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二十一卷
弗·恩格斯
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186]
本书是1846年到1847年那个冬天写成的，那时候，马克思已经彻底明确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点。当时刚刚出版的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7]一书，使他有机会发挥这些基本点，以同这个从那时起就要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间居于最重要地位的人的见解对立。自从他们两人在巴黎常常终夜争论经济问题以来，他们的道路是越离越远了；蒲鲁东的著作证明，两人之间现在已经横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置之不理在当时已经不可能了；所以，马克思在他的这一个答复里也就确认了这个不可弥合的裂口。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总的评价，可以在这篇序言后面的那篇于1865年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17和18号上发表的文章里[188]看到。这是马克思为该报写的唯一的一篇文章；不久，冯·施韦泽先生把那家报纸引上封建的、政府的轨道的企图暴露了，这迫使我们在几星期后就公开声明不再为该报撰稿。[189]
对于德国，本书恰恰在现在这个时候具有马克思本人从来也料想不到的意义。他怎么能知道，他向蒲鲁东开火，却命中了他当时连姓名都不知道的今日的利禄之徒的神灵洛贝尔图斯呢？
这里不是详谈马克思同洛贝尔图斯的关系的地方；这件事，我很快就有机会来做的。[190]这里只想指出，洛贝尔图斯指责马克思“剽窃”他、“在自己的‘资本论’中不指明出处大量利用了”[191]他的“认识”[192]一书，这样的指责是因热狂而进行诽谤。这种诽谤只能解释为这位无人赏识的天才十分烦恼，和他对普鲁士以外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和经济学文献的惊人的无知。马克思既没有看到这个指责，也没有看到洛贝尔图斯的上述著作；关于洛贝尔图斯，他所知道的，总共只有那三封“社会问题书简”[193]，而且就连这些也决不是在1858年或1859年以前知道的。
洛贝尔图斯更有理由地宣称，在这些信里，他早在蒲鲁东之前就已经发现了“蒲鲁东的构成价值”[194]；当然他在这里是再度错误地自炫为第一个发现者。不管怎样，这样一来他在我们这本书里也一起受到了批判，而这也就使我必须简略地分析一下他的“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这本“创业的”小书（1842），因为这本小书除了（又是不自觉地）包含着魏特林式的共产主义之外还预先披露了蒲鲁东的见解。
现代社会主义，不论哪一派，只要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出发，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相衔接。李嘉图在1817年他的“原理”[195]中，一开头就提出两个原理：第一，任何商品的价值仅仅取决于生产这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第二，全部社会劳动的产品分配于土地所有者（地租）、资本家（利润）和工人（工资）这三个阶级之间。在英国，早在1821年，就已经从这两个原理中做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196]，并且有一部分提得这样尖锐和这样果断，使得那些现在几乎完全被忘记了的、很大一部分靠马克思才再次发现的文献，在“资本论”出版以前，一直是不可超越的东西。这些情况改次再谈吧。所以，如果说洛贝尔图斯自己在1842年从上述原理引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那对于一个德国人来说在当时肯定是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但是，至多只是在德国才算一个新发现。马克思在批判有类似妄想的蒲鲁东时已经证明，这样应用李嘉图的理论是毫不新奇的。
“只要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一点点了解，就不会不知道，这个国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在各个不同时候几乎都提倡过平均主义地（即社会主义地）应用李嘉图的理论。我们可以给蒲鲁东先生指出如下一些著作：霍吉斯金的‘政治经济学’（1827年版），威廉·汤普逊的‘为人类谋取最大福社的财富分配原则’（1824年版），托·娄·艾德门茲的‘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1828年版）等等，这一类的著作的名称还可以写上四页。现在我们且来听听一位英国共产主义者布雷先生是怎么说的。这里引用他的出色的著作‘劳动的弊害及其消除方法’（1839年里子版）中最重要的几段话。”[197]单单这里从布雷的著作中引出的几段话，就把洛贝尔图斯要求的优先权取消了很大一部分。
