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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194]



　　4月13日，有一位人物在柏林逝世。他曾经作为哲学家和神学家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多年来，几乎已被人遗忘，只是偶尔作为“文坛怪人”还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官方的神学家们，其中也有勒南，剽窃了他的著作，因此一致默然不提他的名字。可是，他比所有这些人更有价值，而且在一个我们社会主义者也关切的问题上，即在基督教历史起源问题上，他比所有这些人做了更多的工作。
　　趁他去世的机会，我们简单谈谈这个问题的目前情况和鲍威尔对解决这个问题的贡献。
　　从中世纪的自由思想者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者，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都是骗子手的捏造。但是，自从黑格尔向哲学提出了说明世界史中的理性发展的任务之后，上述观点便再也不能令人满意了。
　　事情很清楚，自发的宗教，如黑人对偶像的膜拜或雅利安人[195]共有的原始宗教，在它产生的时候，并没有欺骗的成分，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很快地免不了有僧侣的欺诈。至于人为的宗教，虽然充满着虔诚的狂热，但在其创立的时候便少不了欺骗和伪造历史，而基督教，正如鲍威尔在批判新约[196]时所指出的，也一开始就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可观的成绩。但这只是肯定了一般现象，却没有说明这里所要谈的具体情况。
　　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一千八百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手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对基督教更是这样。这里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罗马帝国的民众，在一切宗教中特别爱好这种还是奴隶和被压迫者所宣扬的无稽之谈，而好大喜功的君士坦丁竟认为接受这种妄诞无稽的宗教，是自己一跃而为罗马世界专制皇帝的最好手段？
　　在解答这个问题方面，布鲁诺·鲍威尔的贡献比任何人大得多。维耳克单纯从语言方面考证了的福音书的时间顺序和相互关系[197]，鲍威尔又根据它们的内容无可辩驳地加以证实了，尽管反动时代的那些半信神的神学家从1849年起竭力反对这样做。按照施特劳斯含糊的神话论[198]，人人都可以任意地把福音书的记述当做历史的记述，鲍威尔彻底揭露了这种理论的非科学性。既然福音书的全部内容，几乎绝对没有一件事情是历史事实，那就可以说明连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也成问题，这样，鲍威尔就扫清了解决下述问题的基地：在基督教中形成了一种体系的那些观念和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而且是怎样取得世界统治地位的。
　　鲍威尔毕生从事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是：公元40年还以高龄活着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而罗马的斯多葛派塞涅卡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叔父。在斐洛名下流传到现在的许多著作，实际上是讽喻体的唯理论的犹太传说和希腊哲学即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物。这种西方观点和东方观点的调和，已经包含着基督教全部的本质观念——原罪、逻各斯（这个词是神所有的并且本身就是神，它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不是用牺牲而是把自己的心奉献给神的忏悔，最后还有以下的本质特点，即新的宗教哲学倒转了从前的世界秩序，它在穷人、苦难人、奴隶和被排斥的人中寻找信徒，蔑视有钱人、有势力的人和有特权的人，因而也就有蔑视一切尘世享乐和禁止肉欲的规定。
　　另一方面，奥古斯都就已注意到，不仅要使神人，而且要使所谓贞洁的受孕也成为国家规定的格式。他不仅要求对凯撒和自己敬奉如神，而且还要求宣扬，他凯撒·奥古斯都圣者（divus）不是他父亲这个凡人的儿子，而是他母亲从阿波罗神那里受孕生下来的。但愿这位阿波罗神不是海涅所歌咏的那位阿波罗神的本家吧[199]！
　　由此可见，整个基督教的基本轮廓已经形成，只是还缺少最后一块石头：人格化的逻各斯体现为一定的人物，他为了拯救有罪的众生而在十字架上作出赎罪的牺牲。
