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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海尔曼·艾布纳尔[442]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副本］
［1851年8月下半月于伦敦］

　　……您大概在各种德文报纸上读到了半政府的《石印通讯》上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伦敦的官方德国流亡者向公众宣布他们兄弟般的团结，宣布他们已组成一个完整的组织。所有渴望达成协议的民主派分成三个集团：卢格集团，金克尔集团和难于描述的维利希集团。在这三者之间，还飘荡着持中间立场的众神：小文学家，如梅因、孚赫、奥本海姆等，前柏林协商派[264]，最后还有陶森瑞和一些奥地利人。
　　我们应当从欧洲民主派中央[162]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阿·卢格谈起。阿·卢格确实不是作为一个戴着桂冠的人物来到伦敦的。大家只知道他在紧急关头从柏林溜走了，后来向布伦坦诺谋求驻巴黎公使的职位也没有成功；在整个革命时期，每当幻想散布开来的时候，他总是用坚定不移的态度支持这种幻想，有一次灵机一动甚至发现按照“德骚的榜样”最能解决当前的冲突。他正是这样称呼那个小小的典型的保皇立宪民主国家的滑稽戏的。但他坚决地决定要在伦敦成为一个大人物。象往常一样，他采取同德国的一家民主派的地方报纸建立联系的办法，以便有可能用关于他自己是个重要人物的无稽之谈来肆无忌惮地引起德国公众的注意。这一次好运气落到了《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的身上。现在卢格可以开始他的下一步行动了。因为他讲的完全是半通不通的法语，所以没有人能妨碍他以德国最出色人物的姿态自荐于外国人，但是马志尼立刻就完全准确地看出他是一个平庸的人，他可以不客气地委托此人以德国人的名义在他的宣言上签名。于是，阿·卢格便成了欧洲临时政府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正如赖德律－洛兰有一次所说，是马志尼的人。阿·卢格感到他已经超过了自己的理想。然而，现在问题在于，也要在马志尼和赖德律－洛兰的心目中使自己显得象个政权的样子，并证明他除了不清白的名字外还将有更多的东西投到天平上去。因此阿·卢格决定完成三大壮举。他同豪格、隆格、司徒卢威和金克尔等先生们一起组成了所谓的德国中央委员会[207]。他创办了一家杂志，名称很谦逊：《宇宙》，最后还发行了一千万法郎的公债在德国人民中间推销，他向德国人民保证以争取自由作为报答。一千万没有收到，然而《宇宙》却完蛋了，中央委员会也分裂成为它最初的几个组成部分。《宇宙》只出了三期。卢格的典型风格把世俗的读者们都吓跑了。但是，却利用《宇宙》杂志做了很多事，阿·卢格得以在纸上表达自己对于女王邀请冯·拉多维茨先生，而不邀请他到温莎城堡去所感到的惊讶，另外他本人编造了一些信件，在这些信里，他“以临时政府的身分”从德国向自己致敬，并以自己的轻信的朋友们的名义，对他回国以后“国家事务”将不允许他保持各种更亲密的私人关系而事先表示遗憾。
　　由卢格、隆格、豪格、司徒卢威和金克尔等先生们签名的关于号召认购一千万公债的呼吁书[443]还没有登出，突然谣传伦敦西蒂区有人正在按捐款签名单为司徒卢威赴美募款，而另一方面，《科伦日报》登载了约翰娜·金克尔太太的声明：她的丈夫根本就没有在这个宣言上签名，并且已经退出了刚刚成立的中央委员会。
　　大家知道，司徒卢威先生在三月革命前后的全部政治上的英明，不过是鼓吹“憎恨君主”而已。然而在伦敦，他为了得到现款，不得不给卡尔·不伦瑞克公爵的德文报纸［注：《德意志伦敦报》。——编者注］撰稿，甚至还得受公爵先生阁下的亲手检查。这件事报告给了马志尼，当司徒卢威先生想看到自己的名字炫耀在欧洲通告上的时候，马志尼却加以禁止了。司徒卢威就一去不复返，他怀着对中央委员会的极度愤恨到了纽约，以便把自己的固定观念，把自己少不得的《德国旁观者》移植到那里的土壤上去。
　　至于说到金克尔，正如阿·卢格在纽约《快邮报》上喋喋不休地所说的那样，他的确没有在呼吁书上签名，然而他是赞成呼吁书的；呼吁书的草案是在他的房间里拟定的，他还亲自转寄了一部分到德国去，而他退出中央委员会只是因为委员会选出的主席不是他，而是豪格将军。阿·卢格在作此声明时尖锐地攻击了他称之为民主派的贝凯拉特的金克尔的“虚荣心”，并且对约翰娜·金克尔太太也表示怀疑，因为为她效劳的是《科伦日报》这种被禁止的报纸。
