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严格地说，买要以下面一点为前提：金或银已经是商品的转化形态，或者说，是卖的产物。］而以后的没有继之以买的卖，不过是使贵金属进一步分配给一切商品所有者的媒介。因此，在交易的各个点上，有不同数量的金银贮藏。自从有可能把商品当作交换价值来保持，或把交换价值当作商品来保持以来，求金欲就产生了。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也日益增大。
“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哥伦布1503年寄自牙买加的信）
因为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变成的，那末，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变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注：法国笃信基督教的国王亨利三世，抢劫了修道院等地的圣物，以便把它们变成银。大家知道，弗西斯人抢劫德尔斐神庙的财宝曾在希腊史上起了什么作用。众所周知，古代人把神庙看作商品之神的住所。神庙是“神圣的银行”。以经商为主的民族腓尼基人，认为货币是万物的转换形式。因此，那些在爱神节委身于外来人的少女把作为报酬得来的钱献给女神，是很自然的事。］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注：“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吓！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
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
把健汉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
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
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
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
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
来，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但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因此，古代社会咒骂货币是换走了自己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辅币。［注：“人间再没有象金钱这样坏的东西到处流通，
这东西可以使城邦毁灭，使人们被赶出家乡，
把善良的人教坏，使他们走上邪路，作些可耻的事，
甚至叫人为非作歹，干出种种罪行。”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还在幼年时期就抓着普路托的头发把他从地心里拖出来［注：“贪婪想把普路托从地心里拖出来。”（阿泰纳奥斯《学者们的宴会》）］的现代社会，则颂扬金的圣杯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则的光辉体现。
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满足一种特殊的需要，构成物质财富的一种特殊的要素。而商品的价值则衡量商品对物质财富的一切要素的吸引力的大小，因而也衡量商品所有者的社会财富。在野蛮的简单的商品所有者看来，甚至在西欧的农民看来，价值是同价值形式分不开的，因而金银贮藏的增多就是价值的增多。当然，货币的价值在变化，这或者是由于它本身的价值变化，或者是由于商品的价值变化。但是一方面，这不会妨碍200盎斯金始终比100盎斯金包含的价值多，300盎斯金又比200盎斯金包含的价值多等等，另一方面，这也不会妨碍这种物的天然的金属形式仍旧是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形式，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化身。贮藏货币的欲望按其本性是没有止境的。在质的方面，或按形式来说，货币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有限的购买手段。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累劳动。他们同世界征服者一样，这种征服者把征服每一个新的国家只看作是取得了新的国界。
要把金作为货币，从而作为贮藏货币的要素保存起来，就必须阻止它流通，不让它作为购买手段化为消费品。因此，货币贮藏者为了金偶像而牺牲自己的肉体享受。他虔诚地信奉禁欲的福音书。另一方面，他能够从流通中以货币形式取出的，只是他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他生产的越多，他能卖的也就越多。因此，勤劳、节俭、吝啬就成了他的主要美德。多卖少买就是他的全部政治经济学。［注：“尽量增加每一种商品的卖者的人数，尽量减少买者的人数，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措施的枢纽。”（维里《政治经济学研究》第52、53页）］
除直接的贮藏形式以外，还有一种美的贮藏形式，即占有金银制的商品。它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财富一同增长的。“让我们成为富人或外表象富人吧。”（狄德罗）[75]这样，一方面，形成了一个日益扩大的金银市场，这个市场不以金银的货币职能为转移，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这个源泉特别在社会大风暴时期涌现出来。
