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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英国的选举


1874年2月22日于伦敦


　　英国议会的选举已经结束。才能出众的格莱斯顿不能再靠66票的多数统治下去了，他突然解散了议会，在8—14天之内进行了一次选举，而结果……反对他的却多了五十多票。这个1867年选举改革后的第二届议会，秘密投票选举出来的第一届议会，使保守派获得了稳固的多数。[389]可是，把保守党分子派到议会中去的，正是那些大工业城市和工厂区，而那里占居民多数的无疑是工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这是格莱斯顿企图通过选举来实行政变的结果。选举是在议会解散后非常短促的期限内进行的，以致某些城市用来考虑的时间只不过是五天，大部分城市不到八天，爱尔兰、苏格兰和农村选区最多也不过十四天。格莱斯顿企图愚弄选民，但是英国的政变并没有成功，而企图愚弄别人的人却反而害了自己。结果，大批原来是袖手旁观和动摇不定的群众也都投票反对格莱斯顿了。
　　其次，格莱斯顿的统治方法粗暴地破坏了约翰牛的固有习惯。约翰牛的目光非常短浅，不是把自己的政府看做自己的主人和统治者，而是把它看做自己的仆人，而且是一个不必预先通知就可以随时解雇的唯一的仆人。某一个执政的政党，有时可以由于纯粹实际的原因允许它的政府在税收和财政措施方面有效地表现出一些突然的温和姿态，但是，要在重要的立法措施方面得到类似的许可却只能是例外。但是，格莱斯顿却把玩弄这些立法把戏当做家常便饭。他所采取的重大措施，大部分都使他自己的党像他的政敌一样感到突然；这些措施对于自由党是一种正式的从上面强加于他们的东西，因为自由党如果不投票赞成这些措施，他们马上就会使敌对政党掌握政权。这些措施中有许多（例如爱尔兰教会法案和爱尔兰土地法案[390]）虽然内容贫乏，但曾使得许多稳健保守的老辉格党人感到惊恐，而迫使自由党接受这些措施所用的手段却引起了整个党的反感。但是，格莱斯顿并不因此罢休。他还废除了出售军职的制度，这件事他毫无必要地向王室求救而不向议会求救[391]，这也使他自己的党丢了脸。此外他还和一帮令人厌恶的庸人混在一起，这些人的唯一才干就是善于不必要地引起别人对自己的憎恨。其中最突出的是内政大臣普鲁斯和伦敦市政府实际上的头子艾尔顿。普鲁斯以对待工人议员粗暴和态度傲慢出名；而艾尔顿完全是按普鲁士的方式管理伦敦，——例如他企图禁止人民在公园集会——，然而，因为这套方式在这里行不通（爱尔兰人确实不顾禁令，当着艾尔顿先生的面在海德公园里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注：见本卷第210—212页。——编者注］），所以这就使政府遭到一系列的小失败，并且威望日益降低。
　　最后，秘密投票使得许多先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人能够无顾虑地投票反对他们的剥削者，反对他们正当地认为是代表工业巨头的政党——自由党。甚至在那些大多数大工业巨头为了赶时髦而转到保守党营垒去的地方，情形也是如此。如果自由党不是代表大工业的利益来与大地产和上层金融界抗衡，那末它在英国就什么也不代表。
　　上届议会的一般智力水平在中庸以下。其主要成员一方面是乡绅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子弟，另一方面是银行家、铁路公司经理、啤酒商人、工厂主和其他暴发户；其中也有一些政治活动家、律师和教授。这些“智力的代表者”很大一部分在这次选举中都落选了，因而这一届议会与上一届议会相比，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专门代表大土地所有者和有钱人的议会。然而它比上一届议会多了两个新的因素：即议会里有了两个工人［注：亚·麦克唐纳和托·伯特。——编者注］和将近五十个爱尔兰地方自治主义者。
　　至于说到工人，首先必须确认，自从五十年代宪章派政党崩溃以来，英国再也没有工人自己的政党。这种情况在这个国家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里的工人阶级从大工业的巨大高涨中得到的利益，比任何地方的工人阶级所得的要多，在英国称霸世界市场的情况下也不能不是这样；加之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除了已做的其他让步外，还打算逐项满足宪章派纲领（即人民宪章）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人民宪章六点中，秘密投票和取消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两点已经成为法律；第三点即普选权也差不多实现了；完全没有实现的是后面三点：每年改选一次，发给议员薪金和最重要的一点——划分居民人数相等的选区。
　　工人由于是通过自己的各种分散独立的组织参加一般的政治活动的，所以近来他们几乎是专门作为“伟大的自由党”的极左翼在活动，既然他们扮演的是这种角色，伟大的自由党自然要在每次选举中愚弄他们。但是选举改革法案[392]一通过，工人的政治地位就马上改变了。在一切大城市里，他们现在都成了选民的多数，而在英国，无论是政府或议员候选人都喜欢向选民讨好。从此，工联和工人政治团体的主席和书记们，还有其他被认为在工人中有影响的著名工人演说家们，转瞬之间都成了重要人物。于是，议会议员、贵族和其他出名的恶棍就开始来拜访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愿望和需求表示意外的关切，并同“工人领袖们”讨论他们过去曾高傲地嘲笑过，认为提法本身就是可耻的那些问题；这些人甚至还出钱和组织募捐来救济工人。因此，“工人领袖们”很自然地就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自己应该进入议会；他们的贵族朋友对这一点一般表示同情，但是自然，这只是为了在每一个别场合下尽可能地阻碍工人的选举。这样，事情也就停止不前了。
