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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由于乱七八糟的家务事，我直到现在才给你写几行字，这你是可以理解的。
你记得，皮佩尔在上一封信中说，我的反蒲鲁东的书［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指的是打算要出版的德译本）。——编者注］不久就可以订合同。而从这次附上的信中，你可以看到，他对这个稿件连提都不提了。这正是我们的好朋友们半年来使我领教过的那种办法。另一方面，艾布纳尔写信告诉我，勒文塔尔打算出版一卷试一试，但是他没有提到我必须从“政治经济学史”开始。这样就会把我的整个计划推翻。艾布纳尔还说，勒文塔尔只能出“很少”的价钱。如果他出版我想首先出版的东西，我就同意。但是，如果他要迫使我毁掉整个计划，那他一定要象我直接根据他的约稿而写作那样付给我稿酬。不过我还是暂时让艾布纳尔随意处理。他告诉我，得不到我的同意，他就不订合同。你说该怎么办？
我们在科伦的人终于要到陪审法庭受审了，这是个好消息[286]；杜塞尔多夫的出版商许列尔昨天有把握地告诉我，要到12月陪审法庭的特别法庭开庭时才进行审讯。
顺便提一下，不要忘记立刻把纽约《快邮报》给我寄回来。班贝尔格尔正在催促，而这也是从他那里得到以后各期的唯一办法，以后各期必定载有各种有趣的东西。
我知道，你自己现在也很拮据，我突然到曼彻斯特并对你进行掠夺[287]，就更加重了你的困难，至少这个月是这样。但是我仍不得不请求你，是否最少还能弄到两英镑。我在离开伦敦时借了两英镑并写了12月以前归还的字据。无论如何，我请你马上写信告诉我能不能办到。
埃卡留斯的兄弟［注：约翰·弗里德里希·埃卡留斯。——编者注］到这里来了。他和所有其余在汉堡被捕的施特劳宾人[50]一起被释放，还领到了释放证。豪普特本来并没有打算叛变，可以从下面事实看出来：毕尔格尔斯给他的信落到他父亲的手里，他父亲追问他这件事，并且要把信交给警察局。他阻止这样做，把信撕了，事后他又把信的碎片拿到埃卡留斯等人那里去，当着他们的面把碎片拼起来，读完以后就烧了。这件事实很重要。家庭的压力毁了这个不幸的家伙。
几天以前，我在图书馆看到蒲鲁东先生关于无息信贷驳巴师夏的作文练习[288]。就浮夸、怯懦、叫喊和荏弱来说，这东西超过了这个人以往所写的所有的东西。举一个例子：法国人以为他们平均支付五至六厘的利息。事实上他们支付十六分的利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这么一回事。抵押债务、期票债务和国债等等的利息达十六亿。但法国只有十亿黄金和白银的资本。这就是要证明的。再举一个例子：当法兰西银行建立时，它有九千万资本。当时法律允许它收五厘的利息。现在它经营的资本（包括存款等等在内）是四亿五千万至四亿六千万，其中四分之三不是它的，而是属于公众的。所以，这个银行不必收五厘，而收一厘的利息（90∶450＝1∶5），就可以得到合法的利润。因为法兰西银行（即股东）在必要情况下（2）可以满足于一厘的利息，所以对法国来说利率可以降低到一厘。而一厘几乎是无息信贷了。
在这里你必须看到，这家伙是怎样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巴师夏面前炫耀自己的。
我在这里又读了一遍你的批判［注：弗·恩格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259]。——编者注］。可惜不能出版。如果再添上一些我的废话，它可以由我们两人一起署名出版，不过不能给你的商号造成任何不便。
科苏特20日已经走了，这你是知道的，但是你不知道他是同洛拉·孟戴斯和骑士哥林盖尔结伴走的。
施拉姆极其执拗地硬要再接近我。他是办不到的。卡·施纳佩尔［注：文字游戏：施纳佩尔（Schnapper）的意思是“贪婪的人”、“贪吃的人”，这里是指沙佩尔（Schapper），因两词发音相近。——编者注］的“卑鄙勾当”[289]情况如何？
你的 卡·马·
注释：
[50]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页。
[259]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要求，对蒲鲁东的书为他作了批判性评论，并于1851年10月底寄给了马克思（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俄文版第10卷，编辑部所加的标题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第329、382、389、394、397页。
[286]普鲁士政府千方百计地力求延长1851年5月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审前羁押时间。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被监禁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案件尽快地转为公开审理。——第392页。
[287]1851年11月5—15日左右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第393页。
[288]指《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Gratuité du crédit．Discussion entre M．Fr．Bastiat et M．Proudhon》．Paris，1850）。——第393页。
[289]马克思1851年12月1日和9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12月16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当时正在写一个揭露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风气的抨击性著作。本来，这个作品中的主人公之一应当是宗派冒险主义集团的当时的头目之一和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见注160）的带头人之一的卡·沙佩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匿名发表这一著作。那时，魏德迈迁居美国；由于魏德迈的出版计划，马克思产生了把恩格斯的这个著作登在魏德迈当时准备出版的《革命》杂志上的想法。然而这个打算由于许多原因而未能实现，首先是因为，从1852年初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致力于写作大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此外，到1852年春季，沙佩尔和维利希之间的分歧以及沙佩尔想同马克思和解的意图越来越显示出来。因此，在1852年5—6月所写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中，沙佩尔已经不是登场人物，尖锐讽刺的利箭指向了卢格、金克尔、维利希等人。——第394、4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