货币贮藏在金属流通的经济中执行着种种不同的职能。它的第一个职能是从金银铸币的流通条件中产生的。我们已经知道，随着商品流通在范围、价格和速度方面的经常变动，流通的货币量也不断增减。因此，这个量必须能伸缩。有时货币必须当作铸币被吸收，有时铸币必须当作货币被排斥。为了使实际流通的货币量总是同流通领域的饱和程度相适应，一个国家的现有的金银量必须大于执行铸币职能的金银量。这个条件是靠货币的贮藏形式来实现的。货币贮藏的蓄水池，对于流通中的货币来说，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因此，货币永远不会溢出它的流通的渠道。［注：“一个国家要进行贸易，必须有一定数量的金属货币，这个数量随着情况的需要而变化，时而增多，时而减少……货币的这种涨落，无需政治家的任何协助，能够自行调节……两只吊桶交替工作：货币不足时，用金属块来铸造；金属块不足时，把货币熔化掉。”（达·诺思爵士《贸易论》[附言］第3页）长期在东印度公司[76]任职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证实，在印度银饰品仍然直接起着贮藏货币的作用。“利率高时，银饰品送往造币厂，利率低时，它又恢复原状。”（约·斯·穆勒的证词，1857年《银行法报告》第2084、2101号）根据1864年关于印度金银输入和输出的议会文件[77]，1863年金银入超19367764镑。在1864年以前的8年间，贵金属入超109652917镑。在本世纪中，印度铸造的货币远远超过200000000镑。］
（b）支付手段
在上面我们所考察的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中，同一价值量总是双重地存在着，在一极上是商品，在另一极上是货币。所以，商品所有者只是作为现存的互相等价的物的代表来接触。但是，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使商品的让渡同商品价格的实现在时间上分离开来的关系也发展起来。这里我们只举出其中一些最简单的关系。一些商品需要的生产时间较长，另一些商品需要的生产时间较短。不同的商品的生产与不同的季节有关。一些商品在市场所在地生产，另一些商品要旅行到远方的市场去。因此，一个商品所有者可以在另一个商品所有者作为买者出现之前，作为卖者出现。当同样一些交易总是在同一些人中间反复进行时，商品的出售条件就按照商品的生产条件来调节。另一方面，有一些商品例如房屋的使用权是出卖一定期限的。买者只是在期满时才真正取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因而他先购买商品，后对商品支付。一个商品所有者出售他现有的商品，而另一个商品所有者却只是作为货币的代表或作为未来货币的代表来购买这种商品。卖者成为债权人，买者成为债务人。由于商品的形态变化或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发展在这里起了变化，货币也就取得了另一种职能。货币成了支付手段。［注：路德把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和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区别开来。“你使我两头受损失：这里我不能支付，那里我不能购买。”（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登堡版）］
债权人或债务人的身分在这里是从简单商品流通中产生的。简单商品流通形式的改变，在卖者和买者身上打上了这两个新烙印。最初，同卖者和买者的角色一样，这也是暂时的和由同一些流通当事人交替扮演的角色。但是，现在这种对立一开始就不是那样愉快，并且能够更牢固地结晶起来。［注：下面一点可以说明十八世纪初期英国商人中的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英国商人中间盛行的那种残酷精神，是在任何其他社会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所看不到的。”（《论信贷和破产法》1707年伦敦版第2页）］而这两种角色还可以不依赖商品流通而出现。例如，古代世界的阶级斗争主要是以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斗争的形式进行的；在罗马，这种斗争以负债平民的破产，沦为奴隶而告终。在中世纪，这种斗争以负债封建主的破产，他们的政治权力随着它的经济基础一起丧失而告终。但是在这里，货币形式——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具有货币关系的形式——所反映的不过是更深刻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对抗。
现在我们回到商品流通领域来。等价的商品和货币不再同时出现在卖的过程的两极上。现在，第一，货币在决定所卖商品的价格上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由契约规定的所卖商品的价格，计量买者的债务，即买者到期必须支付的货币额。第二，货币执行观念的购买手段的职能。虽然货币只是存在于买者支付货币的承诺中，但它使商品的转手实现了。只是当支付日期到来时，支付手段才真正进入流通，就是说，从买者手里转到卖者手里。流通手段转化为贮藏货币，是因为流通过程在第一阶段中断，或商品的转化形态退出了流通。支付手段进入流通，但这是在商品已经退出流通之后。货币不再是过程的媒介。它作为交换价值的绝对存在，或作为一般商品，独立地结束这一过程。卖者把商品变为货币，是为了通过货币来满足某种需要，货币贮藏者把商品变为货币，是为了以货币形式保存商品，欠债的买者把商品变为货币，则是为了能够支付。如果他不支付，他的财产就会被强制拍卖。因此，现在由于流通过程本身的关系所产生的一种社会必要性，商品的价值形态即货币就成了卖的目的本身。
买者在把商品变为货币之前，已经把货币再转化为商品，或者说，他先完成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后完成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卖者的商品在流通，但它只是靠私法的索债权实现它的价格。它在转化为货币之前，已经转化为使用价值。它的第一形态变化只是以后才完成的。［注：第2版注：从引自我在1859年出版的著作的如下一段话中可以看出，为什么我在本文中没有谈到相反的形式：“相反，在G—W过程中，货币可以在其使用价值实现之前，或者说，在商品让渡之前，作为现实的购买手段转让出去，从而实现商品的价格。例如通常的预付货款的形式就是如此。英国政府向印度农民购买鸦片时就是采取这种形式……但是，这里货币不过是在我们已经知道的购买手段的形式上起作用……诚然，资本也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是这个观点不属于简单流通的范围。”（《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19、120页[78]）］
