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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8月25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要感谢你写的文章［注：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一篇。——编者注］。它不象你说的那样一塌糊涂，而是写得很出色，我毫无改动地寄到纽约去了。你写得非常适合《论坛报》的口味。我一收到该报的头几份，马上就寄给你，以后便按时寄去。
　　我现在有一大堆流亡者的粪便，可以运往你处，如果你附近有认识的农民，需要用这些可爱的鸟类的粪做肥料，你倒可以做一笔好生意。
　　你已经知道，在8月8日星期五那天，亲如兄弟的流亡者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有：所谓的“达姆”做主席，叔尔茨做秘书，此外是戈克、济格尔兄弟俩［注：阿尔伯特·济格尔和弗兰茨·济格尔。——编者注］、菲克勒尔、陶森瑙、弗兰克（奥地利的庸人）、维利希、波克罕、席梅尔普芬尼希、约翰·隆格、梅因、赖辛巴赫伯爵、奥本海姆、施托尔佩的鲍威尔［注：路易·鲍威尔。——编者注］、蛮不讲理的吕德尔斯、豪格、阿·卢格、泰霍夫、施莫耳策（巴伐利亚的中尉）、佩茨累尔、伯勒尔、格尔克、谢特奈尔、哥林盖尔，等等；金克尔和施特罗特曼当然也在座。总之，主要的集团是：1．卢格—菲克勒尔，2．金克尔，3．陶森瑙。在这些集团之间还有其他一些独立的文坛无赖和协商派[264]。这一关系重大的伟大壮举的基本内容是：卢格—菲克勒尔—陶森瑙—戈克—济格尔—豪格等人提议要选举一个正式委员会，其目的，部分是为了揭发反动派的罪行，部分是为了代表流亡者，部分也是为了“采取行动”——对德国进行宣传。白痴卢格在这里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让人们承认他享有全权同赖德律—马志尼保持联系，从而使他除了他自己的名义以外，还可以把全体德国流亡者作为一支军队交给他们支配。相反地，金克尔先生（站在他这一边的，除了他的救命恩人叔尔茨和他那臭气熏天的传记作者［注：施特罗特曼。——编者注］以外，特别还有维利希、泰霍夫、施莫耳策、席梅尔普芬尼希）却反对成立这一类正式的机构，一方面是为了不损害他对此地的伦敦资产阶级的立场（因为古尔登币具有决定意义），另方面是为了不致被迫或多或少地在马志尼一赖德律面前承认卢格的地位。从一开始，卢格一菲克勒尔集团看到会场十分拥挤，就很恼火。在秘密会议上他们达成协议，只邀请“名人”参加。但是，金克尔集团为了保证获得多数选票，把小百姓也带来了。
　　会议开始由豪格将军宣读《石印通讯》上的那篇不象样子的文章。同时他还宣布，会上一定有密探，文件可能被滥用，等等。维利希满怀当时尚未减退的激情附和这个意见，并且要求罪犯最好自动坦白。施托尔佩的鲍威尔（不过，我认为他是真正的密探）站起来说，他不理解维利希这种道义上的愤怒，因为他曾经带《石印通讯》的编辑沙伊德勒先生参加了第一次预备会议，并没有人提出反对。在这个事件调停好之后，陶森瑙带着许多悲怆的、富于感情的呻吟和叹息（他自以为是对维也纳听众讲话），提议选举一个委员会。梅因先生表示反对，说他不想采取任何行动，只想听自愿的报告。于是，事先商量好的人，就立即自愿承担做报告的任务：金克尔愿谈美国及其未来，奥本海姆愿谈英国，叔尔茨愿谈法国，梅因愿谈普鲁士。陶森瑙的提议彻底破了产，他令人感动地声明说，尽管他遭到失败，他愿意牺牲他的正义的愤怒，把它献给祖国，继续留在情同兄弟者的怀抱里。但是，菲克勒尔—卢格集团立刻摆出一副受了骗的高尚人物的威胁而愤怒的姿态。
　　会议结束时，金克尔走到沙贝利茨面前（沙贝利茨在这里完全是作为我们的暗探进行活动的，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暗探，因为他受到所有这些庸人的信任），称他为忠实的民主主义者，称巴塞尔的《国民报》为出色的民主派报纸，并且询问该报的经济状况。沙贝利茨：不好。金克尔：难道工人们什么也不干吗？沙贝利茨：凡是我们要求他们干的，他们全都干了，他们是看我们的报纸的。金克尔：工人们本来应该干得更多，他们对我们也没有给以应有的支持。您知道，我们为工人做了多少事情。我们尽一切力量使他们成为“体面的人”——您了解我的意思——就是使他们成为“可尊敬的公民”。这个表演真妙极了！
　　在15日召开的协商派会议，参加的人寥寥无几，正如英国人说的，冷冷清清。
　　而在17日发生了重大事件，用我们那个伟大的阿尔诺德·卢格的话说，事情的真实过程是这样发生的：
