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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4月23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弗雷德：
　　明天我立即写信给德纳。你可以想象，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多么应时。这也使我妻子感到宽慰，这在她目前的情况下，是很重要的。我现在就给施特芬写信（这家伙没有通知我就搬了家，不过仍住在布莱顿）。皮佩尔——你会记得我曾在以前的一封信里［见本卷第97页。——编者注 ］提到过—从圣诞节起在博格诺尔当了教师，当然，我不会去动他。他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庸俗、懒惰、无用，而且越米越会花钱。他现在在牧师那儿工作，在牧师的管教下，他是会改正的。而且这个家伙离开我的时候，正当我妻子有病，他认为我不能缺少他，看来并不反对以较优厚的条件劝他留下。我根本没有那样做，相反地，只是对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职位表示满意。事实表明，“缺少不了”他仅仅是他个人的幻想。我妻子执行秘书的职务，没有了这位高贵青年的一切烦扰。给女孩子们授课他也完全不行。因此，这次变动对双方都有好处。如果这个家伙会—我确信这一点—重新成为有用的人，那是因为他认识到我不需要他这一点对他起了很大作用。
　　因此，根本谈不上在伦敦这里建立一个机构。这里没有合适的人。可能，——过几天我就会知道，——德纳已直接向弗莱里格拉特约稿。我们的弗莱里格拉特对自己的职位又不满意了，然而，他在那里能十分稳当地拿三百英镑，而且几乎不做什么事。使他烦恼的，一方面是股东们向他发泄不满的那种牢骚和怨言，另一方面自然是他的地位不明而责任重大，给他的却只不过是形式上的自主。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解释他的情绪的。而实际上，我看在这后面隐藏着他对一切责任的厌恶。象在胡德公司工作时一样，有个职员的位置，而又能摆脱责任，这在现在和将来都是他的理想。其次，他的诗人的荣誉与汇率之间的冲突也使他苦恼。从他偶然的流露中我可以看出，所有这些动产信用公司的人暗中都惶惶不安。一个伦敦交易所的老手肯定地对他说，在他四十年的经历中，还没有看到过象现在这样的慢性危机。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空闲，但什么时候总要详细研究一下汇率与贵金属储备量之间的关系。货币本身在决定利率和金融市场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很惊人的，是与政治经济学的所有规律完全矛盾的。刚出版的图克写的两卷《价格史》是很重要的著作。可惜，这个老头子因为要把自己的观点与“通货原理”派114的观点直接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全部研究变得完全片面了。
　　我已在两星期前写信给德纳，要他退还你的巴赞库尔。
　　乌尔卡尔特派预付给我十英镑，—我应当给他们开一张详细账单，—这笔钱来得正好，因为刚够我付清面包商和肉商的欠款。女孩子们长得很快，她们的教育费用也更贵了。她们现在上女子中学，由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图画教师个别授课。现在我还得给她们找个音乐教师。她们学得非常快。最小的女孩子—小宝宝—特别机灵，她硬说她有两个脑袋。
　　就我这方面来说，最乐意给德纳写的是《李嘉图》、《西斯蒙第》等这类条目。这些东西无论如何可以写得象美国佬所要求的那样客观。用英语写德国哲学很难。不过我将向德纳提出各种各样的题目，让他选择。
　　我不断请医生为我的妻子治病已有六个月。她确实是非常虚弱了。
　　就便告诉你，弗罗恩德医生因负债三千英镑，而资产仅二百英镑，已由破产法庭宣布破产。
　　布莱特和科布顿他们那一派无疑将恢复元气，因为孚赫当了他们伦敦《晨星报》国外栏的编辑。我现在不得不同这个家伙谈话，因为我免不了在埃德加尔·鲍威尔那里偶然碰见他。这家伙自命为世界上的头号人物。“布鲁诺·鲍威尔对自己已失去信心。他觉得不是他，而是我将征服普鲁士”。孚赫还是个奇怪的自由贸易派，他甚至不知道什么是中等阶级。他说，统治普鲁士，而且应该统治普鲁士的是“军官和大学生”。“不论哪次英国的集会，我一讲话，就能把它搞垮”。“我创造了历史。科布顿关于广州的提案145就是我起草的”。这就是他谈话中的一些精华。这个人论撒谎真是个阂豪森，论吹牛真是个毕斯托准尉。每隔半年听他吹一次倒是令人开心的。
　　在海得尔堡附近某地出版了一部《罗马史》146，据说有许多新内容，不知你或者鲁普斯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金狮”的主人现在干什么？
　　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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