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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2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文章［注：弗·恩格斯《对摩尔人的战争的进程》。——编者注］已收到。希望你的身体好转。
　　关于弗莱里格拉特的事，这封信后面要谈到。你想必在一星期前的《海尔曼》上看到了《席勒委员会[410]的上上次会议》一文。纠集在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周围的一帮流氓无产阶级恶棍在文章中把自己描绘了一番。写这篇文章的是可敬的贝塔。[444]
　　拉萨尔突然把他写《国民经济学》的事情告诉了我［注：见本卷第494页。——编者注］，你对此有什么看法？第一，为什么这样拖延我的著作［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的出版，第二，为什么广告登得这样糟糕，现在不是完全清楚了吗？柏林的费舍告诉我，拉萨尔现在住在敦克尔家里。（费舍曾来英国住了几天；他是柏林（乌尔卡尔特的）《公文集》的编辑。第一、二期刊载了我的关于波兰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的反帕麦斯顿的抨击文的摘要[445]）。他（拉萨尔）由于爱虚荣似乎在柏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痛打他的那根手杖［注：见本卷第318—319、319—320页。——编者注］是他自己的——这是在巴黎买的宝贵遗物，即罗伯斯比尔的手杖，上面写着一句格言：自由、平等、博爱！。
　　我早已写信给拉萨尔，看他能不能给我弄点钱（用期票的形式，以后我再以自己的名义开一张期票还他）。［注：见本卷第608和609页。——编者注］他回信说，他自己在7月以前要靠借钱过日子并占用了敦克尔的全部“闲置的现金”。后来，他要我以他（拉萨尔）的名义开一张期票，在这里贴现，并且在到交付期限以前把钱寄给他。可是，拉萨尔的名字在这里自然不值百分之一法寻。近来，一些最微不足道的家伙，象牛奶商等，到郡的法庭告我。半年来，危机有增无减，我的确看不出有战胜这个危机的可能性。诚然，有一些额外开支，如讨厌的《人民报》诉讼案花去大约五英镑，以及三个月来供养比斯康普先生（目前还摆脱不了他）等等，使困难略有增加。但是，这实际上算不了什么。最伤脑筋的事情是，我在伦敦再没有班贝尔格尔了，因为，不然的话现在可以通过期票贴现业务解决许多问题。如果肥胖的庸人弗莱里格拉特愿意的话，他也能够给我借到一笔钱；而且庸人是十分有把握的。但是，这个家伙以为（至少以此吹嘘），如果在我把《论坛报》的期票拿去贴现以前一个星期，他借给我两英镑用一个星期，那就了不起了。不过，我还想了另外的办法去找高利贷者。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果。
　　我知道，由于最近的一场官司［注：见本卷第461—462、464、467和486页。——编者注］，你自己现在也处境困难，我所以把情况告诉你，只是因为我要向一个人发泄一下。我希望我家庭的惨状不致妨碍你来这里呆几天。女孩子们非常需要在家里再一次看到“人”。不幸的孩子们过早地受到苦难生活的折磨。
　　现在来谈谈弗莱里格拉特。
　　这个庸人等了一个星期之后给我写来如下的一封信：
“亲爱的马克思：
　　你本月〈11月〉23日的信［注：见本卷第616—619页。——编者注］和李卜克内西同日的信都已收到，为了简便起见，特一并向你作答。
　　至于李卜克内西的信，它的傲慢和粗鲁的口吻以及它的内容——完全是一种想嫁祸于人的拙劣手法——并不使我感到惊异！的确妙极了：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伦敦通讯员可以随便把我的名字交给科尔布去摆布，甚至不事先通知我；而我要是对这种胡作非为提出抗议，还得首先出来认罪！！李卜克内西为了替这种美妙的说法辩护而提出的论据实在幼稚，用不着我来进行严肃的反驳。我对此只简单地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不论出于什么动机，不论从个人的角度考虑，还是从党的角度考虑，我都不能容许对我这样为所欲为。
　　关于李卜克内西和要给他讲的，就是这些！
　　现在谈一谈你的信：
　　你对我给李卜克内西的信（11月21日）中用的‘同意’的说法提出的抗议，我欣然接受。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无关紧要的。它没有什么特殊的用意。我同样可以采用‘指出’和‘表示’的说法。所以，关于‘同意’这个说法，我可以完全同意你。如果一开始我们就有同样的看法，那就更好了！〈这个狡徒没有察觉他因此同意了我对福格特和布林德的看法。〉
　　至于你打算发表反对贝塔的声明，你自然应当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不过我认为，你的最初的想法——不理睬这件事——会更好些，对你更合适些！不管怎么样，既然四十八小时的考虑时间早已过去，我想你已经采取了这样或那样的决定。到底什么决定，这对我是完全无所谓的！
　　你‘象朋友之间所应该的那样’，愿意事先把你打算发表反对贝塔的声明的事告诉我，我非常感谢。不过据我了解，你的声明应当是针对贝塔的，而不是针对我的，因此这种事先通知就未必有必要了。
　　无论如何，我也认为有必要告诉你，我可能还要发表一项声明，再次重申永远不许把我的名字牵涉到福格特事件中去。

