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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摩里茨·埃尔斯纳



布勒斯劳［注：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1855年11月8日于曼彻斯特格林码头巴特勒街34号

亲爱的埃尔斯纳：
　　您的两封信我都收到了。第一封稍微迟到了一些，因为我妻子把它寄往曼彻斯特时偶然有所耽搁。收到您的第一封信后，我肯定您已经退出了《新奥得报》，因此我立即停止了寄通讯。而您第二封信到来的时候，我的牙痛正好发作，——这几天才好，——弄得我不能听，不能看，自然也就不能写。
　　您10月7日来信的内容，我不仅告诉了朋友们，而且也告诉了敌人；看来使他们大吃一惊。不用说您也会相信，布勒斯劳的泰梅先生和西蒙先生的教义丝毫没有感动我和我的朋友们。
　　我没有看到霍约耳，但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偶尔和他见面。霍约耳出于爱国主义，把《布勒斯劳报》带进了这里的雅典神殿[148]；这个情况使我们的小沃尔弗有从这个曼彻斯特几乎唯一的诗神避难所中被赶出来的危险。
　　博尔夏特我很熟，我已向他转致您的问候。博尔夏特同布勒斯劳的西蒙公民有经常的亲密的通信联系。他第一次问我知道不知道《新奥得报》同立宪派处于非法的同居关系时，我回答他说：“这与我有什么相干？难道您不知道，在我看来，立宪派和民主派，——至少是普鲁士的，——都是一路货？接受一部钦赐宪法而拒绝另一部钦赐宪法的民主派，同接受了第一部，而后来又同意第二部的那些人，这两者有必要加以区分吗？[574]《新奥得报》最大限度地刊载了在目前出版条件下可以刊载的一切。您还希望什么呢？”
　　我接到巴黎特别熟悉情况的一些人的来信。据他们说，帝国的声望越来越低。郊外到处在说，“它快要完蛋了”。情况确实很严重，这从社会生活中的两件事可以看出来，这就是总检察官卢兰的演说和《立宪主义者报》刊登的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论未来革命的恐怖”的文章。未来革命的可能性，甚至格朗尼埃先生也认为是无疑的了。
　　这里关于“侨民问题”（泽稷岛等等）的丑剧是雷声大雨点小。[575]舆论坚决地转而反对政府，我甚至想，这本来就是政府的一个打算。它这样笨拙地、使人啼笑皆非地向波拿巴的第一批要求让步，正是为了用实际向他表明，对英国政府说来，作进一步的让步是不可能了。假如政府严肃地看待这件事，它就会更灵活地行事，而不会在议会开会前很久就采取它那荒谬的步骤。当然，帕麦斯顿不喜欢流亡者，但是他认为他们是他手边随时可以用来吓唬人的东西，需要的时候就威胁大陆说：“看我来教训你！”不过，内阁的交椅他坐得很不稳，然而把老狐狸拉下马来也决不是容易的事。
　　您如果还有事相告，来信请写我原来的地址（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因为我不知道我在这里还要住多久，把信寄到上述地址，我妻子总会收到的。隆格和夫人在伦敦开办幼儿园；金克尔和约翰娜［注：约翰娜·金克尔。——编者注］希望革命还不致很快就到来。卢格有时在布莱顿讲学，他硬要使英国人相信德语是最可憎的语言；陶森瑙、梅因之流在痛骂“法国的流亡败类”（包括维克多·雨果），由于他们，这些“当局许可的阴谋分子”有被剥夺“避难权”的危险。
　　恩格斯和鲁普斯要我向您转致衷心的问候。我已经有两星期没有见到博尔夏特了。

您的　卡·马·



　　注释：
　　[148]雅典神殿——在英国许多城市，包括伦敦、曼彻斯特等地，有过一些以这个名称命名的文人学者聚集的俱乐部。——第156、182、190、229、630页。
　　[574]“钦赐宪法”——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11—12月普鲁士反革命政变之后所“钦赐的”一些宪法。其中头一部是1849年12月5日在解散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同时公布的。在普鲁士实行了两院制，国王不仅保留着撤销两院决议的权利，而且还保留修订宪法个别条文的权利。反动势力的进一步加强，导致了下述的这些结果：1849年4月解散了根据钦赐宪法选出的第二议院；以有很高的财产资格限制的三级选举制代替了普选权，实施了于1850年1月31日生效的新的更加反动的宪法。在此以前新选出的下院代表中奴颜婢膝的多数，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派——立宪派，他们拥护国王所提出的新宪法，而资产阶级民主派则主张保持原来的1848年宪法。——第630页。
　　[575]1855年10月10日法国流亡者在泽稷岛出版的机关报《人》报，发表了一封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公开信，信是由伦敦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首领之一费里克斯·皮阿就1855年女王访法一事而写的。由于公布这封冒险性的煽动性的信，结果只是使英国政府为讨好拿破仑第三而把许多法国流亡者（其中包括维克多·雨果）驱逐出泽稷岛；当时还传闻，要恢复所谓的外侨管理法案（见注429）。——第6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