那时候，马克思还从来没有到过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室。除了巴黎和布鲁塞尔图书馆的书籍，除了我的书籍和札记以外，他只是在我们于1845年夏天一起到英国作六星期的旅行的时候，浏览了曼彻斯特可以找到的书籍。可见，上述的书籍在四十年代并不像现在这样难找到。如果说，尽管这样，洛贝尔图斯始终不知道有这些书籍，那完全要怪他的普鲁士的地方局限性。他是普鲁士所特有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奠基人，而现在也终于被公认为这样的人了。
但是，就在他可爱的普鲁士，洛贝尔图斯也不是一直都很安宁的。1859年，在柏林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198]。其中，在第40页上从经济学家对李嘉图提出的种种非难中举出了下述第二个责难：
“如果一个产品的交换价值等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一个劳动日的交换价值就等于一个劳动日的产品。换句话说，工资应当等于劳动的产品。但是实际情形恰好相反。”马克思对此加了下面的注释：“经济学家［注：马克思写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编者注］对李嘉图的这种非难，后来被社会主义者抓住了。他们假定这个公式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责备实际与理论相矛盾，要求资产阶级社会在实践中贯彻它的理论原则的臆想的结论。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至少就是这样把李嘉图的交换价值公式倒转过来反对政治经济学。”[199]在同一个注释里提到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这本书当时在哪一个书店里都可以找到。
因此，洛贝尔图斯有充分机会来亲自确定，他的1842年的发现究竟是不是新的。他不这样做，反而一再宣告他的新发现，简直把这点看成是举世无双的，以致根本想不到，马克思也能像他洛贝尔图斯一样，独自从李嘉图的理论中引出自己的结论。决不可能！马克思“剽窃”了他，——然而正是这个马克思向他提供过一切机会来让他确信，这些结论早在他们两人之前很久，至少是以洛贝尔图斯还保持着的那种粗糙形式，在英国已经有人说到了！
上面说的就是李嘉图理论的最简单的社会主义的应用。这样应用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都产生了李嘉图望尘莫及的对于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的认识；洛贝尔图斯也是其中的一个。先不说他在这方面除了别人早已说过，并且说得至少是同样好的以外，什么也没有提供；他的叙述还犯了同他的前辈一样的毛病，——把劳动、资本、价值等等经济学范畴，按经济学家们传授给他的那种粗糙的、只看表面现象的样子盲目地接受下来，而不研究它们的内容。这样一来，他就不仅切断了自己一切进一步发展的道路，——同马克思相反，马克思是第一个从这几条六十四年来被反复背诵的原理中得出一些东西的人，——而且为自己开辟了通向乌托邦的大道，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到。
李嘉图理论的上述应用，——认为全部社会产品，即工人的产品属于唯一的、真正的生产者，即工人，——直接引导到共产主义。但是，马克思在上述的地方也指出，这种应用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因为这只不过是把道德运用于经济学而已。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产品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如果我们说；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该这样，那末这句话同经济学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们不过是说，这些经济事实同我们的道德感有矛盾。所以马克思从来不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我们眼见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溃上；他只说了剩余价值由无酬劳动构成这个简单的事实。但是，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如果群众的道德意识宣布某一经济事实，如当年的奴隶制或徭役制，是不公正的，这就证明这一经济事实本身已经过时，其他经济事实已经出现，因而原来的事实已经变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维持了。因此，在经济学的形式的谬误后面，可能隐藏着非常真实的经济内容。不过这里不是详细探讨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和历史的地方。