　　至于这最后一块石头在历史上是怎样砌到斯多葛—斐洛学说里去的，我们找不到真正可靠的根据。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最后一块石头不是由哲学家，即斐洛的学生或斯多葛派砌上的。创立宗教的人，必须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要，而烦琐哲学家通常不是这样。相反，在总解体的时期（现在也是这样），我们看到哲学和宗教教义都以粗俗的形式被庸俗化，并且得到广泛流传。希腊古典哲学的最终形式（尤其是伊壁鸠鲁学派），发展为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而希腊的庸俗哲学，则发展为一神论和灵魂不死说。犹太教也是这样，它在同外族人及半犹太人的混合和交往中唯理主义地庸俗化了，它忽视了法定的仪式，把过去犹太人独有的民族神雅赫维［注：艾瓦德已经证明[200]，犹太人在注有元音和标点的手稿中，在雅赫维（Jahweh）这个名字的不发音的辅音底下，写上了代替它发音的阿特乃（Adonai）一字中的元音。后来的人就把它读成耶和华（Jehovah）。可见，这个字不是某位神的名字，而只是一个重大的语法错误，因为这在希伯来语中简直是不可能的。］变为唯一的真神——天地的创造主，并且接受了原先同犹太教格格不入的灵魂不死说。这样，一神论的庸俗哲学就和庸俗宗教相遇了，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现成的唯一的神。这就为犹太人准备了基地，使他们在修改同样庸俗化了的斐洛派的观念以后，能够创立基督教，并且一经创立，能够博取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信奉。基督教起源于通俗化了的斐洛派的观念，而不直接产生于斐洛的著作，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新约几乎完全忽略了斐洛著作的主要部分，即忽略了旧约记述的讽喻式的哲理解释。这是鲍威尔没有充分注意到的一个方面。
　　基督教的初期形态究竟是什么样子，读一读所谓约翰启示录[201]，就可以有一个概念。粗野的混乱的狂热，教义还处在萌芽时期，所谓基督教道德只有禁欲这一条，相反地，幻觉和预言却很多。教义和伦理学是在较晚时期形成的，那时福音书和所谓使徒行传已经写成。这里不客气地利用了斯多葛派哲学，即塞涅卡哲学——至少在训诫方面是这样。鲍威尔已经证明，使徒行传常常一字不差地抄袭塞涅卡。实际上，这件事情正统的基督徒也已经看到了，不过他们硬说塞涅卡抄袭了当时还没有写成的新约。教义一方面在同逐渐形成的关于耶稣的福音传说的联系中，另一方面是在犹太教基督徒和多神教基督徒之间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关于基督教取得胜利和世界统治地位的原因，鲍威尔也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但是在这里，这位德国哲学家的唯心主义妨碍了他，使他不能作明晰的观察和精确的说明。往往在紧要关头，不得不用空话来代替事实。所以，我们与其逐条研讨鲍威尔的见解，倒不如谈谈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的根据，不仅有鲍威尔的著作，而且还有自己的独立研究。
　　罗马的占领，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首先直接破坏了过去的政治秩序，其次也间接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生活条件。其办法是：第一，以罗马公民与非公民（或国家臣民）之间的简单区别，代替了从前的等级划分（奴隶制度除外）；第二（这是主要的），以罗马国家的名义进行压榨。如果说在帝国内部，为了国家的利益，对行省总督的贪财欲望还尽量加以限制，那末在这些国家代之而来的，是为了充实国库而课收的日益加重和日益烦苛的赋税，这样一种压榨行为起了可怕的破坏作用；最后，第三，到处都由罗马法官根据罗马法进行判决，从而使地方上的社会秩序都被宣布无效，因为它们和罗马法制不相符合。这三种办法必然产生惊人的荡平一切的作用，特别是运用于各民族达一、二百年之久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些民族中间，最强有力的部分，不是在被征服前、被征服时、甚至被征服后的战争中被消灭，便是沦为奴隶。各行省的社会关系愈益接近京都的和意大利的社会关系。居民逐渐分裂为三个由极复杂的成分和民族凑合起来的阶级：富人，其中不少是被释放的奴隶（见佩特罗尼乌斯[202]）、大地主、高利贷者、或大地主兼高利贷者——如基督教的叔父塞涅卡；没有财产的自由人，他们在罗马靠国家吃喝玩乐，在各行省只能自找生路；最后是广大的群众——奴隶。前两个阶级对于国家即对于皇帝，几乎同奴隶对于奴隶主一样没有权利。特别从提比利乌斯到尼禄这一时期，判处有钱的罗马人死刑以没收他们的财产，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政府的物质支柱是军队，它很像后来的德国雇佣兵，而不像古罗马的农民军队；政府的精神支柱是这样一种普遍信念：现状是摆脱不了的；建立在军事统治上的帝政（不是指这个或那个皇帝）是无法改变的必然性。至于这种信念究竟基于哪些纯粹的物质事实，这里就不加以分析了。
　　同普遍的无权地位和对改善现状的可能表示绝望的情况相适应的，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剩下的少数具有贵族气派和贵族思想的古罗马人，不是被消灭，便是死亡了。他们当中最后的一个人是塔西佗。其余的人巴不得能够完全避开社会生活；他们沉溺于聚财和斗富、诽谤和倾轧之中。没有财产的自由人，在罗马由国家供养，在各行省则境况困苦。他们必须劳动，而且还要对付奴隶劳动的竞争。不过这些人只住在城市。除他们以外，在各行省还有农民，自由的土地占有者（有些地方他们也许还同公社所有制有联系），或者如在高卢则是大地主的债务奴仆。这一阶级最少被社会变革所触及。它反对宗教变革的时间也最久［注：按照法耳梅赖耶尔[203]的研究，直到九世纪，迈纳（伯罗奔尼撒）的农民还在向宙斯供奉牺牲。］。最后是奴隶，他们没有权利，没有自由，而斯巴达克的失败，也证明他们不可能解放自己，可是其中大部分原是自由人或自由人的后裔。所以在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当然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怀有强烈的（虽然表面上并不显露的）怨恨。