　　因此，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就只剩下了卢格、隆格和豪格三位先生；甚至阿·卢格也已经明白，这样三个人不但不能创造新世界，而且什么也创造不了；但是，不倦的卢格还不愿认输。对这位大人物来说，全部问题仅仅在于做点什么事情，使他能象个忙于深奥的政治计谋的人，而首先是使他有理由摆出要人的样子对一切作出判断，东奔西跑，进行谈判，醉心于洋洋得意的空谈和在报纸上播弄是非。他真走运，菲克勒尔刚刚到了伦敦。金克尔先生的妄自尊大态度对他和其他两个南德人即戈克和济格尔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同时济格尔决不会愿意受维利希的指挥，戈克也决不会接受维利希改善世界的计划。而且这三个人对于德国哲学史知道得太少了，以致把卢格当成了大思想家；他们太天真了，以致受了他的伪装纯朴的欺骗；他们太富于庸人般的美德了，以致把这位所谓的流亡者所有的奔忙都信以为真。正如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注：戈克。——编者注］在给纽约《快邮报》编辑部的信中所说，他们决定试图同其余的集团联合起来，以便恢复奄奄一息的中央委员会的名声。但是，就是这位记者却又抱怨说，实现这个虔诚而善良的意图的希望很小；金克尔还在搞阴谋；他同他的救命恩人［注：叔尔茨（1850年曾帮助金克尔越狱逃跑）。——编者注］、他的传记作者［注：施特罗特曼。——编者注］和几个普鲁士中尉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先暗地里活动，秘密地逐渐扩大，尽可能地掌握民主派的资金，然后作为强大的金克尔的党突然地公开出现；但是据说，这既不诚实，又不合理，也不明智。卢格也就在同一号报纸上对“绝对的受难者”作了几个侧击。就在纽约《快邮报》把这种流言蜚语传到伦敦来的同一天，举行了敌对集团的第一次正式的团结友爱纪念会。但这还没有完！阿·卢格通过纽约《快邮报》在美国征求倒霉的欧洲公债的认购者。曾在《科伦日报》上否认这件令人可笑的事的金克尔，现在却在大洋彼岸的报纸上独自出面号召认购公债，并且还说，应该把钱寄给享有最大信任的人；不用说，他就是这样的人。
　　他要求先交纳五百英镑作为印制革命纸币之用。卢格立刻在《快邮报》上宣布，他，卢格，是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财务员，在他那里可以得到已经准备好的债券。因此，对于势必丧失五百英镑的人来说，取得现成的债券总比去买还不存在的要聪明得多。而《快邮报》编辑部相当露骨地声称，如果金克尔先生不放弃自己的计谋，那就要宣布他是革命的敌人。最后，当卢格在《快邮报》上搬出他那每星期一次的谰言，在报纸的各栏里装模作样，把自己打扮成未来的人物，并庆贺自己占有了所有与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相称的要职的时候，金克尔却在《快邮报》的直接对手《纽约国家报》上写道：
　　“你们看，在大西洋彼岸正在十分内行地进行战争，而在此岸却在交换着犹大的亲吻。”
　　如果您问我，象阿·卢格这样一个实际上从来毫不中用，理论上早就完蛋，只具有典型的混乱文体的特点的人，他怎么还能起某种作用，那末我首先指出，他的作用只是在报纸上撒谎，他靠他所特有的极大的热心和用各种最卑贱的手段竭力传播这些谎言，企图使他自己和别人都相信谎言的真实性。至于他在这里的所谓流亡者中的地位，那么正好同他相称，虽然他只是一条汇流着整个这个民主派的所有矛盾性、不彻底性和局限性的阴沟。作为流亡者所固有的通病——思想模糊和糊涂的典型代表，作为他们的孔夫子［注：俏皮话：“孔夫子”在德文中是《Konfuzius》，同“糊涂虫”（《Konfusius》）一词发音相似。——译者注］，他理应在他们中间为自己确立显眼的地位。
　　您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金克尔怎样随着他所认为的人民感情的风向，忽而出现在前面，忽而躲在后面，忽而着手某项事业，忽而又把它抛弃。在为短命的《宇宙》写的一篇文章里，他特别赞赏挂在水晶宫[444]里的一面大镜子。这里摆在你面前的就是这个人的全貌：镜子是他的生命的要素。首先，按其实质来看，他是个演员。他主要扮演德国革命的受难者的角色，所以他在伦敦这里获得了本来是对其余的斗争牺牲者所表示的那种尊敬。但是，他一面让唯美主义的自由资产阶级公开地酬谢他并祝贺他，同时却背着这个资产阶级同以维利希为代表的渴望达成协议的流亡者的极端派进行被禁止的交往，他认为，这样做既能保证自己博得现在的资产阶级的欢心，又能保证自己对革命的未来的权利。他在这里的生活同他过去在波恩时的俭朴生活比起来，可算是豪华了，但是他往圣路易斯写信，说他生活得象一个穷人的代表所应该的那样。总之，他遵照规定的礼仪对待资产阶级，同时又毕恭毕敬地奉承无产阶级。但是，作为一个想象力大大超过理智之声的人，他不可能不表现出一个暴发户的粗暴和狂妄，这使得不少迂腐的道德高尚的流亡中的大人物离开了他。据说，他现在打算周游英国，以便在各个城市向德国商人发表演说，接受别人的敬意以及把通常只是在南方土地上才有的收获双季庄稼的特权移植到英国的北方土地上来。金克尔如果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有雄心的人，那他就错了。他是一个充满贪欲的人，而且命运除了把他引向他的愿望的目的，并把他安置到重要的地位上去以外，是再也不能跟这个滥用漂亮词句的无害的人开更恶劣的玩笑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会遭到无法挽救的彻底惨败的下场。