除此以外，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中还可以引出别的结论，而且这一点已经做到了。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决定的。但是，情况却是，在这个可恶的世界上，商品的出售时而高于价值时而低于价值，并且这还不只是竞争引起的波动所产生的结果。利润率也具有一种对所有资本家保持同一水平的平均化趋势，正如商品价格具有借供求关系把自己恢复到劳动价值的趋势一样。但是，利润率是按照投入一个工业企业的总资本来计算的。由于在两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中，年产品可以体现出同样的劳动量，因而代表同等价值，两部门的工资又同样高，但是一个生产部门的预付资本可以并且常常是另一个生产部门的两倍或三倍，这里，李嘉图的价值规律就同利润率平均化的规律矛盾了，这一点李嘉图本人已经发现。如果两个生产部门的产品都按它们的价值出售，利润率就不可能是平均的，如果利润率平均了，两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就不能都按它们的价值出售。所以我们在这里遇到两个经济规律的矛盾，两个经济规律的二律背反；这个矛盾的实际解决，照李嘉图的说法（第1章第4节和第5节[200]），占上风的照例是利润率而不是价值。
李嘉图的价值定义，尽管有不祥之兆，但是也有使善良的资产者喜爱和珍贵的一面。它以不可抗拒的威力诉诸他们的公平感。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尺度，这个认识一经确立，善良的资产者必然会因世界的邪恶而感到自己最高尚的感情深受伤害，这个世界，虽然名义上承认公平原则，但是事实上时时刻刻都在肆无忌惮地抛弃公平原则。特别是小资产者，他们的诚实劳动——即使只是他的帮工和学徒的劳动——在大生产和机器的竞争下天天跌价，特别是小生产者，必然会迫切希望有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产品按它的劳动价值来交换终于成为完全的毫无例外的真理，换句话说，他们必然迫切希望有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只有商品生产的一个规律绝对地不折不扣地发生作用，而唯一能够保证这条规律发生作用的那些条件，即商品生产以至资本主义生产的其他规律都排除了。
这种空想在现代小资产者（现实的或精神的）的思想中是多么根深蒂固，由下述事实就可证明：这种空想早在1831年已经由约翰·格雷系统地发挥过[201]；在三十年代，英国还在实际上试办并在理论上宣扬过；1842年洛贝尔图所在德国，1846年蒲鲁东在法国，都把它宣布为最新真理；1871年洛贝尔图斯再次把它宣称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并当做他的社会遗嘱[202]；1884年，它又在一群利禄之徒中间找到了信徒，这些人以信奉洛贝尔图斯为名，准备借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谋取一己的私利。[203]
马克思不论在反对蒲鲁东还是在反对格雷（见本书附录[204]）的时候，都极其透彻地批判了这种空想，因此，我在这里只就洛贝尔图斯所特有的对这种空想的论证和描绘的形式发表几点意见。
前面已经说过，洛贝尔图斯把经济学概念的传统的定义完全按照经济学家所传授给他的样子接受了下来。他丝毫没有想到要加以研究。他认为，价值是
“一物同另一物相比在数量上的值，而这个值被理解为尺度”[205]。
这个说得轻一点也是非常模糊的定义，至多告诉我们价值大致像个什么样子，却决没有说出它是什么。可是，洛贝尔图斯关于价值能向我们说的全在这里了，可见，他是在寻求一个处于价值之外的价值尺度。他运用了使阿道夫·瓦格纳先生称赞不已的抽象思维能力[206]，以三十页篇幅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乱七八糟地搅和在一起，然后得出结论说：真正的价值尺度并不存在，我们必须以一个代用的尺度为满足。劳动可以充当这种代用的尺度，但是只有在等量劳动的产品总是用等量劳动的产品交换时才是这样，不管“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或者由于采取了措施”[207]才保证是这样。因此，尽管整个第一章都是向我们解释商品的代价“是劳动”，而且仅仅是劳动，以及为什么是劳动，但是价值和劳动仍然是没有任何实际联系的。