　　金克尔先生邀请维利希、泰霍夫、戈克、济格尔以及另外几个人到他家里去，向他们宣称，他通过费舍从新奥尔良得到一百六十英镑，并受委托同上述那些人以及“弗·恩格斯”先生一起负责支配这笔钱。他没有邀请后者，而邀请了菲克勒尔，但是菲克勒尔声称，他不愿意同这些“无赖”打任何交道。金克尔先生被迫把信拿了出来，于是发现，这笔钱已经匿名地、秘密地在他的家里呆了三个星期，因为决定不下来是否应该向尘世敞开它的伟大的心灵。尽管金克尔先生用天使般的语言讲话，但这也帮不了他的忙。菲克勒尔集团看出，金克尔集团已经顺利地暗暗放下了钓钩，为的是利用流亡者中的普遍混乱局面，趁机把金鱼钓到手。因此，伟大的海因岑对于在新奥尔良募集的这笔钱馋涎欲滴，频送秋波，完全是白费心思！戈克和济格尔退出了这个教皇选举会。菲克勒尔—卢格—陶森瑙集团单独举行了一次会议。南德意志人还发现，阿·卢格是个蠢材。他们需要他，是因为他是同赖德律—马志尼进行联系的纽带，而这个靠山对于南德意志人是十分重要的。显然，陶森瑙擦亮了他们的眼睛，他现在同菲克勒尔一起，是他们真正的首领。陶森瑙具有小犹太人的精打细算的才能，是一个会耍手腕的、精明强干的阴谋家，他相信革命即将来临。因此他现在加入这个联盟。
　　卢格由于失去一百六十英镑，十分恼怒，于是向朋友们透露说，在一年多以前，维利希—金克尔派席梅尔普芬尼希作为特使去见马志尼，向他要钱到德国去作一次宣传旅行。马志尼给了席梅尔普芬尼希一千法郎的现金和他的五千法郎意大利债券，并且提出以一年后归还一千法郎和三分之二的他所推销的意大利债券为条件。席梅尔普芬尼希用这笔钱到法国和德国去作了一次旅行。一年过去了，但是关于金克尔—席梅尔普芬尼希，关于一千法郎，关于意大利债券的事，却杳无音信。现在，新奥尔良的钱来了，金克尔又派他的使者去见马志尼，不是去还债，而是去吹牛，去同他结盟。马志尼非常客气，没有提到他们欠的债，但是对他们声称，他已经同德国建立了联系，因此不能再建立新的联系。卢格接着说，这些先生又去找赖德律-洛兰。但是卢格在这里已经捷足先登了，因为赖德律-洛兰已经把自己看作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并且决定立即进行对外战争，所以卢格就把济格尔作为德国革命军总司令介绍给赖德律-洛兰，赖德律-洛兰也就同济格尔进行了战略性会谈。于是，金克尔—维利希在这里又碰了壁。经过卢格的这一番揭露以后，金克尔—维利希集团的丑恶面目在这些受了愚弄的高尚人物面前已经暴露无遗了。现在必须采取措施，但是除了重新改组和更换已经发了霉的旧中央委员会以外，卢格还能采取什么别的行动呢？于是决定建立鼓动者俱乐部，它并不是为了辩论，而“主要是为了活动”，它将不是致力于言，而是致力于行，并且首先要建议志同道合的人提供现金。成员有：菲克勒尔、陶森瑙、弗兰克、戈克、济格尔、黑尔特勒、约·隆格、豪格、卢格。你当然立即就会看出卢格—隆格—豪格这个改组了的集团。但是，仔细一看就会发现，俱乐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1）德国西南部的庸人们菲克勒尔、戈克、济格尔、黑尔特勒，（2）德国东南部的陶森瑙、豪格和弗兰克；可见，俱乐部实质上是南德意志人为对抗“普鲁士人”而成立的，卢格只不过是同欧洲中央委员会[162]保持联系的脐带罢了。他们现在也干脆把另一个团体称为“普鲁士人”。这个鼓动者俱乐部把执行权托付给陶森瑙，并任命他为外交部长。这自然就意味着彻底罢免核心人物卢格，但是，为了把苦药丸裹上一层糖衣，他们安慰他说，大家承认他在中央委员会的地位，承认他过去的活动，承认他代表具有真正德意志精神的德国人民。你一定已经从几乎所有的英国报纸都刊登了的简讯中看到了这份赤贫证明书，在这篇简讯中，鼓动者协会向欧洲公众深感荣幸地宣布了该协会的诞生，并且敬请公众光顾。就连这种安慰也使不幸的卢格感到难受，因为鲍威尔—菲克勒尔提出了令人无法接受的必须遵守的条件，要求卢格不再“写作和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胡话”。
　　在我继续往下讲以前，我要说一件事。有一个我们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85]。——编者注］的盟员，从科伦逃来的工人，名叫乌尔麦尔的人，在这个总的民主协会中代表了我们，此事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个人在我们这里表现得非常安静，沉默寡言，我们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他竟然能够把全体民主派弄得惶惶不安。但是愤怒出诗人［注：这里套用尤维利斯的第一首讽刺诗中的一句话。——编者注］，这个沉静的乌尔麦尔，正如他对我说的那样，有这样一种“天赋”，即很容易变得狂暴起来，他全身震颤，象一个醉酒的勇士一样向前扑去。虽然他长着裁缝的一副瘦弱的身材，但却是美因兹的优秀体操运动员，所以很懂得运用体力和技巧。此外，他还具有相信自己正确的共产主义者的自豪感。
　　8月22日举行了第三次会议。到会的人很多，因为人们预计谋叛的“鼓动者协会”会引起一场大的纠纷。梅因担任主席。鲁·施拉姆和布赫尔也出席了。金克尔集团提议成立流亡者委员会。问题在于金克尔先生作为社会活动家不愿意退出舞台。同时他也不愿意在英国的唯美主义的自由资产者面前，损害自己的信誉。流亡者委员会是一个政治性的慈善机构，此外，它可以提供一些资金让人支配，因此它本身集中了一切理想的条件。有个叫霍林格尔的人和乌尔麦尔两人反对这个意见，提议在流亡者全体大会上选举流亡者委员会，因此，金克尔集团不断指出，存在着有人在会下（当然是影射我们）暗中制造纠纷的危险。但是他们在自己内部也有敌人。鼓动者俱乐部只有戈克、济格尔和他的兄弟出席。戈克被选入流亡者委员会。这样就有了下面几件事的口实：（1）宣布陶森瑙退出，（2）拒绝鼓动者协会的宣言，（3）最后，经过辩论以后，宣布鼓动者协会全体成员统统退出。这是一场大风暴。泰霍夫和施拉姆把阿·卢格痛骂了一顿。骂得实在非常厉害。戈克带着一种优越感回答了他的对手，他激烈地攻击了两面派金克尔，而金克尔则象大莫卧儿一样捋着胡子，光叫他的忠实的仆从们出来答话，写些纸条，由围着他转的叔尔茨象柏林的协商派所做的那样，拿去在他的亲信中间传看，传看以后他再写出最后裁决。只是在戈克说鼓动者协会将要在英国的各家报纸上发表自己的宣言以后，金克尔才庄重地回答说，他现在已经控制了整个美国新闻界，并且已经采取措施，要在最短时期内使法国新闻界也置于他的影响之下。
