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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87]
我认为，对于大量伪造国际的历史方面的一项最新贡献（见今年7月的“十九世纪”[88]）应当做几点说明，因为人们可能会发生错觉，以为最近这位历史伪造者、曾经当过工人和协会总委员会委员的乔治·豪威耳先生，是从一般人不知道的资料中汲取了自己的智慧的。
豪威耳先生在“协会史”的开头避而不谈以下事实：1864年9月28日我出席了国际成立大会，在会上被选入临时总委员会，此后不久起草了协会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注：指国际工人协会的临时章程。——编者注］，这两个文件最初于1864年在伦敦发表，以后于1866年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
豪威耳先生知道这一切情况，然而他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宁愿让“一位名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博士”第一次出现在“1865年9月25日召开的”伦敦“代表大会”上[89]。豪威耳硬说，在那次会上，当时这位“博士”“因提出宗教观念而播下了纷争和瓦解的种子”。
首先，国际在1865年9月没有召开过任何“代表大会”。大陆上协会各主要分部的几个代表聚集在伦敦，唯一的目的是同总委员会一起商讨应于1866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议程。这次代表会议的实际工作是在秘密会议上进行的，而不是在这位精确的历史学家乔治·豪威耳先生所仅仅提到的阿德菲坊的半公开的大会上进行的。
跟总委员会的其他代表一起，我曾坚持代表会议通过我们所提出的议程，当这个议程发表时，法国历史学家昂利·马丁在给“世纪报”的一封信里[90]作了如下说明：
“决定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定于明年召开）各项议程的那种远大的见解和高度的道德观点、政治观点、经济观点，将赢得欧洲所有拥护进步、正义和自由的朋友们的一致赞同。”
顺便说一下，我荣幸地向总委员会陈述的一项议程是这样写的：
“必须在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基础上，并通过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恢复波兰的办法，来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注：法文本的记录刊印的不是：“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而是：“在民主和社会的基础上”（昂利·马丁在文章中也是这样引用的）。德文本是：“在社会—民主基础上”。英文本是：“在民主基础上”。——编者注］
昂利·马丁对这一条文是这样评述的：
“我们可以指出，‘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一语，对波兰来说，意思是很简单明了的，因为那里的社会制度也像政治制度一样需要改革，在那里，这种基础已经为1863年的无名政府的法令所奠定，并为全国各阶级所接受。总之，这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与正义和自由相一致的社会进步，对俄国的公社专制制度的推进所作的回答。巴黎人的这个秘密今后将成为欧洲各国人民的秘密。”
不幸的是，“巴黎人”如此严守自己的“秘密”，以致出席代表会议的两位巴黎代表（一位是托伦，现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参议员，另一位是弗里布尔，现在不过是个叛徒）由于对这个秘密一无所知，恰恰抨击了议程中受到法国历史学家如此热烈评述的那一项。
总委员会的议程没有一个字谈到“宗教”，然而，由于巴黎代表的坚决要求，为了万一需要起见，这道禁菜被列入了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菜单中，内容如下：
“各种宗教观念〈而不像豪威耳所歪曲的那样，是“宗教观念”〉及其对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精神运动的影响。”
巴黎代表提出的这一讨论题目交给他们自己去处理了。事实上，在1866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他们自己放弃了它，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过。
乔治·豪威耳先生的三个神话——1865年的伦敦“代表大会”，“一位名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博士”在会上“提出宗教观念”，因此在国际内部产生的疯狂的斗争，——以一个奇谈来结束。他说：
“在就废除奴隶制问题而写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的草稿中，‘上帝创造的所有人种都是同一血统的’一语被删掉了”，等等。
总委员会的确发出过一封公开信，然而不是给美国人民的，而是给他们的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他十分亲切地接受了这封信[91]。我起草的这封信根本没有作任何改动。既然这封信中从来没有“上帝创造的所有人种都是同一血统的”一语，因此也就无从“删”起。
以下事件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总委员会对“宗教观念”的态度。——米哈伊尔·巴枯宁所创建的同盟[92]的一个瑞士支部（它自称为无神论社会主义者支部），曾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然而它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总委员会曾经就‘基督教青年会’一事声明过，它不承认任何神学支部”（见“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总委员会通告”日内瓦版第13页[93]）。
当时还没有因钻研“基督教读物”（《Christian Reader》）而改变信仰的乔治·豪威耳先生，他所以同国际断绝关系，并不是受“宗教观念”的驱使，而是出于纯粹世俗的理由。在创办总委员会的“专门机关报”——“共和国”[94]时，他曾贪婪地追求编辑的“高位”。在这次“沽名钓誉的”尝试失败以后，他开始不满起来，劲头越来越小了，不久就完全听不到他的消息。因此，在国际的多事之际，他就置身于运动之外。