劳动也是按照经济学家们那里的样子被盲目地接受下来的。不仅如此，洛贝尔图斯虽然也用两句话提到了劳动强度的差别，但是劳动还是非常笼统地当做“成为代价的东西”，从而也就是衡量价值的东西提出来，而不问这个劳动究竟是不是在正常的社会平均条件下付出的。生产者为了生产一天可以生产出来的产品，是费了十天，还是只费一天，他们用的工具是最好的，还是最坏的，他们的劳动时间是耗费在生产社会必需的物品和生产社会需要的数量上，还是耗费在根本不需要的东西上，或者虽然需要但却在数量上是多于需要还是少于需要，——对于所有这些却一字不提，只是说：劳动就是劳动，等量劳动的产品必须同等量劳动的产品交换。在其他方面，不管适当不适当，洛贝尔图斯总还随时准备站在全国观点上，从社会了望台的高处俯瞰单个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他却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种做法。其所以如此，只因为他从自己那本书的第一行起就笔直地驶向劳动货币的乌托邦，而对劳动的创造价值的特点进行的任何研究，都会在他的航道里投下无法通过的礁石。在这里他的本能比他的抽象思维能力强得多，——顺便说说，在洛贝尔图斯那里，抽象思维能力只是通过最具体的思想空虚才揭示出来的。
过渡到乌托邦的事，一挥手之间就完成了。为保证按劳动价值进行商品交换成为毫无例外的常规而采取的“措施”，没有引起任何困难。这一派的其他空想家，从格雷到蒲鲁东，都煞费苦心地揣摩过用什么社会机构来实现这个目的。他们至少是设法通过经济途径，通过进行交换的商品所有者本身的活动，来解决经济问题。洛贝尔图斯却解决得轻便多了。他作为一个道地的普鲁士人，求助于国家：国家政权的一道命令就能实行这个改革。
这样一来，价值就幸运地被“规定”了，但是，这绝对没有规定出洛贝尔图斯痴心妄想的对这规定的首创权。相反，格雷和布雷以及其他许多人早在洛贝尔图斯以前很久，就令人生厌地反复表示过同样的思想：他们一心希望有一些措施能使产品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只按它们的劳动价值相互交换。
国家这样规定了价值——至少是一部分产品的价值，因为洛贝尔图斯也是有分寸的，——之后，就发行它的劳动纸币，预支给工业资本家，工业资本家用它给工人发工资，工人再用他们得到的劳动纸币购买产品，于是劳动纸币又流回它的出发点。这进行得多么奇妙，我们应该听听洛贝尔图斯本人说的话：
“至于第二个条件，那末，要使票券上注明的价值真正在流通中存在，必要的措施是，只有真正交出一件产品的人才能取得一张精确标明生产那件产品的劳动量的票券。谁交出了一个两天劳动的产品，谁就取得一张标明‘两天’的票券。只要严格遵守这条规则来发行票券，第二个条件也一定能实现。因为照我们的假定，货物的真正价值总是同制造这个货物所耗费的劳动量一致的，而这个劳动量的尺度就是普通的计时单位，所以无论谁交出一件耗费两天劳动的产品，得到注明两天的票券，这表明或者证明的不多不少恰恰是同他实际交出的一样的价值，——并且，因为只有真正把一件产品投入流通的人，才能取得一个这样的证明，所以，毫无疑问，票券上注明的价值也就一定存在着，足以满足社会的要求。不论我们把分工的范围想像得多么广阔，只要严格遵守这条规则，实际上存在的价值总额必定恰恰等于票券上注明的价值总额。可是因为票券上注明的价值总额恰恰等于被证明的价值总额，所以后者也必然会与实际存在的价值相符，一切要求都会得到满足，清算也会正确地进行。”（第166—167页）
如果说，洛贝尔图斯以前的不幸是他的新发现总是来得太迟，那末，这一次他至少在一种独创性上建立了功勋：在他的竞争者中间还找不到一个人敢于以这样幼稚天真、透彻明净、可以说道地的波美拉尼亚形式说出关于劳动货币乌托邦的痴话。既然对于每一张票券都提供了一个相应的价值对象，而且没有一个价值对象不是取得一张相应的票券而交出的，所以，票券上的总额必然总是同价值对象的总额相抵，计算下来连一丝一毫余额也没有，一秒钟劳动都不差，连资格再老的国库出纳处的会计也不能找出丝毫计算上的差错。还能要求些什么呢？
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工业资本家都是完全由自己负责进行生产的，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都随他的意。但是，对他说来，社会需要永远是一个未知数，无论是所需要的对象的质量、品种，还是它们的数量，都是这样。今天还不能充分迅速供应的东西，明天可能供应得大大超过需要。尽管如此，需要毕竟是这样那样地好坏得到了满足，而总的说来生产的毕竟也是需要的东西。矛盾是怎样解决的呢？通过竞争解决的。竞争又怎样解决问题的呢？非常简单：凡是品种、数量不符合当前社会需要的商品，竞争就使它们的价格落到它们的劳动价值之下，通过这种曲折的途径，使生产者感觉到，他们或者是生产了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或者东西本身虽然需要，但生产的数量已经超过需要、成为多余的了。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商品价格对商品价值的不断背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并由于这个条件，商品价值才能存在。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因此，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通常看来同它所表现的价值多少有些不同，这种命运是价值和大多数社会关系所共同的。国王和他所代表的王国在大多数场合下看来也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在一个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如果谁想把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点确立起来，而又禁止竞争用加压力于价格的办法，即一般说来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来确立这种对价值的决定，那就不过是证明，至少在这方面，他采取了空想主义者惯有的轻视经济规律的态度。