　　同上述情况相适应，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也是如此。哲学家们不是单纯赚钱谋生的学校教师，便是纵酒作乐的有钱人所雇用的小丑。很多甚至就是奴隶。塞涅加先生表明，如果他们处境顺利，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位讲道德谈克制的斯多葛派，是尼禄宫廷中的头号阴谋家，不可能不阿谀奉承。他让尼禄赏赐金钱、田庄、花园、宫室。当他宣扬福音中贫困的拉撒路时，他实际上正是这个寓言里的富人。只是当尼禄要他命的时候，他才叩请皇帝收回一切赏赐，说他的哲学已使他感到满足。只有像柏西阿斯这样非常个别的哲学家，至少还挥动讽刺的鞭子，鞭笞他们那些蜕化的同时代人。至于另一类的思想家，即法学家，则对新秩序赞赏不已，因为一切等级差别的取消，使他们得以全面制定他们心爱的私法，因而他们就为皇帝制定了空前卑鄙的国家法。
　　罗马帝国在消灭各民族政治和社会独特性的同时，也消灭了他们独特的宗教。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们一起生长。宗教的这些基础一旦遭到破坏，沿袭的社会形式、继承的政治结构和民族独立一旦遭到毁灭，那末与之相适应的宗教自然也就崩溃。本民族神可以容许异民族神和自己并立（这在古代是通常现象），但不能容许他们居于自己之上。东方的祭神仪式移植到罗马，只损害了罗马宗教，但不能阻止东方宗教的衰落。民族神一旦不能保卫本民族的独立和自主，就会自取灭亡。情况到处都是这样（农民，特别是山地农民除外）。庸俗哲学的启蒙主义（我简直想说伏尔泰主义）在罗马和希腊所做到的事情，在各行省也做到了，其办法是罗马帝国的奴役，是用绝望的臣民和自私的无赖来代替以自由而自豪的战士。
　　这就是当时的物质和精神状况。现状不堪忍受，未来也许更加可怕。没有任何出路。悲观绝望，或从最下流肉体上的享乐中寻求解脱——至少那些有可能让自己这样做的人是如此，可是这只是极少数人。除此以外，就只好俯首贴耳地服从于不可避免的命运。
　　但是，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这样的安慰，既不是斯多葛学派，也不是伊壁鸠鲁学派所能提供的，因为第一，这是哲学，而哲学是不以普通人的思想为对象的；第二，这两个学派的门徒的生活方式，把他们的学说弄得声名狼籍。安慰不是要代替那失去了的哲学，而是要代替那失去了的宗教，它必须以宗教形式出现，正如当时甚至直到十七世纪能够获得群众的所有事物一样。
　　几乎用不着说明，在追求这种思想上的安慰，设法从外在世界遁入内在世界的人中，大多数必然是奴隶。
　　正是在这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出现了基督教。它和以前的一切宗教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在以前的一切宗教中，仪式是一件主要的事情。只有参加祭祀和巡礼，在东方还须遵守十分烦琐的饮食和洁净方面的清规，才能证明自己的教籍。罗马和希腊在这方面是放任的，在东方则盛行着一套宗教戒律，这在不小程度上促使它终于崩溃。属于两种不同宗教的人（埃及人、波斯人、犹太人、迦勒底人）不能共同饮食，不能共同进行日常活动，几乎不能交谈。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绝状态，古代东方大部分衰落了。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代世界的祭祀和巡礼。它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犹太教及其新的万能的神，原也有成为世界宗教的趋势。但是以色列子女在信徒和行割礼的人中，依然保持着贵族身分。连基督教也必须先打破关于犹太人基督徒的优越地位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所谓约翰启示录中早已有了），才能变成真正的世界宗教。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由于保持着它的特殊东方仪式，它的传播范围就局限在东方以及被阿拉伯贝都英人占领和新移殖的北非。在这些地方它能够成为主要的宗教，在西方却不能。
　　其次，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人们抱怨时代的败坏、普遍的物质贫乏和道德沦亡。对于这一切抱怨，基督教的罪孽意识回答道：事情就是这样，也不可能不这样，世界的堕落，罪在于你，在于你们大家，在于你和你们自己内心的堕落！哪里会有人说这是不对的呢？Mea　culpa〔罪在我〕。承认每个人在总的不幸中都有一分罪孽，这是无可非议的，这种承认也成了基督教同时宣布的灵魂得救的前提。并且，这种灵魂得救的安排，使每个旧宗教团体的成员都易于理解。一切旧宗教都熟悉献祭赎罪这一概念，它能使被亵渎的神怒气冰释。那末，一位中间调停人牺牲自己永远赎出人类罪孽的概念，怎么会不容易获得地盘呢？这样，基督教就把人们在普遍堕落中罪在自己这一普遍流行的感觉，明白地表现为每人的罪孽意识。同时，基督教又通过它的创始人的牺牲，为大家渴求的、摆脱堕落世界获取内心得救、获取思想安慰，提供了人人易解的形式，它再一次证实自己能够成为世界宗教——而且正是适合于现世的宗教。
　　结果是：在荒漠中，成千上万的预言家和宣教者那时创立了无数宗教上的新东西，但只有基督教的创始人获得了成功。不仅在巴勒斯坦，而且在整个东方，麇集着这样一些宗教创始人，他们之间进行着一种可说是达尔文式的思想上的生存竞争。主要由于上述因素，基督教取得了胜利。而基督教怎样在教派的相互斗争中，在同多神教世界的斗争中，通过自然淘汰逐渐形成为世界宗教，这已由最初三世纪的教会史详细作了说明。