　　除了这个孕育着纠纷的题目以外，还提出了一些别的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在极端亲如兄弟的民主派中间也引起了一场最猛烈的风波，直弄得彼此要动拳头，拚命地大吵大闹，直到深夜两点钟，房主人灭了灯，使这些醉心于联合的分子陷于一片漆黑之中，才算作罢。这场纠纷的两个轴心是施拉姆和乌尔麦尔。尤其是，施拉姆在攻击卢格的同时，也发泄了他对共产主义者的愤怒（这受到许多人的喝采），他以最大的敌意攻击了维利希，并且说工人都是胆小鬼。乌尔麦尔回答了这一点，但是他又同济格尔的朋友霍林格尔一起要求召开流亡者全体大会，选举救济委员会。他直接指责维利希等人挥霍浪费流亡者的资金。吵闹真是难以形容。蟑螂迪茨跳出来说，他是大磨坊街的流亡者委员会[161]的司库，要求撤销这些话。乌尔麦尔说，如果这些先生们需要的话，他准备提出证据。他不收回自己的话。维利希使出了惯常的手法，企图让乌尔麦尔和缓下来，他请乌尔麦尔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做私下的解释。但是卡托-乌尔麦尔毫不动摇，不愿意在没有旁人在场时和他谈话。顺便提一下，席梅尔普芬尼希坐在乌尔麦尔后面，戈克发言时，他一直在嘟囔、起哄，于是乌尔麦尔突然为自己的“天赋”所驱使，转过身来挥起拳头，对着席梅尔普芬尼希吼道：“你这个一毛不拔的可怜虫，再不住嘴，我就把你从窗户里扔出去。”席梅尔普芬尼希吓得脸色刷白，不过他鼓起了自己的普鲁士军官的勇气，躲到最远的一个角落里去了。
　　在这次值得纪念的会议上，维利希几次受到戈克、施拉姆、霍林格尔、乌尔麦尔等人从各方面的粗暴的攻击，以致他六次声称，如果大家不尊重他的人格，他就要退出会场。
　　现在产生了纠纷的新因素，这完全是由我们所造成的。因为那些自称为“流亡者上层”的先生们根本不把“流亡者下层”放在眼里。我们通过乌尔麦尔、卢普夫和李卜克内西做了一些鼓动性的准备工作以后，让这些处境很恶劣的“流亡者下层”了解一个事实，就是大磨坊街[160]的流亡者委员会从维尔腾堡得到了八百古尔登，人们很巧妙地把他们欺骗了。于是昨天，在沙佩尔当主席的大磨坊街委员会会议上发生了一场纷争。流亡者们要求查看信件、账目等等。曾经对我们提出过类似这些蠢驴的要求的维利希粗暴地向他们声称，他和他的同伙只对工人协会[60]负责。有一个流亡者同他挨得很近，他就叫这个人走开点，别把虱子弄到他的身上。这个人骂他是“没有头脑的蠢货”。大家要求沙佩尔对他的河马般的肚子作出解释，并且称他为施纳佩尔［注：文字游戏：施纳佩尔（《Schnaper》）的意思是“贪婪的人”、“贪吃的人”，这里是指沙佩尔（《Schapper》），因两词发音相近。——编者注］。维利希喊来房主人，想把一个流亡者赶出门去。这个人说，如果把警察叫来，他愿意走。他说，这些先生们统统都是恶棍。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维利希和沙佩尔声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退出委员会。
　　卢普夫和乌尔麦尔对这些“流亡者下层”宣布，下星期五将在流亡者全体大会上讨论他们的利益。他们将带着棍棒一起到那里去，以便实现他们的要求。现在我已经让乌尔麦尔告诉他们，金克尔代他们收到了一百六十英镑，他把这些钱隐瞒了几个星期，现在想同维利希一起瓜分。他们可以说是被人当作商号——的确如此——来改善这些国家要人的财政状况。乌尔麦尔将要讲话，由于施拉姆等人根本不知道这个令人高兴的意外的礼物，所以这场纠纷从各方面来说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等我把星期五的会议情况一告诉你，你就可以写一封信（以后是必需的）给金克尔。但是你立即要做的是写信给新奥尔良的费舍，把这件丑事原原本本给他讲清楚，并且让他知道，他只能用非常出名的“弗莱里格拉特”的商号出面去募集款项。我们的党十分需要钱用。它是唯一直接同联邦议会，同神和鬼进行斗争的积极的政党，但我们缺乏进行鼓动的经费。另一方面，必须为了我们那些被捕入狱的同志们筹集一些钱，他们大部分都没有任何资金。我认为，这两点很容易向他解释清楚。不过，如果可能的话，他应该秘密地进行这种募款的工作，因为万一在报纸上声张出去，我们的活动就可能遭受损害。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你的　卡·马克思


　　我还要说一句，信正教的公牛沙佩尔根本不同“不信教的人”来往；而且他对维利希说，宁肯让他们扭下他的脑袋，他也不去找“这些狗东西”。如果现在我有时几天不写信，那就是为了把消息报道得更充分一些。


