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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2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能否在星期二以前写出一篇关于布莱特的大会的报道,并且要使人看出作者是在曼彻斯特?
  附上关于金克尔的东西[291]。看来弗莱里格拉特认为,由于金克尔夫人丧了命,金克尔先生就成了伟人,或者至少是成了高尚的人。金克尔把葬仪安排得象做戏一样——“双手发抖”,“桂冠”等等,以至于使得这位无论在党内“悲痛”事件(如丹尼尔斯之死)中或世上一般的“悲痛”事件(凯恩、奥尔西尼等等)中都未能用自己的七弦琴弹出一个哀伤音符的弗莱里格拉特,却突然歌唱起这件可怜的骗局来了。你从《每日电讯》的剪报中可以看出,这帮人在利用这个肮脏的“恶七点”[注:原文为《bitterböse Sieben》,纸牌的一种玩法,规定七点这张牌是张倒霉牌,这里的意思是:“泼妇”。——编者注](因为这是一个装腔作势、矫揉造作而实质上却粗俗鄙陋的女人;她的卑鄙明显地表现在:例如她尽量勒索了施特罗特曼、冯·布吕宁克夫人的钱财,对他们毫不感激等等)的死,就象这个贱妇自己过去利用“金克尔的被打穿了的帽子”一样,她曾经从伦敦给德国写过这样的话:“你们是否明白,被视为全体流亡者的母亲意味着什么?”这个贱妇在她同哥特弗利德象乞丐一样跑遍西蒂区的所有犹太人那里的时候,就是这样写的。
  在弗莱里格拉特给我的词藻华丽的信中还有一些使我不喜欢的东西。我应当把他反对大赦狂,即实际上反对鲁道夫·施拉姆的特异反应看成一种革命的表现。但是,我们的弗莱里格拉特几星期前已在英国取得国籍了,而如果在可爱的动产信用公司存在期间他留恋起在德国的一个报酬不高的职员职位来,那他真是个傻瓜了。我记得很清楚,当人们已经大谈其大赦而瑞士银行总行还没有在伦敦交易所占有一席地位的时候,弗莱里格拉特夫人就非常认真地竭力说服我,不要对接受大赦表示异议。
  所有这些先生们都感到又有一种运动开始了,当然,他们都打着自由的旗帜挤上台去。
  附上的诗和信,请保存。
  我家里从来没有这样黯淡、凄凉。因为我的妻子甚至不能为孩子们办圣诞节的东西,反而受到各方债主的催逼,同时还要誊抄手稿[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抽空到城里跑当铺,自然她的情绪很低。此外,我的妻子说得很对,在她不得不遭受一切艰难困苦之后,革命时期的情况还会更坏,而且那时她还会有幸看到,这里的一切健谈家将怎样再度欢庆胜利。女人就是这样。弗莱里格拉特夫妇等人以及其他熟人的女人行径,引起了她的公正的痛恨。她说,在战争中就得按战争办事。但是并没有任何战争。全都是些庸俗寻常的事。
  祝好。

你的 卡·马·




  注释:
  [290]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是司徒卢威的论文《教育给予自由!》(《Bildung macht frei!》),原载《社会共和国》,1858年11月27日《新时代》予以转载,没有署名。——第359页。
  [291]指弗莱里格拉特1858年12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以及他因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妻子约翰娜·金克尔的死和安葬而写的一首诗《约翰娜·金克尔安葬之后》(《Nach Johanna Kinkel Begräbnis》)。这首诗刊载于1858年12月11日的《新时代》。——第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