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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马克思
亲爱的马克思：
小册子［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的印刷费，我顶多只能给你筹寄两三英镑——目前我自己也缺钱。但是，印三印张却要花十到十二英镑，而装订成册，等等，还要花得更多。如果这东西不在大陆上由某一个出版商负担费用或者至少分担费用印出来，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在普鲁士等地，只要书一到，就会被没收，而且出版商还会欺骗我们。这样一来，我们的钱只好算是牺牲到这件事情上了，因为从英镑、先令、便士等等来说，大概不会有任何结果。现在要问，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花这一笔钱？把东西压缩成一到一个半印张，使费用跟我们的能力更相称一点，不是更好一些吗？12月和1月是我一年中最困难的月份；在2月以前，我大概也别想进一步付出抵偿开支的费用。如果我们赊账排印，那末，印刷厂主终究会在付清这笔钱以前把书扣下来，就象在魏德迈那里发生过的情况一样[200]。尽管如此，我们应该预先看一看，推销小册子的可能性怎么样；目前我差不多看不出任何可能。
维尔特将于明天到伦敦去；12月2日他将从南安普顿乘船出发。他为旅途用品花了很多钱。施特龙也在这几天到伦敦去，再从那里到大陆。由于他的营业（而且听说还是靠别人的资本搞的）需要他花大笔旅费，从他那里也就不可能榨出任何东西。因此，我们大家都很困难。
我认为，如果你没有可靠途径通过出版商推销这个东西，那末它甚至不会引起注意，并且会无声无息，就象流亡者中所有出版物一样，而在德国连看也不会看到它。这就很糟糕了，从某一方面来说，甚至比根本不出版还糟些。因为这会当众证明，我们的能力只限于微不足道的国外的德文报刊，此外我们什么也干不成。同毕尔格尔斯的通告[185]有关的耻辱，我们如果采取我们神秘的写作立场还可能避免，但是，这个东西却可能因为这样证实我们写作的无力而有损声誉。普鲁士政府看到我们公开宣传的工具不过就是1831年流亡中的蛊惑者[201]所有的、并且差不多等于零的那些工具，是会高兴的。情况如此，很糟糕，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自己不广泛宣扬这一点，就会好一些。甚至本来可望有最大销路的莱茵省，自从那里的陪审法庭规定具有叛国性质的通讯……［注：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是一种新罪行以来，如果我们不损伤数以百计的人的名誉，就一本也送不进去。
我将在12月1日或2日寄钱给你；对这件事你再考虑一下，如果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印小册子比完全不印仍然要好一些，那就至少要想法把一切安排好，使得我们不致在付款方面处境困难，因为我已经说过，在2月以前我无力承担任何义务。
维尔特也许已经写信告诉你：按照所说的地址——新王街58号或59号，甚至在整个柏林，无法找到克·柯尔曼先生，并且谁也不知道有这个姓的出版商。显然，人家仍然想愚弄我们。班迪亚先生现在暂时从我这里什么也收不回去。寻根究底原来“推销人”舒耳茨和死去的警官［注：文字游戏：“舒耳茨”的原文是《Schulz》，“警官”的原文是《Polizeischulze》。——编者注］是同一个人。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过两个多星期我将去伦敦。
你的 弗·恩·
注释：
[185]恩格斯指对毕尔格尔斯提出的起诉书的主要内容：他参加了1850年12月1日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的起草和1851年5月他按照科伦中央委员会交给的任务从科伦前往汉诺威、汉堡、柏林、布勒斯劳、德勒斯顿等地。起诉书企图把毕尔格尔斯的文件和宣传旅行，以及下面提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特使诺特荣克1851年5月到莱比锡的旅行（他在这次旅行期间被捕），当作被告们参加广泛的共产主义密谋的证据。
1850年12月1日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们、主要是毕尔格尔斯，鉴于同盟的分裂而起草的。告同盟书的起草者们，整个说来，是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他们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指出了理论对于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告同盟书中说，科伦中央委员会把维利希和沙佩尔所建立的单独联盟的全部成员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然而这个文件没有揭示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的真正原因，把分裂的过错部分地也归咎于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们。告同盟书的个别论点带有含混的、不明确的性质。告同盟书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们被捕而落入警察之手以后，曾被刊登在1851年6月22日《德勒斯顿新闻通报》第171号和1851年6月24日《科伦日报》第150号。——第187、199页。
[200]指魏德迈在纽约出版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所遇到的资金上的困难。——第198页。
[201]恩格斯指的是德国的反动的政治局势，这种局势是在受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影响而力图恢复民主运动的活动被镇压以后出现的。
关于蛊惑者，见注168。——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