　　最后，关于维利希，我只把他的熟人的看法告诉您。他们全都认为他是个目光短浅的空想家。他们对他的“天才”表示异议，可是正因为如此，他们宣布他“倒有性格”［注：暗指海涅的讽刺诗《阿塔·特洛尔》第24章里的一句诗：“不是天才，倒有性格。”——编者注］。他自己对这种地位暗自高兴，并且用比预料的要多的普鲁士式的狡猾利用这个地位。现在您了解到未来的大人物了。
　　官方流亡者的总数，除了极少数例外，是由零构成的，其中每一个零都认为，如果它同别的零一起构成一打的话，它就成为一。由此产生了他们经常的想统一和合并的企图，这些企图总是由于这些渺小的大人物之间的小小的无谓争吵、倾轧、卑鄙行为和竞争而失败，但是又经常地这样干。他们一方面在北美报纸上彼此相互攻击，一方面又想面对着德国结成一条战线；他们聚集成一大堆散播流言蜚语的乌合之众，同时认为，这样才造成有力量和牢固的组织的效果。他们经常要自己相信，为了使公众敬仰，他们始终还缺少点什么东西；因此他们也就有组织地把每一个新来的流亡者招募到自己一边去。他们为了使弗莱里格拉特脱离马克思和把他拉到自己一边所做的努力既是死乞白赖的，当然也是徒劳无益的；为此他们现在用沉默来惩罚他。为了使他加入他们的正义者同盟，金克尔试用过一切手段，而阿·卢格甚至用书面形式向他呼吁。现在，他当然也和威·沃尔弗和其他与这种麻烦离得远远的流亡者一样，不属于“这一类流亡者”。又多一个人！如果要这些革命的卡普勤教士，这些革命的行乞的教士献出什么东西的话，那末为了多一个人，特别是多一个象弗莱里格拉特这样的如此有声望的人，他们会献出一个王国。追名逐利之徒和沽名钓誉者——就是这些人组成了流亡者的总和。这些先生们认为，革命即将来临，而他们当然要为革命做好准备。于是，帝国议会的成员们便在瑞士成立了类似的同盟，同盟中未来的职位已经根据教阶制原则按次序分配好了。在这当中，在谁应该当第十七号或者第十八号代表的问题上进行了一场激烈斗争。
　　您对这些先生们把半政府的《石印通讯》变成自己的《通报》［注：官方通报。——编者注］感到奇怪。如果我对你说，他们这些下流作家中有一个人经常为《新普鲁士报》胡乱写稿，另外有一个人正在做亲俄的《纪事晨报》的助手工作等等，那么您就不会再感到奇怪了。不过，这绝不是背着官方流亡者进行的。不仅如此，他们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是以宣读《石印通讯》的文章开始的。他们大约有五十人，而且在第二次会议上这个数字就减少了一半以上。不和的种子已经在这些渴望达成协议的人们中间开出了灿烂的花朵，不过，正如其中有一个人秘密地表示的那样，这些人仅仅是些“流亡者上层”。普通的工人流亡者群众一个也看不到。
　　如果说亲如兄弟的流亡者在某一点上是一致的话，那末这一点就是他们对马克思的普遍的疯狂的仇恨，出于这种仇恨，他们准备去做任何蠢事，去干任何卑鄙勾当，去搞任何阴谋，只是为了发泄自己对这个bête　noire〔骇人的怪物〕［注：直译是：黑兽。——编者注］的恼怒和愤恨的感情。要知道这些先生们甚至不厌弃同古比茨的《伴侣报》的前撰稿人贝塔（也叫贝特齐希）建立联系，并以这位大作家和爱国者为媒介，在快活的酒馆老板路易·德鲁克尔的机关报上怀疑马克思搞间谍活动，理由是，他是普鲁士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夫。冯·威斯特华伦先生同马克思只打过一次交道，这一次就是，他通过没收贝克尔的印刷所并把在科伦的海·贝克尔投入监狱的办法，破坏了贝克尔开始出版的、第一分册已经问世的《马克思文集》的出版，并且阻挠出版已在印刷中的杂志。由于萨克森政府公布了共产主义的告同盟书，对马克思的仇恨就更加增加了，因为他被认为是这份告同盟书的作者。[445]不过，马克思已经多年完全埋头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史，他正如弗莱里格拉特以及他们共同的朋友一样，既没有愿望也没有时间来回答这些亲如兄弟的流亡者的流言蜚语。
　　可是，越是不理睬他们，这些未来的哈巴狗就越是狂吠不已。过早去世的古斯达夫·尤利乌斯，这个有充分的批判能力和学术上有造诣的人，现在也被流亡者宣布为他们的拥护者；他们的无聊而荒唐的勾当使他十分厌烦，所以他在去世前几个星期给一家北德意志的报纸寄去一篇详尽地描述流亡者的文章，但是，这家报纸拒不发表……


　　注释：
