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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亚·洛帕廷给玛·尼·奥沙尼娜的信的片断[557]


1883年9月20日于伦敦



  ……我不能不把我和恩格斯初次会晤的结果告诉您,因为我想他的一些意见会使您感到愉快的。
  我们谈了很多俄国的事情,谈了我们的政治复兴和社会复兴的事业大概将怎样进行。果然不出所料,观点是极其近似的;我们往往说出了对方所想的和要说的话。他也认为(同马克思一样,也同我一样),目前俄国的革命党或行动党的任务并不在于宣传新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甚至也不在于力图借助于我们的同志组成的临时政府来实现这个还远远没有制定的理想,而在于调动一切力量,(1)或者迫使沙皇召开国民代表会议,(2)或者用威吓沙皇等办法来造成深刻的混乱,这种混乱会用另一种方式导致国民代表会议或类似的会议的召开。同我一样,他相信,这样的会议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激进的改造,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社会的改造。他相信选举时期的重大意义,这就是说,宣传的成效是一切小册子和凑近耳朵讲不能比的。他认为,纯粹自由主义的宪法,不要深刻的经济改造,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不怕这种危险。他相信在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况中已经为在新的基础上改造社会积累了足够的材料。当然,他不相信共产主义或其他类似的东西会马上实现,而只是相信,在人民的生活和心灵里已经成熟了的东西会马上实现。他相信人民会给自己找到善于表达自己的需要和愿望等等的人。他相信,这种改造或革命一旦开始,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住它。因此,重要的只有一点,即摧毁致命的停滞力量,立即使人民和社会摆脱因循守旧的状况,制造一种混乱,这种混乱将迫使政府和人民从事内部改造,将掀动平静的人民的海洋,引起对全面的社会改造事业的全民注意和全民热情。而结果会自然而然出现,而且出现的那些结果,恰恰是在这个时代可能的、合乎愿望的、可以实现的。
  所有这一切我写得太简单了,但是我现在不能写得更详细一些。况且所有这一切对您也许不完全合意,所以我要赶快把他称赞俄国革命党的其他意见一字不差地转告您。这些意见是: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最近的将来在彼得堡所要做出的事情,整个欧洲一切有思想、有远见和有观察力的人们的眼光现在都集中到了彼得堡。”
  “俄国是本世纪的法国。新的社会改造的革命首倡权理所当然地和合情合理地属于俄国。”
  “……沙皇制度的灭亡,将消灭欧洲君主制的最后堡垒,消除俄国的‘侵略性’,消除波兰对俄国的仇恨以及其他许多事情,这样就会导致列强的完全另外的组合,会把奥地利碰得粉碎,并且会在各国有力地推进内部改造。”
  “……德国未必敢利用俄国的混乱来把自己的军队开进俄国去支持沙皇制度。但是假如德国这样做了,那会更好。这就会是它的现政府的灭亡和新时代的开始。把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归并于它是没有意义的和实现不了的。这样强占对面的(?)或毗邻的狭窄沿海地区和小块土地的行为,以及由此而出现的荒谬的国家形式,只有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才是可能的,而不是在现在。况且德国人在那里是微不足道的反动的少数,这对谁也不是秘密。”(我为Ю.П.加上这一点,因为她对这一点有极端爱国的意见。)
  “我也好,马克思也好,都认为委员会给亚历山大三世的信[558],从其策略和心平气和的口气上来看是非常出色的。它证明,在革命者的队伍中间,是不乏具有政治才智之士的。”
  这一切使您感到相当满意和愉快吗?您感谢我写的这些话吗?但愿如此。记得否我曾说过,马克思本人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恩格斯说,在布鲁斯、马隆等人同其他的人斗争的时期,马克思曾笑着说:“我能说的只有一点: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559]……


第一次载于1893年3月在日内瓦出版的“理论社会主义原理及其在俄国的应用”一书
俄文译自“理论社会主义原理及其在俄国的应用”



  注释:
  [557]这里发表的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格·亚·洛帕廷给“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玛·尼·奥沙尼娜的信的片断,记述了他同弗·恩格斯谈话的内容,不言而喻,写信人自己的阐释,是带有他的民粹派观点的痕迹的。但是,根据记忆犹新的谈话印象写下的恩格斯的许多思想,看来洛帕廷是大致准确地传达出来了。信里写到的同恩格斯的会见,是在1883年9月19日,即在洛帕廷从沃洛果达省流放地逃到国外以后又过了几个月。由彼·拉·拉甫罗夫倡议并经恩格斯同意,这个片断第一次发表在1893年在日内瓦出版的“理论社会主义的原理及其在俄国的应用”一书中。——第539页。
  [558]指1881年3月10日(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事件之后)“民意党”执行委员会致亚历山大三世的信。执行委员会在信中答应停止自己的恐怖活动,条件是:沙皇宣布对政治监禁犯普遍大赦,同意根据普选制实行人民代议机关的普选,并保证出版、言论、集会和提出竞选纲领的完全自由。执行委员会还声明,它将服从将来的人民会议的决定。——第541页。
  [559]指马克思由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可能派的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中犯了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性质的错误而说出的一句讽刺话。后来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给拉法格的信中重新提到这句话时指出,马克思当时针对这些错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第5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