他一方面意识到自己对国际的历史问题一窍不通，另一方面又热中于在自己的文章中点缀一些惊人的揭露性的事件，于是他附和所谓克吕泽烈将军在芬尼亚社社员起义时出现在伦敦的说法，并宣称，这位将军在牛津街拉脱本广场的“布莱克－霍斯”住所里会见了“几个人，幸而是英国人”，以便把自己的“总起义”“计划”告诉他们。我有理由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但是假定有这样的事情，这也不过证明：克吕泽烈没有笨到如此地步，以致把自己的身分或自己的“计划”报告给总委员会，而对豪威耳所熟悉的“几个英国人”却谨慎地保守秘密。豪威耳本人不就是一个以自己的“巧妙的”干涉居然拯救了不列颠帝国和欧洲免于普遍震荡的穿硬麻布衣服的［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福斯泰夫在叙述他与一伙坏蛋短兵相接的虚构故事时，每次重复总要增加对方的人数，他津津有味地虚构，把对方描绘成一会儿是穿硬麻布衣服的人，一会儿是穿肯达耳呢上衣的人）。——编者注］好汉吗？
乔治·豪威耳还透露了一个阴暗的秘密。
1871年6月初，总委员会发表了“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95]，这篇宣言遭到了伦敦报界的同声咒骂。有一家周刊攻击“卑鄙的作者”怯懦地将自己的名字隐藏在总委员会的帷幕后面。为了答复这一点，我在“每日新闻”上声明，我就是宣言的作者[96]。在1878年7月，乔治·豪威耳先生竟以幕后人十分自负的姿态来透露这件已经过时的秘密：
“这篇宣言的作者是卡·马克思博士……在它〈sic！〉被通过时，总委员会的两位委员乔治·奥哲尔先生和鲁克拉夫特先生都反对把它发表。”
他忘了补充一句，到会的其余19位英国委员都欢迎“宣言”。
从那时以来，这篇宣言的论点被法国地主议会[97]的调查表、凡尔赛军事法庭上的证词、茹尔·法夫尔的审判案以及那些对胜利者远非敌视的人们的回忆录完全证实了。
一个具有乔治·豪威耳先生的渊博学识的英国历史学家，傲慢地无视法国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材料，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承认，比如在赫德尔和诺比林谋刺案这样的事件中，我一看到伦敦的几家大报一再重复已被它们的目睹此事的记者所驳斥的那种卑鄙的诽谤，就感到厌恶。
豪威耳先生在谈论总委员会的财务时，简直成了势利眼。
总委员会在它公布的向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的报告中嘲笑了欧洲警察的忙碌的喉舌和资本家的古怪幻想硬加在它头上的大量财富。报告中说：
“如果这些正统的基督徒活在基督教萌芽的时代，那他们首先会去看看使徒保罗在罗马的活期存款了。”[98]
厄内斯特·勒南先生（他的观点诚然不像乔治·豪威耳先生所要求的那样正统）甚至认为，那种曾经摧毁罗马帝国势力的早期基督教团体的性质在国际各支部的身上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
乔治·豪威耳先生这位著作家，是结晶学中称为“假晶”的人物。他那种笔法的外形，只是摹仿那种有着满腹的德行、有支付能力的道德、钱袋满满的英国人所固有的思维方式和文体。虽然豪威耳的有关总委员会收入的一系列“数字”是从总委员会每年向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抄来的，但是乔治·豪威耳先生毕竟没有减损自己的“摹仿”品格并卑微地回答了自然产生的一个问题，即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大陆欧洲的各国政府不是对总委员会的空预算感到安心，而是害怕“国际工人协会的强大的可怕的组织以及协会几年来的飞速发展”（见西班牙外交大臣给西班牙各驻外使节的通令）。请您合情合理地说一下，为什么罗马教皇和他的主教们诅咒国际，法国地主议会宣布它为非法，俾斯麦在奥、德两国皇帝在萨尔茨堡会见时用神圣同盟的十字军征讨威胁它[99]，白色沙皇让当时由非常卖力气的舒瓦洛夫所主管的可怕的“第三厅”去照管它，而不用最简单的办法，在它面前挥动总委员会的可悲的预算，来驱散赤色幽灵呢？
乔治·豪威耳先生体谅地认为：“贫穷不是罪恶，但它使人万分困窘。”我认为，这是至高无上的真理。他本应怀着更大的自豪感回忆自己过去同国际工人协会的亲密关系，因为国际工人协会所以博得世界声誉并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个地位，并不是由于钱袋的大小，而是由于思想的力量和奋不顾身的毅力。
然而，乔治·豪威耳先生却从岛国“庸人”的高尚观点出发，告诉“十九世纪”月刊的“有教养的读者”说：国际已经“失败”并从地球上消失了。事实上，在德国、瑞士、丹麦、葡萄牙、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美国或多或少是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都是国际性的团体，这些团体已经不是少数分散在各国以及由独立存在的总委员会联合起来的一些支部，而是在经常的、积极的、直接的交往中，由思想交流、相互帮助和共同意愿团结起来的工人群众自己组成的团体。
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法国工人阶级的整个组织无疑遭到了暂时的破坏，然而现在它又开始恢复了。从另一方面说，尽管存在着种种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障碍，斯拉夫人，特别是波兰、波希米亚和俄国的斯拉夫人参加这一国际运动，目前居然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这是在1872年连最乐观的人也预料不到的。由此可见，国际并没有过时，而只是从诞生的初期转入了更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它的初步希望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在可以写出国际历史的最后一章以前，国际一定还会在它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经历许多变化。
卡·马克思写于1878年7月初
载于1878年8月4日“世俗纪事和自由思想进步年鉴”杂志第5期（第10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世俗纪事和自由思想进步年鉴”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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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87]卡·马克思“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一文写于1878年7月初，是对叛徒豪威耳在“十九世纪”杂志发表的“国际协会史”一文的答复，因为该文对国际的历史和马克思在国际中的作用作了虚伪的断言。杂志编辑部拒绝刊登马克思的文章，因此这篇文章于1878年8月4日在“世俗纪事”（《The Secular Chronicle》）杂志第3期上发表。该杂志具有无神论—共和倾向，编辑哈·罗当时是国际会员。