　　[162]马克思是指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告德国人》，这个宣言刊登在1850年11月17日该委员会的刊物《流亡者之声》（《La　Voix　du　Proscrit》）上面。
　　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是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1850年6月在伦敦成立的。加入该委员会的还有赖德律－洛兰、达拉什和卢格。该委员会是联合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组织。这个无论在其成分上和思想立场上都极端复杂的组织存在时间不长，由于意大利和法国民主派流亡者之间的关系尖锐化，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于1852年3月实际上已经瓦解。——第169、341、570、583、594页。
　　[207]马克思的这封信的开头部分写在威廉·皮佩尔于1851年3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的最后一页上。皮佩尔在他的信中受马克思的委托全文援引了卢格、司徒卢威、豪格、隆格和金克尔以当时他们建立的所谓“德国事务委员会”的名义于1851年3月发表的宣言《告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个宣言的摘要发表在自己的抨击性小册子《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44—345页）上面。——第241、276、595页。
　　[264]马克思是指在革命时期于1848年5月为了“根据同王室的协定”制定宪法而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前议员。——第337、348、594页。
　　[442]马克思给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新闻记者艾布纳尔的这封信，以及本卷发表的马克思1851年12月2日给艾布纳尔的信（见本卷第610—614页）于1956年第一次刊登在《奥地利国家档案公报》第9卷（《Mitteilungen　des　?sterreichischen　Staatsarchivs》．Bd．9）上。从《公报》所发表的其他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些信件在艾布纳尔收到以后立即就被他转交到奥地利警察局的手里去了，正如后来查明的那样，艾布纳尔在这个时期是它的秘密情报员。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没有能了解到艾布纳尔同警察局的联系。艾布纳尔送给警察局的文件，后来转到了奥地利内务部，然后又转到外交部，从那里才转到了奥地利国家档案机关。在奥地利档案机关里保存下来的第一封信，是不知什么人转抄的抄本；第二封信是马克思亲笔写的。第一封信里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第二封里没有开头。显然，这些地方都是艾布纳尔在送给警察局时抹去的。
　　马克思把揭露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阴谋和吵闹的这些信寄给艾布纳尔，目的是让这些信的内容在一个刊物上发表，因为艾布纳尔同许多报纸和杂志有联系。马克思同时也力图公开驳斥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集团所散布的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他们所写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中广泛地利用了这些信件中的材料。——第594、610页。
　　[443]指的是所谓的“德国事务委员会”出版的宣言《告德国人》（见注207）。——第596页。
　　[444]水晶宫，用金属和玻璃构成，是为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工商业博览会建造的。——第599页。
　　[445]看来，是指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著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第6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