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和戈洛文先生想把我在1848和1849年编辑的《新莱茵报》卷入他们与弗·马·之间关于巴枯宁的论战,等等。赫尔岑和戈洛文先生的诋毁,丝毫没有触动我。但是,……请允许我说明事情的实际情况”。接着是列举事实:
“1848年7月5日,我们收到两封巴黎来信,一封是哈瓦斯通讯社的,另一封是一位波兰流亡者的(我这样称呼艾韦贝克);在两篇报道中都肯定地说,乔治·桑掌握有一些足以使巴枯宁声名扫地的信件,这些信件揭发巴枯宁在最近和俄国政府建立了联系”;
“7月6日我们发表了这封来信,不是哈瓦斯通讯社的报道,而是我们巴黎通讯员的信”;
“巴枯宁在《新奥得报》上声明说,早在我们发表这篇通讯之前,已有类似的谣传流行于布勒斯劳[注:弗罗茨拉夫。——编者注],这些谣传来自俄国大使馆,他将写信给乔治·桑,这是驳斥这些谣传的最好方法”;
“8月3日科斯策尔斯基先生转交给《莱茵报》[注:《新莱茵报》。——编者注]一封乔治·桑写给该报编辑的信,这封信当天就发表了,并加有下面的按语:”(接着是《新莱茵报》上的一段话[287]);
“8月底我路过柏林时,会见了巴枯宁,和他恢复了我们之间过去的友谊”;
“10月15日(或在此前后),《莱茵报》[注:《新莱茵报》。——编者注]谴责了普鲁士内阁驱逐巴枯宁出境”;
“2月15日(1849年),《莱茵报》[注:《新莱茵报》。——编者注]刊载了关于巴枯宁的社论,开头的一句话就是:‘巴枯宁是我们的朋友’”[288];
“在《纽约论坛报》上,我对巴枯宁参加我们的运动给予了应有的评价[289],如此等等”。
我的声明是这样结束的: “至于说到弗·马·,既然他顽固地认为大陆的革命有利于俄国的秘密阴谋,那末,如果他想立论严整的话,他就不仅应该谴责巴枯宁,而且也应该把任何大陆革命者一概都当作俄国间谍加以谴责。在他看来,革命本身就是给俄国作间谍,巴枯宁又怎能不是呢?”
最后,在“应该怎样写历史
[注:下面这篇刊登在1853年9月3日《晨报》上的戈洛文的短文,是由皮佩尔抄录的。——编者注]
(一个外国通讯员)
巴枯宁是俄国间谍,——巴枯宁不是俄国间谍。巴枯宁在什吕谢尔堡要塞备受虐待,已经死在那里了,——巴枯宁没有死,他还活着。巴枯宁已被充军,流放到高加索去了,——不,他没有被充军,他仍然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里。这就是轮流在报刊上出现的关于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相互矛盾的消息。在一切都可以被广泛宣扬的今天,我们只有确定了假的东西才能得到真的东西。然而巴枯宁没有领俄国军事部门的津贴是否被最后证实了呢?
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不知道,人道使人们处在互相制约的关系中;他们不知道,我们使德国摆脱俄国现时对它的影响,同时也可以
反过来影响俄国,把俄国
重新推向专制制度的怀抱,直到它容易被革命攻破为止。对于这些人,要使他们相信巴枯宁是进步的世界主义的最纯洁而慷慨的代表之一,那是白费气力的。
法国有句谚语:‘诽谤,诽谤,总会留点影响。’巴枯宁的一位朋友在1848年所支持的对他的诽谤,在1853年又被一位姓氏不明的人散布着。还有一句谚语:‘只有自己人才出卖自己人,宁愿和聪明的敌人打交道,也不愿和愚蠢的朋友讲来往。’不是那些保守派报纸散布对巴枯宁的诽谤,而是一家朋友的报纸表示了这种关切。
谁能够哪怕是在一刹那间忘记——就象马克思先生那样忘记——巴枯宁并不是生就的一副警探的骨头,这样的人的革命感情显然是非常淡薄的。为什么他不至少象英国报纸通常所做的那样,不发表波兰流亡者告发巴枯宁的信呢?他不会为他的名字与诬告联系在一起而感到遗憾。”
我想用下述声明(见后)回答这个家伙,请你从文字上加以修改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