第二、竞争使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在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发生作用，从而也就使得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社会生产组织和制度得以实现。单个的商品生产者只有通过产品的跌价和涨价才亲眼看到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但是，洛贝尔图斯等人代表着的那种空想却恰恰要废除这个唯一的调节者。如果这时我们问，我们有什么保证，能使每种产品都生产必要的数量而不是过多，能使我们不致一面缺乏谷物和肉类，同时却窒息在甜菜糖堆里和淹死在马铃薯酒里，能使我们不致一面裸着身体没有裤子穿，同时却有千千万万裤子钮扣滚滚而来，——那末，洛贝尔图斯就会得意洋洋地把他那本漂亮的账指给我们看，按照这本账，对每一磅多余的糖、每一桶销不出去的酒、每一颗缝不到裤子上去的钮扣，都发过正确无误的票券，一切都严格“相符”，“一切要求都会得到满足，清算也会正确地进行”。谁要是不信，可以去请教波美拉尼亚的那位国库出纳处的会计Ｘ，他审核过账目，查明无误，这个人在出纳上从未出过差错，完全可靠。
现在，我们再看看洛贝尔图斯的又一个天真的表现——用他的空想消除工商业危机。从商品生产以世界市场的范围来进行之后，按私人打算进行生产的单个生产者同他们为之生产、却对其需求的数量和质量或多或少是不了解的市场之间的平衡，是靠世界市场的风暴、靠商业危机来实现的。［注：至少直到不久以前的情况还是这样。自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由于法国、德国、特别是美国参加世界贸易而被打破以后，似乎有一种新的平衡形式在起作用。危机前的普遍繁荣时期一直没有到来。如果它永远不再出现，则经常的停滞加一些轻微的波动将成为现代工业的常态。］因此，如果禁止竞争通过价格的起落把世界市场情况告诉单个生产者，那他们就完全被蒙住了眼睛。把商品生产安排得使生产者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为之生产的市场的情况，——这的确是一个医治危机症的妙方，甚至艾曾巴尔特医生也会因此羡慕洛贝尔图斯呢。
现在可以理解了，为什么洛贝尔图斯径直用“劳动”未决定商品价值，顶多只提到了一下劳动的不同强度。如果他研究过劳动通过什么和怎样创造、从而决定价值并成为价值的尺度，他就会得出社会必要劳动，——不论从个别产品对同类其他产品的关系上来说，还是从它对社会总的需求方面来说都是必要的劳动。这就会使他遇到一个问题：单个商品生产者的生产是怎样适应社会的总的需求的；而同时他的整个乌托邦也就搞不成了。这一次，他的确是宁可“抽象”，亦即把问题的实质“抽象”掉。
现在，我们终于走到了一个地方，这里洛贝尔图斯真的向我们显示了一些新鲜东西，一些把他同他的无数伙伴——劳动货币的交换经济论者——区别开来的东西。那些人要求实行这种交换制度，目的是要废除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每个生产者应该取得他的产品的十足劳动价值。他们在这一点上，从格雷到蒲鲁东，都是一致的。洛贝尔图斯说，无论如何不能这样。雇佣劳动和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要保留下来。
第一、工人在任何可以设想的社会制度下都不能取得他的产品的全部价值以供消费；总存在许多在经济上是非生产性的，但又是必要的职能，它们的费用要从生产出来的基金中开支，而有关人员的生活费用也要从中开支。——这一点，只有在现在这种分工还起作用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在一个普遍有义务参加生产劳动的社会中——这样的社会也是“可以设想的”啊——这种情况就会消失。但是，社会储备和积累基金的必要性总还是存在的，因此，到了那时，虽然这些工人即所有的人都将占有和享受他们的全部产品，但每一个单个的人也还不会享受到他的“十足的劳动收入”。对于从劳动产品中拿出一部分来维持经济上非生产性的职能这一点，其他的劳动货币空想家也没有忽视。不过，他们是让工人为这个目的通过一般的民主途径向自己征税，而洛贝尔图斯则相反，他的1842年的全部社会改革方案都是为当时的普鲁士国家而安排的，把事情全部交给官僚去决定，由他们从上面规定工人应在自己的产品中分得多少并且把这一部分恩赐给工人。