在流通过程的每一个一定的时期内，到期的债务代表着产生这些债务的已售商品的价格总额。实现这一价格总额所必需的货币量，首先取决于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它决定于两种情况：一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的锁链，即A从他的债务人B那里得到的货币，付给他的债权人C等等；一是各种不同的支付期限的间隔。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或事后进行的第一形态变化的锁链，同我们前面考察的形态变化系列的交错，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流通手段的流通中，卖者和买者的联系不仅仅被表现出来，而且这种联系本身只是在货币流通中产生，并且是与货币流通一同产生。相反地，支付手段的运动则表现了一种在这种运动之前已经现成地存在的社会联系。
若干卖的同时并行，使流通速度对铸币量的补偿作用受到了限制。反之，这种情况却为节省支付手段造成了新的杠杆。随着支付集中于同一地点，使这些支付互相抵销的专门机构和方法就自然地发展起来。例如中世纪里昂的转账处就是如此。只要把A对B、B对C、C对A等等所有的债权对照一下，就可以有一定的数额作为正数和负数互相抵销。这样需要偿付的只是债务差额。支付越集中，差额相对地就越小，因而流通的支付手段量也相对地越小。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销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变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媒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注：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马克思在第3版上加的注）］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销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构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变成坚硬的货币。这时，它是不能由平凡的商品来代替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式面前消失了。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象鹿渴求清水一样，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注：“这种由信用主义突然转变到货币主义，使得实际恐慌又加上了理论恐惧，流通的当事人在他们自己的关系的深不可测的秘密面前瑟瑟发抖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26页[79]）“穷人没有工作，因为富人没有钱雇用他们，虽然他们和过去一样，拥有同样的土地和劳动力，可以用来生产食物和衣服；正是这些，而不是货币，构成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第3—4页）］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因此，货币的表现形式在这里也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用金支付，还是用银行券这样的信用货币支付，货币荒都是一样的。［注：下面这段话可以说明“商业之友”是如何利用这种时机的：“一次〈1839年〉，一位贪婪的老银行家〈西蒂区的〉在他的私人房间里，坐在写字桌前，揭开桌盖，取出成捆的钞票给他的一位朋友看，并洋洋得意地说，这是60万镑，收回这些钞票，是为了使银根吃紧，在当天3点钟以后，再把它们全部投放出去。”（[亨·罗伊］《兑换理论。1844年的银行法令》1864年伦敦版第81页）1864年4月24日，半官方报纸《观察家报》报道：“现在流传着一种很奇怪的谣言，说已经有一种使银根吃紧的手段……不论采用这类诡计看来是多么值得怀疑，但是这种谣言广为流传，确实值得一提。”］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定时期内的流通货币的总额。假定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是已知的，这个总额就等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加上到期的支付总额，减去彼此抵销的支付，最后减去同一货币交替地时而充当流通手段、时而充当支付手段的流通次数。例如，一个农民卖谷物得到2镑，在这里，这2镑起着流通手段的作用。他在支付日把这2镑用来支付织布者先前交给他的麻布。这时，这2镑起着支付手段的作用。接着织布者又拿现金去买圣经，于是这2镑又重新充当流通手段，如此等等。因此，即使价格、货币流通速度和支付的节省程度是既定的，一定时期内例如一天内流通的货币量和流通的商品量也不再相符。货币在流通，而它所代表的是早已退出流通的商品。商品在流通，而它的货币等价物只有在将来才出现。另一方面，每天订立的支付和同一天到期的支付完全不是可通约的量。［注：“某日缔结的购买总额或契约总额不会影响该日流通的货币量，但是在绝大多数场合，它会变为各种各样的票据，用来取得将来在或远或近的某日进入流通的货币量……今天开的票据或今天提供的信贷无论在数目、总额或期限上都不必同明天或后天开的票据或提供的信贷有什么相似之处。相反地，许多今天的票据和信贷到期时会同以前在许多完全不定的日期欠下的债务相抵。以12个月、6个月、3个月或1个月为期的票据往往凑在一起，以致使某日到期的债务总额特别膨胀起来……”（《通货论。给苏格兰人民的一封信》，英国一银行家著，1845年爱丁堡版，散见第29、30页）］