恩格斯写于1882年4月下半月
载于1882年5月4日和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号和第20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德文版第19卷译出


注释：

[194] 恩格斯的“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一文，是1882年4月下半月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的。布·鲍威尔的逝世是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鲍威尔关于新约全书和基督教的著作，当时不仅有助于摧毁正统教义的基础，而且有助于摧毁自由主义的新教的杜宾根学派的结论。所以尽管这些著作的作者是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立场上，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肯定了这些著作。
　　恩格斯在本文中提出的思想，在他以后的著作“启示录”（1883）和“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1894）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第327页。

[195] 恩格斯在这里把“雅利安人”一词，用为印欧语系各民族的名称。这一用语是根据十九世纪中叶流行的对这些民族过去在种族上和文化上的统一持有的不正确的看法提出的，现在已经陈旧了。在现代资产阶级著作中，“雅利安人”一词是指印欧语系伊朗和印度分支的各民族而言。——第327页。

[196] 对于新约的批评见布·鲍威尔的下列著作：“约翰福音史”1840年不来梅版（《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s　Johannes》．Bremen，1840）、“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Ｂｄ．Ⅰ—Ⅱ，Ｌｅｉｐｚｉｇ，1841）及该书第三卷“复类福音作者和约翰的福音史批判”1842年不伦瑞克版（《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und　des　Johannes》．Braunsch-weig，1842）。——第327页。

[197] 克·哥·维耳克“第一个福音书编述者或对头三个福音书的亲近关系的注释批判研究”1838年德勒斯顿和莱比锡版（Ch．G．Wilke．《Der　Urevangelist　oder　exegetisch　kritische　Untersuchung　über　das　Verwandtschaftsverhältniβ　der　drei　ersten　Evangelien》．Dresden　und　Leipzig，1838）。——第328页。

[198] 大·施特劳斯在下列著作中表述了他的理论：“经过批判整理的耶稣传”1835—1836年杜宾根版第1—2卷（《Das　Leben　Jesu，kritisch　bearbeitet》．Bd．Ⅰ-Ⅱ，Tübingen，1835—1836）。——第328页。

[199] 恩格斯指海涅的讽刺诗“阿波罗神”中的主人公（见文集“罗曼采罗”），这是一个年轻的浪荡鬼，是阿姆斯特丹犹太教堂里扮演阿波罗的歌手。——第329页。

[200] 格·艾瓦德“基督以前的以色列民族史”1852年哥丁根第2版第4卷第222—224页（H．Ewald．《Geschichte　des　Volkes　Israel　bis　Christus》．2．Ausg．，Bd．4，Göttingen，1852，S．222—224）。——第330页。

[201] 指圣经之一“约翰启示录”。——第330页。

[202] 指佩特罗尼乌斯的“蔬蒂里孔”。这部著作描写一个发了财的被释放的奴隶特里马希昂所举行的宴会。——第331页。

[203] 雅·菲·法耳梅赖耶尔“摩里亚半岛中世纪史”1830年施图加特和杜宾根版第1册第227页（J．Ph．Fallmerayer．《Geschichte　der　Halbinsel　Morea　während　des　Mittelalters》．Th．Ⅰ，Stuttg-art　und　Tübingen，1830，S．227）。——第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