第二、可是地租和利润也应该不折不扣地保存下去。因为地主和工业资本家也从事了一定的，即使从经济方面说是非生产性的、但是对社会是有益的或者甚至是必需的活动，因此，他们以地租和利润的形式得到一定的报酬，——显然，这就是在1842年也根本不算什么新论点。实在说，凭他们做的那一点事情，并且做得够坏的，他们现在所得到的真是太多了，但是洛贝尔图斯偏认为一个特权阶级至少在今后五百年内还是必要的，所以，现在的剩余价值率——为了表达确切，我用了这个说法——还应该继续存在下去，不过不应该再提高。现在的剩余价值率，洛贝尔图斯假设为200％，即工人在一天劳动十二小时以后得到的不是十二小时而是四小时的票券，其余八小时生产的价值应当在地主和资本家之间分配。因此，洛贝尔图斯的劳动券简直是个骗局。只有波美拉尼亚的骑士领主才能设想，工人阶级会同意为了四小时的票券而工作十二小时。如果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戏法翻译成这样坦白的话，它就成了赤裸裸的抢劫，那末，它就不可能存在下去了。发给工人的每一张票券就会变成直接教唆叛乱的东西，并且触犯德意志帝国刑法典第一一○条[208]。只有除了波美拉尼亚骑士领地上的实际上还处于半农奴地位的短工以外从没有见过任何别的无产阶级的人，——在那些领地上，棍子和鞭子当权，村里所有漂亮女人都归入领主老爷的后宫，——才想得出这样来侮辱工人。我们的保守派倒真是我们的最大的革命家。
不过，如果我们的工人非常温顺地让人愚弄，以为辛苦劳动了整整十二个小时实际上只劳动了四个小时，那末他们在工资上就会得到一个保证：从此以后他们从自己产品中得到的份额永远不会低于三分之一。这实际上是用孩子的喇叭吹出的未来的音乐，根本不值一谈。因此，如果说洛贝尔图斯在劳动货币交换乌托邦方面有了什么新贡献，那末，这个新贡献就是幼稚，远远落在他以前和以后无数同道的贡献之下。
洛贝尔图斯的“认识”一书，在出版的当时，无疑是一本重要的书。它对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继续发展，在一个方向上是颇有希望的开端。尽管这一著作只是对他来说和对德国来说才是新东西，但是总的说来它还是同比他高明的英国先驱者们的著作处在同一个水平上。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从这一点出发，只是通过寻根究底的、批判的、进一步的工作，才能在理论上有真正的收获。但是，他一开头也在第二个方向即乌托邦的方向上继续发展李嘉图的理论，从而切断了自己上述发展的道路。于是他失去了一切批判的第一个条件——不抱偏见。他为事先确定的目标而全力以赴，成了一个有偏见的经济学家。他一陷入自己的乌托邦的圈套，就断绝了在科学上进步的一切可能。从1842年直到死去，他一直在兜圈子，老是重复他第一本书已经说过或暗示过的同一思想，他感到自己不被人所了解，在没有东西可供剽窃的地方发觉被人剽窃，最后，并非无意地拒绝承认自己只是重新发现了实际上人家早已发现的东西。
译文有些地方同已经出版的法文原文不同。这是以马克思亲笔的订正为根据的，已经准备好的一个法文新版本中也做了这些订正。[209]
本书用语同“资本论”不尽相同，例如这里说的是作为商品的劳动［Arbeit］、劳动的买卖，而不是劳动力［Arbeitskraft］，看来这一点无须再提请注意了。
本版收入下列附录作为补充：（1）1859年柏林出版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论述第一个，即约翰·格雷提出的劳动货币交换乌托邦的一段，（2）马克思1848年在布鲁塞尔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210]的译文，这个演说和“哲学的贫困”属于著者的同一个发展时代。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4年10月23日于伦敦
载于1885年1月“新时代”杂志第1期和1885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1892年德文版本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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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86]本文是恩格斯为卡·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这部著作是在1847年用法文写成并出版的，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全文再版过。恩格斯还为德文第一版写了许多注释，并校订了译文。该书于1885年1月下半月问世，书名是：《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Antwort auf Proudhons《Philosophie des Elends》》．Stuttgart，1885；同年1月初，序言就已经根据恩格斯的提议以“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为题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序言还被收在1892年出版的该书德文第二版中；恩格斯又为这一版专门写了一个短短的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33页）。序言最初由维·查苏利奇译成俄文，载于1886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出版的马克思这一著作的俄文第一版中。