信用货币是直接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而由出售商品得到的债券本身又因债权的转移而流通。另一方面，随着信用事业的扩大，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在扩大。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取得了它特有的各种存在形式，并以这些形式占据了大规模交易的领域，而金银铸币则主要被挤到小额贸易的领域之内。［注：为了举例说明在真正的商业活动中所用的现实的货币是多么少，我们在这里列出伦敦最大的贸易公司之一（莫里逊－狄龙公司）的全年的货币收支表。1856年该公司的交易额达好几百万镑，现在折合成一百万镑计算。
收 入 （单位：镑） 支 出 （单位：镑）
定期支付的银行家和商人的票据 533596 定期支付的票据 302674
见票即付的银行支票等 357715 伦敦各银行支票 663672
地方银行券 9627 英格兰银行券 22743
英格兰银行券 68554 金 9427
金 28089 银和铜 1484
银和铜 1486
邮汇 933
———————————————————— ———————————————
总计： 1000000镑 总计： 1000000镑
（《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1858年7月第71页）］
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就会越出商品流通领域。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注：“交易的性质在这里改变了，现在不是以货换货，不是供货和进货，而是出售和支付，一切交易……都表现为纯粹的货币业务。”（[丹·笛福］《论公共信贷》1710年伦敦第3版第8页）］地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支付。这种转化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过程的总的状态，可以由例如罗马帝国两次企图用货币征收一切赋税都告失败来证明。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农民极端贫困，这种受到布阿吉尔贝尔、沃邦元帅等人如此有力地斥责的现象，不仅是由重税引起的，而且是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造成的。［注：“货币成了万物的刽子手。”理财术是“一个蒸馏器，它使多得惊人的货物和商品蒸发，以便取得这种致命的膏汁”。“货币向全人类宣战。”（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德尔编《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1卷第413、419、417、418页）］另一方面，在亚洲，地租的实物形式（它同时又是国税的主要因素）是建立在象自然关系那样一成不变地再生产出来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这种支付形式反过来又维护着这种古老的生产形式。这种支付形式是土耳其帝国自身得以维持的秘密之一。如果欧洲强加于日本的对外贸易使日本把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日本的模范的农业就会崩溃。这种农业的狭隘的经济存在条件也就会消失。
在每个国家，都规定一定的总的支付期限。撇开再生产的其他周期不说，这些期限部分地是以同季节变化有关的生产的自然条件为基础的。这些期限还调节着那些不是直接由商品流通产生的支付，如赋税、地租等等。这些分散在社会上各个地方的支付在一年的某些天所需的货币量，会在节省支付手段方面引起周期性的但完全是表面的混乱。［注：克雷格先生在1826年的议会调查委员会上说：“1824年圣灵降临节，在爱丁堡，需要如此大量的钞票，以致到11点钟，我们手里连一张钞票也没有了，我们到一家一家银行去商借，但是都没有借到，许多交易都只好凭纸条付款。但是到了下午3点钟，所有的钞票都回到了那些发行钞票的银行。这些钞票只不过转转手而已。”在苏格兰，虽然钞票的实际平均流通量还不到300万镑，但是到了一年的各个支付期限，银行家手里所有的钞票（共约700万镑）都要动用。在这种情况下，钞票只是履行一种单一的特殊的职能，这个职能一经完成，它们立刻又各自回到那些发行钞票的银行。（约翰·富拉顿《论流通手段的调整》1845年伦敦第2版第86页注）为了便于了解，这里附带说一下，在富拉顿写这本书的时候，在苏格兰支付存款，不是用支票，而是用钞票。］从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的规律中可以看出，一切周期性的支付（不问其起因如何）所必需的支付手段量，与支付期限的长短成正比［注：在第1版至第4版中是：反比。——编者注］。［注：有人问：“如果一年的贸易额必需有4000万，那末这600万〈金〉对于贸易所需的周转和流通是否够用呢？”配第以他惯用的巧妙方法回答说：“我回答说够用，如果周转期很短，只有一个星期，象贫苦的手工业者和工人每星期六收付货币那样，那末要花费4000万，有100万的40/52就够了；如果周转期是一季，按照我们交租纳税的习惯，那就要有1000万。因此，假定支付期限总起来说是从1个星期到13个星期之间的平均数，那末1000万加上100万的40/52，再求其半数，约等于550万，就是说，我们有550万就够了。”（威廉·配第《爱尔兰政治剖视。1672年》1691年伦敦版第13、14页[80]）］
由于充当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发展，就必须积累货币，以便到期偿还债务。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作为独立的致富形式的货币贮藏消失了，而作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形式的货币贮藏却增长了。
