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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列斯纳没有寄去《人民报》的那些人的名单。他只知道他定期寄给提姆的份数（十二份）。
比斯康普断言，他在提姆那里订购书籍不是由他出钱，而是由当时雇他当家庭教师的那个牧师出钱。他说，提姆从来没有向他提起这件事。他将写信和他谈谈这件事，并且还要谈谈潘策尔的占有欲。几天前比斯康普在《威塞尔报》找到了工作，月薪五十塔勒。
我的工作进展很慢[400]。过多的家庭琐事和乱七八糟的东西拖我的后腿。这里的“伟大的”席勒纪念活动，你自然已有所闻。弗莱里格拉特和金克尔，或正确地说，金克尔和弗莱里格拉特将成为英雄。因为这里的事情全是金克尔一伙人策划的，甚至关于成立委员会的邀请信也是哥特弗利德的心腹可怜的贝塔写的，所以几个星期以前我在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希望他不要参加金克尔的吹嘘活动。这个肥胖的庸人给我写了一封十分含糊其词的回信。他在信中说：
“即使金克尔抢去庆祝会演说这个布理丝，阿基里斯也没有理由赌气返回自己的营幕。”
可见，金克尔是亚加米农，弗莱里格拉特是阿基里斯[412]！此外，据他说，纪念活动“还”具有“另外的意义”（什么意义，马上就可以见分晓）。最后，他说，他应邀为波士顿（美国）写了一首纪念席勒的诗［注：斐·弗莱里格拉特《为席勒纪念活动而作。1859年11月10日。旅美德国人的颂歌》。——编者注］。
后来我从《海尔曼》上看到[413]，弗莱里格拉特是以委员会委员的身分进行活动，所说的是他为纪念席勒而写的一首赞美诗（鲍尔作曲）［注：斐·弗莱里格拉特《为席勒纪念活动而作。1859年11月10日。旅居伦敦的德国人的颂歌》。——编者注］；原来，这个庸人对我隐瞒了某些事情。后来我又接到他的第二封信，他在信中说，看来还是我正确，但是，他的参加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哥特弗利德的计划。
最近见面时，这个家伙非常激动地向我讲述了这件事的全部经过。金克尔的代理人贝塔和尤赫从美国方面得知弗莱里格拉特给波士顿写了纪念席勒的诗。哥特弗利德不仅打算把演说，而且还打算把纪念赞美诗由自己包下来。不过，因为他明白，不能同样的东西来两回，弗莱里格拉特参加而不让他，或更确切地说，不十分期望他写诗（虽然指望他拒绝这种表示），那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贝塔和尤赫以金克尔委员会的名义请弗莱里格拉特参加委员会并写赞美诗。弗莱里格拉特对他们说，他已经给波士顿写了一首赞美诗，但是他说得很不肯定，并且答应给予委员会以协助。委员会把这当成纯粹的形式，再也没有重提这个请求。而弗莱里格拉特却满腔热情地（叫他为《人民报》哪怕写上三行都办不到的那些困难，全都不见了！）干起来了，写了赞美诗（采用了席勒的《酒神颂》的韵律；他念给我听过——华而不实，很不入耳），跑去找鲍尔，请求为它谱曲，并且通过自己的朋友、席勒纪念活动的参加者催促金克尔及其同伙再一次请他。然后他把这篇肮脏东西寄去并告诉他们，“由于搞错了日期”，它已经大功告成，不仅写好，而且谱成了曲子，而他在信的末尾还把自己比作“仆人”，这个“仆人”没有得到“主人”（金克尔先生、贝塔先生、尤赫先生及其同伙）吩咐，就侍候在旁了！（这一切都是庸人自己对我说的。）
他同哥特弗利德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就此告终。弗莱里格拉特到委员会去，受到金克尔的冷遇。原来，弗莱里格拉特——据他说，“完全偶然地”——在自己的赞美诗里写了一段话，当朗诵到这里时“一定”要给席勒的半身像揭幕。而哥特弗利德也“偶然地”把自己的说教的精彩地方安排在“揭幕的时刻”。争执了相当长的时间，庸人弗莱里格拉特始终一言不发地坐着，却让他的朋友（形形色色的败类）讲话，后来终于决定，由弗莱里格拉特“揭幕”；于是，哥特弗利德唉声叹气说，他只好始终对着“被覆盖着的雕像”进行说教。这时，弗莱里格拉特的一个同伴站起来说，如果金克尔在赞美诗之后发表演说，这问题就解决了。哥特弗利德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怒气冲冲地叫喊说：“他在这件事上已经作了许多牺牲，但是这一点绝对做不到。”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所以说教将最先进行。