　　当然，谁也不会因为“工人领袖们”想进入议会而责备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最简捷的途径，就是马上着手组织一个具有明确纲领的新的强大的工人政党。对他们来说，人民宪章就是他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的政治纲领。但是，“宪章派”——因为宪章派是明显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名称本身很惹资产阶级厌恶，于是“工人领袖们”便不是去继承宪章派的光荣传统，而宁愿和他们的贵族朋友们进行谈判，并且显出一副“绅士气派”，而这在英国就意味着按照资产阶级方式行事。旧的选举法曾在某种程度上迫使工人追随激进的资产阶级，如果当改革法案已经使工人至少可以选出60个议会议员候选人时，再强迫他们扮演这种角色就是不可饶恕的了。
　　这是一个转折点。“工人领袖们”为了进入议会，首先要求助于资产阶级的选票和金钱，其次才求助于工人自己的选票。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是工人的候选人，而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候选人了。他们不是依靠那个应该重新建立的工人政党，而是依靠资产阶级的“伟大的自由党”。他们组织了在选举中互相保护的协会——工人代表同盟[393]，这个同盟的少得可怜的经费主要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得的。但是还不限于此。激进资产者十分机灵，他们了解到工人被选入议会是越来越不可避免了；因此，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把可能当选的工人候选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而尽可能地推迟他们真正当选的时刻。他们让伦敦的一位百万富翁赛米尔·摩里先生来办这件事，他不惜花费几千英镑，以便一方面在这个伪工人总参谋部中扮演总司令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借此取得工人之友的名声，使别人因为他欺骗了这些工人而感激他。大约一年以前，当解散议会的可能日益增加的时候，摩里曾在伦敦的一家小酒店里召集他的忠实奴仆们开会。他的忠实奴仆如波特尔之流、豪威耳之流、奥哲尔之流、黑尔斯之流、莫特斯赫德之流、克里默之流、埃卡留斯之流和其他等人都出席了这个会，这帮人中没有一个不在上一次议会选举中拿资产阶级的薪俸，替“伟大的自由党”宣传，或者至少为此出力效劳。在摩里的主持下，这一帮人拟订了一个连任何资产者都会在下面签名的“工人纲领”，这个纲领被当做了强大运动的基础，它应该使工人更紧密地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政策，并且像这些先生们所梦想的那样，应该把这个纲领的“缔造者们”选进议会。在这些缔造者们贪婪的幻想中，还闪现着摩里的许多五英镑的钞票，这些钞票在宣传过程中必定会落到他们的口袋里去。但是，这个运动还没有正式开始，就惨遭失败。摩里锁上了他的保险柜，缔造者们也就重新退出了舞台。
　　四个星期以前，格莱斯顿突然解散了议会。常任的“工人领袖们”松了一口气：或者他们当选，或者他们又将成为报酬优厚的“伟大的自由党”的巡回宣传员了。但是，事与愿违：选举的日期是如此之近，以致他们在这两方面都受了欺骗。不错，他们当中有些人是以候选人的身分进行活动的，但是，由于在英国每个候选人要获得被选举权就得缴纳200英镑（合1240塔勒）的选举费，而几乎没有一个地方的工人曾经为这个目的组织起来，因而他们之中只有那些从资产阶级那里拿到这笔钱的人才能被提为真正的候选人，也就是说，这些人进行活动是得到资产阶级上级的同意的。而资产阶级使所有的工人候选人在选举中遭受惨败，就算尽了他们的责任。
　　只有两个工人被选入议会，两个都是煤矿工人。这个工业部门被很好地组织在三个工联之中，它们拥有相当多的经费，在某些选区里可以希望得到选民中的绝对的多数，而且自选举改革以来，它们就有计划地争取自己的代表直接参加议会。这三个工联的书记在这次选举中都被提为候选人；一个是哈利戴，他在威尔士没有得到什么成功；另外两个是斯泰福的麦克唐纳和莫尔珀思的伯特，他们当选为议员。伯特在他那个选区以外名声不大；麦克唐纳在上次讨论矿业法[394]时是煤矿工人的代表，他出卖了他的委托者，赞同在这个法案上再加上一节，这一节是如此明显地有利于资本家，以致连政府都不敢把它列入自己的法案。
　　但是不管怎样，冰层总是被击破了，在欧洲最时髦的辩论俱乐部中，在自命为欧洲第一流绅士的人们当中，出现了两个工人。
　　和他们坐在一起的至少还有50个爱尔兰地方自治主义者。1867年芬尼亚起义失败，芬尼亚社（爱尔兰共和派）的军事领导人一个个地不是被捕入狱，就是逃往美洲，从那时起，剩下的芬尼亚社密谋参加者很快就失去了任何作用。暴力起义在许多年内是不可能的了，至少是英国在国外重新陷入严重的窘境以前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只剩下一条开展合法运动的道路，这个运动已经在地方自治即“自己来治理自己的地方”的旗帜下开始了。当时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伦敦英国议会把一切纯粹有关爱尔兰问题的立法权转交给都柏林的专门的爱尔兰议会；至于纯粹爱尔兰问题应该如何理解，则始终狡黠地不加说明。这个起初为英国报刊所嘲笑的运动具有很大的力量，以致爱尔兰各个不同色彩的党派的议员：保守党和自由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运动领袖巴特本人就是新教徒）都被迫参加了这个运动，甚至一个代表高尔威的道地英国人也参加了。在1848年事件后的普遍反动势力的打击下，奥康奈尔所领导的取消英爱合并的运动[395]差不多是和宪章运动同时停止的（奥康奈尔本人死于1847年）；自奥康奈尔开始活动以来，议会中又一次重新出现了一个团结的爱尔兰政党，这个政党出现时的环境使它难以再像奥康奈尔那样不断地和自由党妥协，也使它难以恢复奥康奈尔死后个别成员把自己零售给自由党政府的那种时髦风气。
　　可见，现在有两种推动英国政治发展的力量加入了议会：一种是工人，另一种是以一个团结的民族政党出现的爱尔兰人。虽然这两种力量不一定会在这个议会中起重大的作用（工人是一定不会的），但1874年的选举仍然无疑是在英国的政治发展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


