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一切都是用劳动购买的。”(《论丛》第1卷第2部分，1764年伦敦版[《论商业》]第289页)

　　“从商业中产生出来的利润”的高低。(同上[《论利息》]，第329页)“劳动储备和商品储备的多少，对于利息必定有重大影响，因为我们出利息借货币，借的实际上就是劳动和商品。”(同上，第337页)“在可以得到高利息的地方，没有人会以低利润为满足，而在可以得到高利润的地方，也没有人会以低利息为满足。”(同上，第335页)

　　“商业和工业不够发达”的表现，“而不是缺乏金银”的表现，“低利息则表明相反的情况”。(同上，第329页)
　　[1294a]“因此，在一个只有土地所有者〈或者象休谟后来说的，“地主和农民”〉的国家，借债人必定多，利息必定高”(第330页)，

　　“除了看到他的财产一天天增加以外，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大的享乐”。

　　“这就是为什么商业扩大节约，为什么在商人中守财奴大大超过挥霍者，而在土地所有者中情况则相反的原因。”(第333页)

　　“律师和医生不产生任何生产活动；而且他们的财富是靠牺牲别人得来的；这样，他们使自己的财富增加多少，就一定使某些同胞的财富减少多少。”(第333—334页)}
　　“因而，商业的增长造成放债人数目的增加，因此引起利息率的降低。”(第334页)
　　“低利息和商业中的低利润，是彼此互相促进的两件事，两者都来源于商业的扩展，商业的扩展产生富商，使货币所有者增加。商人有了大笔的资本，不管这些资本是由少量的铸币还是由大量的铸币代表，都必然要常常发生这种情况：当他们倦于经商，或者他们的后代不喜欢或没有才干经商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资本就自然地寻求一个常年的可靠的收入。供应多了就使价格降低，使放债人接受低利息。这种考虑迫使许多人宁愿把他们的资本留在商业中，满足于低利润，而不愿把他们的货币按更低的利息贷放出去。另一方面，当商业有了很大的扩展并且运用大量资本的时候，必然产生商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使商业利润减少，同时也使商业本身规模扩大。商业中的利润降低，使商人宁肯在离开商业，开始过清闲日子时接受低利息。因此，研究低利息和低利润这两种情况中，究竟哪一个是原因，哪一个是结果，是没有用处的。两者都是从大大扩展了的商业中产生的，并且彼此促进……大大扩展了的商业产生大量资本，因此，它既降低利息又降低利润；每当它降低利息的时候，总有利润的相应降低来促进它，反之也是一样。我可以补充说一句，正如商业和工业的增长引起低利润一样，低利润反过来又促使商业进一步增长，因为低利润使商品便宜，鼓励消费，促进工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利息是国家状况的真正的晴雨表，低利息率是人民兴旺的几乎屡试不爽的标志。”(同上，第334—336页)

　　“从这些引文[127]中可以看到，洛克先生认为，自然利息率一方面决定于一国货币量同一国居民相互间的债务之比，另一方面决定于一国货币量同一国商业之比，威廉·配第爵士则认为，自然利息率只决定于一国货币量，因此，他们只在债务这一点上有不同意见。”(第14—15页)[ⅩⅩ—1294a]
　　[ⅩⅪ—1300]富人“不是自己使用自己的货币，而是把自己的货币借给别人去营利，让别人把这样得来的利润拿出一部分交给货币所有者。但是，如果一国的财富平均分配给许多人，以致国内很少有人能够靠把货币投入商业的办法来供养两个家庭，那末，就只能有很少的货币借贷了：如果2000镑属于一个人，它就会被贷出，因为它带来的利息足以供养一个家庭；如果2000镑属于10个人，它就不会被贷出，因为它的利息不能供养10个家庭”。(第23—24页)
　　“根据政府为所借货币支付的利息率来推断自然利息率的任何尝试，都是必然要失败的。经验表明，这两种利息率彼此既不一致，又不保持一定的关系；理性告诉我们，它们决不可能是这样，因为自然利息率是以利润为基础，而国债的利息率是以需要为基础，利润有界限，而需要没有界限。借货币去改良自己土地的贵族，借货币去经营企业的商人或工业家，都有他们不能超越的一定界限：如果他们用借来的货币能赚得10%的利润，他们可以为所借货币付给放债人5%；但是他们不会付给10%；相反，如果谁由于有迫切需要而借债，那就一切只取决于他的需要的程度，而需要是不承认任何戒律的。”(第31—32页)
　　“收取利息的合理性，不取决于借债人是否赚得利润，而取决于这些货币如果正确地加以使用，能够带来利润。”(第49页)“既然借债人为所借货币支付的利息，是所借货币能够带来的利润的一部分，那末，这个利息总是要由 这个利润决定。”(第49页)
　　“在这个利润中，多大一部分归借债人，多大一部分归放债人才算合理呢？这一般地只有根据借贷双方的意见来决定。因为在这方面合理不合理，仅仅是大家同意的结果。”(第49页)
　　“可是，这一条利润分配规则，并不是对每一个放债人和借债人都适用，而只是对放债人和借债人总的来说适用……特大的利润和特小的利润是对业务熟练和业务不熟练的报酬，这是同放债人绝无关系的；因为他们既不会因业务不熟练而吃亏，也不会因业务熟练而得利。在这里，适用于同一工商业部门各个人的话，也适用于各个不同的工商业部门。”(第50页)
　　“自然利息率是由工商业企业的利润决定的。”(第51页)

　　“赚得的利润比现在多一倍”。

　　“对于所有这些情况，只要总的答复一下就够了，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商业利润和我国的商业利润不同，并且如此不同，以致产生了上述各种不同的利息率。”(第51页)

　　“由于对外贸易〈因国外竞争〉减少，或者由于商人彼此竞相压低自己商品的价格……因为他们有必要把东西卖掉，或者因为他们利欲熏心想尽量多卖一些”。(第52—53页)
　　“商业利润一般决定于商人数目同商业规模之比。”(第55页)在荷兰，“从事商业的人数在人口总数中占的比例最大……利息最低”；在土耳其，这种比例最小，利息最高。(第55—56页)
　　[1301]“商业规模同商人数目之比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第57页)“由商业的动机决定”：由自然的必要性、自由、私人权利的保护、社会安全来决定。(第58页)
　　“没有两个国家能够以等量的劳动耗费，同样丰富地提供数目相等的必要生活资料。人的需要的增减取决于人生活在其中的气候的严寒或温暖；所以不同国家的居民必须经营的商业的规模不能不有所差别，只有根据冷热的程度才能知道这种差别的程度。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一般的结论：维持一定人口生活所需要的劳动量，在气候寒冷的地方最大，在气候炎热的地方最小，因为在寒冷的地方，不仅人需要较多的衣服，而且土地也必须耕作得更好。”(第59页)“荷兰具有发展商业的特殊必要性……这种必要性是由国内人口过剩引起的；这种情况，再加上必须花费很多劳动去筑堤和排水，就使荷兰经营商业的必要性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可以居住的地方都大。”(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