　　你的　斐·弗莱里格拉特”

　　对这封用这么许多惊叹号装饰起来的并且要装作“凶狠”的信，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只能用很温和的语调来答复。所以我马上写了回信：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既不是李卜克内西的文书，也不是他的律师。但是我将把你的信中有关他的部分抄下来转交给他。
　　我将放弃曾一度打算发表的声明，因为我想起：‘小民可憎，须加防范’［注：贺雷西《颂歌》第3册第1首颂歌。——编者注］。
　　声明自然是针对贝塔的，但正是因此，你可以从它的梗概中看到，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你。仅就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事先告诉你，至于贝塔的短文提到你的家眷和贝塔的家眷的那种亲密情形，更不用说了。
　　你不喜欢你的名字被牵涉到福格特事件中去。我对福格特和他在俾尔《商业信使报》上的无耻的谎言[369]并不在乎，但是我不希望我的名字成为民主派狡徒们的面具。你知道，如果有人迫不得已被传去当证人，那末没有人能够‘不许’他被传去作证人。按照古老的英国司法惯例，拒绝提供证词的证人，甚至可以——说来可怕——被处死。
　　最后，至于谈到从党的角度考虑，那末为了整个党我被报刊横加污蔑，以及由于从党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个人的利益经常受到损害，对此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另一方面，我也习惯于不指望别人照顾我个人的利益。
　　祝好。

　　你的　卡·马·”
［注：见本卷第619—620页。——编者注］


　　弗莱里格拉特没有回信，我简直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注释：
　　[369]马克思指福格特的注明5月23日的文章《警告》，载于1859年6月2日《瑞士商业信使报》第150号附刊。这篇文章对马克思和他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了恶毒的诽谤性的攻击。按照马克思的指示，1859年6月11日《人民报》第6号转载了这篇文章并附有报纸编辑部的讽刺性的评论。——第429、501、620页。
　　[410]指1859年10月10日席勒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以追求自我宣扬目的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组成的委员会，把在伦敦的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都抓在自己的手里。——第474、498、611页。
　　[444]提到的这篇文章载于1859年12月3日《海尔曼》周报第48号。——第498页。
　　[445]指马克思的抨击文《帕麦斯顿勋爵》（见注57）的摘要，载于1859年—1860年在柏林出版的《新公文集。现代史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第1、2两册（《Das　Neue　Portfolio．Eine　Sammlung　wichtiger　Dokumente　und　Aktenstücke　zur　Zeitgeschichte》．Hefte　Ⅰ　und　Ⅱ．Berlin，1859—1860）。——第4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