成熟后决定发表声明[514]，那末这个声明的基本内容如下：
（1）如果有人打算无中生有地硬说我对你有某些影响，这除非是在《新莱茵报》那个短暂的时期内，当时你写过很漂亮的、无疑是你的最受欢迎的诗。
（2）交代几句贝特齐希先生，别名汉斯·贝塔的简历，从他在柏林出版骗钱的戏剧小报开始，到出版小酒店主和小丑路易·德鲁克尔的《您好！》（还要提一提我曾拜访过《您好！》的巢穴）[443]为止，然后谈谈他后来在莱比锡的所作所为，他在《凉亭》上诽谤我，重复《您好！》上的无耻谰言，同时把我的揭露帕麦斯顿的小册子［注：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据为己有，直谈到现在他成为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帮手为止。让德国读者看看现在在德国报刊的臭泥塘里叫得最响亮的这一群流氓无产阶级恶棍是些什么货色，也许会有好处。
（3）海涅给我写的两封信。读者根据它们可以在海涅的权威和贝塔的权威之间作出选择。
（4）最后，在《新莱茵报》时期约翰·金克尔［注：哥特弗利德·金克尔（这里按他妻子约翰娜·金克尔的名字讽称他为约翰，因为他的妻子在他的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编者注］和约翰娜·金克尔给我的几封信。借助这几封信，我可以把这个善于做戏的牧师从高头大马上摔下来。这位布赖牧师［注：歌德的剧本《谢肉节的戏，也适合于复活节后上演，关于假先知布赖牧师》中的人物。——编者注］（用你所采用的歌德的读法）骑着高头大马在对他最合适不过的《凉亭》角斗场上奔跑，向我进行冲击。
我把这一切告诉你，是为了当我一旦决定发表声明时，你象朋友之间应该的那样预先得到了通知。
至于李卜克内西，显然，科尔布竭力在科塔面前为自己辩解，根据你的信使李卜克内西成为对混乱负责的替罪羊，而这种混乱并不是由李卜克内西，而是由他自己造成的。[440]格言：国王作孽，亚该亚人遭殃［注：套用贺雷西《书信集》第1册第2封信中的一句话：“不管暴戾的国王做了什么事，亚该亚人总是遭殃”。——编者注］——永远是正确的。
为了避免一切误会，我同时把这封信中有关福格特问题的地方摘录下来寄给李卜克内西。
你的 卡·马·
注释：
[350]1859年5月9日，马克思出席乌尔卡尔特就意大利战争问题召开的群众大会并坐在主席台上。在开会时，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尔·布林德告诉马克思，福格特从法国政府领取进行波拿巴主义宣传的经费并企图收买一些政论家支持拿破仑第三。——第412、439、471、490、591、592、617页。
[367]1859年5月27日，即写这封信的一天，《自由新闻》（第5号）匿名发表卡尔·布林德的文章《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后来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4—515页）中引用了这篇文章。该文揭露了日罗姆·拿破仑亲王扶植俄国大公康斯坦丁当匈牙利国王的计划。在同一号报纸上，刊载了一封将科苏特和马志尼的立场加以对比的私人信的片断。这个材料看来是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向恩格斯报道所根据的来源之一。
1859年5月16日出版的《思想和行动》最后一期刊载了马志尼的宣言《战争》。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它的译文并加上了按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06—412页）。——第426、471、607、617页。
[394]1859年7月中前后，马克思就反对福格特的匿名传单《警告》一事，同布林德、李卜克内西以及承印《人民报》的印刷所老板霍林格尔交谈，这份传单全文发表在6月18日《人民报》和6月22日奥格斯堡《总汇报》上。传单揭露了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的代理人。由于李卜克内西6月中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发现并由他寄给了《总汇报》编辑部的传单校样上有布林德的笔迹，马克思认为传单是布林德写的。但是，布林德由于不愿意公开反对福格特，否认他是传单的作者。——第451、471、594、598、617页。
[431]1859年《凉亭》画报第43期以“贝”的署名发表了贝特齐希的短文《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这篇短文无中生有地硬说诗人的诗作不成功是由于受了马克思的影响。
马克思寄的《人民报》剪报是1859年11月7日刊载的一篇关于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的报道。该报的这篇报道对马克思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第488、503、614、618、622页。
[440]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科尔布为该报1859年11月15日刊载的弗莱里格拉特的声明（见本卷第490页）加了编者按语。科尔布在按语中断言，李卜克内西在给该报的信中把弗莱里格拉特列为可能告发福格特的人之一。其实，李卜克内西只是指出，弗莱里格拉特能够同马克思一起证实，布林德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见注394）。
科塔曾是《总汇报》的出版者。——第495、619页。
[441]1859年4月初，福格特把他的政治《纲领》寄发给弗莱里格拉特以及其他许多人。在这个《纲领》中他根据波拿巴派宣传的精神，主张德意志联邦国家在即将发生的法奥战争中保持中立。弗莱里格拉特曾经把福格特给他的信和《纲领》拿给马克思看过。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06页）。——第495、617页。
[443]1851年8月，马克思在斐·弗莱里格拉特和威·沃尔弗的陪同下前往伦敦的德国报纸《您好！》编辑部，要求出版者敦克尔和编辑贝特齐希道歉，因为该报发表的一篇短评卑鄙地攻击马克思利用他同马克思夫人的异母哥哥普鲁士内政大臣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的亲戚关系。——第497、618页。
[512]关于弗莱里格拉特在福格特案件中的立场，见注433。——第617页。
[513]马克思指布林德在1859年11月9日《总汇报》第313号上发表的一篇声明。布林德在声明中否认他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见注425）。马克思对布林德声明的答复刊登在1859年11月21日《总汇报》第325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60—761页）。——第617页。
[514]马克思没有发表这个声明。——第6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