（c）世界货币
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贵金属块的形式。在世界贸易中，商品普遍地展开自己的价值。因此，在这里，商品独立的价值形态，也是作为世界货币与商品相对立。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起作用，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实现形式。货币的存在方式与货币的概念相适合了。
在国内流通领域内，只能有一种商品充当价值尺度，从而充当货币。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双重价值尺度，即金和银。［注：因此，法律规定国家银行只能贮藏那种在国内起货币作用的贵金属，是荒唐的。例如，英格兰银行自己制造的那些“可爱的麻烦”，是众所周知的。关于金银相对价值发生变动的几个大的历史时代，可参看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36页及以下各页。[81]——第2版补注：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他的1844年的银行法中，力图摆脱这种困境，即允许英格兰银行发行以银块作准备金的银行券，但银储备不得超过金储备的四分之一。同时，银的价值按照它在伦敦市场上的市场价格（以金计算的）来估价。｛第4版注：现在我们又处在金银的相对价值剧烈变动的时代。大约25年以前，金银的比价=15+(1/2)∶1，现在大约=22∶1，而且与金相比，银的价值还在继续跌落。其实，这主要是这两种金属的开采方法发生变革的结果。从前，金几乎完全是从淘洗含金的冲积层即含金岩石的风化物中获得的。现在，这种方法已经不够用了，让位于开采含金石英矿脉的方法，后一种方法虽然古人早已知道（狄奥多洛斯《史学丛书》第3卷第12—14章），但过去一直居于第二位。另一方面，不仅美国落基山脉的西部发现了新的大银矿，而且还铺设铁路来开发这个银矿和墨西哥银矿，这就有可能运去新式机器和燃料，使银的开采规模空前扩大，开采费用大大降低。但是，这两种金属在矿脉中的存在方式是大不相同的。金大都是天然的，但是它混杂在石英中，数量极少，因此必须把整批矿石粉碎，而后淘金，或用水银提取金。从100万克石英中，往往只能采到1—3克金，难得采到30—60克金。银很少天然是纯的，但它存在于比较容易从矿脉中开采的特殊的矿石中，这些矿石通常含银40—90％；或者它也少量地混在某些本身值得开采的矿石如铜、铅等等中。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采金所耗费的劳动增多了，而采银所耗费的劳动却大大减少了，所以银的价值降低是不言而喻的。假如现在不是用人为的办法把银的价格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那末银的价值降低一定会表现为价格的更大的跌落。目前美洲银矿还只开采了很少一部分，因此完全可以预料，银的价值在长时期内还会继续降低。此外，用于制造日用品和奢侈品的银相对地减少，银制品为镀银品和铝制品等等所代替，这也必然会促使银的价值降低。因此可以断定，复本位主义想靠强制的国际行市来把银的价值比例提高到从前的1∶15+(1/2)是一种空想。银在世界市场上将越来越失去它的货币属性。——弗·恩·｝］
世界货币执行一般支付手段的职能、一般购买手段的职能和一般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的职能。它的最主要的职能，是作为支付手段平衡国际贸易差额。由此产生重商主义体系的口号——贸易差额！［注：重商主义体系把通过金银来结算贸易顺差当作世界贸易的目的，而重商主义体系的反对者也完全误解了世界货币的职能。我在评论李嘉图时曾详细说明，对贵金属的国际运动的错误理解，不过是反映了对调节流通手段量的规律的错误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50页及以下各页[82]）他的错误教条是：“贸易逆差只能是流通手段过剩的结果……铸币输出是因为它价值低廉，不是逆差的结果，而是逆差的原因。”[83]这个教条我们在巴尔本那里已经见过：“贸易差额，如果它存在的话，不是货币从一国输出的原因。相反地，货币输出是由各国的贵金属价值之间的差别引起的。”（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59页）麦克库洛赫在《政治经济学文献。各科分类书目》（1845年伦敦版）中，称赞巴尔本的这种先见之明，但十分机智地避而不谈“通货原理”[84]的荒谬前提在巴尔本那里所表现的素朴形式。这篇书目没有批判性，甚至是不正直的，这种情况在他叙述货币学说史的几章中达到了顶点，因为在这里，麦克库洛赫向奥维尔斯顿勋爵（前银行家劳埃德）大献殷勤，把他捧为“银行界公认的领袖”。］金银充当国际购买手段，主要是在各国间通常的物质变换的平衡突然遭到破坏的时候。最后，它们充当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是在这样的场合：不是要买或是要支付，而是要把财富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同时，商品市场的行情或者要达到的目的本身，不容许这种转移以商品形式实现。［注：例如，在发放补助金，为进行战争或恢复银行现金支付而实行借款等等情况下，价值正是要求具有货币形式。］
每个国家，为了国内流通，需要有准备金，为了世界市场的流通，也需要有准备金。因此，货币贮藏的职能，一部分来源于货币作为国内流通手段和国内支付手段的职能，一部分来源于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职能。［注：第2版注：“在金属本位的国家，有了货币贮藏的机构，即使没有普遍流通的明显支持，也能够执行清偿国际债务的每种必要的职能，事实上，要证明这点，我想再也没有比下面这个例子更有说服力了：法国在遭到外国侵略的毁灭性破坏后刚刚开始恢复，就能够轻易地在27个月内偿付了同盟国加在它身上的近2千万的战争赔款，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金属货币偿付的，但是却没有引起国内货币流通的显著缩减或混乱，也没有引起汇率的任何急剧的波动。”（富拉顿《论流通手段的调整》第141页）｛第4版注：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更明显的例子。同一个法国在1871—1873年中的30个月内，轻易地偿付了相当于上述数目10倍多的巨额战争赔款，而且相当大一部分也是用金属货币偿付的。——弗·恩·}］在后一种职能上，始终需要实在的货币商品，真实的金和银。因此，詹姆斯·斯图亚特为了把金银和它们的仅仅是地方的代表区别开来，就明确地指出金银的特征是世界货币。