“新时代”（《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在斯图加特出版，1883年至1890年10月每月出版一次，以后至1923年秋每周出版一次。杂志的编辑从1883年至1917年10月是卡·考茨基，从1917年10月至1923年秋是亨·库诺夫。在1885—1894年弗·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许多文章，并不断以自己的劝告帮助杂志的编辑部，时常因杂志上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而对它提出批评。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统地登载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第205页。
[187]P．J．Proudhon．《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T．Ⅰ-Ⅱ，Paris，1846．——第205页。
[188]指马克思的文章“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8—36页）。
“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al-Demokrat》）是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从1864年12月15日至1871年用该名称在柏林出版；1864—1865年约·巴·施韦泽担任编辑。——第205页。
[189]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他们停止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声明于1865年2月由他们寄给该报编辑部；由于马克思采取了措施，声明不久便在许多德国报纸上发表了。因此，施韦泽才被迫于1865年3月3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95—98页）。——第205页。
[190]恩格斯指的是他于1885年5月5日写成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一版的序言（参看“资本论”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206页。
[191]对马克思的这些诽谤包含在洛贝尔图斯1871年11月29日给鲁·迈耶尔的信中（见《Briefe und Socialpolitische Aufsätze von Dr．Rodbertus-Jagetzow．Herausgegeben von Dr．R．Meyer》．Bd．Ⅰ，Berlin，S．134．——“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迈耶尔博士出版”柏林版第1卷第134页），和洛贝尔图斯1875年3月14日给Ｊ．泽勒尔的信中（见《Zeitschift für die gesammte Staatswissenschaft》．Bd．35，Tübingen，1879，S．219——“一般政治学杂志”1879年杜宾根版第35卷第219页）。——第206页。
[192]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年新勃兰登堡和弗里德兰德版（Rodbertus-Jagetzow．《Zur Erkenntniβ unsrer staatswirthschaftlichen Zustände》．Neubrandenburg und Friedland，1842）。——第206页。
[193]恩格斯指的是1850年和1851年在柏林以“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Sociale Briefe an von Kirchmann》）为题出版的洛贝尔图斯的三本单独的著作。——第206页。
[194]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二封：基尔希曼的社会理论和我的社会理论”1850年柏林版第54页（Rodbertus．《Sociale Briefe an von Kirchmann．Zweiter Brief：Kirchmann's sociale Theorie und die meinige》．Berlin，1850，S．54）。——第206页。
