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莱茵报》第177号上刊登了一篇12月21日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发出的通讯报道,通讯中无耻地捏造说,我以警探的身分到法兰克福去,侦察杀害利希诺夫斯基公爵和奥尔斯瓦特将军的罪犯。您可以从附件中看出,21日我的确是在法兰克福,我在那里总共只呆了一天,唯一的目的是调解当地居民冯·施韦茨勒夫人的私事;我早已回到了柏林,而且我在这里恢复我的律师活动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此外,我不妨介绍您去看一下12月22日的《法兰克福总邮报》第338号和这里的《国民报》第248号对此所发表的正式辟谣。我相信,由于您热爱真理,我能指望您会马上把所附的辟谣刊登在贵报上,并向我指出那个假报道的作者;正如您理应做的那样,因为我不能让这类造谣中伤的行为不受到惩罚,否则,非常遗憾,我本人将不得不对最可敬的编辑部采取措施。
我认为,近来我对民主所作的贡献比任何人都要大。正是我,使成百的民主派被告摆脱了刑事法的法网。正是我,甚至在这里实行戒严的情况下,当胆小鬼和无耻小人(所谓民主派)早已从战场上逃之夭夭的时候,英勇无畏始终如一地反对当局并且一直继续到现在。如果民主派机关报这样对待我,这就难以鼓励我作进一步的努力。
可是,在这一件事情上真正是最好的一点,就是民主派机关报所表现的迟钝。关于我以警探的身分到法兰克福去的谣言,最初是由《新普鲁士报》这家声名狼藉的反动派机关报放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暗中破坏我的对这家报纸有妨碍的律师活动。柏林的其他报纸早已驳斥了这一点。但是,民主派的报纸却如此平庸无能,竟重复这类愚蠢的谎言。如果我想以密探的身分到法兰克福去,当然所有的报纸事先就不会报道这件事情了;法兰克福有足够的高明官员,普鲁士何必要派警官到那里去呢?愚蠢始终是民主派的老毛病,而它的敌人却因狡猾获得了胜利。同样,有人硬说什么我很多年以前曾在西里西亚当过警探,这也是一种卑鄙的谎言。我当时是被正式任命的警官,并作为警官履行自己的职责。有人到处散布关于我的卑鄙的谎言。哪怕让一个人出来证明,我企图对他阿谀奉承而取得信任,那也行。扯谎和妄下断语每个人都会。
因此,我期待您(我认为您是正直而可敬的人)立即给我满意的答复。我们的民主派报纸由于大肆造谣而弄得威信扫地,您切不可追求这样的目的。
忠于您的
法学等等博士施梯伯
1848年12月26日于柏林骑士大街65号”[172] |
“兹证明施梯伯博士先生上星期受我的委托到法兰克福和维斯巴登调解我的私人诉讼案件一事属实。
施韦茨勒·冯·累克顿议长未亡人盖章
路易莎勋章获得者” [注:以上信件由燕妮·马克思抄录;在信的下面,马克思写了(请看背面)。——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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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你把下面这几行写给施奈德尔,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