弗·恩格斯写于1874年2月22日
载于1874年3月4日“人民国家报”第2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注释：

[389] 9]格莱斯顿由于指望在下院建立自由党的稳固的多数，便在1874年2月17日宣布他的内阁辞职，并解散了议会。下院重新选举的结果是350名保守党人，244名自由党人和58名爱尔兰议员当选。2月21日组成了以迪斯累里为首的保守党政府。
　　秘密投票法（Ballot　Act）是1872年7月18日由议会通过的。——第541页。

[390] 0]爱尔兰土地法案（Land　Bill）是格莱斯顿借口帮助爱尔兰租佃者以英国政府的名义提出的，并在1870年8月被通过。附有各种保留和限制的土地法实质上是保全英国大地主在爱尔兰的大地产的基础不受侵犯；法案为他们保留了提高地租和把租佃者逐出土地的可能性，而只是规定对租佃者进行的土壤改良工作给予一定的补偿并规定了这方面的法律程序。大地主们尽力抵制这一法案的实施，并用各种借口进行破坏。法案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爱尔兰大农场经济的积聚和爱尔兰小租佃者的破产。
　　爱尔兰教会法案（Irish　Church　Bill）也是格莱斯顿提出并在1869年7月通过的。根据这个法律，英国教会在爱尔兰与国家分离，并同天主教教会和长老会教会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但它仍然是剥削爱尔兰农民的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第542页。

[391] 1]指1871年通过的军队改组法，该法案的条款之一是禁止出售军官官衔证书。这一条在议会内引起了哄闹，事后格莱斯顿靠了国王的敕令才废除了出售军官官衔证书的制度。——第542页。

[392] 2]指的是1867年在英国进行的第二次选举改革，这次改革使工人阶级中有一部分人得到选举权。——第544页。

[393] 3]工人代表同盟（Labour　Representation　League）创立于1869年。工联领袖们也加入了同盟，他们力图保证把“工人”选入下院，竟不惜和自由党勾结在一起。同盟的活动在1880年以后就停止了。——第545页。

[394] 4]指1872年的“矿业管理法”（《The　Mines　Regulation　Act》）。——第546页。

[395] 5]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在取消英爱合并的口号下出现的合并取消派的运动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英爱合并是英国政府镇压1798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后强迫爱尔兰接受的。它剥夺了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治权，也使得英国殖民统治更加巩固。四十年代初建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领导协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奥康奈尔及其他人）却只是把为取消合并而进行的鼓动看做是爱尔兰资产阶级从英国政府取得让步的一种手段。四十年代末，由于1848年爱尔兰革命起义的失败和随着反动派在英国和爱尔兰得势，合并取消派协会瓦解了。——第547页。