[195]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D．Ricardo．《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and Taxation》．London，1817）。——第206页。
[196]1821年在伦敦出版了一本匿名的抨击性小册子，标题是：“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根源及其解决办法。给约翰·罗素勋爵的信”1821年伦敦版（《The Source and Remedy of the Na-tional Difficulties，deduced from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in A Letter to Lord John Russell》．London，1821）。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一版序言（参看“资本论”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中对这本抨击性小册子做了评价。——第206页。
[197]见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10页）；着重号和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加的。——第207页。
[19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77页。——第208页。
[19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2页。——第208页。
[200]D．Ricardo．《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and Taxation》．1817年在伦敦出版的该书第一版中，没有恩格斯所援引的把章分成节的情况；只是从1819年出版的第二版开始，李嘉图才做了这种划分；1821年出版了经作者做了很大修改的该书第三版。——第210页。
[201]约·格雷“社会制度。论交换原理”1831年爱丁堡版（J．Gray．《The Social System：A Treatise on the Principle of Exchange》．Edinburgh，1831）。——第211页。
[202]1871年洛贝尔图斯发表了“标准的工作日”（《Der Normal-Arbeits-tag》）一文；文章载于9月16、23和30日的“柏林评论”（《Berliner Revue》）杂志，接着又于同年在柏林出版了单行本。——第211页。
[203]指参加出版洛员尔图斯-亚格措夫的遗著，特别是他的著作“资本。给冯·基尔希曼的第四封社会问题书简”1884年柏林版（《Das Kapital．Vierter socialer Brief an von Kirchmann》．Berlin，1884）的那批人；这一著作的出版者及其导言的作者是泰·科察克；而序言是德国庸俗经济学家阿·瓦格纳写的。——第211页。
[204]指卡·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部分，其中批判了约·格雷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3—76页）。这一部分曾经作为附录之一收入了“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第211页。
[205]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年新勃兰登堡和弗里德兰德版第61页。——第211页。
[206]指阿·瓦格纳为洛贝尔图斯的著作“资本。给冯·基尔希曼的第四封社会问题书简”而写的序言的如下一段话：“洛贝尔图斯在这里表现了只有最伟大的睿智才特有的抽象思维的巨大力量。”（见C．Rodbertus-Jagetzow．《Das Kapital．Vierter socialer Brief an von Kirchmann》．Berlin，1884，S．Ⅶ—Ⅷ）。——第212页。
[207]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年新勃兰登堡和弗里德兰德版第62页。后面作分析和引用了这一著作。——第212页。
[208]1871年生效的德意志帝国刑法典第一一○条规定，凡以书面形式公开号召不服从德意志帝国现行法律或命令者，判处六百马克以下的罚款或两年以下监狱监禁。——第218页。
[209]指当时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正准备出版的“哲学的贫困”法文第二版；但是这一版的准备工作拖延了，只是到恩格斯逝世以后，在1896年，这一版才在巴黎出版。——第219页。
[21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44—459页。——第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