金银的流动是二重的。一方面，金银从产地分散到整个世界市场，在那里，在不同程度上为不同国家的流通领域所吸收，以便进入国内流通渠道，补偿磨损了的金银铸币，供给奢侈品的材料，并且凝固为贮藏货币。［注：“货币根据各国的需要在各国间分配……因为它总是被产品所吸引。”（列特隆《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916页）“不断提供金银的矿山足以向每个国家提供所需要的数量。”（杰·范德林特《货币万能》第40页）］这第一种运动是以实现在商品上的一国劳动和实现在贵金属上的金银出产国的劳动之间的直接交换为媒介的。另一方面，金银又不断往返于不同国家的流通领域之间，这是一个随着汇率的不断变化而产生的运动。［注：“汇率每周都会涨落，在一年的某些时间内达到的比率对一国不利，而在另一些时间内又对它有利。”（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39页）］
资产阶级生产发达的国家把大量集中在银行准备库内的贮藏货币，限制在它执行各种特殊职能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以内。［注：一旦加上兑换银行券的基金的职能，这些不同的职能彼此就会发生危险的冲突。］除了某些例外，如果准备库内的货币贮藏大大超过平均水平，那就表明商品流通停滞了，或者商品形态变化的流动中断了。［注：“超过国内贸易绝对需要的货币是死资本，不会给拥有这些货币的国家带来任何利润，除非把它们用于进出口贸易。”（约翰·贝勒斯《论贫民》第13页）“如果我们铸币过多，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最重的铸币熔化，加工成上等餐具，金银器皿；或者把它们作为商品输往需要或想要它们的地方；或者可以把它们拿到利率高的地方去生息。”（威廉·配第《货币略论》第39页）“货币不过是国家躯体的脂肪，过多会妨碍这一躯体的灵活性，太少会使它生病……脂肪使肌肉的动作滑润，在缺乏食物时供给营养，使肌肤丰满，身体美化，同样，货币使国家的活动敏捷，在国内歉收时用来从国外进口食物，清偿债务……使一切美化；当然〈作者最后讽刺说〉，特别是使那班富有货币的人美化。”（威廉·配第《爱尔兰政治剖视》第14、15页[80]）］
注释：
[5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3页及以下各页。——第112页。
[55] 威·爱·帕里] 《开辟大西洋太平洋西北航线航行日志；航行在威廉·爱德华·帕里命令下，1819—1820年由皇家“赫克拉”和“格赖珀”两轮进行》1821年伦敦版（[W．E．Parry．] 《Journal of a Voyage for the Discovery of a North-West Passage from the Atlantic to the Pacific；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19—20，in His Majesty’s Ships Hecla and Griper，under the Orders of William Edward Parry》．London，1821）。——第113页。
[5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6页及以下各页。——第114页。
[5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5、66页。——第115页。
[58] 在古代神话里，人类历史分成五个时代。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是五个时代中最初两个时代。在最幸福的黄金时代，人们无忧无虑，只是在后面几个时代，他们的生活才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个即最后一个时代——黑铁时代——充满了不平、暴行和屠杀。关于这五个时代的传说，在希腊的叙事诗人海西阿德以及罗马抒情诗人奥维狄乌斯的作品中都有记述。——第117页。
[59] 指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这次合并的结果，使苏格兰最终归并于英格兰。由于这次合并解散了苏格兰的议会，两国间存在的一切经济上的障碍也消除了。——第118页。
[6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4—65页。——第119页。
[6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6页及以下各页。——第119页。
[62] 马克思引自圣热罗尼莫《给叶夫斯托希亚的信——论童贞的保持》。——第121页。
[63] 但丁《神曲》天堂篇第二十四首歌。——第122页。
[6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9页。——第124页。
[65] “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The course of true love never does run smooth》）——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一幕第一场。——第126页。
[66] “诗人的分散的肢体”（《Disjecta membra poetae》）——引自贺雷西《讽刺诗集》第一卷第四首。——第126、380、403、516页。