　　注释：
　　[60]恩格斯指的是伦敦教育协会于1846年9月所发表的告德国无产者书。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由正义者同盟（见注46）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及其他活动家成立的，目的是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在他们中间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个公开的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秘密的正义者同盟的盟员，之后则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教育协会具有了国际性。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许多成员在协会里受了政治教育的训练，他们后来都成了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和1849—1850年积极地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都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55、344、400页。
　　[85]指马克思打算去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事。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并为了克服宗派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对正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见注46）的影响，曾经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在伦敦的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深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于1847年1月底建议他们加入同盟，参加同盟的改组工作并根据他们所宣布的原则草拟同盟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同意这样做。
　　1847年6月初，在伦敦召开了正义者同盟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载入史册。恩格斯作为巴黎支部的代表，威·沃尔弗作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参加了大会的工作。大会决定把组织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性的国际主义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模糊不清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大会从同盟开除了魏特林派。大会还审查了恩格斯积极参加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新的章程明确规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删除了某些使组织带有阴谋性质的条款，民主原则成为同盟的组织的基础。最后，这个章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72—577页）。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继续到1852年11月为止。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第96、127、341页。
　　[160]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60）设在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1850年夏季，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关于策略问题的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了。1850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经济开始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进攻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为将来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有科学根据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不考虑欧洲的现实局势而坚持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在8月和9月上半月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然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分裂主义集团。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科伦区部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各地支部一致赞成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一起退出了伦敦教育协会，因为协会大多数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同盟的新章程（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警察对同盟盟员的迫害和逮捕，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在1851年5月就停止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第166、201、203、205、207、209、218、229、255、277、280、283、292、297、344、381页。
　　[161]是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所属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最初于1849年9月成立，名为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马克思也曾加入这个委员会。为了划清伦敦流亡者中无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界限，该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他领导人的提议，于1849年12月3日被改组为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它的领导。这个委员会在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之间的联系方面，在团结在伦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方面，以及在1849—1850年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因流亡者委员会大多数委员落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之下，1850年9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拥护他们的人宣布退出这个组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84页）。——第169、343、347、547、551、558页。
　　[162]马克思是指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告德国人》，这个宣言刊登在1850年11月17日该委员会的刊物《流亡者之声》（《La　Voix　du　Proscrit》）上面。
　　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是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1850年6月在伦敦成立的。加入该委员会的还有赖德律－洛兰、达拉什和卢格。该委员会是联合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组织。这个无论在其成分上和思想立场上都极端复杂的组织存在时间不长，由于意大利和法国民主派流亡者之间的关系尖锐化，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于1852年3月实际上已经瓦解。——第169、341、570、583、594页。
　　[264]马克思是指在革命时期于1848年5月为了“根据同王室的协定”制定宪法而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前议员。——第337、348、5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