这全部肮脏事弗莱里格拉特是很严肃和认真地讲给我听的；同时，他认为，他在委员会里对金克尔一伙人竟敢理所当然地不请他（弗莱里格拉特）的所谓“党内朋友”参加委员会，从而把这一切变成金克尔的吹嘘活动这一点默不作声，是十分自然的。他知道，我肯定不会参加，但是他不应当允许在他自己出席的委员会里发生这种“陶片放逐”［注：亦译“贝壳放逐”。在古雅典，人们用投票的方法将危害国家的人逐出国外，投票是用陶片进行的。——译者注］。布林德自然在场。
弗莱里格拉特自从写了追悼莫克尔的诗［注：斐·弗莱里格拉特《约翰娜·金克尔安葬之后》（见本卷第359—360页）。——编者注］之后，“只是秘密地”把我们当作自己的朋友，而公开地同我们的敌人打得火热。等着瞧吧。
关于布林德。这个无耻的家伙不久前曾到过霍林格尔那里。因为奥格斯堡《总汇报》写信告诉他，如果他继续保持沉默，就要毫不留情地当众揭露他。该报通知说，它掌握了不利于他的文件。[411]布林德指责霍林格尔向我们出卖了他。霍林格尔以充分的理由指出，没有这回事，并反过来问他为什么总是不肯承认。他回答说，原稿固然是他的笔迹，但作者却是他的一个朋友。实际情况是：布林德既是执笔者，又是作者，而主要的揭露材料是从戈克那里得到的。蠢材戈克现在“可说是”福格特的朋友，并且应当是这样，因为法济通过瑞士银行买了他的镜子工厂的二万五千法郎的股票，简直成了他的银行家。因此，戈克只能暗地里表示他对“背叛祖国”的愤慨。这些“正经的共和主义者”就是这样。
你能否给我写一篇关于普鲁士军队中的新变化的文章。
问候鲁普斯。
祝好。
你的 卡·马·
注释：
[400]1859年6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77页）出版后，根据同柏林出版商敦克尔签订的初步合同，马克思计划出版《资本》这一章作为第二分册，然后再出版自己的经济学著作的其余部分（见注209和299）。但是紧迫的党的事务使马克思未能实现这个计划，只是在1861年8月马克思才又重新进行自己的经济学研究工作，而这时他已经放弃以分册的方式出版自己的著作的计划。——第460、469、474、476、483、494、598、608页。
[411]由于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提出诉讼（见注406），马克思于1859年10月19日给该报编辑部寄去排字工人奥·费格勒1859年9月17日写的书面声明。这个声明指出，传单《警告》（见注394）是在霍林格尔的印刷所排版的，手稿是布林德的笔迹，霍林格尔说布林德是这个传单的作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4—517、755页）。
这里提到的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两封信见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附录《10．奥尔格斯先生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41—742页）。——第475、479、594、607页。
[412]指荷马的《伊利亚特》（第1章）的情节；希腊首领亚加米农和阿基里斯为了女俘布理丝而发生内讧。自从亚加米农夺去了阿基里斯的布理丝之后，阿基里斯虽然没有离开包围了特洛伊的希腊人的营幕，但是拒绝参加对特洛伊人的战斗。——第477页。
[413]马克思指1859年10月29日《海尔曼》周报第43号发表的文章《席勒委员会会议》。——第4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