[67]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杜邦·德·奈穆尔的著作《魁奈医生的学说，或他的社会经济学原理概述》（《Maximes du docteur Quesnay，ou Résumé de ses principes d’économie sociale》），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392页（《Physiocrates》．Avec une introduction et des commentaires par E．Daire．Partie I，Paris，1846，p．392．）。——第127页。
[68] 货币没有臭味（non olet）——这句话是罗马皇帝韦斯帕西安（69—79年）对他的儿子说的，因为他的儿子不同意他征收专门的厕所税。——第129页。
[6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86—88页。——第133页。
[7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58页。——第143页。
[7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49—156、159页及以下各页。——第144页。
[72] 亚·亨·弥勒《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2册第280页（A．H．Müller.《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Theil Ⅱ，Berlin，1809，S．280）。——第145页。
[73] 文字游戏：英语《sovereign》一词既有“君主、帝王”的意思，又是一英镑金币的名称。——第147页。
[74] 比·布阿吉尔贝尔《法国详情》，载于《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213页（P．Boisguillebert．《Le detail de la France》.In：《É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ⅩⅤⅢ-e siècle》．Paris，1843，p．213）。——第150页。
[75] 德·狄德罗《一七六七年的沙龙》。——第154页。
[76] 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年至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公司长期垄断了对印度的贸易，并且操纵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管理职能。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殖民统治的形式：公司被撤销，印度被宣布为不列颠王国的领地。——第154、820页。
[77] 《东印度（金银条块）。答可尊敬的下院1864年2月8日的质问》（《East India （Bullion）．Return to an Address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dated 8 February 1864》）。——第154页。
[7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30页。——第157页。
[7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36—137页。——第159页。
[80]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威·配第的著作《爱尔兰政治剖视。1672年》1691年伦敦版（《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and．1672》．London，1691）的附录《献给英明人士》（《Verbum Sapienti》）。——第162、166、302页。
[8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46—147页。——第163页。
[8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58页及以下各页。——第164页。
[83]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大·李嘉图的著作《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1811年伦敦修订第4版（《The High Price of Bullion a Proof of the Depreciation of Bank Notes》．The Fourth Edition，Corrected．London，1811）。——第164页。
[84] “通货原理”（《Currency principle》）或“通货学派”——是主张货币数量论学派的变种之一。它的代表们断言，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于流通领域中的货币数量。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持稳定的货币流通，并认为纸币的必需的黄金保证和根据贵金属进出口情况调整纸币的发行量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手段。从这些错误的理论前提出发，“通货学派”认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原因，是由于他们所宣布的货币流通规律遭到破坏。“通货学派”理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十分流行。但是英国政府以这种理论作根据的种种尝试（1844年银行法）没有收到任何成效，而只是证明它在科学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毫不中用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72—176页）。——第164、6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