这篇文章的德译文登在1901—1902年“新时代”（《Neue Zeit》）第1卷第1期第585—589页。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弗·伊·列宁的注意。马克思这篇文章的俄译文第一次发表在1933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1期上。——第163页。
[88]见“十九世纪”第4卷第19页，1878年7—12月，伦敦。
“十九世纪”（《The Nineteenth Century》）是英国自由派的月刊；从1877年至1900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从1900年起，改名为“十九世纪及以后”（《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从1951年起则用“二十世纪”（《The Twentieth Century》）名称出版。——第163页。
[89]豪威耳把1865年9月25—29日召开的伦敦代表会议称为代表大会；参加这次代表会议工作的有总委员会委员和一些支部的领导人。代表会议听取了总委员会的报告，批准了它的财务报告和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议程。由马克思领导筹备和举行的伦敦代表会议在国际的建立和健全组织的时期起了巨大的作用。——第163页。
[90]马丁的信在1865年10月14日“世纪报”上发表。
“世纪报”（《Le Siècle》）是从1836年至1939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日报；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温和共和派的报纸。——第164页。
[9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0—22页。
致美国总统阿·林肯的公开信是马克思于1864年11月22—29日之间写的。11月22日，总委员会决定致函林肯，祝贺他再度当选总统。马克思起草的公开信于1864年11月29日经总委员会一致批准，并由美国驻伦敦公使亚当斯转交给林肯总统。1865年1月28日，总委员会收到以林肯的名义寄来的回信，该信于1月31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并在1865年2月6日“泰晤士报”上刊载。正如马克思在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的那样，在林肯给他收到的各团体的贺信的回信中，只有给国际工人协会的回信“不是单纯从形式上证明他已收到了贺信”。——第165页。
[92]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同盟是米·巴枯宁在1868年创建的组织。同盟的盟员宣布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他们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参加国际以后，仍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并以巴枯宁为首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那时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特别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建立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思想。1872年9月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领导人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第165页。
[9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第17页。——第166页。
[94]“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是英国的一家周报，国际总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866年2月至1867年7月在伦敦出版。1866年6月以前，马克思参加了该报编委会；从1866年2月至4月，格·埃卡留斯任编辑。该报刊载过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文件。由于参加该报领导工作的工联领袖们的妥协政策，该报在选举改革斗争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方针，实际变成了激进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166页。
[9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1—390页。——第167页。
[96]见卡·马克思给“每日新闻”编辑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02—403页）。——第167页。
[97]地主议会是1871年法国国民议会的卑称。该议会成员多半是反动的保皇党人：农村选区的外省地主、官吏、食利者和商人。议会的630名议员中大约有430名保皇党人。
1871年底，这个国民议会着手调查巴黎公社事件，调查材料发表时名为“议会对3月18日起义的调查报告”1872年凡尔赛版第1—3卷（《Enquête parlementaire sur l’insurrection du 18 mars》．T．Ⅰ-Ⅲ，Versailles，1872）。——第167页。
[98]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19页）。——第167页。
[99]这里和上面讲的是欧洲反动势力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对第一国际采取的镇压手段。在许多国家里，国际的活动被明令禁止。在1872年3月公布的西班牙外交大臣博尼法西奥的通令中，要求各国政府联合努力对国际采取共同行动。德奥两国皇帝于1871年8月在加施坦和1871年9月在萨尔茨堡会晤时，也专门商讨过共同对付国际的问题，达两次会晤是由俾斯麦同奥匈帝国首相博伊斯特事先通信约定的。——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